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

“要知道，我是个十足的幻想家，”我继续说，“我把小说中的人物都当作活人。我憎恨华尔戈夫斯基公爵，蔑视阿略沙，因为他意志薄弱；我深切地同情伊赫曼涅夫，由衷地可怜不幸的尼丽，但我……不喜欢娜泰莎……你瞧，连你的主人公的姓我都记住啦！”
	“我已经记不得这些姓，连小说的内容也记不清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
	“当真忘了？！”我惊奇地说，“这太遗憾了！我可是爱上了伊万·彼得洛维奇，故事就是由他叙述的。我简直不明白，娜泰莎怎么会不爱这么一个好人，而看上了微不足道的阿略沙。‘她活该遭到不幸，’我边读边想，‘因为她拒绝了伊万·彼得洛维奇的爱情。’真奇怪，我不知为什么把我所十分同情的伊万·彼得洛维奇和小说的作者看成同一个人。我觉得，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叙述自己失败、悲痛的恋爱史……如果你忘记了，那就务必把这部优秀的小说再读一遍。”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我的叙述很感兴趣，答应有空时把《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重读一遍。
老陀的忘性还真是大。。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软禁在家”持续了约莫一个星期，在此期间，我每天都到他那儿去，把《罪与罚》速记下来。有一次我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家的时候，他有个情况使我十分惊讶：在我们工作正紧张的当儿，响起了手摇风琴的乐声，演奏的是《弄臣》中有名的咏叹调《La donna est mobile》(善变的女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停止念稿，留心倾听，突然唱起这支咏叹调来，把意大利词换成我的名字和父名：“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他用悦耳的、虽然有些压抑的男高音唱着。咏叹调奏完以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走到气窗跟前，投下一枚硬币，手摇风琴师就立即走了。我问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这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手摇风琴师显然发觉，他演奏了什么曲子以后，屋子里的人就会扔下钱来，于是他便每天走到窗下，只演奏《弄臣》中的这支咏叹调。
	“而我呢，就总是合着这个曲调，吟唱着你可爱的名字！”他说。
	我笑着，假装由于他把如此轻佻的词儿应用到我的名字上而生气；我断然说，我不是那种反复无常的女人，一旦我爱上了他，那就永不变心。
	“咱们等着瞧，等着瞧吧！”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笑着说。
	在随后的两天里，我又听到手摇风琴师演奏这支咏叹调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歌声，他的歌声与乐声是如此合拍，使我感到惊奇。显然，他的音乐听觉很好。
竟然是男高音
米柳科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引了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间如下的对话：
	“‘您愿不愿意这样做：我们此刻就把几个朋友召集到一处；您向我们叙述小说的题材，我们来拟定小说的章节，各人分担若干章节，共同把它写好。我相信，没有人会拒绝的。过后您阅读草稿，把粗糙或前后矛盾之处加以修饰和统一。我们这样合作就能如期交卷：您将小说交给斯捷洛夫斯基，您便自由了。如果您舍不得把自己的题材作这样的处理，那我们来考虑一个新题材。’
	“‘不，’他坚决地回答说，‘我从不在别人的作品下面签上自己的名字。’”
《俄国导报》编辑部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白痴》、《群魔》等长篇小说的稿酬是每印张一百五十卢布；《祖国纪事》给《少年》的稿酬是每印张二百五十卢布，只有最后一部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俄国导报》编辑部才给了每印张三百卢布的稿酬。
据我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就是根据他的外貌描绘《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商人萨姆索诺夫——格鲁申卡的监护人的。——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
(萨姆索诺夫)命令仆人切勿接待格露莘卡；万一她来就说："老爷祝您快乐长寿，并且要您把老爷彻底忘掉。"                         ————《卡拉马佐夫兄弟》
这个费多西娅是个非常胆怯的女人。她的亡夫是个文书，时常醉得发酒疯，残酷地殴打她。他死后，她和三个孩子生活极度贫困。有个亲戚把这情况告诉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他就雇她当了女仆，同时收留了她的孩子们：最大的男孩十一岁，女孩七岁，最小的男孩五岁。在我尚未结婚时，费多西娅就噙着眼泪告诉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心肠有多好。据她说，他晚上工作的时候，要是听到她的哪个孩子咳嗽或哭泣，就走去给孩子盖好被子，抚慰他；如果孩子还是不能安静下来，他就把她叫醒。在我们结婚以后，我也看到过他对她的孩子们的这种关怀。由于费多西娅好几次看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发病的情景，因此，她非常怕他发病，也害怕他本人。不过，她对谁都怕：怕斥责她的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甚至对我也怕，而我这个人是谁见了都不会害怕的。费多西娅上街时总戴着一块绿色的呢子头巾，就是长篇小说《罪与罚》中写到的马尔美拉陀夫一家人公用的那种头巾。——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
《罪与罚》中的头巾
在去日内瓦的路上，我们在巴塞尔逗留了一昼夜，为的是在那儿的博物馆里看一幅有人曾对我丈夫提到过的画。这幅画出自汉斯·霍尔拜因（Hans Holbein）之手，描绘经受了非人的酷刑、已经从十字架上被放下、开始腐烂的耶稣基督的形象。他那浮肿的脸上满是血肉模糊的伤口，模样十分可怕。这幅画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产生了窒息感，他站在它面前仿佛惊呆了。可是我却不忍看这幅画：这印象太沉重，特别是在我身体虚弱的情况下，于是我便走到别的展览厅里。约莫过了十五至二十分钟，我回转来，发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这幅画前，仿佛在地上生了根似的。他那激动不安的脸上表现出在他癲痫病开始发作时我几次察觉到的近似惊恐的表情。我轻轻地挽住丈夫的胳膊，把他带到另一个大厅里，让他在长凳上坐下，等待他随时发病。幸运的是，病没有发作：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逐渐安静下来，当他离开博物馆时，坚持要再次来看这幅使他如此震惊的画。
《白痴》中的画
时间不断地流逝，我们的忧虑日渐增加，不知我们等待的大事——我们头生儿的诞生是否能进行得顺利。我们的思想和憧憬主要都集中在即将发生的事件上，两个人已经怀着柔情热爱我们未来的小宝贝。我们共同决定，如果生下的是女儿，就叫她索菲娅（我丈夫本想给她取名安娜，我不同意），以此表示对我丈夫的外甥女，亲爱的索菲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的珍视，同时也为了纪念“索涅奇卡·马尔美拉陀娃”(59)，我曾为她的不幸而痛哭过。如果生下的是儿子，我们就决定给他取名米哈伊尔，以纪念我丈夫的哥哥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
去请女助产士，安排酒食，哪怕时间不长，但终究能把他那痛苦地集中在我身上的注意力暂时吸引开，这使我感到宽心。除了分娩时通常经受的痛苦外，还有另一种情况折磨着我：我的痛苦状态对刚发过病而身心衰弱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产生强烈的影响。他的脸上现出痛苦不堪、十分沮丧的神色，我还时而看到他号啕大哭，于是连我自己也开始害怕起来，怕自己处于死亡的边缘；回忆我当时的思想和感情，可以说，我怜惜的倒不是我自己，而是我的丈夫，我的死亡可能对他产生惨重的后果。我当时意识到，我亲爱的丈夫对我和我们未来的孩子寄予多么热烈的期望。这些期望的幻灭对性格急躁、难以自制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也许，我为丈夫担心和焦虑拖延了我分娩的过程。巴罗太太也发现了这一点，最后，她就阻止我丈夫进我的屋子，向他断然说，他那绝望的神情搞得我心烦意乱。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听从了她的话；可是我却越发担心了，在阵痛间歇的时候，请求女助产士或助理护士去看看我的丈夫在做什么。她们一会儿告诉我说，他在跪着祈祷，一会儿又说他坐在那儿双手掩着脸，深深地陷入沉思之中。我的疼痛越来越厉害；我时而失去知觉，醒过来的时候，看到一双直视着我的黑眼睛，其时，我认不出那是助理护士的黑眼睛，我感到害怕，不明白我在哪儿，发生了什么事情。临了，在俄历2月22日晚上五点钟左右，我的疼痛停止，我们的索尼娅(64)出生了。后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告诉我，他一直在为我祈祷，蓦地，他听到在呻吟声中间一种奇特的、好像是婴儿的啼哭声。他不相信自己的听觉，但是当孩子的哭声再次传来的时候，他就明白孩子已经生下，于是他欣喜若狂，从跪着的状态中一跃而起，奔到上了锁的房门跟前，使劲敲门，接着就跪倒在我床边，吻起我的手来。我也感到幸福之极，我的痛苦过去了。我们俩都那么激动，以致在起初的五至十分钟之内不知道我们生了个男孩还是女孩。我们听到有位在场的太太说：“Un garçon，n'est-ce pas？”(65)而另一个回答说：“Fillette，un adorable fillete！”(66)不过，无论生的是男孩或女孩，我和丈夫都同样高兴——我俩是多么欣喜，我们的理想已经实现，我们的头生儿，一个新的生命出世了！
《群魔》中沙托娃的分娩
我弟弟看到他同事的这副窘态，就赶忙把他介绍给我。“亚洲人”抓住我的手，吻了吻，使劲摇了几下，然后用喉音说话：
	“您要去参加代表大会，我能够为您效劳，真是高兴极啦！”
	他那兴高采烈的神情使我感到好笑，但却惹恼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偶尔也吻太太们的手，觉得这样做无所谓；但是当有人吻我手的时候，他却总感到不快。我弟弟发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情绪起了变化（我丈夫从一种情绪到另一种情绪的转变往往十分明显），就赶紧把话题引到有关代表大会的正事上去。“亚洲人”依旧十分困窘，在回答问题时不敢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望一眼，大部分时间是冲着我说的。我记得他的一些殷勤而又荒谬的回答。
	“您说说，到亚历山德里亚可难走？”我问，“要换好多次车吗？”
	“别担心，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我亲自陪您去，如果您愿意，我甚至可以跟您乘坐同一个车厢。”
	“在亚历山德里亚有没有可以让年轻女人住的合适的旅馆？”我的丈夫问。
	年轻人非常高兴地朝他望了望，热情地大声说：
	“如果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愿意的话，我可以跟她同住一个旅馆，虽然我本来打算住在同事家里。”
	“安尼娅，你听见没有？年轻人愿意跟你住在一起！这可太好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高声喊叫起来，使劲拍了一下桌子。放在他面前的茶杯掉在地上，打碎了。女主人赶紧奔过去扶住一盏由于敲击而猛烈地摇晃的点燃的灯，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则从坐位上一跃而起，跑进前厅，急忙披上大衣，走掉了。
	我很快穿上外衣去追赶他：我走到街上，看见我丈夫正朝与我们家相反的方向奔去。我在他后面奔跑着，过了四五分钟，追上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这时候，他剧烈地喘着气，尽管我请求他站住，但他还是没有停下来。我跑到他前面，双手抓住披在他身上的大衣的前襟，叫喊起来：
	“你疯啦，费佳！你朝哪儿跑？这可不是回家的路啊！站住，把大衣穿好，不能这样，你会受凉的！”
	我那焦急不安的神情对我丈夫起了作用。他停下步子，穿上大衣。我替他扣好纽子，搀扶着他，朝相反的方向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沉默不语，感到难为情。
	“您怎么啦，又吃醋了，是不是？”我气冲冲地说，“你想我会在几分钟之内爱上一个‘野蛮的亚洲人’，而他也爱上了我，我们俩准备一起私奔吗？你怎么不害臊？难道你不明白，你这种醋劲儿使我感到多么委屈？我们结婚已经五年，你知道我多么爱你，多么珍惜我们的家庭幸福，可是你只要一见我跟任何男人接触，就会吃起醋来，把我和你自己置于可笑的境地！”
	我的丈夫又是道歉，又是声辩，答应以后再不吃醋了。我不能长久生他的气：我知道，在嫉妒心勃发的当儿，他不能控制自己。想起那个热情洋溢的青年，想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怒气冲天、拂袖而去，我不由得笑了起来。我的丈夫见我情绪有了改变，也开始揶揄自己，并且问我，他在我弟弟家打碎了多少东西，是不是就势把自己那热情洋溢的崇拜者狠揍了一顿。
	傍晚的天气很好，我们就步行回家。路程很远，我们走了一个多钟点才到家。我弟弟已经在那儿了。他看到我们突然走掉，大吃一惊，急忙赶到我们家里，见我们不在家，他吓坏了。他怀着不祥的预感坐了整整一个小时，看到我们心绪非常平静，他感到很诧异。我们留他在我们那儿喝茶，想起刚才发生的那件事，大家笑了好久。对我们这种不告而别的突兀行动，他怎么向那个高加索人解释呢？关于这个问题，我弟弟回答说：
	“他问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对他说，‘如果你还不明白，那就见你的鬼去吧！’”
听他口述《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检察官的言词的当儿，我又取笑了他几句。
	“唉，真遗憾，你不是检察官！要知道，你这样的言词会把完全无辜的人发配到西伯利亚去的。”
	“那么，按你的看法，检察官的言词是成功的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
	“非常成功，”我肯定地说，“可我还是感到遗憾，你没有在司法部门工作，要不然，你现在已经当上了将军，而我由于你的缘故，也就当了将军夫人，而不是退伍的少尉的妻子了。”
	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口述费丘科维奇(21)的言词，向我提出他经常提的问题时，我记得我是这样回答的：
	“现在我要说，你，我亲爱的，为什么没有去当律师？！你会把道道地地的犯人洗刷得清白无辜。说实在的，你在这方面的才能被忽视了！你的费丘科维奇写得妙极了！”
我记得，1875年春，我们从列昂季耶夫的房屋搬回格里布的别墅时，那所房子的看门人在跟我告别时说：
	“我最舍不得你们家的老爷走。”
	“为什么呢？”我问，因为我知道我丈夫和他平日不打交道。
	“那还用说，太太，只要夜里一有火情，大教堂响起钟声，老爷就立即来到我这里，敲我小屋的门，说：‘起来，不知哪儿起火了！’这样一来，连警察局长都说：全城没有一个人比列昂季耶夫将军家的看门人更认真负责了，只要警钟一响，他就站在大门口了。今后我可怎么办呢？我怎么会舍得老爷走啊？”
	回到家里，我向丈夫传达了看门人对他的赞扬。他哈哈大笑，说：
	“你瞧，我有着连我自己也想不到的长处呢。”
这天晚上我丈夫去参加某个集会，我安排好孩子睡觉后，就开始读《性格的力量》。在长篇中有一封某个坏蛋写给主人公的匿名信。信的内容如下：
	最高贵的彼得·伊万诺维奇阁下！(2)［2］
	对阁下来说，我完全是个陌生人，但是由于我对您十分同情，因而胆敢提笔给您写这封短笺。我对您高尚的气度有足够的了解，可是您虽然高尚，而您所亲近的人却在卑鄙地欺骗您，每念及此，我不由得义愤填膺。如果她被放到外面，可能与你相距不止千里，她就会像只欢乐的母鸽，展开翅膀，高高地飞向云端，不想再回到自己的家。您放她自由行动，她却走向毁灭，掉进了别人的魔掌，在他面前，她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可是他那诱人的外表使她着了魔，他攫去了她的心，她觉得没有人的眼睛比他的眼睛更可爱了。她甚至对孩子们都感到厌恶，一心只想听到他的甜言蜜语。如果您想知道他——这个坏蛋是谁，那么，我是不会向你道出他的姓名的，您自己去考虑吧，特别要当心黑发男子。您要是看到有个黑发男子经常登您家的门，那就请您留神吧。那个黑发男子早就占了您的上风，只是您没有意料到罢了。
	促使我向您泄露这个秘密的是您的高尚品格，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动因。如果您对我不信任的话，那么，您太太的脖子上挂着一个颈饰，您去瞧瞧放在她贴胸的饰物中藏着谁的相片。一个您永远也不会认识、但怀着善意的人。
	我该说明一下，最近以来，我的心情一直很愉快：丈夫的癫痫病很久没有发作，孩子们病后完全恢复了健康，我们的债务也逐步还清，而《作家日记》的声誉也在creszendo(3)。这一切加强了我性格中固有的乐观情绪，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读了上述的匿名信之后，我的头脑里闪过一个淘气的念头：将这封信抄下来（改掉名字、父名，删去两三行），然后把它寄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以为他昨天刚读过斯米尔诺娃的长篇小说中的这封信，马上就会猜到这是个玩笑，于是我们俩就一起笑一阵。同时，我的头脑里还闪过另一个念头：丈夫如果把这封信当真，那么，我很想知道他如何对待这封信，把它拿给我看，还是把它丢在纸篓里？我照例一想到什么，就动手干。起初我想用自己的笔迹写，但是我每天都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把《作家日记》的速记记录转写为普通文字，他对我的笔迹太熟悉了。必须把玩笑开得隐蔽一点才行。因而我就着手用另一种字体较圆的笔迹抄这封信。但是要做到这一点相当困难，我写坏了几张信纸，才把信抄得字迹均匀。第二天一早，我把信丢进邮箱，邮差当天就把它连同其他邮件送到了我家里。
	这一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多耽搁了一会儿，到五点钟才回来；他不想让孩子们等吃饭，就换上家常穿的衣服，没有拆信，就走进了餐室。吃饭的时候，气氛愉快而热烈。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情绪很好，有说有笑，回答孩子们提出的问题。饭后丈夫手里拿着一杯茶，照例走到自己的书房里，我则到儿童室去，过了十分钟左右，我才去探询我这封匿名信所产生的效果。
	我走进房间，在我惯常坐的书桌旁边的位置上坐下，故意把话题引到需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回答的问题上。但是他神情悒郁，一声不吭，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脚步仿佛有千斤重。我看到他闷闷不乐，倏地可怜起他来了。为了打破沉默，我问：
	“你干吗这么愁眉苦脸的，费佳？”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气愤地朝我望了望，在房间里又来回走了两次，然后走到我紧跟前站住。
	“你戴着颈饰吗？”他用压低了的嗓音说。
	“戴着啊。”
	“把它拿给我看！”
	“干什么？你看到它无数次了。”
	“把颈饰拿出来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声嘶力竭地叫喊起来；我明白我的玩笑开得过了分，为了使他平静下来，我就动手解开上衣的纽扣。可是我自己拿不下颈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按捺不住满腔怒火，便迅速向我走来，使足劲儿把链条猛地一拉。这是一条很细的链条，是他自己在威尼斯为我买的。它顷刻间断掉了，颈饰就留在丈夫手里。他赶忙绕过写字桌，弯下身子，动手想打开颈饰。但他不知道弹簧在哪里，把颈饰折腾很久。我看到他的双手颤抖，颈饰差点儿从他的手中滑到台子上。我非常可怜他，对自己恼恨之极。我开口对他亲切地说话，要求让我自己来打开颈饰，但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气冲冲地把头一摆，拒绝我的帮助。到最后，我丈夫找到了弹簧，打开了颈饰，看到其中的一面是我们的柳鲍奇卡的照片，另一面是我自己的照片。他茫然失措，继续端详着照片，一语不发了。
	“嗯，找到了什么啊？”我问，“费佳，你真傻，你怎么会相信匿名信？”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立即向我转过身来。
	“你怎么知道匿名信的事？”
	“怎么不知道？是我自己寄给你的啊！”
	“自己寄的，你在说什么啊！你真不可思议！”
	“我马上把证据拿给你看。”
	我跑到另一张里面放着这一期《祖国纪事》的桌子边，在杂志中间翻寻一阵，找出几张昨晚我试着在上面改变笔迹的信纸。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那么惊奇，甚至把双手一摊。
	“这信是你自己编的吗？”
	“根本就不是自己编的！完全是从索菲娅·伊万诺芙娜的小说中抄来的。你昨天晚上刚读过，我还以为你马上就能猜到的呢。”
	“我哪能想得起啊！匿名信都是这样写法。不过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把它寄给我？”
	“只是想开个玩笑，”我说明道。
	“怎么能开这样的玩笑？在这半个钟头内，我痛苦到了极点！”
	“谁会知道你像奥赛罗(4)那样不经思考，就一头撞在墙上。”
	“在这种事情上是没有思考余地的，可见你没有体验过真正的爱情和真正的嫉妒。”
	“嗯，就是此刻我也体验到真正的爱情，但是我却不曾有过‘真正的嫉妒’，这都得怪罪于你：你为什么不对我变心呢？”我笑道，想要使他的情绪平静下来，“我请求你，对我变心吧。到那时，我会比你宽厚得多：我不动你一根毫毛，但我要把她，那个女坏蛋的眼睛挖出来！！”
	“你老爱开玩笑，安涅奇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用愧疚的声调说，“你得想想，弄得不好，会惹出什么样的祸事来！要知道，我在火头上会把你掐死的！现在只能说：上帝怜悯我们的孩子，拯救了我们！你还得想想，我即使没有找到照片，但在我内心也可能对你的忠实始终存在一丝疑虑，并将为此而苦恼终生。我央求你，不要在这种事情上开玩笑，我在狂怒中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谈话间，我感到自己的脖子在转动的时候有点不对劲。我用手帕擦了擦，手帕上留下一条血印：显然，链条被使劲扯下的时候把脖子上的皮给擦破了。我丈夫看到手帕上有血，感到懊恼极了。
	“我的天，我干出了什么事啊！安涅奇卡，我亲爱的，原谅我吧！我把你弄伤了！你痛吗，告诉我，你很痛吗？”
	我开始安慰他，根本就没什么“伤”，只是擦破了点皮，明天就会好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却是真的慌了神，主要是对自己的冒火感到羞愧。整个晚上他一再请求原谅，表示后悔，流露出无限的柔情。我也觉得极其幸福，因为我那荒唐的玩笑终于这样平安地结束了。我痛悔自己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经受了痛苦，我根据经验明白，当我那亲爱的丈夫醋意发作的时候，他会达到何等疯狂、几乎失去自制力的地步。
	我至今保存着那个颈饰和那封匿名信（1876年5月18日）。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闷热的教堂中站了约莫半小时，决定到外面透透空气。奥·费·米勒(19)跟我们一起出来，三个人去寻找涅克拉索夫未来的墓地。墓地上寂静的气氛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内心感到安宁，他对我说：“在我死后，安尼娅，把我葬在这里或者另外什么地方，但是要记住，别把我葬在沃尔科夫公墓，在文人墓地。我不想躺在我的仇敌们中间，我一生受够了他们的气。”
	我听了他打算死后葬在何处的话，心里十分难受；我就劝慰他，要他相信，他身体很健康，没理由想到死。为了要打消他的忧郁情绪，我就央求他在这世界上尽可能地活得长久些，同时向他描述我想象中关于他未来的葬礼的情景。
	“好吧，你不愿意葬在沃尔科夫墓地，那我就把你葬在涅夫斯基大修道院墓地你所热爱的茹科夫斯基身边。不过你可千万别死！我会把涅夫斯基大修道院的唱诗班请来，由一位，甚至两位主教主持弥撒。而且我要设法让整个彼得堡——六万至八万人，而不仅仅是这样一大群青年，给你送殡。花圈要多两倍。你瞧，我答应给你举行多么煊赫的葬礼，但是，那得有一个条件：你还要活许多许多年！要不然，我太惨了！”
	我故意说出了言过其实的诺言，因为我知道，这会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丢开这会儿使他感到压抑的想法，而我果真达到了目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微笑着说：
	“好吧，好吧，我尽力使自己活得长久些！”
	奥·费·米勒就我的丰富的想象力说了几句话，然后谈话就转到另外的题目上去了。(20)
三年以后，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弃世、为他举行了京城迄今从未有过的盛大葬礼之后不久，奥·费·米勒来访问我，向我谈起，我的预言几乎句句应验了。确实，正如我预言的那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修道院里诗人茹科夫斯基的墓旁找到了自己的安息之处，为他举行安魂弥撒时，有两位主教在场，并由涅夫斯基大修道院的出色歌手们唱诗；参加送殡行列的，就像我预言的那样，人数达六万到八万，花圈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