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历史基因

第一，中国历史上领先西方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第二，中国后来为什么落伍了；第三，中国是如何赶上来的。
先谈第一个问题。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应该说，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科技等广泛的领域内几乎全面领先当时的欧洲。一切在于比较，没有绝对的好，只是相对而言历史上的中国更加先进。就像今天，我讲中国成功，也是比较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中国干得更好，虽然实际上中国还可以做得更好。古代中国也是一样，现在回头看，也有很多很多问题，但在当时确实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同时代的国家做得要好。
中国当时领先欧洲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民本传统。中国人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也就是把人民看作国家的基石，看作“人心向背”的关键所在，把民生问题解决得好坏看作决定国家命运的大事。管子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也就是说，治国就是要让老百姓富裕起来。孔子说：“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也就是不仅要让老百姓富裕起来，而且要长寿。中国本土经济学的传统也是“经世济民”。在此之外，我们的先哲还提出许多民本、民富的具体政策。比方说，孔子及其弟子一直主张轻徭薄赋，重视农业和民生。这些思想在17—18世纪传到欧洲，给欧洲的人文学者和统治者都带来了震撼，欧洲大经济学家魁奈（Quesnay）主张学习中国的重农政策和土地政策，法国和奥地利的国王也模仿中国皇帝在天坛举行亲耕仪式。
中国的民本传统除了“富民”，还有其他内容，如“教民”。孔子说的“有教无类”，通过教育“人人皆可成舜尧”这些理念远远领先当时的欧洲。中国古代还有“常平仓”政策，通过国家储备，防止“谷贱伤农”，也防止“谷贵伤民”。后来美国总统罗斯福推出所谓“新政”中的农业政策，就借鉴过宋代王安石新政中的“常平仓”政策。这些事实也说明，在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中已经含有不少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这为中国后来接受社会主义理念和制度作了政治文化方面的铺垫。
第二，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的“天命观”。可以说“天命”是中国漫长历史中国家最高权力的来源，但它与欧洲历史上的“君权神授”不同，对于国家最高权力来说，“天命观”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最大的监督和制约。在中国历史概念中，“天”总是用来表现最为重要的意义，如“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等。换言之，“天”不只是大自然的天，更是自然、民众、社会、祖先以及世间万物的汇聚，代表最高的正义和权威。统治者代表“天”去统治和保护民众，一旦统治者违背了“天命”，开始蹂躏百姓，“天命”就将被收回，人民有权揭竿而起，实现新的“天命”统治，即历史上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用今天的政治哲学来看，“天命观”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人自己的“契约论”，也就是荀子引用孔子所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这个意义上，“天命”就是“民心向背”，是对皇帝的警训。中国学者赵鼎新曾这样说，“天命观”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政绩合法性”:“天命观的一个关键要素是虽然统治者不能完全决定自己的命运，但他可以通过德行影响天的意愿，当上天对一个统治者不满时，它会通过自然灾害的形式对其发出警告。”当一个皇帝的“天命”被广泛地视为不复存在之时，中国的平民百姓有权揭竿而起，这在古代欧洲是不可思议的。这种中国的“契约论”，比法国思想家卢梭的“契约论”要早两千多年，卢梭在18世纪中叶提出了“主权在民”的思想，认为政府和人民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政府要认识“公意”，实践“公意”，并提出了一整套法律安排来落实这种契约。然而在卢梭去世之后的两百年，法国的政治制度的建立几乎一直相当动荡。
我于2017年在荷兰参加奈克萨斯思想者大会（NEXUS Conference）时，主持人对所有在场学者抛出了一个问题，他说：拿破仑曾说过，权力背后总有某种不安，今天这种不安是否变得更强烈了，因为整个世界似乎都充满了某种不确定？极端反华的法国哲学家贝尔纳—亨利·莱维第一个发言，他说：美国在特朗普上台后走向孤立主义，自由主义模式受挫，以启蒙运动为代表的欧洲自由主义传统面临来自中国等反启蒙、反自由主义国家的挑战，中国“专制主义”模式也乘势走强，这带来了西方的广泛不安，西方世界要重振自由主义。
主持人随即请我谈谈看法。我说，西方这种权力的不安，源于权力脱离人民。如孔子所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水就是人民，脱离人民就有覆舟的危险。当时，中共十九大刚刚召开，我提到十九大的核心理念就是权力要永远与人民在一起，以人民为中心，才能无往而不胜。西方今天乱象频出，其根本原因就是西方政治权力既严重脱离本国民众，也严重脱离世界人民。
与“天命论”平行的还有中国古人“天下为公”的思想，早在《礼记》中就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认为天下是公众的，天子之位，传贤而不传子，这后来成为一种美好社会的政治理想，为中国社会所广泛认同，对中国的历代朝廷都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道德制约，这些都是同时代的欧洲君主难以想象的事情。
第三，选贤任能等制度安排，如科举制度。从隋朝开始，中国实行了科举制。从宋朝开始，科举制就非常成熟了，多数官员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的，相比之下，当时的欧洲大多数国家还是绝对君主制，官员也都是贵族世袭的，直到19世纪欧洲才从中国借鉴了科举制度，形成了自己的文官考试制度。
第四，中国古代总体的社会自由度普遍高于欧洲古代社会，在农业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而中国的土地在多数情况下是可以买卖的，是小农社会为主，而欧洲是农奴社会为主，土地属于农奴主，相形之下，小农生活的自由度远超农奴。至于知识界的自由度，中国学者刘梦溪曾这样描述中国古代文化中“狂”的自由态度。他说，“狂”字在汗牛充栋的古代文本载籍中是个常见词。中国还有源远流长的武侠文化、写意绘画、书法狂草等传统。有儒家的圣人理想，佛教禅宗的顿悟超越，道教的崇尚自然。这种“狂”的程度和范围在古代欧洲文化中罕见。某种意义上，西方人天天嘴上挂着“自由”，可能正好证明了古代欧洲人享受的自由太少了。
那么欧洲后来是靠的什么超越了中国呢？以我之见，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是战争。如果我们从16世纪算起，可以说欧洲很长时间内都在打仗，从四五百个国家开始，打到最后成了二三十个国家，例如，从1500年到1800年的三百年间，欧洲主要国家在多数时间里都卷入了大规模的战争，西班牙是81%的时间，英国是53%的时间，法国是52%的时间。但坏事变“好”事，当然这个“好”是打上引号的，欧洲国家虽然本身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造成的死亡和破坏无以计数，但一些主要欧洲国家的军事实力也借此发展起来了。然后它们就开始到处打别人，包括建立海外殖民地，大量掠夺别人的资源和财富，包括后来打败中国，并强迫中国支付天价赔偿，为欧洲的发展注入了大量的资金，而中国自己则陷入了一贫如洗的境地。西方的军事崛起还带来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以及社会组织能力和科技实力的提高。
二是金融和贸易。威尼斯等地的商人在与东方的贸易中发了财，便开始投资战争，发战争财，资助了欧洲内部的许多战争，这个传统后来又在荷兰、英国等国得到延续。美国学者彭慕兰曾这样论述殖民时代的贸易：英国工业革命的资源动力是棉花，而棉花来源于美洲奴隶主控制的农场；工业革命产品的主要市场是美洲和亚洲，而不是英国本身。
此外，尽管古代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货币短缺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一直没有解决好，造成了整个国家对进口白银的依赖。自16世纪西班牙在美洲大规模开采并向中国出口白银，中国患上了“白银依赖症”。也就是说，中国的货币供应，取决于外部世界提供的商品白银。现在回头看，明朝李自成起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发不出薪水了，我们的货币不够了，因为种种原因，西班牙贸易体系出了问题，国际市场上的白银供应量迅速减少。之前一年之内可能有60多艘船运着白银到中国来，当时一下子全年只有六七艘船，减少了十倍，这就出现了货币供应的危机。清朝的覆灭也与此有关，英国主导的世界货币体系在1870年左右开始由“银本位”转向“金本位”，银在国际市场上的价钱大跌，对清朝的经济造成了打击。这些都是中国被欧洲超越的重要原因。
这些情况也说明当时的中国朝廷缺少国际眼光，缺少我们今天讲的处理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眼光和经验。尽管中国是发明纸币的国家，但到明清两朝，中国还是没有能够解决好货币短缺和货币信用的问题，最后只能通过进口白银来平衡。明朝几位皇帝也尝试过建立国家统一的财政制度和货币信用，但都没有成功。中华民国时期发行的法币也没有真正成功。中国的货币自主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真正确立起来的。
第三是中国自己的认识问题。中国朝廷迷恋于中国自己版本的“历史终结论”，认为天下没有比中国更富庶的地方了，心理上妄自尊大，心态上不思进取，政策上闭关锁国，等等，使中国人对外界发生的巨变几近麻木无知，整个国家自然也无法与时俱进，无法应对西方列强崛起所带来的血与火的挑战。我记得学者许倬云曾这样感叹：“19世纪前半的世界，已有一个相当整合的全球经济体系。国际贸易，经由长程海路运送商品，将美洲白银带来中国，中国的货品运往欧美……在东方，英国已建设新加坡，控制了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经过马六甲海峡的航道。凡此事件，都已是欧洲政客与商人热烈讨论的课题，可是当时的中国人则蒙然不知外面的世界已在急速地迈向资本主义孕育的帝国主义，更未能预见中国将在这一浪潮中，几乎灭顶！”
回望这段历史，英国和其他欧洲主要国家以军事和贸易、金融的手段掠夺非洲、美洲和亚洲，也用同样的手段对待当时的中国。如果我们看今天的世界，西方特别是美国，仍依赖这两个手段对世界进行控制。美国在海外有大量的军事基地，唯恐天下不乱，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时常制造紧张局势，包括发动战争；美国等西方国家还控制着对自己十分有利的世界金融体系。
那么，中国是如何赶上来，甚至在不少方面后来居上的呢？
首先，作为“文明型国家”，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创造性地发展了自己源远流长的民本主义传统和选贤任能传统。中国共产党重新诠释了“天命”的概念。毛泽东主席直接把中国人民称呼为中国共产党的“上帝”，是中国共产党一切力量的直接来源。在中国共产党今天的政治语汇中，人民的意愿、认同及支持，被看作高于一切的信念，这是新的、具有人民性的“天命”，中国共产党以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自己的使命和天职。
其次，中国较好地解决了“军事”和“金融”这两个关键问题。在军事方面，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扭转了乾坤。这是自1840年以来，西方第一次对侵略中国的选择感到了畏惧，1949年4月还在中国内河里上下游弋的西方军舰再也不敢回来了，从此我们获得了70年的和平。某种意义上，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缔造和培育了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我们过去的军队打不过西方，而新中国彻底终结了西方大国可以随意入侵中国的屈辱史，使我们得以捍卫自己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和未来。
在金融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我们一举确立了人民币的国家货币地位，并很快形成了统一的、独立的国家财政体系。这无疑是500年来中国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环顾今天的世界，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财政状况最好的大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人民币正在稳健地走出国门，成为一种比较强势的、具有高度信誉的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把人民币纳入了货币提款权的货币篮子。
当然，在金融问题上，我们还需谨慎。我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陈平教授曾在伦敦见过当时已经90多岁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我们是他生前会见的最后一批中国客人。他在会见中讲到了一个观点。他说，纵观历史，西方强国一个接一个走衰的主要原因都是经济金融化，也就是玩钱生钱的游戏上瘾了，难以改邪归正，当年的荷兰如此，后来的英国如此，今天的美国看来也是如此。中国今天强调金融一定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是有深刻道理的。经济学家史正富把金融分为“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和“为自我服务”的金融，美国今天的麻烦就是“为自我服务”的金融百倍于“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这是美国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中国也要防止其外溢可能带来的破坏性。我们要汲取历史教训，防范金融危机，绝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
最后，中国汲取了历史上闭关锁国的教训，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全世界开放，融入国际市场，参加国际竞争，在竞争中不断改进自己，发展自己，有选择地借鉴别人的经验，但绝不盲从，整个国家也因此而迅速崛起，给世界带来了震撼。无疑，中国的崛起已经改变了世界，并将继续影响整个世界格局未来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