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中国特色的政经互动

首先，资源错配与党代会周期之间的显著关联的一个背景性因素是地方官员的激励对中国制造业的资源配置状态可能产生的重要影响。每5年一届的党代会在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事件，通常党代会当年是地方官员的换届高峰，例如2001-2002年党代会期间有41.6%的市委书记被替换，因此党代会意味着有一大批官员履新、晋升和离任，并且该事件是可以被预期的，因而可能会进入地方官员的行为预期。
    其次，如上所揭示的资源错配与党代会周期的年份顺序的关系也可以由地方官员所面临的激励性质来解释。假定一个地方主要官员施政的个人目标是政治晋升，而晋升要求地方官员在任期内必须显示足够好的经济增长绩效（这正是大家普通谈论的“GDP崇拜”的具体含义）。一个理性的官员最优的反应将是在任期开始不断增加投资，或推出有助于投资增加的经济政策，以保证扩大投资的增长效应在任期内充分体现出来。但是当接近任期的后期时，地方官员的投资冲动将会下降，因为此时投资带动的增长成将可能不属于自己，而会溢出给继任者。
    上述从官员激励的角度解析制造业资源错配与党代会周期的统计关联更多的是猜测，为了增强这种解释的说服力，我们还需要提供更加细致的证据。我们沿着上述官员激励和经济干预解释的思路和逻辑，提出了三个可验证的理论假说，以进一步验证官员激励和干预动机与资源错配之间的内在联系。
第一：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国有企业密集的行业，资源错配与党代会的周期不仅呈現正向相关关系，统计上高度显著，而且系数的绝对值也更大。而在民营企业相对密集的行业，虽然党代会周期的系数都是负的，但只有党代会当年显著，其他年份要么不显著，要么只是在边际上显著，系数的绝对值也明显低于国有企业密集行业的样本。
第二：资源错配与党代会周期的关系应该在产业关联度大的行业表现得更为明显。
第三：资源错配与党代会周期的关系应该在资本密集型行业表现得更为明显。相比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投资项目更大，短期内能够带动整个经济增长的效应也更大。

另外，研究发现，城商行的信贷规模与市级主要官员的年龄呈显著倒U形关系，拐点出现在54岁左右，说明晋升激励的大小可以强有力地解释城商行信贷规模的变动。我们还发现，与官员晋升激励相伴随的信贷扩张，同时会导致贷款质量下降，银行不良贷款率（滞后两年）与官员年龄也显著呈倒U形关系。这说明，城商行信贷规模在市级主要领导54岁左右时（晋升激励较大）达到最大，两年之后，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也达到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