话语、符号性行动和情感

        关于最近兴起的强调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的一系列研究，我认为，在当前理性选择理论大行其道的情况下，这是十分有益的。但从根本上说，以情感为基础和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理论最后都会碰到同样的问题，即，对任何一个具体的行动来说，我们根本无法搞清支配这一行动的到底是理性选择还是情感，因为它们往往同时并存且难以分离。在这种情况下，更有意义的是回答，为什么有些社会运动较为理性，而另一些社会运动则受情感左右？这也需要我们回到社会结构层面去看问题。
        对于上述分析，我想通过一个例子予以说明。一个公认的事实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学潮的发展往往为传统文化和大众情绪所支配。因此，一些学者以此作为文化和情感在运动中的重要性的佐证（Pye1990： Esherick and Wasserstrom 1990）然而，如果文化的作用真的如此具有决定性，那么，由于中国在20世纪经历了一个深刻的现代化过程，传统文化对80年代学生运动中的话语和行为的影响理应比“五四”和“一二 ・九”时要少（Zhao 2000，2001：ch.9）。但比较的结果显示，中国80年代学生运动中学生所使用的话语和所采取的符号性行为都比那两个早期运动更为传统。显然，简单的文化解释在这儿是不成立的。对此，我的解释是，与以前的学生运动相比，现代学生运动面对的是一个更为统一和强大的国家机器。为了降低失败的可能性，学生不得不求诸中国文化所认可的集体行动方式。此其其二，与早期学生运动相比，20世纪80年代学生运动中的组织介入程度很低，因此往往被参与者的情绪左右。其三，根据社会心理学原理，社会互动双方都对对方有一个预期，当一方行为违反这一预期时，另一方会变得情绪化甚至愤慨（ Garfinkel 1967， Turner and Surace1956）。与此相应，我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一个运动的旁观者对国家合法性的理解决定了他们对运动积极分子的各种行动以及政府在运动中表现的看法。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绝大部分市民对国家合法性的认同，已经从原来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转变为政府在经济和道德上的表现。而对政府行德政的要求与中国的传统观念是一脉相承的。民众对国家合法性的这种理解使之更容易为那些充满道义感的言辞和行为所打动。而且如果国家在面对这些行动时反应不当民众就会变得悲愤不已，这进一步强化了80年代学生运动的传统主义色彩。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运动中学生行为的传统性不是简单地由中国文化决定的，而是由中国80年代的国家社会关系决定的。由此可见、我们关于文化和情绪在运动中的作用的研究，重点应该放在解释到底是什么结构因素使一些而不是另一些文化成分在运动中得以发扬光大，又是什么结构性因素使一个运动最后为情绪或理性所驱动。简单地强调文化和情绪在运动中的重要性只会导致“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式的争论。这种治学方法为“过时”的理论改头换面后卷土重来创造了机会，但对整个学科的发展益处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