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史》读书笔记7:大西军余部
1.1647年初(顺治三年底),张献忠在西充县境不幸牺牲。大西军急速南撤,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他们后面是穷追而来的强劲清军,前面又有南明军队凭借长江扼守,大西军且乎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然而,在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的领导下,大西军余部一举击破据守重庆的南明总兵曾英部,曾英落水淹死,部众溃逃。大西军渡过长江天险,打开了南进的通途,为实现由黔入滇的战略转移奠定了基础。
2.张献忠牺牲后,领导大西军重任很自然地落到了孙可望的肩上。在孙可望的部署下,经过一年多时间的东征西讨,平定了云南全省。
3.平定全滇在大西军史册上是非常重要的篇章,对于南明政权的延续犹有关键意义。
在后期抗清斗争中,大顺军余部的战绩远不如大西军,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一块比较大又比较富的后方基地。
4.孙可望等在云南的统治由于客观环境的变化,显示了一些特色。大致可以说,它是张献忠大西政权的延续,又在政策措施上作了部分改革。特别是纠正了献忠奉行的过激行为,针对云南地万特点注意团结少数民族,成绩非常显著。现分述如下:
①一,在政权建设方面,孙可望等大西军领导人为争取云南汉族官绅和土司的支持,废除了大西国号,许诺“共扶明后,恢复江山”。
②二,在经济政策上,实行切实可行的赋税政策,还注意保护民间贸易,对云南井盐生产也加强管理。
③三,在军事方面,孙可望等采取了十分有力的措施,主要包括严肃军队纪律、加强训练、改善军需供应。
④四,社会治安方面,大西军初入云南时,为了防止官绅和土司的破坏,一度沿袭在成都时期的戒备措施,对昆明的居民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和行动限制。
⑤五,对于云南少数民族和宗教政策上也作了比较妥善的处理。
5.以孙可望为首的大西军进入云南,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经营云南是为了有个稳定的后方进行休整,积聚力量,以便重整兵马,同清军再决雌雄。入滇两年,由于政策措施正确得当,社会安定,生产迅速恢复发展,大西军对云南的统治日益稳定,实力已经大大增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南明永历朝廷吏治腐败和内部互相倾轧,导致抗清阵营的分崩离析,疆土越来越缩小。
6.在当时参与抗清的各种力量之中,孙可望为首的大西军实力最强,他管辖下的云南是抗清营垒中最稳定的地区。从南明处境来看,正处在何腾蛟、姜壤、金声桓、李成栋连续败亡,险象环生之时;孙可望等人决策同永历朝廷携手抗清,本是这个小朝廷的最佳福音。可是,阶级的偏见和政治上的鼠目寸光,却在永历朝廷内部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阻碍和破坏抗清联合阵线的罪魁祸首正是永历朝廷中的掌权人物。
7.在南明史籍中,指责孙可望“胁封”的文字极多,其中不少出自忠于明室的遗民之手。他们似乎从未想过孙可望提出联明抗清时大西军拥有十万左右的兵力和云南一省的地盘,求一个王爵千难万阻;后来孙可望兵败失势,仅带了一百多名官兵向清朝投降,顺治皇帝立即派人赶赴湖南封他为义王,毫不吝惜爵位俸禄。相形之下,多少可以看出清廷为什么能胜利,南明为什么失败的原因。
8.就孙可望来说,他既需要朱明皇帝这面旗帜,把永历帝掌握在自己手中,借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又明知朱由榔和忠于明室的朝臣是在山穷水尽的情况下才违心地同意真封秦王。于是,他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策略,名义上尊奉永历年号,正式自称秦国“国主” ,在贵阳建立行营六部,从而实际上接管了永历朝廷的权力。
9.当永历帝已经被安置于笼中以后,孙可望作为主角登场了,事实证明他没有演好,他不懂舞台上的主角并不一定是剧情中地位最高的人。对于孙可望的秉政,我们应该有个全面的认识。一方面,他在明清之际的政治风云中确实是出类拔萃的人物,治理军国大政表现了非凡的才能;另一方面,他对权力和地位的欲壑难填使他利令智昏,无法做到高瞻远瞩,正确地驾驭全局……
10.在如何正确利用永历这面旗帜上,孙可望却犯了极大的错误。他光知道暂时需要利用永历朝廷,却不能安置得当,注意维护朝廷的表面尊严……他把永历帝及其为数不多的廷臣、随从迁往自己的系军队控制下的安龙(贵州黔西南安龙县),这里原先只是明代的一个千户所城,地方僻小,居民不过百家。永历皇帝居住的千户所公署虽称行宫,其简陋程度可想而知。
11.从顺治七年底到顺治八年初,孙可望基本上完成了对永历朝廷残存武装的收编工作。南明政权及其军队实际上已经形成以原大西军为主的抗清实体。在这以后,永历皇帝只是作为用以号召远近的一面抗清旗帜,复明恢汉运动的领导权却掌握在孙可望等原大西军领导人手中。由于孙可望等人已经遵用永历正朔,在以下叙述中,不再使用大西军一词,一律改称明军。
12.李定国桂林、衡阳大捷
就其影响而言,李定国桂林、衡阳大捷远远超过了战役本身。自从明朝末年以来,文官武将一提到清军无不谈虎色变,依附清廷的汉族官僚每遇到军情紧急往往请求朝廷派遣“真正满洲”参战,满洲贵族也自视为天之骄子、所向无敌。李定国打破了清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其心理上的作用不可低估。就清方而言,兵力上的损失可能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神情沮丧;另一方面,忠于明室的官绅百姓却为之精神振奋,重新燃起复兴的希望。
13.在清军接连遭受重大挫折,主帅阵亡,士气沮丧之际,孙可望作为南明最高实权人物不仅没有抓住战机,部署决战,反而嫉贤妒能,导致内部矛盾激化……原大西军领导集团之间的裂痕使联明抗清以来前所未有的复兴良机变成昙花一现。
探讨南明的历史,有一个基本论点是可以通过大量事实证明的,这就是在力量对比上,南明的兵力和潜在力量(包括清统治区内的复明势力)并不逊于清方。其所以屡战屡败,丧师失地,根本原因在于各种抗清势力之间矛盾重重,互相拆台,甚至自相火并,使兵力相当有限的满洲贵族坐收渔翁之利。
14.李定国:南明最杰出的军事家,他不仅始终以反清复明为己任,还用卓越的战略眼光分析全局。
李定国和郑成功的区别在于:李定国更多的从抗清大局出发,而郑成功却往往把自己经营的闽海利益置于首位。
南明复兴的希望在1652年(顺治九年,永历六年)取决于孙、李合作全歼湖南屯齐所统清军,由于可望嫉贤炉能坐失良机;这以后的可能性就是李、郑会师收复广东和东西会师长江收取江南。此机一失,南明再无复兴之望。用兵如弈棋,关键一着失误,全盘皆输。李定国不愧是明清之际最杰出的军事家,他的高瞻远瞩,实在是同时诸雄根本无法比拟的。
明清之际最优秀的军事家李定国的悲剧在于:出滇抗清前遭到孙可望的嫉恨,无法在湖广(今湖南、湖北)、江西战场上施展雄才大略;中期寄厚望于郑成功连兵粤、闽,会师北上,得到的回报是虚应故事、新会战败,丧师失地,南明中兴从此无望,他所能做的只是效法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5.孙可望的跋扈和阴谋篡位
在当时的情况下,孙可望大权在握,要玩弄一场“禅让”的把戏是再容易不过的了。问题是,永历帝的宝座可以取代,永历朝廷所能发挥的号召作用却是孙可望取代不了的。孙可望处于进退维谷之中,一方面强烈的野心驱使他继续策划和筹备登极大典;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考虑一旦踢开永历朝廷,包括李定国、刘文秀等原大西军高级将领在内的各种抗清势力几平可以肯定不会承认他这个草头天子。
孙可望和依附他的文臣武将都不明白元末和明末的形势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元末是蒙古贵族统治的瓦解时期,而清初则是满洲贵族勃兴的时期。在民族危机深重之际,孙可望竟然看不到要抗清就必须以复明为号召,复明就必须遵奉永历朝廷……孙可望的一意孤行,不仅在终于朱明王朝的汉族官绅中引起强烈不满,也加深了原大西军内部的分歧,最终导致了原大西军的分裂和内讧。
16.1657年(顺治十四年,永历十一年),孙可望兵败降清。清廷对仅率数百人狼狈来归的孙可望却毫不犹豫地加封王爵,不能不看到清廷的度量和眼光比永历朝廷高明得多。孙可望受到清廷特殊的恩遇,靠的是出卖云贵川抗清事业。此后,随着永历朝廷的衰微孙可望本人的地位也随之走向没落。顺治十七年(1660年)孙可望死去,死因真相存疑。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清廷决定孙可望所有子孙不再承袭,孙可望家族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最后痕迹。
17.李定国之死
1662年(康熙元年)永历帝和太子被清军俘获的噩耗传来,李定国伤心备至,捶胸大哭。他感到拥明抗清的旗帜既倒,再也没有回天之力了。于这年六月二十七日病死于景线(云南保山景线区)。
李定国在明末是反抗封建压迫的英雄;清初是抗击满洲贵族武力征服和暴虐统治的杰出统帅。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在明清之际各方面的人物当中,他是光彩四耀的一颗巨星,其他任何人都无从望其项背。
大致可以说,李定国之死标志着大西军余部抗清斗争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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