泷川事件：大学和国家权力的较量（第二编 第十篇）

1933年春天，一些政客鼓噪驱逐大学里的“赤化教授”。议会点名指责4名教授的思想存在问题，其中就有京都大学的泷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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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大学教授美浓部达吉也发表评论说：“关于学问上的意见要断定其是否是反国家的，判断的人必须在学问上有相当程度的涵养。在学问上少有见识的人只看了他人论著的片段就断定其对国家是否存在危险，这本身就是非常危险的做法。这样就有可能把国家引向错误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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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西斯主义步入疯狂、知识分子人人自危的肃杀时代，京都大学的这些学者敢于公开站出来与权力对抗，可谓大勇。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教授都有这样的勇气。事实上，京都大学有多个学部，其他学部的教授会没有一个发表支持法学部的声明。当时，无论是媒体还是政党都开始追随法西斯势力，各界于一片颂扬声中随波逐流。时势如此，多数教员对此持观望态度，也并非是难以理解的事。校园里压倒性的声音是希望事态能以稳健的方式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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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为了一个泷川，就毁灭了大学。”著名的哲学教授、哲学家西田几多郎的话，代表了许多教授的心声。西田几多郎是“京都学派”的创始人，威望很高，虽然他并不认同法西斯主义，但是也不愿意公开对抗。就像两年后他在给学生的信中所说的：“现在是法西斯主义的时代。真正站在自身之外深刻地长远地思考我国的将来的人，与其徒然从一开始就性急地、洁癖地与其冲突、战斗，我认为不如设法忍受而努力使之逐渐恢复中正。”
问题是，这种容忍退让只能增强法西斯主义的气焰。到后来，退让者也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攻击对象。蓑田胸喜大肆攻击京都学派，京都学派的几个成员惨死狱中。假如没有首相近卫文麿等的保护，西田几多郎恐怕也难有好结果。饶是如此，从1944年起，这位德高望重的哲学家还是因为“过于西化”的言论受到教育部思想审查机关的监视。他的“文章也被军部当作工具利用，尊严尽失。
割席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