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601

文化总是能改变特定人群想要的东西，并且会让某一事物在不同地方的价值千差万别。这种差别会让那些能够跨越文化差异的商人获利不菲，也会让人们常常困惑不已：为什么自己钟爱的事物在别人那里却不被赏识。在有些致命的误解中，感到困惑的人会诉诸武力。英国商人以为，如果中国能够“开放”，就肯定会从他们那里购买大量的制造品，他们因此想借助武力迫使中国开放。那些殖民主义者也总是觉得，凡是不想得到挣工资的机会，不买新的消费品的“土著”，都是“非理性的”“迷信的”。
我们扬弃以欧洲为中心的目的论（欧洲人是首要推动者，其他人只能被动回应），主张世界经济存在已久，欧洲以外的人在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欧洲人虽拥有某种程度的优势，这些优势往往来自运用暴力或运气（例如欧洲人所带来的疾病摧毁了美洲大陆的既有社会，为他们征服大片土地大开方便之门）。欧洲直到其历史的后期才明显享有生产技术上的优势，欧洲是否曾拥有独一无二的高创新精神或高社会适应能力，仍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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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既摒弃欧洲中心观，同时也拒斥无知的反帝国主义观。也就是说，欧洲人和北美人既非特别天赋异禀，也非特别邪恶。我们不单单锁定在欧洲人与其他地方的贸易或锁定某一地区，而是检视多个地区和这些地区间的互动。
在这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舞台里，成功落在努力又成者身上，但不必落在最有才华、最苦干实干或最聪明的人身上。也就是说，世界经济向来不是特别讲究道德的领域。奴隶买卖、海上劫掠、贩售毒品，往往比生产粮食或其他基本食物，利润丰厚得多。
欧洲的上流婚姻，通常是两“家族”的联姻，两家族都由男人掌控资本，且都借由交换女人（女人本身简直就如同商品）经营生意，但在东南亚，拥有流动资金和经商头脑者往往是新娘本人。……这些男人不习惯于丛林生活，往往比“本地”妻子早死许多年；失去丈夫的这些女人，继承了土地，随之拥有更多可用于下一场冒险或下一桩婚姻的谈判筹码。
（1819）在那二十五年后，在上海创办公共租界的洋人，最初希望创立的是一个由他们完全自治的纯白人聚居区；后来中国爆发内战，有钱的中国难民逃入租界，使租界内房租水涨船高，租界当局才打消种族隔离的念头，从而创造出一个由西方人治理而华人住民居多的聚居区。
在最理想的状况下，统治者甚至可能从贸易性离散族群里找到一个听话的核心人物，说服他支付一大笔钱，以取得高居他所有侨居同胞之上的“老大”地位；统治者选对了人，能有金钱收入，有一名心存感激（且有钱）的追随者，且贸易商聚居区里有个完全不必他操心就管理良好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