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事,你是永遠都無法逃避的。在與馬爾科姆分開後,我曾經試圖逃避過去的所有一切。但現在,我為自己的朋克身分而自豪,因為我覺得,這改變了今天許多年輕人的想法,他們再也不相信政客的承諾了。氣候革命是朋克的,我在殘奧會上所做的一切也完全是朋克的。朋克永存!與最初的行動相比,我們的態度不變,但是思想更加先進,信念更加牢靠,改變世界的可能性也更大。”引自 131 “世界末日”里的情色时尚所以我想說的是,朋克風格的元素可以是多種多樣的,例如人們會穿著特別大或者特別小的服裝,做舊風格的服裝等等。所有這些都是整體造型的一部分。還有那些窮人風格的服裝。有些人的生活要遠比我們艱難,經歷也遠比我們更富戲劇性。我是這樣理解的:貧苦人群也有特定的生活狀態,這種狀態帶來了更豐富的經歷,因而他們的服裝也便呈現出令人景仰的光彩。他們是英雄式的人物,他們的服裝就是歷史的反映。引自 131 “世界末日”里的情色时尚“馬爾科姆一直對當代藝術十分感興趣,其專注程度遠遠勝於薇薇安。而薇薇安則對於手工藝更感興趣,並且她確實了解如何進行製作。所以聯合起來就是:馬爾科姆負責宣言創意,例如‘沒有未來’(No Future)和‘來自混沌的卡什’(Cash from Chaos);但真正使這些想法得以實現的,是薇薇安的製作技藝。薇薇安才是讓這些想法切實可行的人,是她將這些概念變成了人們想要購買的時尚,變成了可以穿的時裝。所以人們說馬爾科姆才是那個‘創意者’,而薇薇安不過是將創意縫紉起來的人,這其實並不正確。因為如果不能將想法加以表達的話,創意本身什麼都不是。我認為,薇薇安的想法,以及她將創意實現的方式,才是一切成功的開始。在某種程度上,馬爾科姆也完全意識到了這一點,於是感到恐懼,從而拒絕承認。我覺得,在離開我母親的時候,他絕對意識到了這一點,並且也知道,他一生中再也不可能和其他任何人複製這般合作。只有薇薇安能夠將他的想法變成現實。在那之後,他再也沒有找到其他任何合作者。我認為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也是他的悲哀所在。”引自 131 “世界末日”里的情色时尚後來在描述這個地方對他自己和薇薇安的初始意義時,馬爾科姆變得更加慎重:“⋯⋯我創造了那些看起來像是廢棄物的服裝。通過摧毀舊事物,我創造出新的東西。這並非將時尚當成商品,而是將它作為一種理念。”引自 131 “世界末日”里的情色时尚我對薇薇安的著迷也日漸加深,因為她身上有種特別的氣質。只要她出現在英王道,所有的人都要靠邊站。而且她真的與英王道上其他的人顯得格格不入。這個時期的薇薇安尚未成為朋克,但是早在朋克文化出現之前,她身上就已經有了朋克的形象和態度。而這種態度就是薇薇安本人,她喜歡引發爭議,樂於挑戰他人。引自 131 “世界末日”里的情色时尚店舖被再次更名為“人生苦短”(Too Fast to Live Too Young to Die),簡稱TFTLTYTD引自 131 “世界末日”里的情色时尚正式製作T恤這種簡單的事情,醞釀了一場時尚界的革命。有時,人們會認為是薇薇安“發明”了印有口號的T恤,但事實上更確切地説,這種設計的發明者是湯米·羅伯茨。或者從某種程度上說,在這兩人之前,同樣的設計理念早就誕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軍事品牌,以及20世紀50年代美國的廣告宣傳中。不過,讓其變得隨處可見,讓笑話和意識形態開始在我們胸前閃耀的——“沒有什麼哲學是不能印到T恤上的。”Tom Stoppard在描述這種時尚時曾這樣尖刻地說道——卻是薇薇安和朋克文化。引自 131 “世界末日”里的情色时尚早在幾十年前,當代藝術中對文本的運用就已成為美術領域常見的一種隱喻方式,這種藝術形式被稱為“字母主義”(Letterism)。引自 131 “世界末日”里的情色时尚性,至少是與性有關的想法,對馬爾科姆而言至關重要。一開始,薇薇安對於“性”在設計的意義上持否定態度。性衝動、性行為以及性異常行為相關的物件(鎖鏈、橡膠、戀物癖裝束,還有必備的高跟鞋),對於薇薇安和馬爾科姆兩人來說,都成了解放的標誌。但這一切,與他們簡單的素食主義的家庭生活並不相符,況且薇薇安一直強調他們的關係並不是建立在性愛基礎上。“抑制了自由意志的性道德,”馬爾科姆如是寫道,“以及符合專制體制利益的各種力量,它們的能量都源於對性的壓制。”因此,性解放便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政治解放,而薇薇安正是在此找到了參與感,就是這麼簡單而已。性壓抑與性怪癖的意象,事實上屬於另一個更廣大的宣傳手段,而其設計在目的上就是要吸引追尋自由的人。引自 131 “世界末日”里的情色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