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楼上的疯女人》
初版序言
囚禁与逃跑的意象,用疯狂的重影作为驯顺的自我反叛社会的替身的幻想、通过冰天雪地的外部世界和激情似火的内心表达出来的有关身体不适的隐喻,等等,诸如此类的模式贯穿于这一传统之始终,并不断复现出来,与之相伴的还有对于厌食症、陌生环境恐惧症和幽闭症等的令人着迷的描述
第一部分 走向女性主义诗学
即一部文学文本并不仅仅只是表达了他字面上的意义,它还代表了一种权威,这一权威具有神秘的清晰性与物质性。因此,在体现出父权特征的西方文化中,文本的作者便是一位父亲,一位祖先,一位生殖者,一个审美的父权家长,他的笔就和他的阴茎一样,是一种体现出创造力的工具。更有甚者,他的笔的权威,就和他的阴茎的权威一样,不仅能创造生命,还是一种能够繁衍子孙后代的力量,正如萨义德在对帕特里奇所作的阐释中所表明的那样,这种力量“代表着不断增加的意思,因此可以被理解为确立者”。由此说来,笔较之形状类似于阴茎的对应物——剑——来说,甚至更加强大,在父权制文化中更加具有性的意味
假如说笔是阴茎的隐喻的话,那么,女性将用什么器官来创造文本呢?这个问题看上去可能有些轻浮,但是,正如我们在本卷卷首所引的阿内丝•尼恩的一段话所表明的那样,不光是将单一的天父定义为万事万物的唯一缔造者的父权制思想,还有以这一思想为基础的有关文学创造的男性比喻,都在长久地“困扰着”文学女性、读者,还有作家自身。为什么说那样一位骄傲的、男性的宇宙缔造者就是尘世间所有作者的唯一合法典范呢?或者更糟的是,为什么男性的创造力不仅是唯一合法的权力,他甚至就是唯一存在的权力呢,从亚里士多德到霍普金斯以来的文学理论家们对此似乎都深信不疑,这一点毫无疑问阻止了许许多多的女性产生“胆敢握笔”的念头——这里用的是安妮•芬奇的说法——并且,使那些竟敢“放肆地”胆敢用笔进行创作的女性产生巨大的焦虑感
对于那些以父亲的“神秘家园”为基础,建构起他们文学理论的人来说,这些或公开或含蓄的有关“女性气质”的界定或许是真实的:假如一位女性缺乏创造性的文学生产力的话,那么,一个缺乏或滥用这种生产力的男子就变得像是一个宦官了——或者,就像是一个女人了。根据罗兰•巴特的说法,当身陷囹圄的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无法“使用任何的铅笔、墨水、钢笔和纸张”的时候,他便象征性的遭到了阉割,因为“那以书写为形式的精液”不再能够流溢了,“由于没法做事,没有笔,萨德变成了一个臃肿不堪的人,变成了一个宦官。”
说明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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