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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郭建龙
162个笔记
◆ 前言 一部新视角下的中国财政史诗
>> 但所有的改革始终没有办法触及中国经济的三大底线，这就是：国有企业不放弃、公有土地制度不触及，以及政府控制发钞权为代表的金融体系。
>> 古今中外，对于一个集权制政府来说，只有两件事是它最关心的：第一，如何建立一套复杂的官僚制度，控制住社会；第二，如何从民间经济中抽取足够的财政收入，来养活这个官僚体系。不管是国有企业、公有土地制度，还是垄断货币发行，都是政府筹措财政的一种手段。当正规的税收不足以养活庞大的官僚机构时，政府就会想办法开辟这些新方法来获得收入。所以，所谓的三大基础，实际上是三大敛财手段。
◆ 中国历史的财政逻辑
>> 中央政府控制官僚最重要的手段是财政，除了中央之外，其余机构无权收税，也不能给官员发放工资。这样，官员就成了中央政府豢养的统治工具，而中央政府则通过官僚网络牢牢控制了民间。
>> 但是，中央集权制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随着政权的延续，官僚机构作为整个帝国的维稳系统会变得越来越庞大，让古代的农业社会逐渐养不起。在王朝建立初期与和平时代，官僚机构的规模还比较小，这时，可以通过正规的农业税来养活。可一旦进入战争状态，或者到了王朝后期，官僚体系膨胀过于快速，仅仅靠正规的税收就无济于事了。这时，就会进入一个快速的财政扩张期，皇帝发展出正规税收之外的各种手段，从民间攫取财富。最早进入皇帝视野的是国有企业。
>> 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汉武帝决定依靠政府对于自然资源的垄断，建立一系列的国有企业。当时盐和铁是最主要的自然资源，围绕着盐铁也形成了最先进的工业部门，可谓汉代的IT行业。汉武帝围绕着盐铁资源，垄断了经营权，建立了一系列的国有企业。民间为了购买盐和铁，必须向政府支付更高的价格。垄断前后形成的价格差，就成了汉武帝的战争经费。
>> 汉代还第一次将货币发行权垄断到中央政府手中，从而可以利用货币贬值（铸币时代主要是靠往铜中掺入其他贱金属来实现），从民间抽取财富。
>> 唐代则为中国现代经济提供了另一个蓝本：土地公有制。唐代的土地公有制源头来自北魏，并经过北周和隋，最终传给了唐。它规定：当一个人出生，就由政府分给他一块耕地；作为交换，一旦他成年，就必须向政府缴纳土地税；当他死亡时，政府把耕地收回，以便发给其他的新生人口。这种制度下，政府是全国最大地主，农民只是终生的租客，税收就是租金。
>> 另外，与现代中国类似，唐代也是一个政府参与经营的时代。皇帝允许每一级政府、每一个衙门拥有经营性土地和资金，这些衙门都可以参与市场经营活动，挣钱来筹措一部分财政资金，维持自身的运转。可以说，唐代的政府也是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 正是由于糟糕的财政，唐玄宗在盛世时期也不得不委曲求全，建立了节度使这个职务。在此之前，中央政府总是把一个地方的军权、财权和行政权分在不同的官员手中。但随着中央财政的崩坏，皇帝往往拿不出钱来养活边关的军队，于是，他把边关地区的军权、财权、行政权合并起来授予同一个人，让他自己想办法收税，再用这些税收养活军队打仗。节度使的设置，破坏了正常的官僚制度，无法产生有效的制衡，使得节度使反而大权在握，有力量反抗中央，并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
>> 在汉唐的财政经验之外，宋代则为中国提供了最后一个强有力的工具——纸币。从宋代开始，中国的每一个朝代（除了清代）都会产生剧烈的纸币通膨，中央政府突然发现，纸币是一种更容易攫取财富的工具，并且迅速滥用。即便到了现代，世界各国也都发现纸币是一个快速的筹款工具，并倾向于过度使用，最近世界性的流动性泛滥就是这样的结果。
>> 从上面的回顾也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土地公有制、金融垄断，这三大制度在中国古代都有了非常深入的实验。
◆ 集权财政的三大周期
>> 本书对秦汉之后两千年的集权时代进行梳理，认为根据制度和财政的传承性，可以将其分为三个大的周期：在一个周期内可以包括若干个朝代，第一个朝代往往是从混乱中建立新的官僚和财政制度，形成基础；在后来的朝代中，即便出现了改朝换代，却往往没有彻底推翻前朝的制度基础，在官制、财政上有很强的继承性，可以视为周期的继续；直到周期的最后一个朝代，巨大的崩溃引起社会基础的全面改变，才会被新的周期所取代。
>> 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一个周期始于秦汉，结束于南朝。这个周期的制度基础是：官僚制度上以中央集权制为主，却仍然残存着一定的诸侯制；经济上实行土地私有制，财政税收最初以土地税为主，并逐渐开辟出国有企业、金融垄断，甚至卖官鬻爵等新财源供皇帝挥霍。
>> 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二周期从北魏开始，结束于南宋。这个周期的制度特征是较为完善的中央集权制和科举制，经济上采用土地公有制，税收上实行较为复杂的租庸调制，并辅以政府机关自我经营的财政收入体制。
>> 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三周期从辽金出现萌芽，在元代继续发展，到了明清两代，则形成了稳定的模式。这个周期的特征是：土地制度重回私有制，官僚制度上建立起了具有无限控制力的集权模式，并依靠封锁人们的求知欲，形成了巨大的稳定性。这个周期在财政上是保守的，以土地税为主，并逐渐放弃了不稳定的纸币体系，回归更加原始的货币制度，但这套财政制度又足够简捷，足以维持很长时间。
◆ 引子 汉武帝：两千年帝国财政的教科书
>> 汉武帝是中国集权财政模式的开创者，他的制度在多方面影响了中国未来两千年的历史。
>> 汉武帝的做法使得政府的角色从收税变成了参与经济的实际运营，也由此带来了官僚制度的变化，破坏了原来的小政府模式。汉代建立的中央集权模式，带来了一个无解的困境：中央政府要维稳，就必须多收税；要多收税，就必须建立国有企业和金融垄断，而这势必影响到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停滞后，又反过来影响政府维稳，从而造成王朝的垮台。
◆ 解决财政危机，求助盐铁官营
>> 虽然中国的政治传统一直排斥商人，但汉代的几个聚敛之臣都是大商人出身。
汉武帝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挤压商人阶层，令民间的商业受损。也正是在这时，几位在商业中发过大财的商人摸准了风向，弃商从政，适时地进入官僚系统，成为皇帝的左膀右臂，利用他们熟练的商业技巧，帮助皇帝敛财。
在任何一个政治侵蚀民间经济的时代，总会有一批原本成长于民间的商人把准了脉，跳出来要求被政府收编，希望用财产换取政府的保护，并在保护伞下谋取更大的发展。
汉代著名的几个聚敛之臣是：主管制盐的大农丞东郭咸阳、主管冶铁的大农丞孔仅，以及掌管帝国财政的侍中桑弘羊（商人子弟出身）。其中，桑弘羊主持政策的时间最长，知名度也远高于前两位，被认为是古今第一能臣。
>> 这些能臣又做了些什么来帮助皇帝获得军费呢？
他们和现代非洲的军事独裁者们所做的一样：通过建立国有企业，垄断自然资源，进而垄断最能影响国计民生的工业部门来获得收入。
>> 在汉代，人们把自然资源的营利统称为山海收入。
在封建制时代的周代，天下所有的土地都被看成是天子的。但到了战国时期，封建制和井田制逐渐解体，所有开垦的土地渐渐归私人所有。除了耕地之外，国土资源中还包括山泽和海岸等非农地资源。在周代，非农地资源也曾经是天子的财产。随着土地私有化的发展，农地归了个人，可是山海资源理论上的所有权仍然在统治者手中。
>> 汉代的财政分为国家财政和皇室财政两部分。国家财政由大司农掌握，主要收入来源是全国的土地税，用于国家治理方面的花费，如军费、官员俸禄等。而皇室财政主要由少府掌握，主要来源就是山泽税，用于皇家的生活开支。由于山海在理论上是皇家的，所以山泽税收入归皇室所有。
>> 这时，东郭咸阳和孔仅扮演了财政专家的角色。他们都是盐铁商人出身，成了官吏后，更加知道商业的法门在哪里，如何替皇帝赚快钱。经过研究，他们提议将盐铁工业，也就是汉代最先进的两个工业部门，立即全部收归国有，不准私人经营。
>> 为了这次国有化，他们铺垫了一系列的理论。他们并不承认这么做是为皇帝打仗筹集资金，而是以民生的名义来进行改革。他们认为，盐铁工业在以前是私营的，许多大商人因此而暴富，这些富人有了钱，也就更有能力奴役普通民众了。为了公平起见，必须将盐铁收归国有，再由政府来保护普通人民的利益。
>> 关于盐铁工业官营化的弊端，可以从一些史料里获得证实，其中之一是汉代桓宽的《盐铁论》。这部书提到，由于铁器只能由公家铸造，老百姓如果要用铁，必须向专营的经销商购买，经销商从政府控制的制造企业批发。但制造企业并不关心民间的需求，只是为了满足政府的指令，生产的铁器往往是劣质的，也不会根据市场作出调整。结果，老百姓要么买不到合用的工具，要么只能买到劣质的工具，而且价格还很贵。
盐业垄断的弊端，在西汉没有具体的数字可供参考，但我们可以从后世的效仿中找到一些痕迹。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发生在唐代。由于唐代前期没有实行食盐专卖，到了后期才建立了专卖制度，所以，比较两个时期的盐价，就可以知道政府从中获利多少。
◆ 干预经济，必用酷吏
>> 当盐铁官营制度建立之后，汉代财政制度为之一变，从以土地税为主，变成了土地税、盐铁收入并重，政府从民间经济抽血养战的体系已经建立，但这还不能完全满足汉武帝对于财政的需求。
于是，他将目光再次投向了商业税重组的问题。
在马邑之战后不久（约公元前129年），汉武帝已经引入了商业税。这种税的征收方式是：由于商人在运输过程中需要使用载货车辆，政府就设立关卡对车辆征税，叫作算轺车。
>> 其次，为了配合商业税的强制征收，汉武帝颁布了《告缗令》，这是一项鼓励互相揭发别人财产的法令。民间社会很快就掀起了一股告密热潮。许多人热衷于打探邻居的财产，告发他们，获得分成。在这股吃大户的风气下，全国中等资产以上的家庭大部分都被告发过。
>> 《告缗令》由一个叫杨可的人推行，而主持审判工作的则是著名的酷吏杜周。
>> 在杜周的主持下，没收的民间财物以亿计算，奴婢以千、万计算，没收的田地大县有几百顷，小县也有上百顷，中等商人大都破产，政府收入大大增加。
>> 所谓均输，是一种让政府插手商品运输和销售的做法。汉代的土地税主要以粮食的形式上缴，但把粮食从地方运到京城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均输政策规定，地方政府可以灵活处理这些粮食，在当地卖掉，换成钱，或者购买当地的土特产品，把土特产品运输到外地高价出售。粮食价格低又笨重，换成土特产品价高量轻，而且土特产品往往在产地很便宜，在外地很贵。这样，政府就可以在减少运输成本的同时，吃买卖的差价。
>> 所谓平准，是指在地方上兴建平准仓，当本地丰收时，政府就收购粮食放入平准仓库；到了本地出现灾害缺粮时，政府再把仓里的粮食拿出来接济社会。但接济不是免费的，而是采取一个低于市价、高于收购价的中间价，这个价格既可以保证政府盈利，又保证民间获得较为平价的粮食。这就像水库对水位的调节一样，丰水期蓄水，枯水期放水。
>> 再次，政府一旦逐利，会变得比私人更加凶狠。敛财的官员们很快学会如何坐庄哄抬价格，不仅起不到平抑的作用，反而成了粮食市场上最大的玩家，把其他的商人都挤兑出局。加上还有一些关系户和官员相勾结，依靠政府资源大发横财，平准仓成了少数人的工具。
◆ 消失的小政府
>> 在武帝统治初期，汉代几乎是小政府的典范：土地实行私有制，人们只需缴纳很轻的土地税。政府开支不大，人头税时常减免。其他自然资源也由私人开采，皇室抽取一定的税。整个官僚阶层规模不大，养官成本很低。同时，官员的职责主要在于收税和维持地方治安，不参与具体的经济运行。
>> 到了武帝统治末期，中央政府机构已经变得臃肿不堪了：首先，政府的官员构成发生了变化，掌权的人里塞进了大量“有商业头脑”的“能臣”，这些能臣将中央政府变成了一家混业经营的庞大公司，这家公司既负责生产盐铁等当时最急需和最先进的工业产品，还控制了很大一块的流通行业，特别是长途运输业。同时，这家公司还介入了最有利可图的粮食和土特产买卖。
>> 西汉初年建立的三公九卿官僚制度中，三公之首（也是百官之首）是丞相。皇帝负责定调子和把握方向，丞相则负责整个国家的吏治和日常行政工作。
然而，在武帝进行了一系列的复杂改革之后，由于政府承担了太多的职责，从开办国有企业到征收商业税，再加上官吏队伍变得庞大、难以管理，皇帝感觉丞相已经无法领会他的意图，做这么多的事情了。因此，皇帝从幕后跳到了前台，建立了一个类似于委员会的机构，这个委员会依托于少府下面的一个小机构：尚书台。
◆ 统一的代价？
>> 许多人认为：政府垄断确实拖累了民间经济，但这是中国建立大一统社会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根本没有办法避免。
当汉高祖在如此庞大的疆域内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时，这个国家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为了维持它的统一，帝国必须拿出相当一部分资源来发展军备，防范外部的敌人，又要加强政府官僚体系的控制力，来镇压内部的反抗；而军备资源和养官成本最终肯定会超出政府的财政负担能力，逼迫政府想尽一切办法去敛财。汉武帝采取的办法，是统治者能够想到的最有效的办法。这就是为什么古代中国历代统治者一方面宣称要放权于民，一方面却舍不得放弃垄断的“蛋糕”的原因。
◆ 第一章 秦代：中央帝国的诞生
>> 秦代灭亡的原因跟“仁义”毫无关系，而是亡于战争财政所带来的巨大社会成本。
秦为了统一六国，围绕着战争建设了一套高效的财政机器，从民间经济抽血养战。但六国灭亡后，制度惯性让秦政府无法重构财政，导致财政机器沿着惯性继续抽血，民间经济无法重建，最终崩塌。
◆ 楚汉相争：一道岔路口的选择题
>> 与后世认定秦代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起点不同，秦亡的几年内，人们反思的却是秦的建立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狂妄尝试，它的失败是注定的。
不仅在中国要注定失败，哪怕放眼全世界，秦代以前都很难找到一个如此庞大的中央集权制帝国。
>> 秦代之前的西方世界，只有两次建立庞大帝国的尝试。第一次是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Empire，公元前550年—公元前330年），也称波斯第一帝国。这也是人类第一次尝试建立横跨亚非欧三洲的统一政权。第二次尝试则是马其顿人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前356年—公元前323年）建立的帝国。
>> 那么，为什么几大帝国在创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时失败了呢？
答案是：要建立统一的国家，需要经历两个步骤。第一步，用军队进行武力征服；第二步，用文官进行政治征服，建立统一的制度。不管是波斯帝国还是亚历山大帝国，都完成了军事征服，却无法完成政治征服。
在军事征服的过程中，获胜者往往是那些能够调动一切财政资源为战争服务的一方；而在政治征服时，却又要调动主要资源服务于政治和民生，建立制度，发展经济，使人们在新的框架下安居乐业，不再想着回到过去的制度。
但是，如何将军事征服转向政治征服，人们很难把握。当军事征服刚结束，由于惯性，大量的军队仍然存在于四方，他们的利益不容忽视，如果迅速把财政权从他们手中移开，会造成军队的不稳定；如果继续让军队掌握过多的资源，又无法建立起后续的政治结构，最终会产生资源分配上的严重不平衡。于是，依靠军事打下来的帝国，又在军人的纷争或者财政危机中分崩离析。
在秦代，这个问题同样是它迅速崩溃的主要原因。
>> 从春秋进入战国，大量的诸侯国消失，只剩下几个强大的国家。战争也早已从纯粹的武力炫耀变成了财政的比拼。
哪个国家能够建立起更高效的财政系统用于战争，它就可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于是，各国进入了一个竞相变法的时期。所谓变法，本质是改变经济资源的配置，提高国家财政效率的做法。
>> 早期的变法起自鲁国的初税亩。所谓初税亩，就是丈量土地，摸清楚全国土地数量，再根据土地面积征税。
在实行初税亩之前，中国实行的是一种封君所有制，或者说土地封建制。
名义上，天下的土地都是周王的。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周王的权力却极其有限。当他把鲁国的土地分封给鲁国的国君时，就不再掌握鲁国的土地收益了。每年鲁国国君只需向周王象征性地进贡，就获得了鲁国的统治权和财政权。
>> 在每个国家的贵族斗争中，也出现了分化，大量的低级小封君消失了。每个国家内部要么国君变得强大，将下级封君都压制住了；要么国君衰落，而次一级的几个大封君掌握政治优势。
>> 另外，随着战国时期人口增多，许多新增人口分不到成熟的土地，但还有大量的荒地没有利用，新增人口都跑去开荒。这些开荒的土地由于没有登记，没有具体的归属，所以不需要向任何封君缴纳粮食。时间长了，各级封君发现无主的土地已经吸引了太多的人，而封君们自己的土地产出却越来越少，影响了税收，而税收的减少又影响了他们的军事实力。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势必实行一次土地改革，对土地进行重新统计，重新分派税收，增加财政收入。为了让耕种者配合土地改革，封君们也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原来土地在名义上都是属于各级封君的，耕种者只有使用权，而改革要实现土地私有化，承认耕种者就是土地的主人。
>> 耕种者为了获得土地，付出的代价就是按亩缴税，土地越多，缴税越多。
通过利益交换，封君和耕种者实现双赢。耕种者获得了土地，而封君增加了税收。
>> 季文子的改革引起了列国普遍的关注。其他国家的统治者发现，鲁国的改革可以让财政收入骤然增加，使政府有能力组织更强大的军队。于是，这项改革迅速被各国效仿，向整个华夏铺开。
特别是那些已经解决了下级封君干政问题的国家，一旦进行初税亩改革，国君手中的财政力量会大大增强，有可能组织更强大的军队，形成更大规模的政权，土地改革使中国进入了一个高速兼并的时代。
>> 秦国由于发展较晚，国内的利益关系简单，更容易建立起一套中央集权的财政制度，将每一份资源都用到战争上。
>> 虽然两国君主很快就去掉了帝号，但这也反映出当时齐国是足以与秦国抗衡的大国。另外，齐国的商业远比秦国发达得多。自齐国的开国国君姜太公起，齐国就确立了以手工业和商业立国的方针，长期在经济上处于领先地位。齐国和秦国的争霸，也大有商业文明对垒农业文明的势头。那么，为什么齐国最终却在与秦国的竞争中失败了？
主要原因就在于齐国国内复杂的利益团体阻碍了齐王掌控更多的资源。其实，齐国发展商业也带着很大的无奈，因为国内耕地面积本来就狭小，而土地贵族又过于发达，国君很难通过土地获得足够的税收，只能通过发展商业来获得财政收入。
相比而言，秦国建立时，它的国土面积并不大，却很单纯。后来秦国的历代国君向西逐渐扩大土地，建立起庞大的国家。这些新征服的土地上还没有形成利益集团，也没有分封，都归国君直接管辖。
>> 通过两场内容迥异的改革（变法）也可以看出秦与六国的区别。
在战国初期，魏国的魏文侯曾经任用李悝在魏国进行变法。李悝去世的那年（公元前396年），另一个变法家恰好诞生，他就是商鞅。
这两个人都是法家和重农主义的代表人物，分别主导了魏国和秦国的变法。然而，由于政治环境的不同，两人变法的内容和效果有着巨大的差距。
李悝所在的魏国利益关系复杂，他无法打破利益集团的阻挠，只能采取温和的方法进行变革。进行调查之后，他提出了几个观察结果：
第一，方圆百里的土地大约有九百万亩，不能耕种的土地加上人们的宅基地共占了三分之一，剩下六百万亩土地就是可以耕种的。如果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每亩能增加三斗粮食；如果农民没有积极性，就要减产三斗。一进一出，方圆百里就有一百八十万石粮食的差异。他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挤出这一百八十万石粮食。
第二，粮食太贵，人们就会吃不起；粮食太贱，就要伤害农民的积极性。唯有价格适中才是最好的。而经过李悝一系列复杂的计算，按照现有的价格体系，魏国一户农民生产一年的粮食，还不够这户农民一年的开销。这说明，提高农民积极性，稳定价格是最要紧的。于是李悝就为改革找到了突破点：稳定价格，提高农民积极性。
>> 他采取的措施是“尽地力”和“善平籴”，前者是鼓励农民在土地上增产，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后者是利用类似平准的制度平衡粮食的价格。政府在丰年时多收购一些粮食储备起来，让丰年的粮食不要太便宜，以免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到了荒年，就减免一部分税收，并低价把粮食卖给农民，用这种办法平抑价格。
>> 商鞅变法则采取了最为激进的做法。由于秦国的政治更为简单，国君的支配力更强，集权程度更高，商鞅在政治制度上进行了最根本的变革，将秦国打造成一台完美的战争机器，将每一个人都纳入到国家体系之中，让每一个人都为战争出力。
商鞅的变法措施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在地方上推行中央集权制度。各县由中央直接管辖，官员由中央统一指派。并在民间建立什保制度，五户为一保，互相监督，加强政府对社会的管控能力。郡县制度彻底破坏了商周以来的封建制度，在地方一级上完成了集权化。秦国所建立的这套制度也成了未来两千多年中央集权制度的蓝本，虽然地方管理的层级越变越多，但管理的思路再也没有变化过。
第二，控制粮食流通渠道，限制人口自由流动。虽然土地属于农民，但农民不得擅自离开土地。这样，每一个农民就都被“标准化”了，他们活着的意义就是生产粮食。政府通过控制流通渠道将农民生产的粮食输送到秦国的战争机器中。
第三，实行军爵制，将整个社会生活同军事挂钩。一个人只有在军事上有所贡献，才能得到爵位。爵级共二十个级别，一个人先受封低级爵位，下一次再立功受封，依次累积，直到最高级。就像现代的公务员用一辈子从科员熬到正部级一样，秦国人也用漫长的一生去盼望着军爵，从低级走向高级，爵位越高，他的社会地位也越高。整个社会组织高度军事化，是秦国战争机器如此完美的原因之一。
汉代的董仲舒曾经评价秦国商鞅变法之后的情况，认为变法前后，百姓的徭役负担比之前增加了三十倍，而官府的赋税收入增加了二十倍。虽然这其中有夸大的成分，但从侧面显示出秦国财政机器在压榨民间资本上做得多么完美。
第四，秦国由于发展晚，因而土地充足；而山东六国人口众多，土地不够。于是，商鞅就鼓励六国向秦国移民。一旦这些人移居到秦国，就分给他们土地，并免除三代人的兵役，让他们专心种田。这些人就转化成了秦国的生产机器，而打仗参军则由原来的秦人承担。新秦人获得了安全，老秦人通过打仗立功获得了爵位，各得其所。
如果说，在古希腊有斯巴达式的军国主义城邦，那么与之相应的则是东方的秦国。斯巴达只是一个城邦的军国主义，而秦国却是一个国家的军国主义。这个国家采用中央集权制，政令直达每一个人，这样的战争机器产生出了强大的力量，将各国一一摧毁。
>> 对于那些不听话、不懂规矩的人，秦始皇用严刑酷法对待他们。
在后来的民变中，许多人都是被秦法逼成了叛乱者。比如最先起事的陈胜、吴广，还有后来的刘邦，都是在押解犯人或者服役者的过程中，因为出现了人员逃亡或者误期的情况，按照秦法要严格处理，所以才不得不造反的。
>> 但是，就算秦始皇采取了这么多办法推行中央集权制度，习惯了诸侯制的人们仍然不甘心被置于集权社会中一个零件的位置，对于中央政府派去的官员也是阳奉阴违。许多人还在幻想着六国势力重新崛起。如果秦代能够维持更长久的和平，也许等这些六国余孽都老死了，人们能够适应新的模式，就真的完成了政治征服。但不幸的是，在整个社会的记忆仍然深刻时，秦代就维持不下去了。
>> 项羽又把秦地（今陕西境内）分封给了三位投降的秦国将领，由这三位将领守住关中平原，这就彻底断绝了刘邦和中原的联系。
由于绝大多数受封的诸侯没有兼并天下的野心，所以，这个分散的新体系似乎会长久地维持下去。
>> 对刘邦有利的是，项羽所建立的新诸侯制度并不稳定。十九个诸侯中，大部分人虽然并不想兼并天下，却都有着或多或少的野心。他们总想将领地扩张一点，从邻国手中抢几座城市。还有的诸侯国国内迅速发生了争位。这些问题每一个都看似不大，但如果纠纷同时在四处爆发，新诸侯制度就会迅速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
>> 战争结束时，项羽建立的体系随着他的死亡而崩溃。但是，当初为了对付项羽，刘邦不得不分封了许多新的诸侯。这些诸侯并没有意识到未来的秩序会有什么变化。他们还是按照原来的思维来考虑问题，以为刘邦战败了项羽，只不过意味着刘邦代替项羽担任“霸王”的角色，而每一个诸侯还都拥有着独立的封地，行使独立的权力。如果刘邦想要废除诸侯，他们会用全力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 诸侯没有想到的是，刘邦并没有犯同样的错误。他知道，哪怕有诸侯国存在，他仍必须首先确立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在谋臣的帮助下，刘邦在关外就迫不及待地导演了皇帝登基的大戏。在这出戏中，最想当皇帝的是刘邦本人，但他却装作不情愿，由谋臣们劝说诸侯劝进三次，他才同意加皇帝尊号。
>> 刘邦加皇帝号之后，他的手下包含了三种人：
第一种是仍然醉心于旧秩序的旧诸侯，这些人希望尽快回到诸侯国内，享受统治者的乐趣，并不尊重所谓皇帝的权威；
第二种是已经理解了新秩序的中央官员，以丞相萧何、陈平等为代表；
第三种则是刘氏的宗室子弟。
刘邦的任务是消灭第一种人，将诸侯的领地一部分交给宗室子弟，一部分拆解为中央集权制下的郡县，交给第二种人。
>> 而此刻汉帝国最大的功臣韩信，由于被封为楚王，已经被汉高祖当作了第一种人——旧秩序的代表。
在后人的眼中，韩信是一个矛盾的角色。战争中，他手握重兵却对刘邦忠心耿耿。项羽曾经劝说他反叛汉王，许诺天下三分，但韩信拒绝了项羽的美意。然而在攻克齐国之后，韩信却向汉王申请做代理齐王，这令刘邦感到不满。后世接受了大一统思维熏陶的人们因此认为，他申请代理齐王的举动就是对刘邦不忠。
>> 汉王称帝后，作为皇帝制度的绊脚石，韩信先被从齐王贬为楚王，又被剥夺了王的封号，贬为淮阴侯。最后，刘邦仍然不放心，借助妻子吕后之手杀掉了韩信。
>> 甚至皇帝的军队也对帝国构成了威胁。高祖死去时，陈平、灌婴在荥阳统帅着十万人马，樊哙、周勃在燕、代等地有二十万大军。高祖一死，他的皇后（后来的吕太后）甚至担心这些将领造反，密谋将他们都杀掉。审食其劝说太后，若诛杀将领，必天下大乱。这件事从侧面反映了汉帝国仍然风声鹤唳，就连吕太后也处于失败的恐惧之中。
>> 汉高祖死去时，帝国连统一的财政制度都没有建立起来：各诸侯除了对诸侯国国内的土地征税之外，还对诸侯国国内的自然资源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几乎丧失了诸侯国中的所有税收，只能在直属领地征税。诸侯王可以有独立的军队，设置几乎和中央政府一样的官僚系统和财政系统。他们统治着真正的国中之国，只是依靠亲属关系维持着与中央政府的合作。
>> 吕太后死后，刘邦的老臣们除掉了吕氏家族。但这一次的吕氏危机，却给汉帝国的统治阶层敲响了警钟：目前的财政制度是一种无法维持的制度。只要诸侯国享有国内的财政全权，可以有自己的官僚系统和军队，未来必然还会出现无数次的反叛。如果要建立长久的帝国，就必须剥夺诸侯国的财政权，让他们无法养兵。
>> 但是，汉文帝仍然决定大力压缩财政开支，将政府精简到极致。他首先从个人做起，节衣缩食，不修宫室，压缩皇室开支；其次，他压缩军队和官员的开销，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和平，避免不必要的财政开支。
文帝统治后期，财政问题更加突出。
由于压缩财政开支，一个奇特的现象出现了：虽然社会正在慢慢变得富有，人们的生活越过越好，但政府无法依靠财政收入供养边关的守军。
虽然皇帝极力避免战争，但边关不可能没有守军，而这些守军的粮食要由政府供应。可是政府正处于最无力的时候，财政不到位，运输能力低下，粮食和军饷无法按时运到。
>> 这时，大臣晁错替皇帝想了一个办法。他看到，通过休养生息，民间已经涌现出一批富人。于是，他建议文帝采取买卖爵位的办法，允许富人通过捐献，获得一定的爵位，或免除罪过。只要富人想办法把粮食运到边关，交给守军，就可以从皇帝这里获得爵位。
>> 在汉代，买卖爵位仍然被人们看作是一种合理的现象。这个时期距离实行封建制的周代并不远。在封建制时代，封君可以将爵位、土地随意地赐予任何人，没有人有资格质问封君，责怪他随意支配公共资源。
>> 虽然，文帝的免税政策值得欢呼，但是，也应该看到，文帝的政策是一种妥协式的权宜之计。正规税收收不上来，就干脆放弃建设税收制度，通过卖爵获得收入。由于当时恰好处于财政紧缩时期与和平时期，政府不需要太多的花费，所以这种做法是可以的。可是，一旦国家出现了动荡，中央政府缺乏必要的征税工具，势必会遭受剧烈的打击。
>> 对于现代人而言，文帝的统治简直是一个小政府的范本。亚当·斯密曾经提出，政府只需要保证最基本的财政支出，如国防和必需的公共工程，其余一切都应该交由社会去做。
文帝时期，由于维持了一定时期的和平，国防开支很少，养官成本很低，故而剩下的钱都可以留在民间，促进经济发展。
历史上，中央帝国最大的财政失控总是出现在军事上，一旦控制住了军事支出，的确可以做到“小政府”。所以，历史上采用黄老之术的时期，往往是不需要太多军事行动的时期。由于和平，方才富足；而富足伴随着和平，于是成就了汉初的盛世。
>> 1991年4月23日，在总统戈尔巴乔夫的主持下，苏联与九个加盟共和国达成协议，同意成立一个叫作“主权国家联盟”（Union of Sovereign States）的新联盟，来取代原先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新联盟条约》规定，每一个加盟共和国拥有相当大的主权，联盟政府只保留三方面的权力：统一的总统、统一的外交政策和统一的军队。
>> 戈尔巴乔夫认为，只要军队和外交政策是统一的，就可以保证联盟有一定的凝聚力，不会走向解体。
为了让加盟共和国同意签字，他在一点上做出了妥协：独立的财政。也就是说，联盟必须经过加盟共和国的同意才能行使征税权。
当戈尔巴乔夫做出这个妥协后，他本人并没有认为这是个大问题。但是，就连西方国家都意识到了这个条约的危险性，忍不住提醒他：丧失了独立的财政权，就意味着联盟的解体。因为不管是外交还是军队，如果没有财政收入作为后盾，都将化为泡影。
>> 与黄老之徒着重于解决经济问题不同，儒家对经济和财政都不感兴趣，他们采取的是另一种思路：利用对皇权有利的政治思想，加强对社会的软性控制。可以说，他们只对政治和社会控制术感兴趣。
>> 汉文帝继位不久，太中大夫贾谊就根据五行学说提出了一套礼仪制度，希望皇帝能定制度、兴礼乐。在中国古代，礼乐和制度是相伴相生的，每个阶层都拥有各自的礼仪，使用不同的音乐，甚至连穿着和配饰都有所不同。贾谊希望通过兴礼乐的做法，使整个政治制度更加固化，并突出皇帝的地位，让人们形成皇帝威严不可侵犯的思维定式，再辅之以烦琐的规章制度，把诸侯和其他权势阶层都限制住。
>> 贾谊的做法是典型的儒家做法。之后，董仲舒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采取的同样是这个办法：通过强调人在宇宙中的秩序和等级，将每个人都固定在他的位置上。
>> 在叛乱之前，皇帝始终无法插手诸侯国的财政。最明显的问题来自于山海收入，由于诸侯国内部拥有大量的矿产资源，皇帝无法对这部分矿产资源征税，因而，皇室丧失了大笔的收入，而诸侯利用经营矿产积累的巨额财富来对抗中央。
七国战败后，皇帝乘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削弱了诸侯国的财政基础。
>> 汉代之所以有如此成就，在于汉高祖和他的子孙们把秦始皇用一代的时间想解决的问题用了数代、几十年来慢慢地解决。他们一点一点地将中央集权的观念灌输给世人，等那些不接受新形势的老人死去后，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已经将这个中央帝国视作理所当然。当年的战国和分封都已经成为过去，再也没有人希望回到从前。
在景帝时期，帝国的财政和经济也达到了高峰，在吕太后、文帝、窦太后、景帝等人的主持下，一直施行的黄老之术让民间尝到了甜头。
但谁也没有意识到，中央集权的帝国一旦建立，就没有人能够控制它的最终走向，而集权制本身的死穴也在慢慢地膨胀，并最终侵蚀着帝国的肌体。
在文景时期，这个死穴还显得如此之小，没有人能够觉察。但随着文帝和景帝的逝世，皇帝和官僚集团就悄然开始膨胀。为了养活他们的家族，以及满足他们的野心，民间经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财政问题最终有可能会把整个社会拖垮。
汉武帝六年，最后一位支持黄老之术的人——窦太后驾崩，中央帝国骤然转向。
◆ 第二章 汉代：皇帝的财政僵局
>> 在汉昭帝时期，就发生了一次关于“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的大讨论，讨论的双方是皇帝的“聚敛之臣”和民间的“贤良”“文学”，这场争论的主题延续了两千年，一直持续到现在。争论中，代表民间的贤良文学表面上获胜，但实际上，争论过后，国有企业和金融垄断不仅没有废除，还不时得到加强。
事实证明，一旦国有垄断体系建立，政府对于这种体系的财政依赖度已经太强，要想废除这个体系已经不可能了。
◆ 汉武帝：不可避免的财政扩张
>> 然而，人们无法通过《史记》的《孝武本纪》来了解汉武帝其人其事，只能通过其他章节间接地了解。如果翻开《孝武本纪》，会发现这一卷只是拼凑出来的。也就是说，司马迁的原始文本已经遗失了，如今我们看到的文本，是由一位叫作褚少孙的人补写的，大段大段地抄袭了《史记》的《封禅书》。
司马迁的文本之所以遗失，其原因不言自明：这位态度严谨的史学家流露出对汉武帝政策的批评，尤其在直接描写汉武帝的本纪中，其立场和态度绝对无法见容于武帝和后世的皇帝。如果要让《史记》流传，则必定不能保留这一卷。
>> 但如果仔细研究，其实武帝的做法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因为现代的人们已经逐渐明白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的死穴，就在于不可避免的财政扩张。
>> 从文帝始，皇帝由于缺乏收入，开始买卖爵位。景帝削藩后，更是将中央直属官僚系统铺向深层。当全国性的官僚网络建立起来之后，由于整个官僚系统受到的监督是很有限的，这个阶层就变得越来越臃肿。
虽然皇帝在官僚层面设立了严格的监察制度，防止官员滥权，但是官僚集团作为一个整体，却没有外部力量能够监督它。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没有任何监督的能力，他们唯一的方法，就是实在受不了了就造反。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手段去制衡政府。
>> 王朝初期，经济处于快速恢复期，经济增长的速度还能高于官僚集团的膨胀速度，这时，民间的收入就会增加，人们的日子更好过。但是，到了盛世末年，经济增长速度慢慢减缓时，官僚的膨胀速度却正处于高峰时期，悄然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
>> 具体到汉武帝，则是官僚集团引发的战争问题导致财政失衡，财政失衡又逼迫皇帝开办国有企业、垄断资源。而政府具体参与经济之后，又需要大量管理经济的官员，官僚系统一下子膨胀了数倍，成为凌驾于民间经济之上的巨大负担。
>> 除了物资转运之外，战备消耗是另一个死穴。这里仅举汉匈开战后，汉政府修筑朔方城的例子，来说明战备消耗有多大。
朔方城位于河套地区，在西安的正北方，与匈奴直接对峙。汉武帝时期，由苏武的父亲苏建率领十万人建造。在前机械化时代，修筑城池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而在人口不足的地方修城更为麻烦。为了修筑朔方这样一座边防城市，汉政府需要从内地调动十万人到塞外边关去劳动，为了供应这十万人的口粮，又需要极强的物资运载能力。整体耗费高达数十亿至上百亿钱，相当于汉帝国一年的财政收入，更是远远超过了整个中央政府官员一年的俸禄。
>> 汉武帝时期，还为未来千年的中国经济和财政制度树立了另一个样板——货币制度。
武帝之前的汉代，中国的货币发行处于罕见的自由竞争状态，除了中央政府之外，民间和诸侯国也都可以发行货币。而武帝则把铸币权收归国有，形成了我们熟悉的国营垄断发行制度。
>> 掌管货币话语权，会给政府带来无数隐藏的利益。政府缺钱时，只要统一往货币里掺点儿假，就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民间收走了大量的财富。对于历代政府，货币掺假始终是一个充满诱惑的手段。结果，每个朝代的货币都会出现缓慢的贬值，朝代初年的货币个头儿最大、材料最好；随后，货币越来越小，材料越来越差；最后出现所谓的大额货币，原本一个铜钱一文，后来出现“当十”“当五十”的大钱，一个大钱的材料价值只是小钱的两三倍，面值却是小钱的数十倍。
如果说在铸币时期，中央帝国有货币密码的话，垄断铸币权就是最大的密码。
>> 战国时期，每一个国家发行各自的货币。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全国的货币统一起来，规定只有秦代的“半两钱”可以流通。
但是，秦代的钱币并非统一铸造，而是在规定了钱币的重量和规格后，由各个地方分别铸造，铸造的钱币只要符合规格，都可以在市场上流通。
当汉高祖得到天下时，人们仍然在继续使用秦代的半两钱。只是这时的钱币制度已经显现出了许多弊端。
第一，由于战乱的影响，货币的数量严重不足。汉政府尚没有能力组织大规模的铸造，来满足民间对于钱币的需求。
第二，秦代的半两钱太重了，不便于使用。
>> 汉文帝时期，货币问题已经成为群臣争论的焦点之一。汉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皇帝曾因为秦钱太大，更改了一次货币标准，规定民间铸钱不再按照半两的重量来铸造（其实当时已经没有人铸这么重的钱了，皇帝的诏书只是追加了它的合法性），而是按照四铢的重量来铸造。所有民间铸造的符合四铢标准的钱，都可以自由流通。
这时，贾谊乘机进谏，提出要废止民间铸造钱币的行为，改由官方铸造。他认为，民间私自铸造钱币，是一切劣币的根源。贾谊甚至详细讨论了如何才能断绝民间铸币。他认为仅仅下令禁止民间铸钱，是没有效果的，不管法令如何严苛，民间还是会偷偷铸钱。如果想要彻底断了民间铸钱的路子，必须从源头禁止，也就是禁止开采铜矿。
这是汉代第一次系统地提出矿业国有化的理论。幸运的是，汉文帝听不进去贾谊的国有化理论，汉代的金融自由又保持了数十年，推动了经济的繁荣。
>> 汉武帝的改革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种通行八百年的货币——五铢钱。五铢钱规定了未来中国的货币政策路线，即国家垄断金融，打击私人金融。这种做法造成了中央帝国的金融稳定，却又让每一个朝代都带上了金融抑制的特征，并为政府制造通货膨胀留下了后门。
>> 当然，后世的皇帝们也充分地意识到，汉武帝给他们的统治带来了多大的便利。当政府垄断了铸币权之后，皇帝就掌握了另一种获得财政收入的手段，而且是最简洁、最直接的手段。他只需在铸币中掺一半的假，就可以铸造出多一倍的货币，用这些货币可以换来多一倍的物资。等市场发现了皇帝的诡计时，一切都晚了。最终的结果必然是货币贬值一半，相当于政府收取了百分之五十的通胀税。但由于皇帝利用了时间差，没有人能够防范这种铸币税。
在历史上，货币的减重总是悄然地逐渐发生。一个月、两个月还显现不出来，但如果在更长时间段内，就会发现总是“劣币驱逐良币”，钱币的铜含量越减越少，被其他杂质所代替。
于是，到了每个朝代末期，法定货币已经掺了太多的假，到了再掺假就铸不出钱来的地步时，政府就干脆不再铸钱。而每个朝代的末期，经济本来就脆弱，不铸钱的做法让民间经济缺乏了润滑剂，更趋于混乱，从而加速了王权的崩溃。
>> 当汉武帝的丰功伟绩成为历史之后，在昭帝刘弗陵和宣帝刘询时代，汉帝国进入了另一个稳定阶段。历史上把这个时期与“文景之治”并称，史称“昭宣之治”。
汉帝国在武帝之后没有步入财政旋涡，而是获得了第二次新生，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武帝晚年已经放弃了耗资巨大的战争游戏，财政的额外支出得到了控制。战争和养官是政府最大的两项财政支出，当战争停止后，政府的花费已经得到了控制。
第二，昭帝和宣帝时期，特别是出身贫苦的宣帝，重新提倡节俭，舍弃了奢华的宫室和大规模的礼仪活动，节省了皇室支出。
第三，对于民间经济来说，幸运的是一次农业革命正在进行。武帝末年，一位叫赵过的人担任搜粟都尉，大力推广代田法。在此之前，由于土地的肥力不足，人们往往需要采取休耕的措施，典型的休耕有三块土地，每年耕种其中的一块，让另外两块抛荒积攒地力，三年轮一遍。而赵过则提出在一亩地里挖三条垄沟，每年在其中一条里种粮食，另两条留着积攒地力。如果土地肥沃，还可以每年种两条留一条。用这种方法种地，每一亩比起以前可以多收一石粮食。
>> 正是在汉昭帝时期，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次关于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的大争论。
>> 这场国家和民间的大争论发生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一个叫桓宽的人将当时的辩论记录整理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幸运地流传到了今天，我们能够通过它来了解争论的许多细节。这本叫作《盐铁论》的书让现代人也意识到，古代和现代的相似性比人们所能够想象到的还要多，而现代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在两千年前有了折射。
>> 桑弘羊的基本观点只有一个：财政需要。为了应付庞大的财政开支，政府必须从商业上获得收入，否则政府就会破产。
>> 可是，人们没有注意到，虽然贤良、文学们迂腐，看不到问题的真正原因，但是，他们却揭示了集权社会的一个悖论：从理论上看是很美好的事情，但一到现实中就变了味儿。
>> 桑弘羊认为，盐铁官营有利于提高商品质量，这是理论上占优势；而贤良、文学提出商品质量下降了，则是实际的经验。但后世人看待这个问题时，已经没有办法拥有古人的亲身体会，反被理论迷惑了。于是，国有企业能够提高产品质量就变成了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神话，直到最近几十年才被打破。
再比如，政府把铸币权收归国有，在大部分人看来都是好事，认为政府可以防止劣币出现，让货币的品质更高。但从基层的经验来看又是另一回事儿：铸币权国有化之后，政府的钱币也在慢慢减重，偷工减料。另外，皇帝也将什么白鹿皮、白金当作货币，让市场更加混乱。
>> 盼望改革的人们都忽视了一点：一旦国有垄断建立起来，政府的财政严重依赖这些国有企业时，就不可能放弃盐铁官营了。当非农收入占了汉代总财政（包括皇室收入和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二时，政府可能放弃收益最大的盐铁收入吗？
>> 这是西汉皇帝最后一次试图恢复到以前的黄金时期，但随后他知道一切已经不可能了。官僚集团只会膨胀，不会收缩，他们已经绑架了政府财政，由于财政收入不足，又必须建立国有垄断体系来绑架民间经济。
国有企业之所以继续存在，是因为它给了政府足够的控制权，防止下层的反抗。而当财政收入增速下滑之时，国有企业的作用就更明显，那时，政府财政将依靠国有企业来渡过难关。
>> 比如，四川地区依靠冶铁发财的就有卓氏和郑氏。汉武帝的理财能手之一孔仅出自南阳孔氏，而南阳孔氏直到三国两晋时期仍然发达。鲁地曹县的陃氏（冶铁），齐地的刀氏（煮盐和贸易），周地的师氏（贸易），宣曲的任氏（粮食贸易），边塞的桥氏（马匹贸易），关中的无盐氏（金融）、田氏、栗氏、杜氏，等等，财势都闻名于世。
这些商人有一个共同点：最初大都是依靠机遇和头脑起家，当大家都处于同一起点时，他们更善于发现新的工业和贸易机会，并坚决地投身其中，成为社会的佼佼者。而他们所从事的行业也大都是最先进的工业部门，依靠资源的稀缺性和工业化规模优势脱颖而出。
>> 皇帝为了加强人才的流通，避免阶层的固化，采用察举制来发现民间的人才。但是，一旦权力和利益结合之后，察举制就逐渐失效了。负责察举的官员选的都是有钱人的子弟或者关系户。随着人才上升的通道被官僚阶层和富裕阶层（这两者往往是合一的）所垄断，社会结块、贫富分化就更加严重了。
>> 支持政府控制经济的桑弘羊认为，既然现在有着严重的贫富分化，那么政府更应该毫不犹豫地介入，花大力气整治这种现象。整治的措施包括：禁止富户擅自从事工商业，把工商业交给政府垄断经营，同时加强流通领域的许可证制。这样，政府控制了经济和财政收入，就可以利用这些收入来调节民间的财富。这些收入既可以用于战争，也可以用来赈济灾民。
而桑弘羊的反对者认为，如果要解决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应该让政府退出工商业，让民间自由地进入这个行业，达到平均地利的效果。管制带来的不是民生，而是更严重的不平等。
桑弘羊的“社会主义”观点看上去非常具有说服力，也有严密的逻辑性。但在实践层面上，人类对于这个理想已经试验了几千年，每一次试验都会发现：政府的管制需要官僚去执行，而政府的权力愈大，官僚可以变现的资本也就越大。最后发大财的往往是政府的官员、官员的亲戚朋友，以及其他类型的关系户。另外，政府对于经济的限制越多，民间经济越凋敝，人们就越会发现要发财只能靠政府。
◆ 第三章 一个幻想家的财政实验
>> 王莽的改革带有很强的幻想色彩，试图通过遵循儒家经典来完成新的制度设计，从而达到大同理想。可以说，王莽的改革是一次儒家原教旨的乌托邦实验。
王莽改革的核心包括三个方面：土地所有制改革、货币制度改革，以及加强政府垄断。这些改革对民间经济的破坏作用，彻底粉碎了政权基础，引起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的发生，又让王莽陷入了财政旋涡，最终倒台。
王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货币制度，这个制度把金、银、铜、龟、贝都纳入到货币体系之中，创造了二十八种货币，并强行规定了二十八种货币的兑换比率。但政府权威最终敌不过市场，市场拒绝接受这么多货币，使得王莽的币制改革归于失败。
◆ 过于平静的改朝换代
>> 西汉皇权的坠落并非因为经济和财政上的吃紧，而是出现了另一种失衡：王太后的娘家人带来的权力失衡。
在“家天下”的时代，外戚和宦官的专权一直是无解的难题。当皇帝过于孱弱，其权力就会被这两种势力的其中一个控制。汉元帝死后，控制政权的是外戚势力。这时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宫廷事变，那些有雄心壮志的新皇帝总是莫名其妙地暴病死去，继任者大都是性格懦弱的人，甚至是未成年的孩子。在经过几代暴死、懦弱或者未成年的统治者之后，就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了。
>> 人们本以为官僚系统会对汉皇室表现出极大的忠诚，抵制王莽。但绝大部分官员尊重的是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他们并不排斥王莽的篡权，反而在整个过程中屡屡充当先锋，帮助王莽完成他的使命。而王莽在早期也特别注意将自己的命运与官员绑在一起，扶持派系。
在“出道”伊始，他就表现得如同谦谦君子，生活节俭，提倡孝道，谦恭下士，在整个王氏家族中享有盛誉。在汉哀帝执政的那几年，由于哀帝也要扶持娘家人，王莽暂时失去了权势。但正是因为他有好名声并得到了官僚集团的拥护，王莽在哀帝死后很快重新执政，并废除了哀帝的外戚集团。
>> 当然这只是王莽代汉的起点。在成为安汉公之后，王莽的地位越来越高，又当上皇帝的岳父，加九锡（接受象征官员最高荣誉的九种皇帝赏赐。王莽之后，加九锡也成了历次禅让的标准程序），直到成为代理皇帝，但承诺等孺子婴长大之后还政于他。最后，王莽变成了真皇帝，取代了刘氏政权。
>> 在王莽篡权的整个过程中，他两次斗败了新外戚势力的夺权。公元6年，当他成为假皇帝之后，安众侯刘崇也起兵反叛过。而对王莽打击最深的是公元7年的翟义起兵。翟义是汉丞相翟方进最小的儿子。不管是外戚还是属于刘氏家族的刘崇，他们的反抗都是天经地义的，因为王莽要篡夺的就是这些人的权力。王莽在和这些人的斗争中，早有心理准备。
◆ 回归古代：西汉末年的儒家暗流
>> 虽然太子的提议没有成为现实，但太子和皇帝的对话却将西汉后期的一个基本问题呈现了出来。这个基本问题不仅影响了元帝一代，还在其他皇帝统治时屡屡出现，成为大臣们争论的焦点。这个基本问题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对现实不满，希望重新设计一套制度来取代已经千疮百孔的旧制度。
>>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随着盐铁等最具前景的工业的国有化，人们除了种地之外，很难找到其他的生存手段。虽然随着农耕技术的进步，养活自己没有问题，但因为缺乏发展前景，人们心中的不满反而增加了。
中央官僚的选任范围更加窄小，挑选范围集中于官二代、官三代，加上外戚势力把持朝政，普通人的仕途变得更加狭窄。与此同时，随着政府控制经济的程度加深，与商人的勾结越来越严重，社会结块现象明显，大家族出现了，普通人致富的渠道变得更加稀少。
这个结块的社会还造成了一个新的问题：地方权力失控。地方上的大家族垄断了地方官吏的职位，中央和地方出现了脱节。中央的控制力下降了。
>> 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对于地方控制力的下降始终是中央最担心的事情之一。在两者的对抗中，中央不断派出巡视组去审查地方官。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汉武帝第一次派出六个人作为中央巡视组（刺史）前往地方巡查。到了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就设置了十三部刺史，将巡视制度固定了下来。
监察制度可以一时抑制地方的离心倾向，但不管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地方势力失控的长期趋势。
>> 首先，儒生掌握了强大的宣传能力。作为官方学问，汉代的儒学仿佛同时控制了现在的中宣部和教育部，拥有无限的开火权。
但儒家学者们并不总是按照皇帝的意图编造理论，他们还时不时让皇帝难堪。
西汉时期，是儒家经典纷纷定型的时期。流传下来的残缺的五经文字，都经过了汉代人的篡改、伪造和阐释，这使得许多汉代人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加进书中，谎称是古代就有的思想。这就像清代康有为谎称孔子是改革的典范来推动变法一样，借古讽今，却也让民心更加偏激和失控。
>> 周代的井田制之所以被私人土地所有制取代，是因为这种制度效率低下，但学者却把周代的土地所有制描写成一种理想的制度，在那儿，人人有饭吃，无人不饱暖。不仅人人饱暖，而且人人反对奢侈。每一个人都有着相应的社会等级，每一个社会等级都有着符合该等级的着装和消费标准，只要安守于标准之内，就不会奢侈。
在那里，没有超级的富人，也没有穷人。他们的位置是根据需要来分配的，贤人成为贵族和官员，而贵族一定是贤人。至于为什么贵族一定是贤人，却没有人愿意追究其原因。
这是古代社会的“共产主义”，一个高不可攀的理想。但在汉代后期，却成为许多人探讨政策、制定法规的模板。
>> 而师丹更重要的思想则反映在哀帝刚刚即位时他提出的观点中。他认为，西汉后期日渐明显的社会结块现象，来自于土地私有制和自由买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富人？因为土地是私有的。所以，天子改革的目标应该是恢复古代的井田制，或者限制土地占有量，不准自由买卖。
>> 在贡禹和师丹等人的影响下，王莽上台后，希望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力，也希望借助舆论的东风，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
当王莽改革失败后，大儒们将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绝口不提这段书生乱政的历史，继续充当后世执政者的犬马。人们将社会的乱套都归罪于王莽，反而忘记了当初社会舆论的推动作用。于是，王莽就作为著名的乱臣贼子被钉在了耻辱柱上。
>> 于是，公元9年，王莽称帝的第二年，他终于推出了混合着理想和现实动机的改革法案。他宣称，为了打破土地的分配不均和世家的蓄奴制度，让社会更加公平和正义，决定解决长期存在的土地和奴婢问题。
改革的措施从名义上结束了土地私人占有制度，从此天下的土地都是“王田”，而奴婢也不能再私自买卖。
>> 对于地方势力来讲，他们当初默许王莽上台，就是以为与王莽做了一个交换，用他们的支持换取王莽对他们权力的默认。王莽的激进改革显然打破了这种默契，地方势力放弃了幻想，不再配合中央政府。
在匆匆推出改革的三年后，王莽意识到这一做法的莽撞：这是一项没有配套措施，没有实力保障的改革。这时，由于处理匈奴问题不当，汉帝国与匈奴的纠纷越来越大，政府正需要地方的帮助来渡过难关。作为妥协，他取消了这些激进但对于财政并没有产生实质性作用的改革措施。
>> 在土地和人口改革的同时，另一项重要的财政改革也推出了，这就是五均、赊贷和六筦之法。
所谓五均，是政府对物价进行控制，对行业进行垄断和专卖的做法。
公元10年，王莽下令在全国大城市的集市上设立五均官。这些官员负责监督民间市场，要求他们按照统一的价格来销售谷、布、帛、丝、绵这五样民生物品。这就像现在的限价令一样，当政府的财政金融扩张造成了通货膨胀时，政府则要求民间限价，来掩盖通胀的事实。
>> 一样：财政动机。
当五均六筦政策把社会上最重要的商品都纳入政府的控制之中时，我们就看到了计划经济的影子。
>> 即便到了现在，收藏者们仍然把王莽时期的钱币当作是中国钱币艺术的高峰。从工艺上讲，王莽时期的每一枚货币都是最精美的创造。比如，在钱币工艺中排第一的金错刀（一种错金的刀币），从材料到工艺无不是精心设计的。
>> 而王莽的货币似乎首先考虑的是工艺和其象征意义，有不计成本的嫌疑。货币在王莽的哲学体系中不仅仅是简单的流通工具，它还是通往古代理想财政模型的途径。
在这个模型中，货币不仅仅是一种商业行为，还代表着礼仪。货币的价值是由天子规定的，不是由它的实际价值决定的。当然，天子的规定总是对自己有利，当他铸造高面值的货币时，其实就是一种使货币贬值的行为。
>> 通过这五类材料，他发行了六类货币，分别是钱货、金货、银货、龟货、贝货和布货。除了金、银、龟、贝四种货币分别对应四种材料之外，钱货和布货这两种货币都是以铜为材料的。所谓布货，不是现在的布匹，而是一种铲状的铜钱，而钱货（泉货）是指圆形方孔的铜钱。这就是所谓“五物六名”
>> 这六类货币又分成了二十八品。就像现在的人民币面值分为一百元、五十元、二十元、十元一样，每一类货币都有若干种（品）。所有的货币形成了一个梯度差，从小钱的一钱，到金货的一万钱。
>> 王莽没有想到的是，即便把如此众多的钱币投向市场，人们也很难记得住它们的换算关系，更难验证货币的真伪。人们苦于货币的混乱，社会经济已经接近停滞。在私下里，人们拒绝其他货币，仍然使用当初的五铢钱。王莽为了强制推行他发行的货币，下诏凡是敢于携带五铢钱的人，都要发配边关当戍卒。在此之后，五铢钱的确慢慢地消失了，但是整个商业系统已经彻底崩溃。不仅是普通百姓，就连那些公卿大夫因为被强迫使用高面值的货币，也出现了破产的情况。到最后，王莽不得不再次妥协，只使用大钱和小钱两种货币，将龟、贝、布币暂时停止使用。
对于一个社会而言，金融始终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当汉武帝将货币发行权彻底收归国有之后，就彻底将政权的命运和金融绑定在一起。因此，任何时候，金融的混乱都会让人想起政府的失职。
>> 公元23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在混乱中被杀。与王莽撇清关系的儒生则继续在复古的招牌下，兜售儒术于帝王将相之间，直至近代。
◆ 第四章 穿越朝代的制度惰性
>> 东汉的财政能力不足以支撑对外战争，却恰好遭遇了羌乱盛行的年代，皇帝最终只能通过卖官、敲诈等各种手段获得收入。这些非常规手段最终导致了政治败坏，从而又引起了内部的叛乱。
东汉末年，由于财政无法满足维稳的需要，皇帝建立了一个新的官职：州牧。州牧是一个集军政、民政、监察于一体的官职，州牧一诞生，就是一个独立于中央政府，最终会瓦解中央政府的官职。东汉也是从这时，进入了解体的节奏。
◆ 当皇权受到抵制
>> 王莽的改革导致群雄并起，光武帝刘秀在纷纭扰攘的大潮中成为胜利者。与大多数开国皇帝不同，刘秀生性宽宏，谦恭多士，不仅非常体恤民间，也不喜猜忌帮助他打天下的功臣，这使得功臣群体大都得以善终。如果从两千多年的皇帝中选择几个好皇帝的话，他的排名绝对在前十位。
>> 光武帝是个聪明人，震怒之余，他并不想过分使用武力，也不想过多惩罚他的官员。他想了一个办法：利用犯罪分子相互间的矛盾来击破。皇帝下令赦免五分之四的作乱分子，只惩罚剩下的五分之一。
但是怎么决定谁属于那五分之一呢？由作乱分子自己决定。光武帝命令：如果有五个人参加了作乱，只要其中四个人合伙杀掉第五个，这四个人就都既往不咎；否则，对五个人都严惩不贷。而那些原本在征讨罪犯时有疏忽，或者出工不出力的官员也不用害怕，他们以前的所作所为都既往不咎，光武帝只看以后他们查出了多少案子，逮捕了多少罪犯。
光武帝的办法收到了武力都达不到的效果。作乱分子毕竟都心怀惴惴，既然有机会获得既往不咎，就赶快利用机会。一旦有人开了头，作乱分子内部就开始互相猜忌。
于是，反抗停止了。皇帝也终于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但是，他却并不感到轻松。这件事恰好反映了东汉时期最严重的一个问题：行政效率低下。
不管皇帝想做什么事情，都无法顺利推进。在地方，充满了和他对着干的人，这些人表面迎合，暗地里却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想着怎么利用皇帝的政策来发大财。
行政效率的降低将东汉变成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中央仍然保持着某种权威，但这种权威只是名义上的，而地方上的每一个势力都行使着小小的特权，快活地利用体制来获取利益。这时中央需要做的，只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而地方也给予中央足够的尊重，两不打扰。
一旦中央想做事，就是将矛盾暴露出来的时刻。
>> 盐铁制度虽然有许多弊端，但是东汉的盐铁制度之所以失败，却有它自己的特殊原因：这个政府的行政效率太低下了，已经没有能力协调各方来组织起一套经济制度了。
在东汉时期，推行盐铁官营制度的结果必然是：章帝一说要做盐铁专卖，人们立刻一窝蜂而上，打着盐铁专卖的旗号占领资源，然而这些钱都没有进入国库，而是进了各种关系户的腰包。最终的结果是，民间经济受到了极大的损害，而中央政府也没有得到一丝的好处。
汉章帝临死前意识到，在他所处的时代，一个皇帝能够做成的事情已经很少了，所谓的皇权，与其说是一种权力，不如说是一种无用的福利。
>> 从各个方面看，光武帝都是个务实的人。他知道皇权的价值，一上台就注意重塑被王莽打乱的权力中心。
为了防止各种势力不听话，在他确立全国统治权不久之后，就想方设法加强中央集权。如同后来的宋太祖赵匡胤那样，他不会滥杀功臣，但战争一结束，他也采取了和宋太祖一样的做法。一方面，他大宴功臣，给他们分封土地和爵位，让他们成为受人尊敬的地方豪族；另一方面，他剥夺了这些人继续参与政权的机会，只有少数的人继续做官，剩下的都只能成为安乐终生的富家翁。
在遣散功臣的同时，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修正了西汉的官僚体系。汉武帝时期，已经逐渐形成了围绕着皇帝的内廷圈子——尚书台，并逐渐剥夺了外廷官员，也就是三公九卿的权力。光武帝更是将这种制度加码，彻底形成了尚书台议事的制度，三公的权力更加虚化了。庞大的官僚系统都成为冗余，一个皇帝更加容易控制的小圈子建立了起来。
>> 由于光武帝对中央权力系统进行了改造，利用尚书台将权力圈子化了，尚书台又控制在几个外戚大族手中，于是，中央政府慢慢地变成了几个大族的战利品。
在最大的豪族控制中央时，地方权力则被地方级别的豪族垄断。东汉的社会阶层板结了。在一个阶层板结的社会中，一个人的一生在他出生时就已经注定，不管他怎么努力都很难获得改变。特别在地方官吏这一个级别上，由于举荐官员的权力被地方豪族把持，加之官商勾结行为的合法化，不管皇帝如何想打破这种制度，都没有办法。
皇帝在和地方势力的斗争中逐渐落于下风。而同时，西汉武帝引起的官僚结构失衡问题经过东汉光武帝的加强，终于引发了巨大的问题，导致统一的帝国逐渐解体。
>> 在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当官是一件光荣而愉快的事情，意味着光宗耀祖和发财。但在汉灵帝后期却是一个例外。
以司马直为例，当他被皇帝选中、授予太守的职位之后，首先要去京城，到皇帝的西园，找皇帝和太监咨询“助军修宫钱”。皇帝根据他职位的大小，给他规定一个数目，到任后，他的职责就是尽快从任所凑齐皇帝要求的数目，派人押往京城。只有交了钱之后，他的位置才能坐稳。
>> 在司马直时期，一个大郡太守的职位，官方通行的价格是两三千万钱左右。这笔巨款不可能由官员个人出资，只能通过压榨民间来获得。这是一种中央和地方的分赃机制，中央默认地方官吏从民间取财，同时地方官吏必须让中央分一杯羹，作为默认他们发财的代价。
>> 羌乱不仅摧毁了东汉政府的正规税收，还在周围地区掀起了叛乱的风潮。这段时期，也是南部、西南部蛮族叛乱的高发期，同时也是各地民变的高发期。分析其中的相关性，可以大致了解财政旋涡与社会瓦解之间的相互关系。只要有一次危机瓦解了帝国的财政，那么政府就必须开辟无数的非正规渠道来敛财，从而造成社会上新的不稳定。当一个国家掉到这个旋涡里时，就会越来越混乱，形成恶性循环。
羌乱告一段落之后，东汉政府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可逆的崩溃阶段。
光和元年（公元178年），汉灵帝由于缺乏资金，开始了最后的疯狂举动——卖官。从关内侯、虎贲、羽林，价格不等。就连三公九卿也都有价格，三公的价格是一千万，九卿的价格是五百万。
到后来，为了强迫百官交钱，灵帝甚至要求不管是刺史还是太守，在任命或者调动时，都必须向皇帝缴纳“助治宫室钱”，司马直就是在这时以死谏皇帝的。
灵帝卖官的方法灵活多样，甚至还支持信用付款，可以先当官，再付款，不过到时候要付两倍的价格。
>> 灵帝的改革很像后来唐玄宗的改革。灵帝创造了州牧这个军阀集团，玄宗则创造了节度使。他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因为行政效率低下、财政开支分散（或者不足），无法满足军事需要，所以，必须在地方上安排一个掌管一切的官员，统一管理财政，形成合力。
但是，官员虽然可以提高行政效率，却由于缺乏监督，很快就独揽大权。这时候，就算是皇帝也拿他们没有办法了。
◆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战争时期的财政竞争
>> 东汉末年，最早发现战争财政秘密的是曹操。董卓囤积了大量钱币，却无法买到粮食，袁绍、袁术等人由于不重视后勤，军士们甚至不得不吃野枣和贝壳，只有曹操组织了大规模的屯田，为军队提供了充足的粮食保障。
◆ 三国：财政为王
>> 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属于典型的战乱期，而整个三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屯田和增加财政收入的历史。可以说，三国的竞争，首先是财政的竞争，其次才是军事的斗争，谁能够建立起更加持久有效的财政体系，谁才能击败其他的竞争者。
>> 不管是劫掠钱财，还是铸造更多的铜钱，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军粮。有了军粮，才能招募更多的士兵，才能形成战斗力。但在战乱时期，许多百姓都无法耕种田地，无法生产足够的粮食。这时，不管出多高的价格，都无法买到军粮，钱币又有什么用处呢？
>> 曹操在许昌屯田成功后，将经验向全国推广，每年粮食产量已经达到了几千万石。定都邺城后，由于局势的稳定，除了屯田之外，曹操将普通农田的税收加以制度化：普通的耕地要求每亩收租四升，每户每年再缴纳两匹绢、二斤绵，除此之外不得擅自征收。
>> 司马懿不赞同这么早清查户籍。他说，吴国和蜀国正是因为建立了严密的户籍制度来防范百姓，征收严苛的税，所以百姓才抛弃了他们。我们应该反其道而行，不要建立严密的户籍网络，也不要干扰人民的生活，让他们安乐。只有人民安居乐业，政府才会富足，否则，登记户籍也没有用。这件事表明他的看法比起一般人都高明得多。
>> 在中国历史上，禅让是一件让人既爱又恨的选择。
人们之所以喜欢禅让制，是因为这意味着在朝代更迭时没有发生新旧皇族之间的战争，政权是和平交接的，整个社会所受到的破坏不像武力夺权那么大。
但人们之所以担心禅让制，是因为禅让之后的朝廷往往都比较羸弱，毛病不断，这些疾病伴随政权的终身。而那些从彻底的乱局中以武力脱颖而出的王朝却可能拥有更长的寿命。
>> 禅让得来的政权之所以短命，原因在于新政权虽然继承了前朝的统治权，却也继承了前朝政权积累下的诸多毛病。政权内部结构盘根错节，形成了巨大的惯性，皇帝束手无策。这样的政权不可能重新设计政治和经济制度，只能在前朝的基础上做些许的改变。政权只能是维持式的，而不是革新式的。哪怕如司马炎这样有心改革的人，最终也会发现一切只是徒劳而已。
>> 晋武帝司马炎的政权是禅让得来的，所以，他不得不对官僚世族做出妥协，在他看似完美的改革纲领里开了不少后门。于是，除了规定普通人按照男子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分配土地外，王公大臣的土地并不需要遵守这个数字。对于官僚，晋武帝有另一套规定：晋朝的官员按照职位和考核分为九品，第一品官员可以占田五十顷，也就是五千亩。以后每品官员递减五顷，第九品可以占田十顷，也就是一千亩。
官员不仅可以比普通人多占几十倍的土地，他们的土地还都是免税的。同时，官员的亲属的土地也都是免税的，最多可以包括九族，最少也有三代。除了亲属之外，官员还可以庇护一定数量的佃客（农业）和衣食客（佣人）。比如第一品官员可以拥有五十户佃客、三户衣食客。
>> 在法律上，晋朝就把人分成了至少三个阶层：一是不需要纳税的官僚世族阶层；二是不需要纳税的“客户”阶层，也就是佃客和衣食客等；三是纳税的普通人。
官僚世族阶层的人数是有限的，但他们却可以拥有众多的“客户”阶层。当“客户”阶层人数一多，纳税的人就会大幅度减少。
晋武帝虽然向官僚世族做了让步，让他们可以拥有土地和“客户”，但只要数量不超过限制，政府还是拥有足够数量的纳税人的。
>> 皇权之所以衰落，是因为东晋本身就是一个客居的政权。它是在原本东吴的地盘上建立起来的，甚至连东吴的社会结构都没有理清。北方陷入了战乱，晋元帝仓皇南逃，东晋只不过是他建立的流亡政权。
南渡后，元帝检视国库，发现整个国库只有四千多匹布。到后赵皇帝石勒向南进攻时，晋元帝悬赏石勒的人头，价格是一千匹布。
>> 在东晋时期，财政上有两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土地和人。
所谓土地，指的是政府需要知道详细的土地数据，来作为课税的依据。东晋建国时，由于原本南方的贵族占据了太多免税的土地，政府能够课税的资源本来就少。司马氏南逃后，许多北方的贵族世家也跑到南方来购买和霸占土地，土地更加成为稀缺资源。所以，政府的第一要务是查清能够课税的土地有多少。
所谓人，又牵扯到东晋时期一个特有的问题：侨民。由于蛮族占领了北方，许多北方的汉人都逃到了南方，司、冀、青、并、雍、凉、兖、豫、幽、平这些州已经全部沦陷，徐州丧失了一半。这些州的人口大量南逃，挤在了扬、荆、江、梁、益、交、广几个原本就不发达的州。
最初，这些南逃的人都盼着有一天能够回到北方，认为只是暂时居住在这里。他们没有户籍，后来，政府为了便于管理，给他们发了临时身份证。那些原住民的永久身份证用黄色木片登记，所以称为“黄籍”，临时身份证则用白色的纸登记，称为“白籍”。
>> 晋孝武帝太元二年（公元377年），政府宣布不再按照土地收税，改为按照人头收税，王公以下每人每年三石粮食，只有服役的人可以免税。
这项改革的实质是：由于政府永远查不清土地，干脆不查了，改换成更为简洁的以人口征税的方式，便于管理。在后来的唐代、明代，皇帝由于查不清人口的多少，只能把所有的税收都摊入土地之中，而在晋代正好相反，人口可以查清，土地却更加困难。
>> 于是，南朝就在“改朝换代——皇帝革新——经济发展——皇帝变得奢靡——经济衰退——改朝换代”这个圈子里一次次地循环。
>> 从秦到南朝，帝国的财政系统一直保持着延续性。秦代和汉代初期是试验期，几位皇帝在试着建立一种新式的庞大帝国。在以前，人们甚至不敢想象能在这么大的疆域内维持统一和繁荣。但经过几代人的尝试，到汉景帝时期，帝国不仅存在，而且繁荣。
然而武帝却发现了一个大一统帝国的巨大缺陷：当产生战争等大的开支项目时，帝国的财政无法支持如此庞大的开销。他试图引入一套国有垄断体系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办法奏效了，却给帝国带来了更致命的新问题。由于垄断体系的约束，社会永远不可能得到健康的发展，而官僚体系在参与了经济的具体运行后，社会经济变得庞杂和混乱。当权力与经济勾结时，社会的结块和硬化再次损害了帝国的财政。
王莽试图解决社会的结块问题，他想利用皇家权力，强行击碎社会结块，却只击碎了他自己的皇位和脑袋。
东汉一代，皇帝都只能承认现实，采取修修补补的做法。然而由于社会的板结，东汉一直无法有效组织财政，经过官僚的侵蚀和外族入侵引起的财政超支，政权最终分崩离析。
三国时期，各个地方政权“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想尽一切办法发展财政，试图成为最终的胜利者。而作为胜利者，晋武帝却发现，他仍然敌不过惯性这个隐形的杀手，他雄心勃勃的改革可以有蓝图，却永远没有结果。
在更加板结的社会中，东晋和南朝继续腾挪着最后的资源，他们在财政的紧箍咒下挣扎着，每一次都指望着放松一点。到最后，八百年的试验终于结束。
东晋南朝之所以能够维持长久，并不是因为它们的强大，而是因为北方的虚弱。对于北方来说，这是一个蛮荒的时代，从游牧蛮族的部落制起，他们一点一点地学习和改造，在前秦时期第一次接受了系统的汉化，在北魏时期，巩固了汉化的成果，到了北周时期，才建立了更加成熟的制度，并传给了隋唐。
这是一个从怀胎到分娩的过程，时间持续了两百多年，漫长得令人绝望，但是，由于这套制度是全新的，没有盘根错节的利益冲突，也没有无法化解的社会结块，立刻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最终，北方的飓风席卷了南方，将自秦汉以来积累了八百年的垃圾全都扫入了风中卷走，中国大地步入了第二次社会重建。
◆ 当皇帝出逃时
>> 当天晚上，皇帝一行逃难到了咸阳，匆匆吃了几口饭，继续起程。第二天，皇帝到达了奉天（今陕西乾县）。皇帝本来还嫌奉天太小，希望继续西逃，到凤翔避难，谁知凤翔随即发生了叛乱，唐德宗被叛军团团围住，困守在奉天小城。
这是公元8世纪下半叶唐朝皇帝第三次逃出长安。第一次是唐玄宗避“安史之乱”，第二次是唐代宗避吐蕃之兵，第三次则是唐德宗避泾原之祸。
唐德宗在奉天孤苦无助，长安的叛军却迅速控制了局势。
攻克长安后，不知谁想到的主意，叛军走在街上喊着：“都别怕，不用担心，我们免除你们货柜税、间架税！”他们的喊话立即受到了长安市民的欢迎，这些市民没有表现出任何对于大唐政权的忠诚，毫不犹豫就投入了叛军的怀抱。
货柜税和间架税是唐德宗发明的新税种。所谓货柜税，就是向长安的钱庄借钱，向粮商借粮。钱庄里的钱都是储户的，但皇帝决定让钱庄拿出四分之一来救济，粮商也面临着同样的政策。命令下达后，整个长安的市场一片哗然，商人们纷纷罢市抗议。而间架税则是向所有的房产收钱，每间房最高要缴纳二千文钱。
皇帝的税法彻底激怒了百姓，他们宁肯支持叛乱的士兵，只求废除这些苛捐杂税。但是，市民和士兵不知道的是，皇帝这么做也纯属无奈。此刻帝国的财政已经是捉襟见肘、拆东墙补西墙，即便搜刮聚敛，仍然满足不了战争开支。皇帝之所以没有赏赐士兵，也是因为国库已经空了。
>> 可是叛乱过后，皇帝却向着另一个极端靠拢。他不再信任任何大臣，重新依赖宦官掌权。他逃离长安的历史已经证明，所有的大臣，所有的百姓都是不可靠的，会为了一丁点儿利益抛弃整个皇朝。他也不再指望正规的税收，变得贪婪无比，四处找钱，如果想打动皇帝，只有一个办法：向他进贡比别人更多的钱财。
唐德宗在叛乱中得到的最大教训就是：即便是皇帝，有着无数的美好计划，如果你没有钱，还是什么都做不成。他所谓痛改前非，就是变成守财奴。
>> 由于每个人承担的税率不可能大幅度增加，中央政府的收入锐减为玄宗时代的三分之一左右。之所以叛乱前后人口差别那么大，并不是战乱中死了这么多人，而是因为中央政府已经失去了控制力，许多人游离于政府的户籍统计之外了。
“安史之乱”对唐帝国的打击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更大的打击在于切断了唐帝国的行政中心和经济中心。
>> 唐朝一代，行政中心仍然是首都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今陕西地区），而经济中心则变成了东南方以扬州为中心的江淮地区。扬州是唐代运河的南方起点，南方的粮食都汇集到这里，再过运河转运到汴州（今开封），从汴州沿黄河、渭河到达长安，或者走黄河、洛河到达洛阳。
安禄山从范阳（今北京附近）起兵南下，占据了中原地区，逐渐切断了首都长安（行政中心）与东南地区（经济中心）的联系，东南的粮食无法到达长安了。所以，战争爆发后，首先破坏的是中央政府的财政动员能力，让它无法利用帝国的物资来供养军队，对抗叛军。
在安禄山的逼迫下，唐玄宗仓皇逃往四川，他的皇太子李亨北上灵武称帝，决心平叛，是为唐肃宗。
>> 但对商人的临时性征税仍然无法满足庞大的军事开支，皇帝必须另想办法。这时，一位叫作第五琦的官员出现了，他建议设立一个新的职务：租庸使。租庸使坐镇经济上最富庶的江淮地区，责任就是寻找一切税源，比如吴地的盐、蜀地的麻和铜。租庸使征收完毕，并不直接将盐、麻和铜运送到朝廷，而是就地卖掉，换成土特产运输到其他地方卖高价。
>> 租庸使的出现又导致了另一个现象：原本唐代的正式官制以三省六部制为主，各位官员各司其职，但皇帝由于临时性的需要，利用租庸使绕过了正式官员直接办事，就破坏了政治制度。从这以后，各种各样的“使”职大批出现，这都是皇帝为了避开三省六部而设立的事务性官员。到最后，政府的权力反而转移到了这些人手中，将正式官员晾在了一边，造成了庞大的冗员和办公效率的低下，从而加剧了财政的困难。
>> 此刻，全国各地的人都跑到朝廷来要钱。唐肃宗并不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从小养在十王宅中，每天都为躲过宫廷的各种阴谋诡计而战战兢兢，没有机会接触政治的实务层面。战争时期的混乱已经令他精疲力竭，他发现卖僧牒的收入刚刚入库，各种将领纷纭而至，一下子把钱抢得一干二净，不管如何拼命地寻找财源，都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
唐朝廷的财政储备一般是放在一个叫左藏库的仓库里，财政支出和监督有着严格的规定。平常由太府掌管，由尚书的比部审核。皇帝只是过一段时间接到一次汇报，却无法控制具体的每一笔开支。第五琦看出了皇帝的恐慌，建议将帝国的财政库藏从左藏库移走，送进皇家的大盈库。
大盈库一般是作为皇室生活开支的，皇帝更加容易控制。皇帝将国库“私有化”，这进一步破坏了唐代的财政系统。
>> 与政府财政私有化同时进行的，还有第五琦推出的两项影响深远的改革措施：实行货币贬值和建立国有企业。这两项措施终于破坏了唐代初期宽松的经济氛围，回归到汉武帝时期的传统。然而，这两项改革又毫不令人感到意外，当唐代政府损失了三分之二的财政收入之后，不能仅靠卖爵、搜刮等短期手段来解决长期的财政问题，必须系统地寻找到大规模的财源，来对冲土地和户籍税的下降。
>> 在“安史之乱”前，唐代的税制主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著名的租庸调制，另一部分人们了解很少，叫地税和户税。
租庸调制是依据人民的户口来征税的制度。唐代有着严格的户籍系统，一个人一生要享受一次政府分配土地的待遇，而他的户口就落在分配土地的地方。原则上来说，一个人不能离开户籍所在地，每年都要在这里纳税。
>> 除了地税，户税系统也增加了至少一倍。
除地税和户税之外，还有许多苛捐杂税，最典型的是青苗税。每年庄稼还只是青苗时，政府最初每亩收十文，到后来变成每亩收十五文、三十文。
>> “安史之乱”前，（藩镇）节度使只存在于边境地区，是为防范外族入侵而设的。但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皇帝为了防止叛军占领更多的地盘，在内地也建立藩镇，授予节度使军政全权。
内地的节度使最多时接近五十个，每个节度使都是一个不受节制的土皇帝。
>> 这些藩镇节度使对中央政府的忠诚度各有不同。东北地区（今河北、北京一带）的几个藩镇的节度使都曾经是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将领，唐军将领仆固怀恩在扑灭史思明叛乱的过程中，允许他们投降朝廷。但事后，给他们保留了节度使的职务。
这几个节度使由此获得了东北地区的军事行政大权，几乎完全独立于朝廷，只有名义上的隶属关系。而江南地区的藩镇节度使则更加拥护中央，但前提是：中央必须默许他们有很大的财政自由度，可以截留大笔税收。
>> 在唐德宗上台的第二年，他采纳了宰相杨炎的提议，推出了影响深刻的两税法，对唐初的租庸调制进行了彻底改革。两税法，是指每年的税分夏天和秋天两次缴纳。
后世往往夸大了两税法的意义，认为这是政府税收从“对人收税”转变到“对土地收税”，也就是按人头收税变成按照土地额来收税。这个说法并不准确，两税法仍然要同时统计人口和土地。
>> 唐德宗本应该等中央政府的财政更加巩固时，再着手对付地方的藩镇势力。
要削藩，必须做好武力准备。而政府要发动战争，必须给人民留下足够的休养生息时间，也必须等大家都适应了新的税收体制，让粮食和金钱塞满仓库。在曹魏和西晋决定南征时，首先考虑的都是粮食储备问题。但在唐德宗时代，事情的发展速度超出了皇帝的控制。
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两税法实施的第二年，成德（位于今河北和山东境内）节度使李宝臣去世。在河北一带，一共有四大节度使拥兵自重，都是“安史之乱”时期投降中央的叛乱将领，也是中央政府的大患，他们掌管的藩镇是成德、魏博、淄青和卢龙。德宗如果要削藩，首先就要对这四家下手。
>> 在社会被财税压垮的同时，皇帝的削藩过程却一波三折，越拖越长。
最初，皇帝的部队占了先机，几乎降服了叛乱的藩镇。然而皇帝错估了形势，没有及时收手。他没有意识到财政的脆弱，一旦和平无法维持，不仅社会受不了，中央也无处再征收更多的钱了。
皇帝的强硬让本来与中央政府联合的幽州节度使朱滔也担心了，他害怕皇帝胜利后会对付自己。于是幽州反转矛头，加入了叛乱的一方。幽州是东北方最强大的藩镇，它的转变不仅改变了实力对比，还让唐政府的财政状况急剧恶化。
更使形势雪上加霜的是淮西藩镇。淮西地处运河要道，是中央政府获得南方粮食的枢纽。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曾经帮助中央政府打败了反叛的襄阳，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好处，这时终于也参加了叛乱。淮西的叛变让中央政府的江南粮食供应彻底中断。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八月，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围攻襄阳，唐德宗的兵马还在北方，只好命令泾原节度使率兵前去救援。由于中央政府已经没有钱进行补贴，泾原士兵发生了叛乱，攻克长安。唐德宗仓皇出逃。
直到公元786年，整个叛乱才归于平静。
>> 为了增加收入，德宗还派宦官作为宫使（皇帝的使者），以几乎白拿的价格来买东西，还要向人们索取各种好处。只要这些宦官出动，就会吓得街上的商户纷纷逃走、关门。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卖炭翁》所写的就是德宗时代的宫使，在诗中，皇帝的宦官以“半匹红绡一丈绫”的价格，拿走了卖炭翁的千余斤炭。
>> 也正是在德宗时期，宦官进一步得势。皇帝不信任外朝的大臣，不敢把手里唯一的军队（神策军）交给大臣，只能重用宦官，让他们指挥军队。同时，德宗还派出宦官当监军使，去监督地方的军事力量。即便是各个藩镇，也要给这些宦官面子，任由他们大发横财。
唐代后期，宦官问题愈加突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皇帝无法驾驭整个官僚体系，只能倚重身边人进行统治。德宗对于官僚体系和财政体系的放纵留下了无数的隐患，但即便换一个人也很难做得比他更好。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贪财吝啬的皇帝竟然积攒下了庞大的家底，唐代的财政状况得到了改善。当这个家底传到他的孙子唐宪宗时，宪宗竟然能利用它完成一次中兴，将主要的藩镇势力一一降服。
>> 唐初，统治者继承了北魏、隋代的传统，设立了土地公有制，建立了一套过于复杂的财政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套制度变得千疮百孔，让每一个皇帝都头疼不已。
北魏最早建立的土地公有制传统，跨越了朝代的界限，造就了唐代这个财政失控的中央帝国。一次“公有制”实验，将它的影响传到了数百年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