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科学的时代与社会世界

这种伦理的理性化离伦理作为一个有别于经验事实的规范自主体系的消失只有一步之遥。传统伦理建立在应该与是、规范与经验的区分和严格分离的基础上，道德律令，自神圣意志或人的理性本质而来，超越了经验领城，它属于规范、目的和价值的世界。自康德将道德律令形式化到孔德将道德法则与科学规律相等同的发展过程中，19世纪放弃了（事实与价值的）两分法。17世纪和18世纪的演绎理性成了体谟、康德批判的牺牲品，道德律令的规范特征也随着演绎方法消失殆尽。被视为经验科学的理性如今的任务是通过展现不同行动与不同后果之间的相互关系来提供人类行为的法则。
这一段有点难以理解，或者说沉浸在功利主义的思考方式里或认同科学伦理时会难以理解，作者对科学伦理的态度是什么？
    另一方面，这个政治流派也会失败，当它遇到与最初产生这种政治哲学不同的（时代）条件而没有对其智识前提和政治方法做相应调整时就注定会失败。人们相信理性的光芒为这种政治哲学提供了辩护，因此它不受历史变迁的影响，19世纪忽视了历史时空中流变的因素，这些流变因素渗透到政治思维的塑造中，这种哲学的理论完整和实际可操作性也取决于这些时空中的流变因素。19世纪忘记了所有政治哲学的历史相对性，它将独特的历史、哲学构造的产物拔高为理性前提和假设的永恒体系，后者被认为可以不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应用到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当这种政治哲学发源的本质条件缺位时它不可避免地将会与现实情境格格不入。
中产阶级是否是唯一的科学人？自由主义的局限性是科学主义带来的还是其阶级带来的？自由主义对解释世界的局限性是否就能否认科学主义在社会科学上的运用？（虽然我个人对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整体保留意见）
另一方面，因为封建国家正是利用国家作为手段阻止中产阶级充分使用他们的理性力量，国家变成了最古老的干预主义者，它无法建立在理性基础上，只会摧毁理性创造的一切。最后，因作为社会代理者的（封建）国家充分利用了主权政治权力（这种权力在政治制度中得以强调，自传统中获得合法性），自由主义对封建主义的历史敌意变成了对国家、传统、政治和暴力诸如此类事务的哲学敌意。国家，传统、政治和暴力被认为与事物的真正秩序相左，像疾病或自然灾害一样是一种外部千干扰。社会与国家相对立，法律与政治相对立，人与制度相对立，理生与传统相对立，秩序与暴力相对立一这些都是自由主义斗争的领域。这种在由理性支配的正确、良善物序和它的政治畸形（ perversion）之间所做的两分法决定了19世纪政治思想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