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

        在观影选择极易被好友推荐所左右的时代，这种交流媒介是至关重要的，人们通常不会采取口头赞美的形式，而是直接转发。这就是我们在新世纪分享的方式。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传播学教授亨利·詹金斯曾与萨姆·福特和约书亚·格林合著了《延展性媒体：在网络文化中创造意义与价值》（Spreadable Media: Creating Meaning and Value in a Networked Culture）一书。詹金斯认为，转发视频链接的行为既为视频产品创造了内在的附加值，也同时创造了一个迷你社区。
        詹金斯与合著者写道：“我们并不是将这种传播看成脱离背景和意义的空洞的信息交换行为，而是将其看作对意义和价值的竞标。我们认为谁发出了信息及谁接收了信息尤为重要，而最为重要的是发送了什么信息。”
        即使有些影片看起来愚蠢可笑，但是创造有文化的影像故事是一座能赚大钱的金矿。作为观众，你完全不必是知识分子或具备很高文化素养的人。
        释放视觉力量的一种有力传播方式是使用暴力语法。拿破仓曾说过，3张敌对的报纸比1000把刺刀更加可怕。影像是革命的工具，也是反革命的工具。
        极端主义组织也认识到了视觉媒体的力量。2001年，极端主义组织创立了视频制作公司“伙伴”（Assahab），该公司由通晓媒体的恐怖分子亚当·盖达恩（Adam Gadahn）领导，每年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边境山区制作近10部视频，影响遍及全球。    
        国际咨询公司“闪点伙伴”（Flashpoint Partners）一直关注恐怖主义活动其总监伊万・科尔曼认为“伙伴”出品的视频内容极其恶劣但他对其使用的视频技巧给予了高度评价。“这真的让人惊讶，”他说，“你们谈论的是质量非常高的视频，英文字幕翻译得非常准确。画面顺序显示火箭射向美国国旗，将美国国旗炸成了碎片。它们戏剧性十足，就像棒球卡一样被人们传递着。你甚至能在手机上观看这些视频，这显示了他们有专业团队，也花了很多时间。”
        但我们正在以一种全新的感官体验方式与过去脱离，这提醒我们，伊丽莎白・戴利的观点值得深思。视觉表达作为传播真相的一种方式，正在势不可当地崛起，因此读者和观众需要具有新的辨别力：他们要结合怀疑精神和敏锐的判断力，来评估以影像为媒介所展现的观点价值，而不再是评估口头论点的价值。这是一种新型的视觉素养。
        影像具有完全不同的起源，也可作为另一种获取知识的途径。它们更加原始，也经历了更少的过滤，所以我们与这些信息能够建立起更多情感上的联系。听写主要是脑力练习，视觉更多涉及人类本能。裸露的图片会带我们回到人类记忆的原始森林中。在记忆之林中，美在树稍闪耀，但是杀手却潜伏在阴影之下。人的愉悦感和恐惧之情是相互交织的。
        在1932年，德国剧作家兼作家贝尔托・布菜希特（Bertolt Brecht）发表了著名的《作为一种传播工具的广播》（Radio as an Apparatus of Communication）一文，当时，他想象不到现在通过电视和互联网进行的影像传播是什么样的。然而，他却意识到，精通聆听技巧是不够的，听众也需要了解演讲之道何其重要，传播最终会成为一种双向的对话而非独白，甚至在机械性沟通中也是如此。
        “广播是纯粹用于传播和个人单向分享的工具、所以这里有一条实在的建议：改变这一工具，实现从单向传递信息到双向沟通的转变。广播可能会成为公共生活中最佳的传播エ具，这是一个巨大的通路网络。这就是说，如果广播电台了解如何像传输那样接收，如何让听众像聆听一样参与对话，如何让他们加入到网络之中，而不是孤立他们，那么广播就会成为最佳的传播工具。按照这一原则，广播不该成为供应内容的平台，而应变成组织听众成为内容供应者的媒介。广播为了赋予公共场合真正公共的属性所做出的任何努力，都是在朝正确的方向迈进。”
        这一事例让我明白，一种更加大众化的表达方式有着无限精彩的可能，也回答了为什么黄谷子和他的视频自制模式能够获得现象级的成功，为什么简单的视觉广告比耗资数百万美元却华而不实的表演更有成效。我们可以把这作为媒体测试的标准线，看一段广告是否能最大限度地刺激消费者按下“消费按钮”。这种测试前景是十分可观的，却又不由得让人排斥。
        新闻、政治和广告影像不仅在数量上以令人惊愕的速度增加，它们的影响力同样也在提高，这些影像的制造者也正愈发熟练地操纵着大众。对此，我们有一个明确的方式予以反击，那就是要提高技能并以更熟练地使用视觉媒体工具及其规则，来成为更好的消费者并创造我们自己的影像。
        尽管社会现实是政府往往令人生厌、难以让人心悦诚服，但我们做出的政治决定往往来自本性以及通过视觉处理后所产生的情感印象。所以动态影像在电子媒介中的传播会对政治产生重大影响也就并非偶然了。也就是说，在我们盯着镜头时，我们会自然、有意识地形成某种观点。
        思想本身并不能向人们传递信息，科技却可以。便携式摄像机和监控摄像机创造了粗糙却令人生畏的“视频语言”，让我们看到了当权者想蒙蔽的一切。
       未来几年，大众的事件记录能力将会超过此前的任何时代，会有更多这样的瞬间被拍摄和分享。在过去不能看作“新闻”的事件也会由“恰好在场的旁观者记录下来，并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如今，摄像机几乎无处不在，传播渠道也容易获得。BBC、CNN和FOX等主流媒体正在更加依赖民众提供的影像，这些拍摄者与任何新闻采集机构都没有关系，他们通常也不会因自己拍摄到的影像获益。
        然而，作为这些影像的观众，我们还有许多问题要问。在摄像机记录前后发生了什么，影像会如何改变接下来的故事？镜头之外还发生了什么，会不会隐藏着一个不同的故事？是谁在拍摄影片，以及谁在传播，他们可能有怎样的计划？    
        如果受众具备足够的视觉素养对影片提出如下批判性的问题，那么这样的视频带来的影响就可能淡化，甚至完全不存在。是谁在制作视频？为什么要传达这样的信息？如果我们能看透他们的谎言和欺骗，那么煽动者手中不会拥有任何力量。但那些受众却没有怀疑过这些问题。
        在联合国大会演讲时，奥巴马称其为“在穆斯林世界中激起暴怒的、粗恶心的视频”。他觉得有义务重申美国政府不可能参与视频制作和传播，但也同时捍卫民众的言论自由权。他继续说道：“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国家对言论自由的保护都会有这样的理解……但在2012年，有手机的人只要点一下按钮，就能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攻击性观点，我们能够控制信息流动的观点已经过时了。那么，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我认为唯一的控制方式就是让人们准备好素养工具，来质疑和批判性地看待大量媒体信息。
        电影是虚构的，但是相似的“取景”问题对事实资料也至关重要。拍摄之外还遗留了什么？制作者拥有大刀阔斧改动的权利，他们倾向于切割边角来简化事物，因此摄像机并没有讲述全部的故事。取景和拍摄纪录片或叙事性电影时，拍摄者更多地控制背景的考虑都能让人们知道你在偷拍，也能让这段影片更有效。
        我们必须考虑隐私方面的伦理问题以及在这种背景下某些影像的传播，因为它们既能以我们可想象到和计划到的方式产生影响，也能产生我们想象和计划之外的影响。一旦影像进入公共视野，它们在本质上就拥有了自己的生命，参照肯尼迪和罗德尼·金的例子，一旦视频与制作者分离，就会成为观众进行现实解读的对象。
        当这些影像移植到另一画面中，一个全新的现实概念就产生了——它可能会变得更好也可能更坏。
        政治图像比其向外界透露的信息更加缺乏逻辑性，事实上，它们依赖于图像创造作发掘人们原始情感的能力，人的情感核心支配着个体的恐惧、舒适和爱等适应性冲动。
        这就是为什么当代美国政治广告在构建图像时，通常依赖语调和“感受”，而不是竞选人的能力。
        “你这些电视人还没发现，是吧？”达曼说，“当面强烈有力、情感充沛时，不说它们会彻底湮灭声音，至少也会占上风。我没开玩笑，菜斯利，没人听见你说的话。
        这是视觉时代下政治生活中悲哀的现实，《科尼2012》的制作人也深谙道，即事实不及画面重要。
        在分析打压性广告在免费媒体上会得到更多力量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凯瑟琳・贾米森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视觉语法”，专门用于播放打压性电视广告。她建议将它们框在电视机画面中，然后利用橡皮章的图案为他们贴上“准确”或“误导”的标签。全屏播放广告用于新闻报道可能会无意带来让广告搭便车的风险，因为观众甚至不会听事实核查的结论。
        我们不是所知事物的奴隶，而是所见事物的奴隶，这就是美国人选举总统的方式。
        然而，肯尼迪并不是第一个发现并巧妙利用自身外在形象的人。虽然他很早就擅长操控自己的形象而非凭借演讲内容取胜，但在他之前很早就有领导人这么做了。一个人的外貌和举止是很重要，但他却可以通过广泛传播的渠道掩盖自身的外貌缺点，而这个修饰过的形象就代表着这个人。
        在1860年林肯参加竞选时，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他参加全美各地政治会议的照片。竞选结束后，林肯的一位副官还特地感谢摄影师马修・布雷迪，就像肯迪获选时感谢电视台一样，副官说道：“我渐渐地相信，传播肖像也是竞选的一种巧妙策略。”
        还有另外一个要素：这段视频看起来拍得漫不经心。画面有一些粗糙，摄影技术不够专业，色彩模糊，灯光都“暗掉了”。它看起来就像是业余者拍摄的，事实也的确如此。这只强化了谢罗德所说的，一切都是从模糊不清中截取而来的，这也是“人们不应该听到”的事情。这在私人语境中是毫无防备的瞬间，像展览一样向公众展示，在观众的头脑中留下了这样的问题：如果一个人在认为周围只有几个人听她说话的情况下，我们发现她说了这些话，如果镜头不在周围，她还会说些什么？
        如果视频拍摄得专业，光线良好，整场演讲立刻向大众公开，那么效果将会完全不同。谢罗德的演讲毫无疑问会更加易于被人接受也会更加能够抵抗布莱巴特这样的人的操纵，一些媒体人会因为读者缺乏视觉素养而戏弄他们。
        从简单、直接、简短的片段开始，先站稳脚跟，然后你会越来越熟练，越来越适应。旦坐下来面对着电脑和剪辑软件，你就会发现在建构的过程中，剪辑实际上由直觉指导着。
        视觉素养还有另一方面与传统标准不相符合：视觉媒介的“表演性”，这是激励年轻人的无价之宝。这是能让羞涩的孩子走出保护壳的方式，它历经了时间的检验。我见过很多次孩子们的作品公映——甚至还在镜头前表演时都会促使孩子们表现出一些他们自己都不曾察觉的创意。
        霍华德说，他虽仍然很重视运动，但已经认识到，运动的主要目的是让孩子反应迅速。但在成人生活中，无论从事哪种职业，都更注重缓慢的决策、合作解决问题、规划和沟通的技能。简而言之，这些就是影像制作过程中强调的技能。
        在核心教育体验中，强调流畅的视觉体验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传播技巧，也可能成为促进孩子关键生活技能发展的催化剂，可以让孩子们学到学校无法提供的社交和表达情感方面的知识。
        为此，我建议进行一场以提升现有价值观为基础的教育改革。
        在21世纪，公立高中的每个学生只有掌握了如下技能才能准许毕业
    （1）能够为视频短片撰写剧本
    （2）能够利用正确的表达元素拍摄连贯的视频
    （3）能够从原素材中剪辑视频，有力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4）能够掌握传播渠道，包括互联网；
    （5）能够批判性地理解和解构视觉媒体。
        只将素养解释为对印刷媒体的掌握，这一理念已经过时了。新的定义不仅必须能够解释变化的人口情况，也能迎接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挑战。如果学生想要满足未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对自身能力的需求，那么他们必须能够适应并彻底改造自己“阅读”和“书写”世界的方式。
        公共学校顾问弗兰克·贝克提出了关于“视觉素养”的5条核心观念，他认为所有学生都应当牢记以下这5句话：
    （1）所有媒体信息都是人为构建起来的；
    （2）媒体信息是通过一种创造性的语言按某种特定规则来构建的；
    （3）不同的人对媒体信息有着不同的感受；
    （4）媒介包含有一定的价值和观点；
    （5）大多数媒体信息都是用来盈利或者谋权的。
        贝克进一步说明，媒体信息都有着文化“编码”，蕴藏在信息当中用来引导观众，至少可以引导那些已经被西方媒体深刻影响的观众以我们想要的特定方式进行回应。
        视觉素养在电子时代的重要性是前所未有的。因为有些人无法理解或者无法拆分语言的意义，所以他们在解码文字中隐含的信息时会很困难。这就是我坚信视觉素养需要更新，并且应与电影制作相结合的原因。批判性地评价其他信息最好的方法就是，使用原信息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