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看完后想玩的地方：意大利见下方清单
西班牙：巴塞罗那 流浪者大街，哥伦布塔，圣家族大教堂，古埃尔公园，巴特罗公寓，米拉之家，弗拉明戈表演，阿尔罕布拉宫，塞维利亚；萨拉曼卡，萨拉曼卡大学，贝壳之家
奥地利：茵斯布鲁克，seefeld 阿尔卑斯山小镇；萨尔茨堡，莫扎特的故乡，历任大主教们的幻梦——科茨察赫在萨尔茨堡要塞里的金厅，莱特瑙为情妇莎乐美营造的米拉贝尔宫（图片来自网络），霍亨奈姆斯的亮泉宫里的独角兽标本和音乐厅；
法国：巴黎，圣母院、卢浮宫、协和广场、埃菲尔、名人出没的咖啡馆；凡尔赛宫
　　当小城阿尔勒，梵高画出名画的地方；马赛，非常棒的气候和海景，马赛鱼汤，基督山伯爵；以尼斯为中心，西起戛纳，东至摩纳哥，是世界闻名的“蓝色海岸”度假胜地；普罗旺斯，薰衣草田；
英国：温莎堡，伊顿公学；伦敦，白金汉宫、国会大厦、威斯敏斯特教堂、特拉法加广场、皮卡迪里闹市（《神夏》在这里取了很多景，见https://www.douban.com/note/205668358/）大英博物馆（罗塞塔石碑！）
“最使韩子奇着迷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博物院。那里展示着“大英帝国”曾经称雄世界的历史，也展示．着全人类文明的精华。埃及王拉米塞斯第二的花岗岩雕像，巍然如山，是公元前一千多年的遗物；罗塞他石，是公元前一百九十五年用埃及文和希腊三刻成的，学者们从这块石头上对照希腊文才读通了希腊文字；建成于公元前四百三十五年前的希腊巴昔农庙，1687年被威尼斯人炸毁，而上面精彩的雕像和石刻则从雅典辗转流落到了伦敦，又依巴黎国家图书馆藏的巴昔农庙图复原了；更有荷马史诗贝叶，巴格莱夫、格雷、哈代的文稿，莎士比亚的房契……尤其使韩子奇惊心动魄的，是在这里看到了无数中国的珍宝：战国漆器、汉代石刻、东晋顾消之的《女史箴图》、北魏的敦煌壁画、唐代的工笔人物、宋元山水、清代的乾隆宝座……还有他最为钟情的玉器，这里几乎拥有从商周到明清各个时代的精品”
德国：洪堡大学，慕尼黑啤酒节；波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旧首都，贝多芬故居；海德堡，卡尔·路德维希酒桶，海德堡大学；汉诺威，工业博览会
匈牙利：李斯特、裴多菲、茜茜公主
捷克：布拉格，卡夫卡故居；作家还有哈谢克《好兵帅克》、米兰昆德拉
瑞士：苏黎世，日内瓦湖，
摩洛哥： 摩洛哥被誉为“北非花园”, 高耸的阿特拉斯山阻挡在国土和撒哈拉沙漠之间，这里一年四季气候宜人，七月初的温度也不过只是20摄氏度上下。夏季少雨。“红色之城”马拉喀什，卡萨布兰卡拍摄地，梅纳拉花园，德吉玛广场外绕行，远远能望见库图比亚清/真寺。据说当年雅库布·埃勒·曼苏尔在制造它时往塔顶融入了近万袋名贵香料, 使整座清/真寺散发着独一无二的香气, 所以人们又叫它“香塔”；“大西洋新娘”卡萨布兰卡, “皇城”拉巴特和“蓝色小镇”舍夫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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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文明从早年的扩张和后来的大战中记取了不少东西又洗刷掉不少东西，近年来欧洲各国的联合使它更加悠闲和安详。它甚至觉得自己已进入文明发展的极致境界，没有必要再作艰苦奋斗。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书所阐述的法国哲学家柯杰夫(AlexandreKoieve)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即认为欧洲集中了从基督教文明到法国大革命的多种营养，战胜了诸多对手，在物质的充裕、个体的自由、体制的民主和社会的安定等各个方面都已进入历史的终结状态，今后虽然还会有局部冲突，整体趋向却是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消费和游戏。
　　对此我深表质疑。因为我无法忘记从中东到南亚的一路景象，而那里离欧洲并不遥远。不讲全球一体化倒也罢了，一讲，又怎能把那满目的危机、积怨、暴力从“全球”的概念里省略掉?然而他们却常常省略掉，躲藏在自己的价值系统里闭目塞听。我们在那条路上穿行几个月，几乎没有遇见过欧洲人，这与他们勇于冒险的前辈相比实在差得太多。其实不必说大危机，即便是成批偷渡来的移民，也已经频频穿插在街边咖啡座之间，把欧洲不想正视的空间塞到了眼前。历来最有逻辑预见性的欧洲文化人理应对世界作一点危机提醒，但已经好久听不到这样的声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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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这位老先生所发的每一句议论都是很多听上去很厉害很华丽的辞藻和隐喻的胡乱堆砌，连起来却不知道要表达什么，说理还比不过知乎答主，遇到这种段落我一律跳过。举个例子：】  
一切问题都迫在眉睫。文化本来应该是一种提醒和思索的力量，却又常常适得其反，变成了颠倒轻重缓急的迷魂阵。这次在路上凡是遇到特别触目惊心的废墟我总是想，毁灭之前这里是否出现过思考的面影、呼唤的声音?但是大量的历史资料告诉我，没有，总是没有。在一代雄主、百年霸业的庇荫下，文化常常成了铺张的点缀、无聊的品咂、尖酸的互窥，有时直到兵临城下还在作精心的形象打扮。结果，总是野蛮的力量战胜腐酸，文化也就冤枉地跟着凋零，而跟着文化一起凋零的，总是历史上罕见的一段光明。因此，文化最容易琐碎又最不应该琐碎，最习惯于讲究又最应该警惕讲究。文化道义和文化良知，永远是文化的灵魂所在，否则，营营嗡嗡的文化，是自我埋葬的预兆。
　　……在人类面对如此密集的难题时，我企盼有更多的智者承担起真正的文化责任，不管有多少掷石唾骂，仍能保持一个坚贞不渝的群体。暴徒可以刺杀甘地和拉宾，但天地间毕竟留下了他们的声音。
　　《忧心忡忡》，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见《千年一叹》378—381页。
　　这次在欧洲，更觉得他们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处于“颠倒轻重缓急的迷魂阵”之中。自身的优秀使他们对外部空间缺少敏感，于是也就缺少了责任，缺少责任的文化还能继续优秀吗?有时他们也自感到了这一点，试图重新唤起对世界的责任，却又因缺少切身体验而“颠倒了轻重缓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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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然于空间也必然漠然于时间，这个关系，陶渊明在《桃花源记》里已经说清楚。那么，一个文明如果不能正视外部世界，也就一定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尤其是历史上那种与蒙昧、野蛮搏斗时留下的狞厉。一味把自己打扮成纤尘无染的世界判官，反倒是抽去了强健的体质。李泽厚先生说，即便狞厉如饕餮也会积淀深沉的历史力量，保存巨大的美学魅力。一种文明如果失去了这种魅力该是多么可惜。
　　上几代东方文化人多数是以歆羡和追慕的眼光来看待欧洲文明的，结果便产生了一种以误读为基础的琐碎、滥情和浅薄。这种倾向近年来在欧洲本身也有滋长，原因是它突然还清了一切旧账，随之也就卸除了多种历史负担，其中既有负面的负担，也有正面的负担。如果允许我以小喻大，那么，这情景就像挪威卑尔根市的一位老妇，前些时候这位老妇向一家鱼店送上一百克朗，说五十年前这家鱼店多找了五个克朗她没有退回，现在要连本带息一起归还。她一再向鱼店的年轻主人检讨：“那年月太贫困了……”。这件小事让我感动了好半天，一种延绵的诚实使过失上升为高贵。但我又想到，这位还清了债务的老妇人明天会怎么样呢?她会不会因为五十年的目标终于达到而反倒虚脱?欧洲就是这位老妇人，当历史不再留有伤痛，时间不再负担使命，记忆不再承受责任，它或许会进入一种自我失落的精神恍惚。
　　我们没有理由对人家的失落漠不关心。既然在尚未失落之时已经被部分误读，那么一旦真的失落，我们就会产生双重的混乱。因此，寻找它的真实生命也就是寻找我们自己。这在文明的浅层意义上可说是“旁观者清”，在文明的深层意义上，彼此本是无形的联盟。
　　凭我以前的阅读印象和实地探访，朦胧觉得欧洲文明应该有一具粗犷而强悍的生命原型，有一个贯穿数千年的历险情节，有一些少为人知的秘密角落，有一堆无法追究的羞耻和悔恨，有几句声调低沉的告诫和遗嘱。只有找到了这一些，才能实实在在地安顿我们原先所熟悉的那些学说、大师和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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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碎片·题叙》
　　我早就说了“远远近近”，在这一件事上没有疆界。
这次从那片遥远的土地深处呼唤出来的，果然是一些早想谛听的本真之音——
　　开头应该是一次山崩地裂的毁灭吧，却不是一个宗教寓言。毁灭是历史的删节，厚厚的火山灰下还埋藏着重现的可能，不能重现的是智者的灵魂。那位智者曾向中国投来最初的问询，于是毁灭中又多毁掉了一项万里宿命。
　　毁灭后的复兴除了需要穿越时间外还要穿越大量的人格灾难，因此一声声横贯历史的欢呼中浸泡着太多的叹息和抽泣。那座结束了中世纪的城市把辉煌交付给整个欧洲，自己只卫护住了受屈的儿子们，不再做声。它引诱出了辽阔地面上无数美妙绝伦的音符、诗句和色彩，但这一切同样几乎一无例外地被蒙昧和野蛮所包围。此时听得最清晰的，倒是南方海岸边流浪者们扬帆远航的起锚声。这声音终于使欧洲明白了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使一批批智者在中欧的森林城堡间深思起来，而一次次变革又从西欧的河滨街市间轰传世界。智慧和欲望既带来了市嚣又带来了战尘，最终在一次次毁灭和复兴的轮回中带出的，却是平静。
　　然而最大的平静还属于北方雪原。那儿曾把海盗们的血腥嘶叫无数次输入欧洲腹地，带回来的却是教堂宽厚的钟声。雪原上的海盗们终于震动，开始年年在火山熔岩间窥探法律和秩序，最后正是他们，以自己的脱胎换骨证明了文明的力量。
　　由此可见，欧洲文明虽然至今还深沉于中部、灿烂于西部，却以既不深沉也不灿烂的南部和北部为命脉。南部，总是因为一次次伟大的出发而留下灼热的荒凉；而北部，总是因为一次次由人性俘虏兽性、由文明收编野蛮的人格大战，留下了最具象征意义的溯风疆场。
所以，在这本书里，我把欧洲文明重新推到艰难自立的原野上，而把读解它的钥匙孔，放在冰岛辛格韦德利的火山熔岩旁。
　　任何一种文明都会由于多种原因而自我迷失，只有把它们放回到与蒙昧和野蛮交战的第一线，才会临阵清醒，不断地重新体验自己的文明本性，并与其他文明沟通。这也体现了我们与亨廷顿教授的基本分歧：他只指出了各个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我们需要呼吁的是，这些文明如果真正称得上文明，一定有共同的语言，一定有共同的敌人。
　　那么，即便是与欧洲文明有着太多历史恩怨的中华文明，也不会一味执著于各个文明之间的冲突来谋求自我复兴，它正在渐渐明白，自我复兴的主要障碍是近处和远处的蒙昧与野蛮，因此更需要与其他文明互相探究、互相学习、互相提醒，然后并肩来对付散落处处的憧憧黑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对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多方面比较，突破了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两极方位，而是一直保留着更庞大的第三方位，即一切文明的对立面。为此，中华文明愿意以更谦和的态度来体察欧洲文明的甘苦冷暖，并虚心求教，不管欧洲文明什么时候也能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中华文明。
　　二○○一年二月三日，于香港。
　　这本书，是《千年一叹》的续篇。
【说真的，有人能看懂这一段吗？？？
考察了欧洲九十六座城市，游遍大半个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结果就写出这两本不知所云的玩意，真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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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新疆，我见过被古人突然遗弃的交河古城和高昌古城，走在那些颓屋残墙间已经惊恐莫名。一般人对极端性审美图像的接纳是有限度的，我知道那种荒废日久的空城很美，却总是不敢留在黄昏之后，不是怕盗贼，而是怕气氛。试想，如果整整一座西域空城没有一点动静，月光朦胧，朔风凄厉，脑畔又浮出喜多郎的乐句，断断续续，巫幻森森，而你又只有一个人，这该如何消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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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这里，我突然领悟，为什么中国唐代刘禹锡写石头城的四句诗会在人们心中形成那么大的气魄，以至连大诗人白居易读了都说“吾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辞矣”。这四句诗是：“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人称此诗得力于怀古，我说天下怀古诗文多矣，刘禹锡独擅其胜，在于营造了一个空静之境，惟此空静之境，才使怀古的情怀上天入地，没有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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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彻彻底底地休假？
　　在形态上，这是与平日工作的一次封闭性割断。到哪儿去休假，不必让同一办公室的同事知道，也不用禀告直接上司。与我们中国的忙人们休假时连睡觉都开着手机相反，他们一进入休假就不再惦念电话铃声，不会因为两天没有与人通话就如困兽般烦躁。在休假时他们成了另一种人，平日衣冠楚楚、礼仪彬彬，此刻却便装松松、笑声连连，全然一副少不更事的游戏心态。昨天在城市的街道上还步履匆匆、两眼直视、目中无人，今天在休假地见到谁都亲热招呼，其实互不相识，只知彼此突然成了天涯同事。同的什么事？这事就是休假。
　　在观念上，这里服从把个体休闲权利看得至高无上的欧洲人生哲学。中国人刻苦耐劳，偶尔也休息，但那只是为了更好地工作；欧洲人反过来，认为平日辛苦工作，大半倒是为了休假，因为只有在休假中，才能使杂务中断，使焦灼凝冻，使肢体回归，使亲伦重现，亦即使人暂别异化状态，恢复人性。这种观念溶化了西方诸如个人权利、回归自然等等主干性原则，很容易广泛普及、深入人心，甚至走向极端。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有次中国领导人访问罗马，计划做了几个月，但当领导人到达前一星期，意大利方面的计划负责人突然不见了，把大家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只得重新开始计划。奇怪的是，他们那方的人员只着急不生气，因为那个负责人的突然不见有一个神圣的理由：休假去了。
　　我们当然不会赞成这样的工作态度，但罗马人的看法就不一样。他们说，工作与休假，很难说哪个更重要。这个负责人由于某个非个人的原因失落了移交工作的时间，既已如此，如果要他牺牲休假时间去办移交，等于把一件事的不完满变成了两件事的不完满，两败俱伤。休假使一个人失去一种身份，转换一种身份，这种失去和转换是那样的无可指摘，就像无可指摘于突然死亡。那个人自从来到休假地、换上宽松服之后，他作为公务员的身份已经暂时地埋葬于山水间，你怎么能对一个死亡了的身份有额外的指望？工作的延续，只能靠接替者，或者，等他休假期满身份“复活”。
　　对于这样一条思路可以不作评论，但我至少由此知道了平日自己周围的好些朋友为什么老是休息不好。
　　我们很多企业家和官员其实也有假期，而且也能选择一个不受干扰的风景胜地，然而可惜的是，他们可以放下工作和家人，却放不下身份。于是，一到休假地只想摆脱放下身份后的虚空和慌张，立即用电话疏通全部公私网络，甚至还要与当地的相关机构一一接上关系。结果可想而知，电话之频、访客之多、宴请之盛，往往超过未曾休假之时，没过几天已在心里盘算，什么时候回去好好休息一下。休息，成了一个永远闪动在彼岸的梦影。
　　显而易见，此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人家的休假是转换身份，我们的休假是叠加身份。叠加在远离办公室的地方，叠加在山光水色之间，那是多么不自然，多么矫情。矫情在别处尚能闭眼放过，矫情在私人假期，实在是糟践了人生的最后一个秘角，让人怜悯。
【乱拔高，乱用宏大叙事，各种譬喻不要钱堆砌的结果，就像素汤放多了味精，假假的倒胃
就比如，你在个游记里说落日像鸭蛋黄，像大柿子，像红脸膛的汉子，那是质朴清新，实事求是，你要硬说它是上帝画下的火红的圈，警告人类世界将在一片火海中终结，这就是可笑了。要用这种宏大叙事，起码也得有个三体级别的气魄才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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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万神殿五旬节抛洒玫瑰花瓣仪式；趁罗马人放假人少去玩】
【威尼斯形状很好玩】
【看图复习历史文化常识：
米兰，时尚之都，意大利米兰圣玛利亚感恩教堂-最后的晚餐；
维罗纳，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背景地；
佛罗伦萨，文艺复兴中心，美第奇老巢，乌菲齐美术馆，但丁故居，维琪奥桥，佛罗伦斯(Florence)学院美术馆大卫像，离比萨斜塔也比较近；
威尼斯，水城，电影节举办地，叹息桥；
罗马，永恒之城，各种古罗马废墟，斗兽场，万神殿，真理之口，圣天使堡，梵蒂冈在附近；
那不勒斯，我的天才女友，蓝洞；
庞贝，不用说了；
西西里：黑手党诞生地啊！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马耳他，突尼斯：都在基督山伯爵里见过
科西嘉岛：拿破仑的出生地
啊 越写越想出去玩了...当时没出去交换，现在才觉得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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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回答使我们大吃一惊，他去中国的身份是意大利的外贸部长、邮电部长和参议员!这就是说，坐在我们对面的白发老人是真正的大人物。
　　今天他非常不愿意在自己担任过的职务上说太多的话，因为他在休假。他努力要把拦住我们的原因缩小为个人原因和临时原因。他说，妻子是一个诗人，现在正在别墅里写诗，但别墅太小，他怕干扰妻子，便出来蹓跶，遇到了我们的车队。
　　听他这么说，我们就关切地问，妻子整天写诗吗？这岂不让他整天在外面蹓跶？他说不，妻子上午睡觉，下午才写诗，因此只须出来蹓跶半天。
　　于是，我们祝贺他的妻子能在这个假期写出一批好诗。他表示感谢，然后又诚恳地说：“她的诗确实写得不错，真的。”那眼神，像一个腼腆的老农。
　　告别老人后，我们又行走在小镇灰白的街道上了。我想，这样的小镇，对所有被公务所累的人都有吸引力和消解力。它有能力藏龙卧虎，更有能力使他们忘记自己是龙是虎。这种忘记，让许多渐渐走向非我的人物走向自我，让这个世界多一些赤诚的真人。因此，小镇的伟力就像休假的伟力，不可低估。
　　那么罗马，你的每一次空城，必然都会带来一次人格人性上的重大增补。【惊了，这也能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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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城作为重点文物向旅人开放的不多几座大教堂中，居然有四座是美第奇家族的家庭礼拜堂；明明说是去参观当年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国政厅，看来看去竟看到了什么“族祖”的画像、“夫人”的房间，原来国政厅就是他们的家，他们的家就是国政厅；更惊人的是那家闻名世界的乌菲齐美术馆，据一种显然夸张的说法，西方美术史上最重要的画几乎有一半藏在这里，但我们一到五楼的陈列室门口却看到了一圈美第奇家族历代祖先的雕像，一问，整个美术馆原本就是他们家族的事务所，那些画也是他们几世纪来尽力收集的，直到美第奇家族的末代传人安娜·玛丽亚，才捐赠给佛罗伦萨市。
　　好像也有别的富豪之家想与这个家族一比高下，例如十五世纪佛罗伦萨银行家皮提(LucaPitti)曾建造了一所规模浩大的宅院，请来设计的恰恰是与美第奇家族关系密切的设计大师布鲁纳莱斯基，因此明显要与美第奇家族共分威势。但遗憾的是，皮提家族正由于这座宅院的巨款开支而渐渐败落，这座宅院也就由美第奇家族买下，并成为主要住所。美第奇家族长期住在这里又不更改“皮提宅院”之名，看似照顾了对手的名声，实际上却加倍证明了自己的胜利。今天这所豪宅也是佛罗伦萨的主要景观，各国旅人置身其间，仍然感受到这个家族炙人的气势。
　　一个家族长久地笼罩一座城市，这不太奇怪，值得注意的是这座城市当时正恰是欧洲文艺复兴的摇篮。难道，像文艺复兴这样一个改变了人类命运的伟大运动也与这个家族息息相关？答案是肯定的，它确实是文艺复兴运动强有力的支持者。
美第奇家族非常富有。祖先原是托斯卡纳的农民，做药商发财，进而开办银行而渐渐成为欧洲最大的银行家。他们在银行中运用并改进从阿拉伯人那里学来的复式簿记法，效率大大提高，金融业务快速发展，还为罗马教会管理财政。十五世纪中后期，这个家族又在政治上统治佛罗伦萨六十年，这六十年既是佛罗伦萨的黄金时代，又是文艺复兴的黄金时代。
在我看来，美第奇家族对文艺复兴的支持，有三方面的条件，一是巨额资金，二是行政权力，三是鉴识能力，三者缺一不可。
　　为什么呢？
　　第一，文艺复兴之所以雷霆惊人、万人翘首，是由许多大的作品来撑持的，这些作品不管是壮丽的建筑还是巨幅的壁画，都耗费不菲，远不是艺术家本身所能应付。因此，美第奇家族的资金注入，至关重要。第二，文艺复兴毕竟又是一场挑战，一系列全新的观念和行为，势必引来广泛反弹，构成对一个个创新者的包围。这就需要某种权力背景的保护了，而美第奇家族又正巧具备了这种权力，给很多艺术家某种安全感。第三，美第奇家族是靠什么来确定资助和保护对象？靠他们的鉴识能力。这种鉴识能力既包括对古希腊艺术文化的熟知，又包括对新时代文化趋向的敏感，通过设立柏拉图学园、雕塑学校和图书馆，从欧洲各地揽集人才研讨琢磨，结果不仅使家族成员，也使佛罗伦萨市民大幅度地提高了文化评判水准。这实在难能可贵，因为历来也经常出现一些热心于艺术的财富权力集团，每每因鉴识能力低下而贻笑大方。
　　美第奇家族从这三方面一使劲，在佛罗伦萨造成了一种民众性的文化崇拜，这对艺术家个人创作心态的提升，对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声势的形成，都极其重要。据说当时许多艺术大师最在乎佛罗伦萨广大市民的目光，这真是一种令人神往的景象。
在佛罗伦萨大街上我反复自省：为什么自己与美第奇家族无怨无仇，却从一开始就在心理上排拒他们对文艺复兴的巨大影响呢？也许与中国的某种传统观念有关。中国的民间艺术家和文人艺术家历来以蔑视权贵为荣，以出入权门为耻，而与他们同时存在的宫廷艺术家则比较彻底地成了应命的工具，描富吟贵、歌功颂德。这两个极端之间几乎没有中间地带。我们似乎很难想像当年佛罗伦萨的那些艺术大师，出入权门而又未曾成为工具。【我终于明白为啥看他写的东西那么别扭了，因为他总是自我带入所谓“文人”和“艺术家”视角，而且是被污蔑被陷害被忽视不得志的文人，类似古代怀才不遇的士大夫，而不是学者、社会历史学家，自然通篇都是“给岁月以文明”，自high的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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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说起来伽利略应该算是比萨人。在比萨出生，在比萨求学，又在比萨大学任教。据说他曾在比萨斜塔上做过一个自由落体的实验，现在有人经过考证认为这个实验没有做过，但世界各国旅人仍然愿意把那座斜塔当作他的纪念碑。家乡也愿意，愿意那么大，愿意那么斜，让世人看看一种因长期蒙冤而倾斜的人生力学结构也可能如此宏伟。
　　但是，他的灵柩却安置在佛罗伦萨。不仅如此，在佛罗伦萨阿诺河畔的一个要道口，我看到他的雕塑笑眯眯地站在一组指挥交通的红绿灯上方，好像对这座城市，他还要尽一点义务，哪怕是指挥交通。
　　我想这是有原因的。
　　那年罗马教廷通知七十高龄的伽利略到罗马受审，伽利略因患严重关节炎无法长途坐马车，请求就近在佛罗伦萨受审，但教廷不许，年轻的托斯卡纳(暨佛罗伦萨)大公费迪南二世派出一乘轿子送伽利略前往，而在罗马第一个迎接这位“罪人”的，是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尼科利尼，尼科利尼还邀请伽利略住在自己寓所里。
　　在如此险恶的形势下，佛罗伦萨能在自己的地盘里保护伽利略已经不易，没想到它居然伸出长长的手臂，把这种保护追随到教廷所在的罗马。这不能不使伽利略重新掂量起友情的重量。
　　年迈的科学家对世事天真未凿，他困惑地问尼科利尼：“为什么我的很多朋友以前很支持我，现在一看风头不对都起劲地攻击我？我对他们做错了什么吗？”
　　尼科利尼笑着回答：“您对人性的了解，远不如对天体的了解。您的名声太大，这就是原因。”
　　伽利略不解，尼科利尼又说：“小时候见到一群小鸡狠命地围啄一只流血的鸡，我惊恐地问奶妈怎么回事，奶妈说，鸡和人一样，只要发现一只比较出色又遭到了麻烦，便联合起来把它啄死。”
　　凭着这一切，伽利略愿意在佛罗伦萨大街上站立千年。但他知道，正是费迪南二世这种唯一性的评价，在不少人心中引起不快，造成了“交通堵塞”。围啄，是鸡群本能地在排除心中的堵塞。为了不再产生这样的悲剧，即便让他指挥交通，也心甘情愿。【这段看着就很搞笑...认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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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对高迪知之甚少。让我震动的，是他建造圣家族大教堂的业绩。
　　他接受这项工程时才三十岁，造了四十四年，才造成一个外立面。在外立面完工庆典前的两个星期，他因车祸去世，终年七十四岁。
到今天，正好又过了七十四年，他的学生在继续造，还没有造好。对此，巴塞罗那的市民着急了，向市政当局请愿，希望自己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个教堂。于是市政当局决定加快步伐，估计二十年后能够完成。
　　那么，这个教堂建造至今，已历时一百四十八年，再过二十年是一百六十八年。【2020了，还没建完...据说要等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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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惊人的事情，是西班牙人打下了南方的绝大多数地方，只剩下格拉纳达一座孤城，而这场包围居然延续了两百多年!历史学家们提出过很多理由解释这场包围延续如此久远的原因，而我感兴趣的则是这两百多年两方面的文化心理走向。【阿尔罕布拉宫】 此时，在格拉纳达城内，雕栏画栋正簇拥着一个年轻的皇帝，他叫阿卜迪拉，有些中国书翻译成阿蒂儿，更显其小。他父亲因爱上了一位基督徒而被废黜，自己即位后就面临着如此危局。 　　这一切其实决定了阿卜迪拉的最终选择：弃城投降。因此费迪南和伊莎贝尔的密密层层的营帐顷刻失效。西班牙人认为是上帝赐予的奇迹，数万人听到消息后立即齐刷刷地跪于城下谢恩。 ————
塞维利亚，为什么一提这个地名，我们都会产生莫名的兴奋？ 　　在十六、十七世纪，它是世界第一大港，这是原因。特殊的重要必然产生特殊的奢侈和特殊的聚会，足以引起人们太多的遐想。 　　但是，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文学作品。 　　最容易想到的是塞万提斯。他在这里度过青年时代，很多街道和房屋的名称出现在他的作品中。 　　他是西班牙作家，这还不算奇怪。奇怪的是，一些并非西班牙籍的世界文学大师，特别喜欢把自己的主角的活动场所，选定在塞维利亚。 　　法国作家博马舍写了《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这位机敏可爱的理发师叫费加罗，于是后来又有了《费加罗的婚礼》。全世界的观众从笑声中想像着这个城市的古老街道。 　　英国诗人拜伦写了《唐璜》，开门见山便是：他生在塞维利亚，一座有趣的城市，那地方出名的是橘子和女人——没有见过这座城市的人真是可怜……那么，唐璜这个贵公子的浮华、风流、热情，在读者心目中也就成了塞维利亚的性格。 　　当然还要提到法国作家梅里美，他把妖丽、邪恶而又自由的吉卜赛姑娘卡门，也安排到了塞维利亚，结果又给这个城市带来了异样的气氛。 在它非常重要的时代修建的雄伟城堡看到了，作为第一大港所保存的哥伦布的种种遗物看到了，多种多样的精致花园，包括阿拉伯式花园、文艺复兴式花园、英国式花园和现代花园，也看到了。但是，我更喜欢那些古老的窄街。几百年未曾改变，应该与塞万提斯、博马舍、拜伦、梅里美见到的没有太大差别。一圈一圈，纵横交错，一脚进去，半天转不出来。 　　窄街窄到什么程度？ 　　左边楼墙上的古老路灯，从右边楼房的阳台上伸手就可以点着。但此刻天还未暗，用不着火，倒是一束斜阳把两边窗口的鲜花都点燃了，两番鲜亮，近在咫尺。等斜阳一收，路灯就亮了。 　　一排小桌沿街排列，行人须侧身才能通过。张张桌前座无虚席，而且人人都神采奕奕。西班牙人有一个长长的午休，于是一天也就变成了两天，现在正是同一日期下的第二天的黄金时段。他们乐呵呵地坐着笑着，吃着喝着。端走了盘碟，桌上还闪亮着透明的红醋和橄榄油。不管是阳光还是灯光，都把它们映照成宝石水晶一般。 ————
据我过去的阅读所留下的粗浅印象，对于近代航海事业，葡萄牙觉悟最早。那时德国、意大利还在封建割据，英国、法国还无心问鼎新的航道，而葡萄牙、西班牙的三桅帆船和其他航海技术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与西班牙相比，葡萄牙王室里又出现了一代代真正痴迷航海的专家，如亨利亲王、阿方索五世、约翰二世和曼努埃尔一世。我相信葡萄牙王室的航海专家们曾一次次来到罗卡角，在这海风雨雾间思考着远行的路线。作为“热身赛”，他们已经亲自率队航行过非洲。他们的最终目标，与当时绝大多数欧洲航海家一样，都是《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述的中国。 　　今天我在这里又找到了新的证据，罗卡角南方不远处，正是古代王室居住地。一代王朝就在这大西洋的山崖上思念着海那边的东方。海的哪一边呢？葡萄牙王室中的航海专家已有初步的判断。他们认为，应该从罗卡角向南，到达非洲海域后仍然向南，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后再折向东。显然，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遇到了哥伦布。哥伦布决定横渡大西洋去寻找马可·波罗的脚印，希望获得葡萄牙王室的资助。葡萄牙王室太内行了，一听就觉得方向有误，未予支持。哥伦布转而向西班牙王室求援，伊莎贝尔女王支持了他。结果，葡萄牙由于太内行而失去了哥伦布，而哥伦布也因为没有理会葡萄牙王室的意见而失去了马可·波罗。他横渡大西洋果然没有找到东方，却歪打正着地找到了美洲。 　　哥伦布由错误的航线而导致的巨大成功，使葡萄牙王室心里发酸。所谓错误，都是一定坐标下的产物；按马可·波罗的目标，哥伦布没有走对，但新大陆的发现已使哥伦布的盛名超过了马可·波罗，他已自成坐标，那还何错之有？但葡萄牙王室暗想，尽管哥伦布已经名动天下，东方，还应该是一个目标。 　　于是，五年后，葡萄牙人达·伽马果然按照南下折东的路线，准确地找到了印度。他回来时，葡萄牙人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他带回来的财富，是远征队全部费用的六十倍，其中宝石和香料让欧洲人眼花缭乱，一时的影响，超过了哥伦布。二十年后，葡萄牙人麦哲伦奉西班牙政府之命干脆把地球绕了一圈，但他没有回来。 　　然而无论是达·伽马还是麦哲伦，都还没有进入《马可·波罗游记》里描写的世界，这总于心不甘，于是，葡萄牙还是一心要从海上寻找中国。 　　我在这里看到一份资料，提及葡萄牙国王在一五〇八年二月派出一个叫塞夸拉的人率领船队到马六甲，要他在那里打听：中国有多大？中国人长多高？勇敢还是怯懦？信什么宗教？用什么兵器？有趣的是，当时葡萄牙远征船队在东方胡作非为，但国王却特别下令，不准向中国人挑衅，不准夺取中国人的战利品。显然，他对神秘的中国保留着太多的敬畏。 　　几年后又派出一个叫皮莱斯的人来侦探，皮莱斯的情报抄本现在已经发现，他说中国人非常懦弱，用十艘船就能完全征服，夺取全中国。 　　即使情报如此荒唐，葡萄牙人与中国人打交道之初还是比较恭顺有度的，中国地方官员没有国际知识和外交经验，互相都在小心翼翼地窥探。葡萄牙人先要停泊，后要借住，借住后也缴税缴租；中国官员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做坏事，特地在他们的借住地外面筑了一道城墙，把握关闸大权，定期开闸卖一点食物给他们。这种情景，居然也维持了几百年，说明双方心气都比较平和。 　　我对这种尚未发展成恶性事件时的对峙，很感兴趣，因为这里边最容易看出文化差异。葡萄牙人当然以欧洲文明为本，把自己当作是发现者，而又认为发现者便是特权的拥有者，甚至是占领者，只不过一时慑于中华帝国的宏大，不敢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嚣张罢了；中国官员开始好像没有把他们的来到太当一回事，这与传统观念对“番夷”的惯性理解有关。后来发生一些事，也处处表现出因妄自尊大和闭塞无知所造成的可笑。最令我心痛的是当时中国官方对第一批翻译人员的荒唐制裁，居然把他们看成是“私通番夷者”而一一处死，真是愚昧。 　　但是历史终于朝着恶性的方向走去了。葡萄牙突然对中国张狂起来，是鸦片战争之后。看到中国在英国的炮火前一败涂地，便趁火打劫，单方面宣布澳门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自由港，一跃而成为西方列强欺侮中国的浪潮中的一员。其实它与中国已打了几百年交道，而当时国势也已衰落，竟然一变而成为这个形象，有点不大光彩。 　　在资料中，有两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个细节是，葡萄牙人最早抵达中国本土，是一五一三年六月，抵达的地点是屯门外的伶仃岛，正好在我深圳住所的南窗对面；第二个细节是，他们正式与中国的行政机构取得联系是一五一七年八月，地点在南头关防，又正恰在我住所的西窗前面。 ————
葡萄牙人喜欢用白色的小石块铺城市的人行道。里斯本老城人行道的石块，已被岁月磨成陈年骨牌。沿骨牌走去，是陡坡盘绕的山道，这样的山道上居然还在行驶有轨电车。 　　山道很窄，有轨电车几乎从路边民房的门口擦过，民房陈旧而简陋，门开处伸出一头，是一位老者，黑发黄肤，恰似中国早年的账房先生，但细看并非中国人。 　　骨牌铺成的盘山道很滑，亏得那些电车没有滑下来，陈旧的民房没有滑下来。我们已经爬得气喘吁吁，终于到了山顶，那里有一个巨大的古城堡，以圣乔治王子命名。 　　古城堡气势雄伟，居高临海，显然是守扼要地。罗马时代就在了，后来一再成为兵家必争的目标。它最近一次辉煌纪录，就是圣乔治王子一五八〇年在这里领导抗击西班牙入侵者。抗击很英勇，在其他地方已经失守的情况下，这个城堡还固守了半年之久。 　　一算年代，那时明代正在澳门筑墙限制岛上的葡萄牙人活动，而葡萄牙人又已开始向中国政府缴纳地租。当时中国并不衰弱，但与这些外国人打交道的中国地方官员完全不知道，葡萄牙人自己的国家主权已成为严重问题。 　　如果只从我们中国人的眼光看，葡萄牙人是有阴谋地一步步要吞食澳门，但是联想到里斯本的历史，就会知道他们未必如此从容。
航海家达·伽马发现了印度后返回里斯本才六年，葡萄牙人刚刚在享受发现东方的荣耀，一场大瘟疫笼罩了里斯本。他们在马六甲的远航船队开始探询中国的情报，但更焦急的是探询远方亲友的安危。据我们现在知道的当时里斯本疫情，可知船队成员探询到的亲友消息一定凶多吉少。 　　疫情刚过不久，里斯本又发生大地震，第一次，正是他们的船队要求停泊于澳门的时候；第二次，则是他们要求上岸搭棚暂住的五十年代。 　　说得再近一点，十八世纪中期的里斯本更大的地震至今仍保持欧洲最大地震的纪录，里斯本数万个建筑只剩下几千。就算他们在澳门问题上嚣张起来的十九世纪，里斯本也更是一刻不宁。英国欺侮中国是后来的事，对葡萄牙的欺侮却长久得多了，而法国又来插一脚，十九世纪初拿破仑攻入里斯本，葡萄牙王室整个儿逃到了巴西，此时这个航海国家留给世间的只是一个最可怜的逃难景象，处境远比当时的中国朝廷狼狈。后来一再地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又一次次地陷于失败，整个葡萄牙在外侮内乱中一步步衰竭。
中国人哪里晓得眼前的“葡夷”身后发生了那么多灾难，我们在为澳门的主权与他们磨擦，而他们自己却一次次差点成了亡国奴，欲哭无泪。可能少数接近他们的中国官员会稍稍感到有点奇怪，为什么他们一会儿态度强蛮，一会儿又脆弱可怜；一会儿忙乱不堪，一会儿又在那里长吁短叹……在信息远未畅通的年代，遥远的距离是一层厚厚的遮盖。现在遮盖揭开了，才发现远年的账本竟如此怪诞。怪诞中也包含着常理：给别人带来麻烦的人，很可能正在承受着远比别人严重的灾难，但人们总习惯把麻烦的制造者看得过于强悍。【意外的这篇写的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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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本江先生哪里来那么多钱呢？ 　　原来，他是波斯湾石油开采的早期推动者。他探明波斯湾石油贮藏丰富，又深知石油在二十世纪的重大意义，便风尘仆仆地周游列国，苦口婆心地动员他们开采。如果动员有效，他又帮助设计开采规模，联系国际市场。作为对他积极推动的报酬，每项开采计划中都让他占有百分之五的股份。后来干脆成为定例，大家都叫他“百分之五先生”。 　　百分之五的比例乍看不大，但试想波斯湾的石油有多少，二十世纪对石油的需求有多少，在如此庞大的财富洪流中把百分之五归入一个人门下，如何了得。 　　古本江先生面对自己的巨额资产想做几件事，一是推动教育事业，二是推动艺术事业，三是推动科学事业，四是推动慈善事业。原来他当初推动石油开采只是浅层目的，背后还隐藏着这四项事业。这四项事业已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要实行这四项事业必须设立一个基金会，论方便和影响力，葡萄牙的里斯本并不具备设立的资格，但古本江先生看中了这里的朴实、安宁和好客。 　　有了古本江基金会，素来贫困的葡萄牙不仅自己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大笔文化教育经费，而且也成了国际文化交流和文化资助的重心。在世界很多城市，都有古本江基金会的办事处、科研所、文化中心、图书馆，连巴黎、伦敦也不例外，而总部却在里斯本。这是一种多大的文化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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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城堡好大。【萨尔茨堡主教官邸】
　　造得这样大，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又最说不清楚的一个原因是，大主教考沙赫与老百姓关系不好，不愿出门，也不敢出门。
　　这很好笑：因自闭而雄伟，因胆怯而庞大。
　　还有更好笑的呢。
　　这个城堡中曾经囚禁过另一位大主教，他的名字叫迪特利希。理由是他违反教规，公开拥有情人——这还不好笑，好笑的是，他与情人生下了整整十五个子女!这位拥有十五个私生子的大主教被囚禁的当天，这座城堡也就成了全城嘲讽的目标。民众抬头便笑，从此把仰视和俯视全然混淆。
　　萨尔茨堡再也严肃不起来了。
　　大主教西提库斯下山后更加调皮捣蛋，居然在露天宴会桌边的贵宾座椅上偷偷地挖了喷水泉眼，待到礼仪庄重的时刻，命人悄悄打开。这时他要欣赏的不是客人们的狼狈，而是客人们的故作镇静。
　　他一定不能捧腹大笑，因为这会使客人们故作镇静的时间缩短。他还要竭力使每一个客人感到，此刻满裆湿透的只是自己，无关他人。他会找一些特别轻松和特别严肃的话题与客人一一交谈，甚至还会探讨宗教的精奥。
　　在这之前，他还会在客人的选择上动很多脑筋，特别要选那些凛然肃然的端方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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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超乎我的意料之外。
　　去前问过对欧洲非常熟悉的朋友Kenny，最喜欢欧洲哪座城市，他说是布拉格，证据是他居然去过五十几次。当时觉得这也许隐含着某种特殊原因，例如是否有女友在那里。但当我们真的来到了布拉格，即便不认为是欧洲之最，也开始承认Kenny的激赏不无道理。
　　一个城市竟然建在七座山丘之上，有大河弯弯地通过，河上有十几座形态各异的大桥——这个基本态势已经够绮丽的了，何况它还有那么多古典建筑。
　　建筑群之间的小巷里密布着手工作坊，炉火熊熊，锤声叮叮，黑铁冷冽，黄铜灿亮，剑戟幽暗，门饰粗厉，全然不是别处工艺品市场上的精致俏丽，却牢牢地勾住了远来旅人们的脚步。
　　离手工作坊不远，是大大小小的画室、艺廊，桥头有业余剧团在演先锋派戏剧，路边有华丽的男高音在卖艺，从他们的艺术水准看，我真怀疑以前东欧国家的半数高层艺术家都挤到布拉格来了。
　　什么样的城市都见过，却难得像布拉格那样，天天回荡着节日般的气氛，把远近旅人的身心激荡得那么兴奋，又那么舒坦。巴黎、纽约在开始成为国际文化中心的时候一定也有过这种四方会聚、车马喧腾的热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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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钟位于老城广场西南角，广场中央是胡斯塑像，广场南方，是胡斯主持过的伯利恒教堂。
　　胡斯是宗教改革的先驱者，布拉格大学校长，一四一五年以“异端”的罪名被火刑烧死，这是我们小时候在历史课本里就读到过的。胡斯烧死时，古钟的机械部分已经造好，钟楼还没有修起来。现在胡斯的塑像正表现他临死时的神情，火焰噬卷着瘦削的身躯，脸部的轮廓和胡须的形态，却比火焰还要飘逸，不知是哪位雕塑家的作品。
　　教会判他是“异端”，倒并不冤枉。记得中世纪的一个宗教裁判员曾经自炫，他可以根据任何一个作者的任何两行字就判定异端并用火烧死，而胡斯反对教会剥削行径的言论却明确无误，请听他的这段话：甚至穷老太婆藏在头巾里的最后一个铜板，都被无耻的神父搜刮出来，不是花在忏悔上，就花在弥撒上；不是花在弥撒上，就花在圣徒遗物上；不是花在圣徒遗物上，就花在赦罪上；不是花在赦罪上，就花在祈祷上；不是花在祈祷上，就花在埋葬上……说神父比强盗还狡猾、还凶恶，难道不对吗？
　　在我们想像中，用这样强烈的语气向民众呼吁的人，一定会受到民众的热烈拥护，因此，当权者是不敢用残酷方式把是非颠倒于大庭广众之前的，如果不经过歪曲和遮掩，当场焚烧像胡斯这样的著名人物，会在民众中引起什么样的逆反心理呢？
　　但是到了欧洲读到的历史资料却让我毛骨悚然。大量事实证明，民众的良知在获得启蒙之前，他们恰恰是很多无耻暴行的参与者和欢呼者。一般在火刑仪式前夜，全城悬挂彩旗，市民进行庆祝游行，游行队伍中有一批戴着白色风帽，穿着肥大长袍把脸遮住的特殊人物，他们是宗教裁判员和本案告密者。执行火刑当日，看热闹的市民人山人海，其中很多人遵照教士的指示大声辱骂被押解的“犯人”，亲属们则围在他的四周最后一次劝他忏悔。当火点起之后，市民中“德高望重”的人拥上前去，享受添加柴草的权利。
　　胡斯一案的证人是他原来的同道斯蒂芬·帕莱茨，而他的不少朋友也充当了劝他忏悔的角色。因此，胡斯站在木柴堆中高声责斥的，是伪证人。
　　那么，统治当局有没有考虑过这样的案件中是否真有伪证和诬陷的可能呢？考虑过。但他们确信，利益高于真实，更高于道义。例如直接过问胡斯一案的西吉斯孟皇帝就曾说，只要符合教皇利益，可以背信弃义。当时几乎所有欧洲各国的宗教裁判员都认为，即使伪证致使一位无辜者被烧死，这位无辜者也应该高兴，因为他也是为宗教而牺牲的。至于诬陷致使一位无辜者名誉遭污，这位无辜者更应懂得现世名誉是身外之物，彼岸世界为他准备了桂冠。
　　总之，怎么诬陷都可以，怎么焚烧都可以。
　　当然宗教裁判员之上还有裁判员，那就是历史。一位布拉格大学校长被活活烧死，人们理所当然地看成是罗马教廷对于捷克民族的侵犯，于是引发了一场以胡斯名字命名的大起义，为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写下了序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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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所在的犹太人群落在当时既受奥匈帝国中排犹情绪的打击，又受捷克民族主义思潮的憎恶，两头受压。在这种气氛中，父亲的紧张和粗暴又近距离地让他感受到了一种没有任何逃遁之路的生存困境，而这种生存困境的扩大恰恰是人类的共同处境。
　　他开始悄悄写作，连最要好的朋友布洛德也被瞒了好几年。四十岁去世时留给布洛德的遗嘱中说：“请将我遗留下来的一切日记、手稿、书信、速写等等毫无保留地统统烧掉。”幸好，布洛德没有忠实地执行这个遗嘱。
　　卡夫卡死在维也纳大学医院，尸体立即被运回布拉格。当时人们还不清楚，运回来的是一位可以与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相提并论的划时代作家，布拉格已经拥有了世界级的文化重量。
与卡夫卡同时，布拉格还拥有了哈谢克的《好兵帅克》，我和伙伴们到那个纪念他的小酒馆畅饮了一个晚上。想想二十世纪前期的布拉格真是丰厚，只怕卡夫卡过于阴郁，随手描出一个胖墩墩、乐呵呵的帅克在边上陪着。
　　其实卡夫卡和哈谢克是几乎同时出生又同时去世的，他们有一种缺一不可的互补关系：卡夫卡以认真的变形来感受荒谬，哈谢克以佯傻的幽默来搞乱荒谬。这样一个互补结构出现于同一座城市已经够让国际思想界和文化界羡慕的了，但是几十年后居然有人提出，意义还不止于此，这人就是米兰·昆德拉。
　　昆德拉说，卡夫卡和哈谢克带领我们看到的荒谬，不是来自传统，不是来自理性，也不是来自内心，而是来自身外的历史，因此这是一种无法控制、无法预测、无法理解、无法逃脱的荒谬，可称之为“终极荒谬”。它不仅属于布拉格，而且也属于全人类。
　　现在谁都知道，说这番话的米兰·昆德拉，本身也是一位世界级的小说大师，他连接了卡夫卡和哈谢克之后的文学缆索，使布拉格又一次成为世界文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标。米兰·昆德拉一言难尽，我曾从中国学者李平的一篇文章中看到法国人对他小说的一个概括，说是“对存在的诗意的沉思”，觉得比较帖切。昆德拉一直为布拉格的文学地位而骄傲，但在“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著作被禁，他只好移居法国，骄傲也就转化成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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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相比之下，我读卡夫卡和昆德拉较多，对担任总统后的哈维尔却了解太少，因此以后几天不再出门，只在旅馆里读他的文章。随手记下一些大意，以免遗忘——他说，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么是健康，承认人生有许多虚假意义的人，更能寻找人生的信念。传统的乐观主义虚设了很多“意义的岛屿”，引诱人热情澎湃，而转眼又陷入痛苦的深渊。哲人的兴趣不应该仅仅在岛屿，而是要看这些岛屿是否连结着海底山脉。这个“海底山脉”就是在摒弃虚假意义之后的信念，真正的信念并不憧憬胜利，而是相信生活，相信各种事情都有自己的意义，从而产生责任。责任，是一个人身份的基点。
　　他说，狂热盲目使真理蒙尘，使生活简单，自以为要解救苦难，实际上是增加了苦难，但等到发现往往为时已晚。世间很多政治灾祸，都与此有关。
　　他说，既然由他来从政，就要从精神层面和道德层面来看待政治，争取人性的回归。一个表面平静的社会很可能以善恶的混淆为背景，一种严格的秩序很可能以精神的麻木为代价。要防止这一切，前提是反抗谎言，因为谎言是一切邪恶的共同基础。政治阴谋不是政治，健康的政治鼓励人们真实地生活，自由地表达生命；成功的政治追求正派、理性、负责、诚恳、宽容。
　　他说，社会改革的最终成果是人格的变化。不改革，一个人就不想不断地自我超越，生命必然僵滞；不开放，一个人就不想不断地开拓空间，生命越缩越小，成天胶着于狭窄的人事纠纷。当权者如果停止社会改革，其结果是对群体人格的阉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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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与它们全然不同，它并不年老，到十三世纪中叶还只是一个小小的货商集散地，比罗马建城晚了足足二千年，比伦敦建城晚了一千多年，比巴黎建城也晚了六百多年，但它却显得比谁都老练含蓄，静静地让人捉摸不透。
　　成为德意志帝国首都还只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事，但仅仅几十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几乎夷为平地。纵然这样，当时新当选的德国领导人阿登纳还是要躲开这个废墟，他说：“一当柏林再度成为首都，国外的不信任更是不可消除。谁把柏林作为新的首都，精神上就造成一个新的普鲁士。”
　　那么，什么叫做精神上的普鲁士，或者叫普鲁士精神？更是众说纷纭。最有名的是丘吉尔的说法：“普鲁士是万恶之源。”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正义的声音，战后盟军正式公告永久地解散普鲁士，国际间也没有什么异议。但是五十年后两个德国统一，国民投票仍然决定选都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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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它的思想启蒙运动远比法国缓慢、曲折和隐蔽，却为什么能在这种落后状态中悄然涌出莱辛、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这样的精神巨峰而雄视欧洲？有人说所有的西方哲学都是用德语写的，为什么它能在如此抽象的领域后来居上、独占鳌头？
　　一个民族的邪恶行为必然导致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在世人面前大幅度贬值，为什么唯有这片土地，世人一方面严厉地向它追讨生存的尊严，一方面又恭敬地向它索求思维的尊严？它的文化价值，为什么能浮悬在灾难之上不受污染？
　　歌德曾经说过，德意志人就个体而言十分理智，而整体却经常迷路。这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问题是，是什么力量能让理智的个体迷失得那么整齐？迷失之后又不让个人理智完全丧失？
　　基辛格说，近三百年，欧洲的稳定取决于德国。一个经常迷路的群体究竟凭着什么支点来频频左右全欧，连声势浩大的拿破仑战争也输它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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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长期以来实行教权合一，很多人只知有教，不知有国。大约从十七世纪的“三十年战争”开始，互相之间打得热火朝天，打得教皇权威大损，打得人们重新要以“民族国家”的概念来谋求领土和主权。
　　国家因战争而显得重要，战争由国家来证明理由。“民族国家”的内涵，最早是由炮火硝烟来填充的。经过拿破仑战争，这一切都被描绘得更加浓烈，但当时在黑格尔的视野中，法国、英国、俄国都已经成为统一的主权国家，而他特别寄情的日尔曼民族居然还没有。这使他产生了一种焦灼，开始呼唤国家，并对国家注入一系列终极性的理念。他认为国家是民族精神的现实化，因此应该享有最终决定的意志。他甚至肯定普鲁士是体现“绝对精神”的最好国家。
　　我在黑格尔墓前想到他的国家理念，也由于看到与他相邻的是费希特。对民族感情的直露表现，费希特更强过黑格尔。拿破仑入侵普鲁士，对他刺激极大，并由此确认德意志人的天职就是建立一个正义的强权国家。这位哲学家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的社会责任，经常走出书斋和课堂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费希特最典型的演讲词是：朋友，你胸中还存在着德意志的心脏吗？那就让它跳动起来吧!你身上还流动着德意志的热血吗？那就让它奔腾起来吧!
黑格尔生前把费希特的激情演讲凝炼成了国家学说。这两家的小小墓区所迸发过的情感和理念，曾对德国产生过巨大的负面作用。尤其是费希特对于国家扩充欲望的肯定，黑格尔关于战争是伟大纯洁剂的说法，增添了普鲁士精神中的有害成分。但总的说来，墓主对以后的灾难没有太大的责任，因为他们不能想象由此而生发的极端性行动。
　　费希特的老师是康德，但康德与他们有很大的不同。康德终身静居乡里，思维却无比开阔。他相信人类理性，断定人类一定会克服反社会倾向而实现社会性，克服对抗而走向和谐，各个国家也会规范自己的行为，逐步建立良好的国际联盟，最终建立世界意义的“普遍立法的公民社会”。正是这种构想，成了后来欧洲统一运动的理论根据。
　　康德的世界蓝图没有国界，结果他的居息地也就早早地划出了德国。
　　其实“民族国家”观念和“欧洲统一”观念，看似抵牾，却组成了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悖论结构，两者互为基础，互为前提，相反相成，涡旋滚动。目前看来，原先东欧一些国家，往往更侧重于民族国家观念，而欧洲的其他部分，则更侧重于康德的理念。
　　我本人也更喜欢康德，喜欢他跨疆越界的大善，喜欢他隐藏在严密思维背后的远见。民族主权有局部的合理性，但欧洲的血火历程早已证明，对此张扬过度必是人类的祸殃，而人类共同的文明原则，一定是最终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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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是在柏林大学校长任内去世的，而在黑格尔去世的二十年前，费希特也担任过该校校长。当然，这个学校的校名还出现在更多其他文化名人的履历中。我前些年来柏林匆匆忙忙，想到柏林大学看看，问了两位导游都茫然不知，也就作罢了，但这事使我十分奇怪，如此鼎鼎大名的学府既不可能停办也不可能迁走，导游怎么会不知道呢？
　　这次刚开口一问便有了答案，原来它早已改名为洪堡大学，纪念一个叫洪堡的人。
　　叫洪堡而又与这所大学密切相关的人有两个，是兄弟。哥哥威廉·洪堡，柏林大学的创始人，杰出的教育家。正是他，首先主张大学除了教育之外还要注重科学研究，齐头并进；大学里实行充分的学术自由，国家行政不得干涉。这些原则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德意志民族的科学发展，后来也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采纳。弟弟亚历山大·洪堡，伟大的自然科学家，近代很多重要学科如地球物理学、水文地质学、气候学、地理学、植物学的奠基人，举世公认是自然科学由十八世纪通向十九世纪的桥梁，柏林大学名誉教授，去世时普鲁士政府举行国葬。
这样一所大学，却没有校门，城市的街道直穿校区，各系各科的楼房就散落在街边，任何人抬脚就可以进入，没有警卫来阻拦。
　　也有一些中国人推过这些木门，像蔡元培，作为留学生在这里轻步恭行，四处留心，然后把威廉·洪堡的办学主张带回中国，成功地主持了北京大学。还有陈寅恪，不知在这里推了多少次门，回去后便推开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大门。
　　二楼门前有一个小型的教授酒会，好像是在庆祝一项科研项目通过鉴定，却没有什么人致词，各人来到后便在签到簿上签个名，然后拿一杯酒站着轻声聊天，一片斯文。他们身后的过道墙上，随意挂着一些不大的黑白照片，朦胧中觉得有几幅十分眼熟，走近一看，每幅照片下有一行极小的字，伸脖细读便吃惊。原来，这所学校获诺贝尔奖的多达二十九人。这是许多大国集全国之力都很难想像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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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洪堡大学的主楼出来，发现马路斜对面是图书馆，便觉得应该去看看。
　　图书馆靠马路的一边，有一个石铺的小广场，我正待越过，却看见有几个行人停步低头在看地下，也就走了过去。地下石块上刻了几行字，是德文，便冒昧地请边上的一位观看者翻译成英文。原来石块上刻的是：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一群受纳粹思想驱使的学生，在这里烧毁了大量作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著作。
　　石块的另一半刻的是：烧书，可能是人们自我毁灭的前兆。
　　——海涅就在这块刻石的前面，地面上嵌了一块厚玻璃，低头探望，底下是书库一角，四壁全是劫烧过后的空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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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德国朋友郑碧婵(SigrumGarthe)小姐这次从西部赶到东部来接我们，路上就遇到好些“新纳粹”。碧婵说，这一带的“新纳粹”有点特殊，主要是原东德地区经历大幅度社会变型所产生的社会渣滓。本来可以依赖的势力系统解体了，自己又没有学会谋生的本领，完全无法面对两德统一后按照市场规律而进行的正常竞争，只好诬赖外籍劳工把他们的工作夺走了，便反过身去进行伤害。因为伤害的是“外籍”，便重新弹起了老纳粹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大日耳曼主义的老调。
　　碧婵说：“本来西方政论界习惯于把极端分子分成左翼和右翼，但他们这批人，本质倒退，形态时髦，已经说不清是什么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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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我在一部学术著作中描述过歌德在魏玛的生活。那时寻找这方面的材料很不容易，但还是陆续找到了一些，知道歌德在那座美丽的小城里一直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从二十几岁到高寿亡故，都是这样。那些平静的叙述当时读来总是疑惑重重，因为我们历来被告知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总与作家的个人苦难直接相关。也许歌德是个例外，但这个例外的分量太重，要想删略十分不易。由这个例外又想起中国盛唐时期的大批好命诗人，以及托尔斯泰、雨果、海明威等很多生活优裕的外国作家，似乎也在例外之列，我的疑惑转变了方向。如果一个文学规律能把这么多第一流的大师排除在外，那还叫什么规律呢？
　　今天到了魏玛才明白，歌德在这儿的住宅，比人们想像的还要豪华。
...
档案馆是一个斜坡深处的坚固老楼。在二楼上，我看到了他们的笔迹。
　　歌德的字斜得厉害，但整齐潇洒，像一片被大风吹伏了的柳枝。席勒的字正常而略显自由，我想应该是多数西方有才华作家的习惯写法。最怪异的莫过于尼采，那么狂放不羁的思想，手稿却板正、拘谨，像是一个木讷的抄写者的笔触。
歌德到魏玛来是受到魏玛公国卡尔·奥古斯特公爵的邀请，当时他只有二十六岁。
　　德国在统一之前，分为很多小邦国，最多时达到二三百个。这种状态非常不利于经济的发展、风气的开化，但对文化却未必是祸害。有些邦国的君主好大喜功，又有一定的文化鉴赏能力，就有可能做一些招纳贤达、树碑立传的好事，很多文化精英也因此而获得一个安适的创作环境，留下佳绩。德国在统一之前涌现的惊人文化成果，有很大一部分就与此有关。反之，面对统一的强权，帝国的梦幻，民族的迷思，却很难有像样的文化业绩，更不待说在战争狂热的笼罩下了。
　　歌德在魏玛创造的文化业绩，远远超过魏玛公爵的预想，尤其是他与席勒相遇之后。
　　歌德和席勒在相遇之前，都是文学史上著名的“狂飙突进运动”主将，歌德以《少年维特之烦恼》，席勒以《强盗》，还有他们的其他作品，对封建意识形态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扫荡气势。他们的精神前辈，应该是那位现实身份低微而历史地位崇高的莱辛。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特意让主人公自杀前还在读莱辛的作品。
　　歌德和席勒在魏玛相遇之时，“狂飙突进运动”的锋头已经过去，而他们已在开创一个古典主义时代。历史将承认，德国古典主义的全盛时代，以他们的友谊为主要标志。
　　这三个人，构成了我们对德国文学起点性的印象。他们几乎都是哲学家，不仅深思，而且宏观，有极高的学术素养。这使他们的作品有一种罕见的终极沉思的品格。这种品格有两个走向，既有可能走向概念嶙峋的学者化方向，又有可能走向吞吐万汇的巨人化方向。相比之下，歌德是全然走向了后一个方向，莱辛、席勒两者兼融，在后一个方向上却没有歌德那样圆满。当然，这与歌德的优裕和高寿有关。
　　无论如何，德国文学以后浓郁的哲理素质，就这么定下了。
　　荣格说，每一个德国人灵魂深处都有浮士德的影子。因此，当歌德他们定下了德国文学的素质，同时也定下了德国人的素质。
　　也许反过来，他们的素质原本就是德国人本体素质的产物，他们只是经过天才的吐纳，把它凝固住了。
　　那么还是荣格说得对：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
　　其实，此间是一种宏伟的互创关系。魏玛是重要的互创现场。
看完歌德档案馆，我们在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馆坐了一会儿，便去看席勒故居。
　　席勒故居是一座不错的临街小楼，但与歌德的家一比，就差得太远了。由此，不能不想起歌德和席勒的私人关系。
　　就人生境遇而言，两人始终有很大的差距，歌德极尽荣华富贵，席勒时时陷于窘迫。
　　他们并不是一见如故，原因就在于差距，以及这种差距在两颗敏感的心中引起的警惕。这种警惕，对旁人是一种永久的隔阂，而对知音，却是一种慎重的准备。
　　从种种迹象看，两人的推心置腹是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席勒命苦，只享受这份友情十年。歌德比席勒年长十岁，但在席勒死后又活了二十多年，承受了二十多年刺心的怀念。
　　在他们交往期间，歌德努力想以自己的地位和名声帮助席勒，让他搬到魏玛来住，先借居在自己家，然后帮他买房，平日也不忘资助接济，甚至细微如送水果、木柴，而更重要的帮助是具体地支持席勒的一系列重要创作活动。反过来，席勒也以自己的巨大天才重新激活了歌德已经被政务缠疲了的创作热情，使他完成了《浮士德》第一部。于是，这对友人，身居小城，开启了欧洲文艺史上的一个时代。
　　他们已经很难分开，但还是分开了。上天让他们同时生病，歌德抱病探望席勒，后来又在病床上得知挚友亡故，泣不成声。席勒死时家境穷困，他的骨骸被安置在教堂地下室，不是家属的选择，而是家属的无奈。病中的歌德不清楚下葬的情形，他把亡友埋葬在自己心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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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城堡里，看到了世界上最大的酒桶。
　　这个酒桶还有名字，叫卡尔·路德维希酒桶，安放在城堡中心广场西边一座碉堡形的建筑中。酒桶卧放，高七米，长八米多，站在地上仰视就像面对一座小山。酒桶下端有阀门，是取酒的所在，但怎么把酒装进去呢？那就要爬到上面去了。为此，桶的两边有四十多级木楼梯，楼梯上还有几个拐弯，直到顶部。
楼梯爬到一半，看到酒桶外侧的墙上有一些很小的窗洞，可能是为了空气流通。楼梯的尽头就是酒桶的上端表面，可以行走，装酒的阀门倒是不大，紧紧地拧住了。
下楼梯回到平地再抬头，心想这么巨大的贮存量，即便全城堡的人都是海量酒仙，天天喝得烂醉，也能喝上几十年。据记载，这个酒桶可容纳葡萄酒二十多万升，城堡开宴会时如果宾客众多，一天就能喝掉二千多升，人人烂醉，等醒了以后再把酒桶加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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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海德堡大学的最初了解是因为一个人。忍不住，便在街边书摊上与两位大学生搭讪，问他们什么系，答是社会学系，我想正巧，便紧追着问：“你们那里还有马克斯·韦伯(MaxWeber)学派吗？”他们说：“他是上一代的事情了，太老太老，我们已经不读他的书。可能老师中有他的学派吧。”
　　我很怅然，继续沿着大街往前走。突然在一条狭窄的横路口上看到一块蓝色指示牌，上面分明写着：学生监狱。
　　这块牌子会让不少外来旅行者大吃一惊，而我则心中一喜，因为以前读到过一篇文章，知道那只不过是一处遗迹，早已不关押学生。是遗迹而不加注明，我想是出于幽默。
　　当然要去看看，因为这样的遗迹即便在全世界也不容易找到第二个。
　　顺着指示牌往前走，不久见到一幢老楼，门关着，按铃即开。穿过底楼即见一个小天井，沿楼梯往上爬，到二楼楼梯口就已经是满壁乱涂的字画，三楼便是“监狱”。四间“监房”，一个高蹲位的厕所。“监房”内有旧铁床和旧桌椅，而四壁和天花板上则全是狂放顽皮的字画。
　　其实这个“监狱”只用了两年，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四年，是校方处罚调皮学生的场所。哪个学生酗酒了、打架了，或触犯了其他规矩，就被关在这里，只供应水和面包，白天还要老老实实去上课。
　　毕竟不是真的监狱，没有禁止从别处买了食物进来，也没有禁止别的同学探望，因此这里很快成了学生乐园。好多学生还想方设法故意违反校规，争取到这里来“关押”。
　　我请一位科隆大学社会学系的四年级学生把墙上胡乱涂写的德文翻译一下，他细细辨认了一会就笑着读了出来：“嘿，我因顽皮而进了监狱!”
　　“这里的生活很棒，我非常喜欢，因此每次离开都感到心痛，真遗憾这次的关押期是两天而不是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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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在海德堡大学读过书又教过书，但当时他主攻的是法律和经济，研究社会学是后来的事。
　　他的著作很多，但我最早读到的是一个英国学者编的节选本，中译由三联书店出版。版本很小，也很薄，但学术分量很重。这样的小册子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出了一大批，大家争着阅读、探讨，算是对半个多世纪脱节的匆忙补课，一下子把思想学术文化园地全盘推动起来了。那年月现在回想起来还兴奋不已，感慨万端。韦伯那本书的书名和节选者的名字现在都想不起来了，但很多观念却历久不忘。
　　例如，与我们这次系统地考察欧洲有关，韦伯对西方文明特征的论述在八十年代的中国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记得韦伯认真比较了古代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之后，认为西方文明是一系列来自于希腊、罗马，成熟于市场经济的精神和方法，像理性观念、公民观念、专业观念，像社会结构意识、自由劳动意识、海上贸易意识，像系统方法、实验方法、数学方法……，组合在一起才是西方文明，不能抓住一点，以偏概全。他知识渊博，广泛引征，很有说服力地一再证明，许多历史现象也在东方发生过，但由于精神走向不同，基本观念差异，运作方法有别，便与西方文明南辕北辙，而西方文明也就在这一系列的不同和差异中建立起自己的本性。
　　我曾经怀疑过，一个远在海德堡的学者，能对东方社会有多少了解呢？尤其是对重门叠户、深不可测的中国，会不会有太多的武断？但后来这种怀疑渐渐解除了，因为我读到了他专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些篇章，其资料之细、选择之精、运用之妙，实在让人惊讶。须知在他的年代，中国的历史档案和社会资料还不可能大量地供西方学者选择。
　　大家都会记得他分析中国社会未能进入资本主义的诸多原因，例如：没有官职保障的财富无法成为社会荣誉的基础，没有法律地位的企业难以成为城市的主角，没有经济代价的国家义务取消了自由劳动市场，没有宪章契约的同业行会怎敢进入自由的竞争，等等。他还精细地发现，在古代中国，皇权虽重，家族的实际权力却超过国家的行政权力；工艺虽精，人们对人际关系的兴趣却超过对产品制造的兴趣。而且这一切，最后都成为一种最有惰性的全民性精神气质，即便有局部改良也很难有整体突破。
　　这些分析在今天看来也许已经显得普通，但我在初读之时确实受到震动，觉得我们太少在世界视野中来审视中国社会和中华文明了，而且在学术气度和研究方法上，我们也过于狭窄、琐碎、刻板、重复。从某种意义上，是马克斯·韦伯，告诉我现代社会学是什么。
　　今天我在他的学校里长久流连，看着那些古老的校舍还是难以置信。早已远去的教授，你居住在欧洲腹地，也没有去过中国，怎么会如数家珍地说出中国的城隍爷是只对地方负责的实用主义神祇，中国的“法”即便以说文解字的方法看也起于河道管理和水源分配之类很内行的民族文化隐情？记得有一次读到他头头是道讲述我家乡浙江的事情时忍不住笑了，他居然获得资料判断温州的金匠行会很长时间内由宁波人组成!这次考察欧洲，印证了他对欧洲的很多分析。例如，在他那本享誉世界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明确指出欧洲资本主义的种种特征其实早就存在，而直接导致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则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出现，那就是新教(基督教)及其伦理道德、行为准则。他说，以前的天主教靠的是神秘主义的拯救、赎罪、忏悔理论，通过祈祷让人们相信可以在天堂得救，因此与商业经济长期对立；而改革后的新教则认为灵魂的得救主要不是依靠教会和仪式，而是有赖于内心的纯净和工作的勤勉。这种积极入世的态度，有力地支持了商人以资本流通、会计核算而获得利润的正派行为，推动了工商企业的发展。这就证明，新教伦理也就是一种资本主义精神。韦伯的这些论述，是对欧洲宗教改革的最高评价，也是对西方文明的准确揭示。我们在欧洲旅行，两眼离不开无处不在的教堂尖顶，两耳躲不掉时时鸣响的教堂钟声，他的论述，对我们是极好的引领。
　　韦伯写了这些著作后还曾有过一段从政的经历，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魏玛共和国，几乎成了政治理论的主心骨。晚年是在慕尼黑大学度过的，其实也不能说“晚”，去世时才五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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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姆】他在理论上比较显出功力的部分是对人类困境的分析，这在他的思想结构中具有前提性的意义，因为他认为爱是人类从困境中解脱出来的唯一生路。
　　他说，人类的困境产生于人的自然归向与理性归向之间的矛盾。凡是健康的人，心中永远有一种发自天籁的冲动，耳边永远有一种回归自然的呼唤，但一旦皈依了理性，便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了，回归只是一种向往，或是一种设计。这样一来，理性也就很难讨人喜欢，时时成为一种压抑天性的痛苦力量。总之，人类既苦于自然又苦于理性，恍惚其间孤立无援，甚至引起一系列病态人格，与健康告别。唯一能化解这种困境的只有一个字：爱。
　　弗洛姆认为，爱是什么的问题可暂时搁置一下，人们需要警觉的是没有爱将会如何。这种反证法正是他立论的聪明之处，而且由于每个人都体验过缺少爱的孤独，看到过离开爱以后的病态，这种反证法对广大读者有切身的说服力。我想，《爱的艺术》畅销，部分原因是书名，部分原因是这种反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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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思想背景要比胡斯深厚，因为当时他已受到意大利人文主义的深刻影响；他也比胡斯幸运，受到德国诸侯保护。
　　与胡斯近似的是，马丁·路德也是一位教育家。他亲自把《圣经》翻译成德文，实际上也规范了德语教学，把宗教普及和教育普及结合起来了。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是成功的，而且在欧洲产生了连锁反应，罗马教廷也在紧迫的情势下进行了一些自我改革。由此，西方宗教在存在形态上走出了中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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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德国东部小城迈森，心里有点生气。他们居然自称，这是世界第一流的瓷都。
须知我来自中国，出生于著名的越窑故地。【随便搜了一下，我还是更愿意去美国玻璃城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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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长一段时间，欧洲战场上最英勇、最忠诚的士兵，公认是瑞士兵。瑞士并没有参战，但在第一线血洒疆场的却是成批的瑞士人；更触目惊心的是，杀害他们的往往也是自己的同胞，这些同胞受雇于对方的主子。
　　这样的战争，连一点爱国主义的欺骗都没有，连一点道义愤怒的伪装都不要，一切只是因为雇佣，却不知道雇佣者的姓名和主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发动这次战争。为了一句话？为了一口气？为了一座城堡？为了一个女人？都有可能。
　　这是一场千里之外陌生人的对弈，却把两群瑞士人当作了棋子。
　　经过几百年这样残酷的训练，我相信这个族群必然会淡漠理义和感情。这在瑞士的思维领域和创作领域都能看出一点踪影。
　　这种训练的正面成果，是养成了一种举世罕见的忠诚。忠诚不讲太多的理由，有了理由就成了逻辑行为，不再是纯粹的忠诚。因此，戒备森严的罗马教皇从来不对贴身卫士精挑细选，只有一个要求：瑞士兵。
瑞士没有出现铁腕人物，也没有发现珍贵矿藏，居然在一百多年间由一个只能输出雇佣军的贫困国家跃上了世界富裕的峰巅，只因它免除了战争的消耗，还成了人才和资金的避风港。中立是战争的宠儿，也是交战双方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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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独自在伯尔尼逛街，绕来绕去几次迷路，后来终于悟得一个诀窍，一旦迷路就找河，找到了阿勒河就找到了最忠诚、最年老的向导，再也错不了。如此几度反复，我把伯尔尼的主要街道弄得清清楚楚。傍晚回到旅馆，伙伴们从广告资料上查到一家应该不错的餐馆，却不知道怎么走，我豪迈地当门一站说：请跟上!路线一旦摸清，以后几天逛街就变得潇洒，只一味摇摇摆摆、东张西望。克拉姆大街起头处有一座钟楼，形体不像别的钟楼那样瘦伶伶地直指蓝天，而是胖墩墩地倚坐街市，别有一番亲切。它的钟面大于一般，每小时鸣响时又玩出一些可爱的小花样，看的人很多。
　　突然觉得右首一扇小门上的字母拼法有点眼熟，定睛一看居然是爱因斯坦故居。我认了认门，克拉姆大街四十九号，然后快速通知车队的伙伴，要他们赶紧来看。
　　瑞士拿不出自己悠久的文化史，只是近百年有些国际间的文化人贪图它的安静、美丽会到这里来住一阵，结果它也就频频地进入人类文化视野，用不着再气短自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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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故居的老妇见我们这群中国人指指点点，也就递过来一份英文资料，可惜她本人不大会说英文。接过资料一看，才明白爱因斯坦在这里真是非同小可，他的一九〇五年惊天动地：三月，提出光量子假说，从而解决了光电效应问题；四月，完成论文《分子大小的新测定方法》；五月，完成了对布朗运动理论的研究；六月，完成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提出了狭义相对论；九月，提出质能相当关系理论；……这一年，这间房子里的时间价值需要用分分秒秒来计算，而每个价值都指向着世界一流、历史一流。
　　这种说法一点儿也不夸张。去年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世纪人物，结果整个二十世纪，那么多国家和行当，那么多英雄和大师，只留下一位，即爱因斯坦。记得我当时正考察完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文明、印度河-恒河文明抵达尼泊尔，喜马拉雅山南麓加德满都的街市间全是爱因斯坦的照片，连世界屋脊的雪峰绝壁都在为他壮威。
　　二十世纪大事连连，胜迹处处，而它的最高光辉却闪耀在刚刚开始了五年的一九〇五年，它的最大胜迹却躲缩在这座城市这条大街的这个房间，真是不可思议。难道，那么多战旗猎猎的高地、雄辩滔滔的厅堂、金光熠熠的权位都被比下去了？
　　很想在这里寻找一点历史逻辑，但想来想去都十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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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皆知瑞士，但如果追问瑞士的首都在哪里，多数答不出来。
　　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是，作为首都的伯尔尼居然没有机场。
　　在现代社会，没有机场等于阻拦很多政要和传媒的轻松进入，等于拒绝大量活动在这里举办，因此，各国民众很少有机会听到它。人们更多地知道日内瓦和苏黎世，每天不知道有多少旅客乘飞机到这两个城市，下机后立即转乘汽车，长途跋涉去找首都。
　　这连想一想都烦不胜烦。
　　瑞士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又是国际金融中心，首都没个机场实在有点荒诞。问原因，瑞士朋友不好意思地耸耸肩，说这是伯尔尼公民投票的结果，他们怕飞机降落声太吵。
　　“还有更奇怪的呢，”这位瑞士朋友说：“联合国欧洲总部在日内瓦，日内瓦在瑞士，但瑞士恰恰不参加联合国，也是公民投票的结果。”
　　不想缴联合国的会费倒也罢了，我听这儿的几位中国学者说，最不可理喻的是一些早已经过充分论证的大型交通项目，多年的基础工程完成了，大笔经费也用了，一投票却被否定，投票者多数是不出门的农民，否定的理由既琐碎又具体，但只有这样的理由才能左右他们。
　　我觉得老是拿着这样的事情进行公民投票，看似民主，恰恰违背了支撑民主精神的理性原则。在一个个人声鼎沸的投票之夜，当那些显而易见的自私考虑一次次压倒了那些着眼于整体尊严的决策，瑞士也就暴露了自己在精神文化上的贫乏。
　　它确实很富，富在近一百多年，主要出于一种生存策略。由此，出现了它的文化积淀和经济地位之间的严重反差。它在现代城市生态外壳中，依然澎湃着村社式的原始民主情绪，结果只能不断地让人瞠目结舌。
　　它让我联想到一些快速富裕起来的农民企业家，有充分的生存智谋，却缺少足够的文化道义。后来逐渐听说，瑞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虽然中立却与纳粹德国有隐蔽的经济往来，而近年来又位居发达国家对贫困、受灾国家外援比例的末位，我也就不奇怪了。它缺少另一种更重要的富裕，因此虽然频频得利，却又频频露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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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上说，这个地方大概在公元九世纪就建起了修道院，十三世纪则改建成了现在看到的格局，是当时封建领主的堡垒式宅第。住在这里的领主一度权盖四方，睥睨法国、意大利，无异于一个小国王。城堡包括二十多个建筑，其中有富丽堂皇的大厅、院落、卧室、礼拜堂和大法官住所，一度是远近高雅男女趋之若鹜的场所。底部有一个地下室，曾为监狱，很多重要犯人曾关押在这里，拜伦《希隆的囚徒》所写的，就是其中一位日内瓦的民族英雄波尼伐(Bonivard)。
——读完这篇不知是否准确的缩写，我抬头看了看暮色中的湖面、小岛、青山、雪顶。时间蒸腾了诗人的充沛激情和多方含义，我们现在连波尼伐兄弟们的斗争目的和抗争对象也搞不大清了，但只要是好作品，即便风干了也可能会留下一个寓言化的结构。一旦寓言化，覆盖更广，伸拓更长，可填充的空间更大。
【日内瓦湖边上的“水上漂”城堡，西庸城堡，拜伦名作《西庸的囚徒》在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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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看到一种日本电子表，二百多美元一块，据厂方的宣传资料介绍是专为美国空军或海军设计的，其实也就是把各种电子仪表集中在一个表面上罢了。没有一个人能把它的那么多功能说明白，也没有一双眼睛能把它密密麻麻的数码、指针、液晶看清楚。我们的一位伙伴买了一块，同时买了一个高倍放大镜，手表扣在手腕上，放大镜晃荡在裤带下，看手表的时候还要躲着人，怕人家笑话。
　　让我不愉快的是那种扯上美国空军、海军的宣传，分明是一个迷惑年轻人的圈套。空军、海军本来就生活在仪表堆里，居然还需要加添一堆？如果手表上的仪表是飞机、兵舰上所没有的，那就说不上重要；如果手表上的仪表是飞机、兵舰上原来就有的，那又何必重复？除非发生这样的事故：机坠、舰倾而人未亡，仪表全坏而其他设备正常，裤带下的放大镜也没有摔破，那么，这块手表可以代理业务了。
　　说笑到这里，我们应该回过来看看大批到瑞士来采购手表的中国游客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糊涂，知道手表的计时功能已不重要，装饰功能又非常狭小，似乎看重的是它的保值功能，但心里也明白按现代生活的消费标准，几块瑞士手表的价值于事无补。既然如此，为什么还那么热衷呢？我想这是昨日的惯性，父辈的遗传，乱世的残梦，很需要体贴和同情，而不应该嘲谑和呵斥。
　　既然是惯性和遗传，就不讲现实逻辑，但细细追索，它们的形成还有历史逻辑，这是今天年轻一代所不知道的了。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大家都想随身藏一点值钱的东西。王公贵胄会藏一点文物珍宝，乡绅地主会藏一点金银细软，平民百姓会藏一点日用衣物，而大城市里见过一点世面的市民，则会想到手表，因为藏手表比藏文物、金银安全，也容易兑售。我小时候就见到过一对靠着一些瑞士手表度日的市民夫妻，就很有历史的概括力。
　　那时我十三岁，经常和同学们一起到上海人民公园劳动，每次都见到一对百岁夫妻。公园的阿姨告诉我们，这对夫妻没有子女，年轻时开过一个手表店，后来就留下一盒子瑞士手表养老，每隔几个月卖掉一块作为生活费用，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能活得那么老。
　　他们本来每天到公园小餐厅用一次餐，点两条小黄鱼，这在饥饿的年代很令人羡慕；但后来有一天，突然说只需一条了，阿姨悄悄对我们说：可能是剩下的瑞士手表已经不多。
　　我很想看看老人戴什么手表，但他们谁也没戴，紧挽着的手腕空空荡荡。
　　我不知道老人活了多久，临终时是不是还剩下瑞士手表。不管怎么说，这是瑞士手表在中国留下的一个悲凉而又温暖的生命游戏，但相信它不会再重复了。
　　因此，有机会还要劝劝挤在瑞士手表店里的中国游客，不要为过去的时代过于执着。手表在一刻不停地辞旧迎新，它最知道时间不会倒转，因此，这也是手表本身对我们的劝告。【这篇写的倒是不错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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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可以被快速仿效的有哪些事情？能举出一件吗？”他们问。
　　“旅游。”我回答，“不仅自己外出旅游，而且欢迎别人到自己的地域来旅游。众目睽睽的流动性注意力是一所最好的学校，足以使山河重整、人格再造。”
　　我的这个说法使他们有点吃惊。“旅游？”他们疑惑地重复着。
　　于是我们就这个问题讨论起来。
　　这些年，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讶异地发现，他们成本最低、升值最快的稳定收入，居然不是那些名震全球的飞机、汽车、时装、葡萄酒制造业、海洋航运业、矿产开采业，而是旅游业；与此同时，一些最贫困的国家百业凋敝，也是靠旅游业在支撑着国民经济。贫富两极都是如此，中间状态的国家当然也差不多。在欧洲，尽管人口密度不高，但到处都是浩浩荡荡的旅游者队伍。连老人们对自己退休之后的生活安排，最重要的一项也是旅游，而欧洲之外的老人，则把欧洲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
　　原来在国内，已经觉得外国人来了不少，但那是与过去比。到国外系统地考察一圈，才知道中国还远没有成为国际旅游的热门地带。然而几乎所有的旅游从业人员都知道，各国游客最向往、因此也最有旅游潜力的地方就是中国。联合国有关研究部门也已发布了这样的预测结论，说中国必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旅游终点国，而中国人外出旅游的数量也将非常可观。
　　那么，目前中国的障碍在哪里呢？
首先是观念障碍。中国历代“超稳定”的社会生活，确实不主张与外部世界热情交往，不倡导离家乡族宗独自出行。这种观念到现代有了不少突破，但旅游这个概念仍然难于堂皇立足，在很多中国人心目中，“游山玩水”终究是一个不务正业的消极命题。近年来由于看中旅游对国内消费的拉动，对劳动力市场的缓释，实行了明智的长假期制度，但这还只是一个权宜性的经济策略，尚未冲击整体文化心态。
　　由于观念的障碍，随之产生了一系列其他障碍，使中国旅游业还处于比较幼稚的起步阶段。例如，在真实的风景胜地营造虚拟的主题公园，在文化遗迹现场设置现代游乐场所，全然本末倒置、买椟还珠。很多人把旅游看成一种被刻意指定的造作行为，不相信自然状态的城镇、乡村、海滩是上佳的游观对象。
　　这便与欧洲产生了明显的对比。在欧洲，旅游的概念拓得很宽，即使是那些不发达国家，很多普通家庭都有接待外国旅客的能力，大量寻常道路都有完全符合国际规范的路标、加油站、咖啡馆和厕所。
　　说到厕所大家都笑了。这确实是一个最琐碎又最重要的标志，很多国际旅客产生“不安全感”，不是由于土匪盗贼，而是由于厕所。我曾听不少到过中国的欧洲旅客说，中国现在星级饭店的设备超过外国同一等级，公路交通也畅达无碍，最让外国旅客却步的因素，就是沿途厕所。他们不理解，在劳动力非常丰裕、管理权力比较有效的中国，为什么一直做不好这件小事呢？
　　他们的问题也是我的苦恼。几年前，日本NHK电视台直播我和他们的一群汉学家考察从重庆到宜昌一段的长江，几天后直播结束上岸，我陪一大群日本学者、艺术家和电视节目主持人驱车从宜昌到武汉，一路上遇到的厕所问题，几乎把几天直播所形成的愉悦气氛完全抵消。【难怪我看田壮壮拍的茶马古道纪录片，里面那个藏民奶奶抱怨说政府花巨资修厕所却不肯给他们钱...】
　　中国人历来好客，即便在贫困年代也会尽力把外宾的衣食住行收拾妥帖，但他们无法想像，自己的日常生活场所也可能是人家的游观对象。说到底这还是出于对旅游的误解。当他们终于明白，一个旅游大国的任何地方都会出现客人自由的脚步，那么，他们的待客之道也就变成了待己之道，因为唯一的办法是改变整体生态。
　　这也正是我们对中国的旅游业抱有厚望的原因。即便仅仅为了发展旅游，华夏大地也会被整治得更加像模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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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尼斯为中心，西起戛纳，东至摩纳哥，是世界闻名的“蓝色海岸”度假胜地。
　　“蓝色海岸”作为度假胜地的最早起点，是一八三四年。一位叫布鲁厄姆的英国勋爵途经此处去意大利，不巧因霍乱流行边界封锁，只能滞留于当时还只是一个渔村的戛纳，滞留期间他惊喜地发现此地风景宜人，决定建造别墅。他的这个戏剧性决定引起了英国上层社会的好奇，大家随之而来，都没有失望。后来连维多利亚女皇也来了，那就引起轰动，这一带一时名震欧洲，成了上层社会竞相购地建筑别墅的所在。于是公共设施也逐渐完善起来，在整体吸引力上形成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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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判断一个历史古迹是否具备普遍游观价值，除了审视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和独特性外，还要看三个附带性条件：一，有没有具备令人一振的外观形象；二，有没有留下精彩而又著名的诗文记述；三，能不能引起具体而又传奇的生态联想。
　　第一条关及旅游美学的起点和终点，重要性不言而喻；第二条是寻找文化扶手，投靠审美范式，也为常人所必需；第三条最复杂，需要解释几句。
　　生态联想实际上是一种“移情”，但必须具体，有实物参证。古战场也能引起人们联想，但大多很不具体，缺少实物参证，容易流入概念化的虚泛，因此，除了特例，很少有游人光顾。但是一座古堡或一所监狱可能就不同了，有地形可以审视，有阶梯可以攀爬，有老窗可以张望，有纪录可以查阅，结果身处其间，便能产生对当年堡主生活的诸般遐思。
　　一般的考古发掘现场、繁杂的所谓名人故居，大多缺少外观吸引力和特殊的生态联想，因此除了特定的文化旅行者之外，不能对它们的普遍游观价值抱太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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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桑不大，但有两个单位比较重要。第一个谁都知道，国际奥委会总部；第二个知道的人不多，那就是世界上第一所旅馆管理学校。我对这个学校很有兴趣，因为它悄悄地支撑住了一个现代世界的巨大行业，意义未必下于奥林匹克运动。它鼓励和组织亿万不是运动员的民众在赛场之外行走、爬山、游泳、滑雪，而且势头很猛，必将成为新世纪的普及行为，直指人类的整体健康。
　　瑞士成为世界旅游事业的主要推动者，我看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资源贫乏，强国相邻，能为强大的邻居们提供的，除了雇佣军，就是山水之胜。当决定不再输出雇佣军之后，只剩下了山水；二是早早的中立使这儿显得安全和安静，可以为别人在战乱的疲惫中提供轻松和休息；三是拜伦、雨果等文人的来访和传扬，使广大崇拜他们的读者转化成了旅游者……——显而易见还需要增加一个技术性条件，而这个条件果然很快出现了，那就是一批经过严格训练的旅馆管理人员。这批管理人员的母校，就是洛桑旅馆管理学校。
　　它已开办了一百多年，在几十年间一直居于世界唯一的地位，三十年代出现了七十几所同类学校，现在则有三千多所，但公认最好的还是它。我看到希尔顿酒店系统总裁说的一句话：“在现今这个领域，拥有洛桑就拥有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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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行来，最健全的城市还是巴黎。
　　它几乎具有别的城市的一切优点和缺点，而且把它们一起放大，推向极致。你可以一次次赞叹，一次次皱眉，最后还会想起波德莱尔的诗句：“万恶之都，我爱你!”
当年埃菲尔铁塔刚刚建造，莫泊桑、大仲马等一批作家带头怒吼，领着市民签名反对，说这个高高的铁家伙是在给巴黎毁容。这相当于沙龙聚会的参加者受不住新挤进来一个高瘦伶仃的胄甲人。
　　想想也有道理，聚会讲究格调和谐，当埃菲尔铁塔还没有被巴黎习惯的时候，无论在造型还是在材质上都显得莽撞和陌生。后来也佩服它偏赖着不走，简直有一点中国青皮的韧性，一会儿说是世界博览会要请它做标志，一会儿说是战争需要它发射电波，磨来磨去找借口，时间一长竟被巴黎人看顺眼了。
　　它刚顺眼又来了新的怪客，蓬皮杜艺术中心。揭幕那天巴黎人全然傻眼，这分明是一座还没有完工的化工厂，就这么露筋裸骨地站着啦？从此哪里还会有巴黎的端庄!接下来的是卢浮宫前贝聿铭先生设计的玻璃金字塔，当时竟有那么多报刊断言，如果收留了这个既难看又好笑的怪物，将是卢浮宫的羞辱、巴黎的灾难。
　　那么多巴黎人，全都自发地成了塞纳河畔这场聚会的遴选委员会成员，其情感强烈程度，甚至超过政党选举。这种情况，在世界其他城市很少看到。【想到了北京的大裤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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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赛宫竣工于一六八九年，路易十四把王宫迁到凡尔赛宫后，卢浮宫的建造工程也随即停止，也就是说，这两个宫苑都属于十七世纪。后来拿破仑下令扩建卢浮宫，则是十九世纪的事了。
　　凯旋门和艾菲尔铁塔都建于十九世纪。协和广场倒是与十八世纪有关，但它的定型在十九世纪，尤其是作为广场主要标志的埃及方尖碑，是一八三一年从卢克索搬来的。
　　巴黎圣母院早在十四世纪就造成了，后来有过两次大整修，一次是十七世纪，一次是十九世纪，都避过了十八世纪。
　　于是，我们走在失去了十八世纪的巴黎。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法国的最高荣誉理应属于十八世纪。
　　十八世纪像是滔滔激流，十七世纪是它的左岸，十九世纪是它的右岸。左岸上，路易十四穷奢极侈，大兴土木，都留下来了；右岸上，经十八世纪的冲击而巍然成型的土地上站立起一个拿破仑，也留下了种种遗迹。结果，难于寻找的恰恰是激流本身。轰鸣声早已远去，河床上一片空寂。
　　这个找不到的激流，就是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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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百度】 
1. LIPP咖啡馆
始建于1880年，全名是BRASSERIE LIPP，橙红色显眼的店面，斜对面是巴黎最古老的圣日耳曼教堂。1990年由诗人法尔格打造的陶瓷墙壁和夏利加雷绘制的天花板使得这里被列入历史古迹是政要名人经常出入的场所。与他对面花神咖啡和双偶咖啡构成巴黎拉丁区文艺铁三角。在它的四周，不乏画廊、印刷场及出版社，艺文气氛特浓，因此出入的人，大多不是白丁。作家为了把他的著作付梓，画家为了把它的画展出，都要到这里与有关的人接拾。因此Lipp成了这些人的十字交通路口，这些人自然乐于在这里坐下来，聊天或谈公事。因此出入的画家、诗人、作家多如过江之鲫。存在主义的沙特、新小说的克里西蒙．莒哈丝……一代文骚，一个一个崛起。Lipp咖啡馆所见过的世面人物，与凡夫俗子一样多。
几十年里，在LIPP咖啡馆光顾过的名人单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师就有10位。
2. CAFE DE FLORE
花神咖啡馆，巴黎的三大著名咖啡馆之一
1865年开始营业，长期以来一直以其知识分子精英主顾著称。萨特和西蒙·波伏娃经常光顾这家咖啡馆，他们曾坐在一起喝咖啡，讨论学术问题的那张固定餐桌仍是客人们的最爱，电影《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就是以此为背景拍的法国小说《情人》的作者杜拉斯和徐志摩也常来这里。此外，毕加索、萨特、布雷东还有政治人物托洛茨基都在那里喝过咖啡，周恩来上个世纪20年代在法国期间也常常到“花神”喝咖啡、谈论政治。它的招牌咖啡带杏仁果香，并附送一杯冰水。
3. Les Deux Magots
双偶咖啡馆
具有19世纪风格，声名鹊起是在本世纪20年代，一批超现实主义诗人、作家和画家长期在这里雄论滔滔，燃烧艺术思想的烈焰据，说过去海明威就常到这里饮咖啡以捕捉创作灵感。咖啡馆面向埋葬着笛卡尔的圣日尔曼大教堂，这座教堂是巴黎最年久的一座教堂。咖啡馆则以有两个大人偶镶嵌在梁柱中为名。
4. Le Lapin Agile
灵兔咖啡酒吧
它在20世纪初却是法国文学和艺术革命的发源地。许多流派诞生于此。当年，每逢夜幕降临，毕加索、马克斯·雅各布、阿波利耐尔、弗朗西斯·卡尔果、罗兰·多尔杰莱斯等许多年青画家和作家便会光临此地，消磨漫漫长夜。
5. Le Café Marly
位于巴黎右岸rivoli大街，也就是卢浮宫黎赛留馆（richelieu）一楼回廊内，整个华丽的皇宫都成了咖啡馆的布景，贝聿铭设计的玻璃金字塔更是近在眼前。
6, Cafe De La Paix
和平咖啡馆
坐落在巴黎歌剧院附近的证卷和金融小区中心，它幽静的露台恰好处在巴黎皇宫花园的拱廊下方，巴黎人在这样的氛围下忘记了时光的流逝。
和平咖啡馆是文化人、作家的最爱，也是政治人物经常光顾的地方，历届法国总统来此都不止一次，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军光复巴黎，法军统帅戴高乐将军「痛饮巴黎」的第一杯咖啡就是这里。著名文学家左拉、莫泊桑、王尔德等人常常光顾，曾是比才、李斯特、肖邦等人逗留之地，被评为世界十大不得不去的咖啡馆就不需要为他介绍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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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底人与中国人的早期血缘我闻所未闻，但我们很快就要去的英国，千年王朝全是诺曼底血缘，所谓“千年一系”，则是肯定的。
　　自从一〇六六年诺曼底公爵威廉渡过海峡征服英格兰，有好几百年时间统治语言是法语，直到亨利三世才第一次在发表公告时用英语。现在如此显赫的英语在当时是一个可怜的土著。后来由于姻亲关系，英国王位还专请德国汉诺威王室来继承，这个王朝的开头两任君主也不会说英语，只会说德语，到第三世才慢慢改口，但还叫汉诺威王朝，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形象太坏，英国人一气之下改用行宫温莎的名字来称呼王朝，直到今天。但即使汉诺威王朝，由于姻亲维系，代代君主还都是威廉的后裔。
　　如果要查威廉的血缘，本来也不在诺曼底，而是来自北方，大概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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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伦海姆庄园(BleheimPalace)成为丘吉尔的出生地，有点偶然。
　　这座庄园确实是丘吉尔家的祖业，先祖便是第一代园主马伯勒公爵。一代代传下来传到第八代，以长子继承爵位的传统，丘吉尔的大伯是第八代公爵，也就成了庄园的真正主人，丘吉尔的父母住在其他地方。
　　一八七四年的一天，丘吉尔的父母亲应邀来到这兄长的庄园。有的材料说是来参加晚会，有的材料说是来参加狩猎，我想这两项活动并不矛盾，先在附近狩猎然后再参加晚会。欧洲贵族的先祖都是马背上的立功武士，因此代代以武功为荣，狩猎是一种贵族风尚，连女宾也乐于参与。丘吉尔的母亲可能是在户外观看狩猎吧，本来她分娩的日期还有六星期，但不知什么原因这天突然早产。人们心急火燎地把她送回这座府第，进大门便扶进了右首最近的一个房间，这便是丘吉尔出生的地点。
　　现在这个房间精心布置过了，中心地位放着一张大床，床头墙上挂着丘吉尔母亲的油画像，据说出自丘吉尔自己的手笔；大床对面，有一个玻璃柜放着一件白色绣花的婴儿背心，注明是丘吉尔出生后穿的。
　　婴儿背心总是小的，但丘吉尔的背心竟然这样小过，任何人一看都笑出声来。巴掌内抱持的小躯体，将以自己的力量震动世界。在这间屋里他应该还在沉睡，也许还会有几声啼哭。想起早年在一本回忆录里读到，这位政治泰斗晚年还以荣誉身份参加议会，但会议刚开始不久就睡着了，而且鼾声阵阵。由于他功劳太大，德高望重，没有人去干扰他的当庭沉睡。那么，晚年的丘吉尔与穿着这件小背心的丘吉尔又浑然一体了，浑然在沉睡中。丘吉尔叱咤风云半辈子后又回到了婴儿时代。
　　出生房大床下面还放着丘吉尔做首相时穿的皮拖鞋，这双皮拖鞋与小背心组接在一起，几乎成了一种现代派艺术，表现着生命的两度落地，两度受缚，意味无限。
　　从丘吉尔出生房往里走，一条长廊上陈列着丘吉尔的照片和遗物，虽然布置粗糙，却也反映出了他气吞山河的辉煌岁月。
　　但是，与所有这些陈列相比，府第里主要呈现的是马伯勒公爵家族的数百年荣耀，那么完整、那么雄伟，丘吉尔的陈列就像是一头大象尾巴上挂了一点小装饰，实在是微不足道。
　　主人既接纳了丘吉尔，又要告诉参观者，丘吉尔只是我们的亲戚，重要的是我们嫡系一脉；丘吉尔只活跃在百年之内，而我们家族的历史则山高水远。细看之下果然也真了不得，仅从他们宽大的书房窗口望出去，居然是一个仿造法国凡尔赛宫的花苑，花苑以丛树莽林作背景，深邃而绵远。书房里有女王塑像，有钢琴和管凤琴，至今还笔挺地站着仆役。这种架势，确实不是哪一个现代首相的故居能够望其项背。
　　丘吉尔偶然在这里出生，却把现代政治和封建政治纠缠在一起了，既勾起了根脉，又组成了对比。什么是封建贵族最好的出路？什么是现代政治最佳的渊源？这里似乎在作着英国式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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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门就后悔了，天那么冷，还起得那么早。
　　昨天与两位在这里留学的中国学生约好，今天起个大早去攀登牛津大学最高的圣玛丽教堂。起个大早，是贪图整个牛津还在沉睡时的抽象性，便于我们把许多有关它的想像填补进去。如果到了处处都是人影晃动的时刻，它就太具体了。
　　他们说，教堂的大门当然不会那么早就开，但背后有一个小侧门，里边有个咖啡馆，供应早餐，即便未到开门时间也应该有人在忙碌了。这只是推测，谁也没有这么早来过，比较有把握的是，如果能够叫开这个小侧门，就能找到登高的楼梯，他们从前就从那里上去过。
　　找到那个小侧门很容易，但要敲开它却不容易。一遍重，一遍轻，接连敲了几十遍，都没有人答应，只好缩着脖子在寒冷中苦等。我几乎冻得站不住了，就在石路上一圈圈跑步。好久终于等来了一个瘦个子中年男人，见我们已经冻成了脸青鼻子红的模样，连忙掏出钥匙开门，问明我们不是来喝咖啡而是要来登高，便把我们引到了一个陈旧的内门口。
　　那里有一个木梯，我带头往上爬。木梯一架架交错着向上，转了两个大弯换成了铁梯。铁梯很长，哐当哐当地攀踏了好久终于变成了仅能一人挤人的石梯。石梯跨度大、坡度高，塔楼中间悬下一根粗绳，供攀援者抓手。我已经气喘吁吁，却看见身边墙上刻有大量攀登者的名字，有的可能是本校的毕业生，有的则是前来参观的各国学者，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名字前还刻了国籍和所属校名。
　　终于攀到了教堂的塔顶，很狭，仅可容身。冷风当然比底下更加尖利，我躲在一堵石壁凹进处抬眼一看，昨夜重霜，已把整个牛津覆盖成一片银白，万窗垂帘，教授和学生都还没有苏醒。
　　这个塔顶，我在很多年前就闭眼想像过。那时正在写作欧洲戏剧理论史，由伊丽莎白女王到牛津大学看莎士比亚戏剧这样的事件为起因，回溯牛津历史，知道这所大学曾与周围居民一再发生冲突，而这座圣玛丽教堂一度还是冲突的堡垒。
　　好像每次冲突都是从小酒馆里的口角开始的，快速发展到拳脚，然后两方都一呼百应，酿成大规模斗殴。当时的学生都是教会的修士，穿着具有宗教气息的学袍，殴斗起来只见市民的杂色服装与学生的黑色学袍扭打在一起，形成英语里一个对立组合的专门词汇：“市袍”(townandgown)，两个只差一个字母的冤家。这两个冤家因文化观念截然不同而完全无法调解，冲突最激烈时数千市民涌入大学进行围攻，互相使用弓箭，两方都有伤亡。我猜这座圣玛丽教堂的功用，一是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隘之势卫护学生，二是以钟声发出战斗号令，三是射箭。但在这么高的尖顶之上射箭显然不行，当时站在这里的应该是战斗的指挥者，便于居高临下地观察双方阵势。
　　大学生与市民打架，大学校长管不了，市长也管不了，只能一次次请国王仲裁。本来英国的学生大多渡海去巴黎上学，到十二世纪中叶英国法国成了对头，国王就召回自己国家的学生，在牛津办学。因此，牛津的大事确实关及国家痛痒，也只有国王才能处理。不同的国王处理时有不同的偏向，直到十四世纪中叶那次大斗殴后，爱德华三世才下令在这个教堂追悼殴斗致死的学生，并把斗殴开始的那一天当作纪念日，每年都要在这个教堂举行仪式，规定牛津市的市长和士绅必须参加。
　　那场延绵久远的冲突也有一个正面成果，那就是有一批牛津的师生想离开这个一触即发的环境，便东行八十公里，在那里继续教学事业，这便是剑桥的雏形。
　　很多年后，一位剑桥校友又在美国办了哈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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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终究是小镇，而且是四百多年前的小镇，它凭什么输送出一个莎士比亚？
　　那个叫做莎士比亚的孩子不可能在这里受到良好教育，进过一所文法学校，十三四岁时因家里交不起学费就辍了学。他二十二岁离开这里去伦敦很可能是一次逃跑，原因据说是偷猎了人家的鹿，当然这是一个无法肯定的传说。到伦敦后，家乡有人听说他在一个剧场前为观众看马，后来又一步步成了剧场的杂役和演员。他每年都会回来一次，后来经济情况渐渐好转，还在家乡购置了房产和地产，最后几年在家乡度过。五十二岁去世时没有引起太多重视，当地有送哀诗的习俗，但当时好像没有人为他写哀诗。他留下了遗嘱，讲了一些琐事，没有提到自己有什么著作。连他做医生的女婿霍尔，也没有在日记中提到岳父会写剧本。
　　这些情况，引出了一系列问题。
　　首先，为什么家乡对他的功业缺少知觉？这种情形对于一些离乡太久和太远的文人来说并不奇怪，但小镇离伦敦并不太远，莎士比亚又几乎每年都回来一次，而且晚年又回乡居住，怎么会这样木然？
　　其次，最根本的是，一个仅仅受过极其有限的乡镇初级教育的人，怎么成了人类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文豪？他辍学时才十三四岁，以后八九年都在这个小镇里谋生，他凭什么填补了自己严重的文化欠缺？如果他后来只是一名表述自己主观感受的文豪倒也罢了，但是举世皆知，莎士比亚知识渊博、无学不窥，不仅悠闲地出入历史、政治、法律、地理等学科，而且熟知宫廷贵族生活，这难道是这个小镇能给予他的吗？
　　与此相关，还有不少琐碎的问号。例如小镇所保留的莎士比亚遗嘱中，几处签名都由别人代笔，拼法也不统一，这可能被解释是生病的原因，但在其他一些登记文件上，他的签名似乎也不是自己的笔迹。这些做法，很像当时千千万万个文盲。怎能设想，这个不肯签名的人不仅亲笔一字一句地写出了三十几部堪称世界经典的辉煌巨著，而且奇妙地动用了二万多个英语单词，是历史上词汇最为丰富的作家之一!这些问题，终于使人怀疑，世人所知的莎士比亚，难道真是从这个小镇走出的那个人？这样的怀疑在十九世纪中叶开始集中发表，文化界就像发生了一次地震。怀疑论者并不怀疑从这个小镇走出的莎士比亚的存在，他们只怀疑，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学者身份和上层身份的人，借用这个人的名字作为自己发表剧本的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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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当时，比莎士比亚更让人心疼的人还有一位，那就是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堂吉诃德》的作者。
　　他的生平，连随口讲几句都很不忍心。
　　他只上过中学，无钱上大学，二十三岁当兵，第二年在海战中左手残废。他拖着伤残之身仍在军队服役，谁料四年后遭海盗绑架，因交不出赎金被海盗折磨了整整五年。脱离海盗后开始写作，后因父亡家贫，再次申请到军队工作，任军需，即因受人诬陷而入狱。出狱后任税吏，又第二次入狱，出狱后开始写《堂吉河德》。但是就在此书出版的那一年，他家门前有人被刺，他因莫名其妙的嫌疑而第三次入狱，后又因女儿的陪嫁事项再一次出庭受审……总之，这位身体残废的文化巨人有很长时间是在海盗窝和监狱中度过的，他的命运实在太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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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二百多年后，德国诗人海涅指出：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成了三头统治，在叙事、戏剧、抒情这三类创作里分别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我前面已经说过，似乎是上帝的安排，戏剧家莎士比亚戏剧性地在自己的生日那天去世，使四月二十三日成为一个奇怪的日子。谁知还有更奇怪的事情，似乎又是上帝，也只能是上帝，觉得两座高峰不能独遗一座，居然把塞万提斯的去世也安排在同一天!那么，一六一六年的四月二十三日，也就变得更加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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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欧洲大家庭”中最贫困的国家，第一数葡萄牙，第二是爱尔兰，第三是希腊，第四是西班牙。我这一路挨个儿细细打量，产生一种朦胧的预感：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最先走出这个名单的可能是爱尔兰。
　　其他三国都有昔日的辉煌，爱尔兰没有。它受尽欺侮又保守落后，一代代家长都流着眼泪嘱咐孩子：离开，必须离开!结果，一个三百多万人的国度，流落世界各地的爱尔兰后裔却有三千多万。
　　当外加的障碍终于被逐步解除，自身的历史又构不成负担，爱尔兰人开始自信起来。他们说：美国历届总统中有七个是爱尔兰裔，包括最有风度的肯尼迪、里根、克林顿，如此大国都管得好好的，何况一个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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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柏林的市中心并不热闹，狭窄的街道里却有很多酒吧。年轻人天天晚上挤在一起狂舞畅饮，他们创作和演奏的现代派音乐，在世界各地都有知音。例如我们车队里从未来过这里的一位编导，说起来就如数家珍。
　　伙伴们一直疑惑：爱尔兰是一个偏僻岛国，为什么青春生态如此前卫，文化艺术如此新锐？
　　当年爱尔兰更加冷落，却走出了堂堂萧伯纳、王尔德和叶芝，后两位很有今日酒吧的波俏风情。更出格的是荒诞派戏剧创始人贝克特和《尤利西斯》的作者乔伊斯，石破天惊，山鸣谷应，一度使全世界的前卫文化，几乎弥漫着爱尔兰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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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柏林的乔治北街三十五号是一幢三层老楼，现在是“乔伊斯中心”。
　　著名作家的故居和纪念馆去过很多，但这个地方太特殊了，我上上下下盘桓了整整半天。
　　乔伊斯没有在这个屋子住过。他离开都柏林时二十二岁，境况潦落，留不下什么遗迹。祖上有点财产，但父亲酗酒成性，把家喝穷了，不断变卖家产，又成天搬家逃债，家人散住各处，这个地方是其中之一。
　　中心的负责人是乔伊斯的外甥，从未见过乔伊斯。他妈妈，也就是乔伊斯的亲妹妹，曾一再悄悄叮嘱：不要多提舅舅，以免影响前程。这位外甥今年已经七十五岁，红脸白发，气色很好，慈祥友善，能背诵《尤利西斯》的一些片断，但细问之下，他并不理解这部作品，不知道它究竟好在哪里，为什么会引起全世界的注意。
　　他反复告诉我的是这样一个事实：爱尔兰不喜欢乔伊斯，乔伊斯也不喜欢爱尔兰；乔伊斯离开都柏林以后很少回来，但所有的作品都以爱尔兰为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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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让一位熟悉中国的法国女建筑学家来归纳这个话题。
　　要她谈谈对中国建筑事业的感受，她说：“中国确实拆了很多不该折的房，造了很多不该造的楼。拆错了，就再也造不起来；造错了，又很难炸掉。中国建筑界以前的问题是轻视历史，近几年的问题是急功近利。轻视历史便乱拆，急功近利便乱造。”
　　她的尖锐引来了她丈夫的异议。她丈夫是一位经济学家，此刻正坐在她身边。
　　这位经济学家冲着妻子说：“我们的想法比你们实际。中国那么多的人口，那么大的地方，以前生活状态普遍不好，现在终于好起来了，当然要尽快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如果太讲究建筑的文化格调，中国各省各县都需要有大量高水准的建筑学家，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我认为，快速改变人们不可忍受的生活，在这一点上应该急功近利。”
　　他的话使我想起一件往事。五年前，一批台湾艺术家首次来上海，坐在出租汽车上看到街道两边已经很少见到老式的石库门房子，便言词激烈，没想到那位出租汽车司机把车停了下来，一定要与他们辩论。他的主要论点是：你们为了文化参观，逼迫上海人再住那种没有卫生设备和煤气管道的房子，于心何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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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讲究实利估算，事实证明，居住在乡村或郊区小镇的费用，要比城市里高。背离城市是以汽车的存在为条件的，正是这个条件，使背离的人们要面对漫长的驱驰。例如，夫妻很难保证在同一个郊区工作，孩子的教育和就业，只有城市才能提供最好的机会，而退休老人最需要的高水准医院，一般也在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刻意住在乡村，会浪费多少驱驰的能源，增加多少空气的污染。
　　城市因集中而容易使分散的难题一并解决，并使解决的费用有可能分割得最低。例如对于污染的集中治理，目前世界各国都是城市超过农村，其他设备和能源的人均供应，在城市里也会经济得多。
　　这就是说，在人类需要重新调整自己与自然的关系的时候，城市是迄今利用地球资源最经济的生态；人们如果继续向大自然扩张，对个体和整体都是一种昂贵的耗费。
　　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直到今天都没有出现人口由城市向乡村流散的大潮，而且在可以预想的将来，整体趋势仍然是向城市聚集。当年未来学家们指出了新的信息手段为流散提供了可能，而事实证明，这种手段为聚集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因为电脑的发展既然减轻了企业的空间负担，那么，缩小了的空间更没有必要搬到远郊，反而增加了跻身于市中心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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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伦勃朗碰到的实在是一件群体性的审美冤案，而且与这座城市密切相关，在我看来，有点不可原谅。
　　这件事，略知西方美术史的人都不陌生。但我站在阿姆斯特丹的伦勃朗故居前，忍不住还想复述几句。
　　事情发生在一六四二年，伦勃朗三十六岁。这件事给画家的后半生全然蒙上了阴影，直到他六十三岁去世还没有平反昭雪。这件事几乎中断了他靠艺术创作来维持生计的正常生活，穷困潦倒，去世时只够花费一个乞丐的丧葬费用。因此，这不是一个阶段性的厄运，而是通贯一代艺术大师终身的严重事件。今天的阿姆斯特丹不应该轻描淡写。
　　那年有十六个保安射手凑钱请伦勃朗画群像，伦勃朗觉得要把这么多人安排在一幅画中非常困难，只能设计一个情景。按照他们的身份，伦勃朗设计的情景是：似乎接到了报警，他们准备出发去查看，队长在交代任务，有人在擦枪筒，有人在扛旗帜，周围又有一些孩子在看热闹。
　　这幅画，就是人类艺术史上的无价珍品《夜巡》。任何一本哪怕是最简单的世界美术史，都不可能把它漏掉；任何一位哪怕是对美术未必挚爱的外国游客，也要千方百计挤到博物馆里看上它一眼。
　　但在当时，这幅画遇上了真正的麻烦。那十六个保安射手认为没有把他们的地位摆平均，明暗、大小都不同，不仅拒绝接受，而且上诉法庭，闹得纷纷扬扬。
　　整个阿姆斯特丹不知有多少市民来看了这幅作品，看了都咧嘴大笑。这笑声不是来自艺术判断，而是来自对他人遭殃的兴奋。这笑声又有传染性，笑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似乎要用笑来划清自己与这幅作品的界线，来洗清它给全城带来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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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听听看!”这是祖母的声音。祖母和河西老太早年曾生活在上海，是抗日战争开始后一起逃难回乡的。
　　河西老太躺在床上，见到祖母很高兴，想伸手却抬不起来。祖母连忙俯下身去，轻声问她想吃什么。
　　河西老太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但终究喃喃地说了。
　　祖母皱了皱眉，要她再说一遍，然后笑了，抬起头来对众人说：“她要喝荷兰水。”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奇怪的水名，回到家里问妈妈。妈妈只说荷兰是一个很远的国家，却也不知道荷兰水是什么，就要祖母描述一下。等祖母简单地说了荷兰水的特征，母亲“哦”了一声：“那就是汽水!”
　　原来，在祖母一代，汽水还叫荷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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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主权国家的全部面积不到二平方公里，摩纳哥实在太小了（现在2.02了，还没颐和园大，有0.5是填海造陆而来）。但是，这个袖珍小国却浓缩着四个隐型大国：赌博大国、邮票大国、赛车大国、旅游大国。
　　这四个隐形大国都具有俯视世界的地位。就说赌博大国吧，蒙特卡洛赌场那种地毯厚厚、灯光柔柔、家具旧旧的老派贵族派头，连美国气魄宏大的拉斯维加斯也要鞠躬示敬，更不待说墨尔本、吉隆坡、澳门的那些豪华赌场了。全世界的赌场选“大老”，看来还是非蒙特卡洛莫属。
　　更让人惊异的是赛车。那么小的国家不可能另选赛车场地了，这些蜿蜒于山坡上的真实街道就是赛车跑道。到时候街道边人山人海，拥挤着来自世界各国的观众，而跑道上则奔驰着五光十色的各种赛车。我们没有赶上赛车季节，只是顺着赛车的路线绕了两圈，奇怪的是每辆车的驾驶员似乎都认得路线，一问，原来都是从每次赛车的电视转播中看熟了的，可见影响之大，印象之深。（Grand Prix de Monaco，钢铁侠2里托尼质疑要上场的那回哎！）
　　其实在摩纳哥，最能冲击游人感官的是海滨山崖上一排排豪宅。这是世界各地大量超级富豪选择的终老之地。据我历来读到的资料，很多绑匪、巨盗、毒枭疯狂敛财，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标，能在摩纳哥舒舒服服地隐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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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这个缺漏并不难，它便躲藏在那幢最宏伟的公共建筑——海洋学博物馆里。
　　如果有时间把这个博物馆看得细一点，就会发现种种奇丽珍罕的展品都出自于一种长年累月的出海考察。于是你会对那些有关出海考察的展览发生兴趣，逐一观察当年的船只、器具、枪支和泛黄的照片，直至那时刚刚学会拍摄的无声电影纪录短片。看着看着又有了新的发现，原来这一切的指挥者就是摩纳哥的国家元首阿尔贝一世。
　　这位国家元首并不是拨款资助专家去考察，而是亲自以专家的身份率队出海，整整二十八次，科研成果卓著，成了世界近代海洋学的创始人。（这位就是格蕾丝凯莉的儿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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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摩纳哥大一点的小国，是圣马力诺。所谓“大一点”却大了三十多倍，总共六十平方公里吧，大约是上海市的百分之一。
　　圣马力诺嵌在意大利中部，进出要经过意大利海滨小城里米尼，那我们干脆就在里米尼住下了。其实在里米尼停驻的很多游人和我们一样，为的是去圣马力诺。
　　游人们没到目的地就在大门口玩上了。里米尼海滩确实很棒，碧海蓝天间最出风头的是皮肤晒得黝黑的苗条女子和身材健硕的光头男子。奇怪的是，苗条女子身边总有一个男友，而光头男子背后却没有女性，只跟着几个小伙子。
　　靠近海滩的街道上，有一种营生很热闹，就是替刚刚从海水里钻出来的年轻旅客描绘皮肤花纹。只是描绘，不是刺青。皮肤已经晒黑，描上金线银线，花草摇曳、鱼虫舞动，描得多了就像绷了一件贴身花衫。至少今晚上不能洗澡了，那就安静躲汗，明朝带一身花花绿绿去圣马力诺。
　　圣马力诺是一座山城，道路盘旋重叠。据说公元三世纪一个叫马力诺的石匠为逃避宗教迫害从亚得里亚海的对岸来此藏身并传教，因而有了这个地名。看来看去，这真是一个藏身的好地方。
　　从种种传说看，这位石匠留下了一些淳朴的政治遗嘱，而这个小国后来也确实成了欧洲最早的共和国。由于它实在太小，产生不了什么国际影响，却也不会轻易地在一些立国方针上受别国影响，因此它所保存的政治生态像是存在于一个隔离舱内，显得特别纯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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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拿破仑对话的人，是圣马力诺的最高行政长官，也叫执政。他的出任方式，不仅与拿破仑不一样，也有别于全世界各国的行政长官，是一种特别原始又特别彻底的民主选举办法。
　　简单说来，全国普选产生六十名议员，不识字的选民由年轻的女学生代为投票，因为女学生洁净无瑕；由这六十名议员在普通公民中选择二十名最高行政长官的候选人，再投票从中选出六人，最后从民众中挑出一个盲童，让他从六人中抽出两人的名单，作为最高行政长官。
　　最高行政长官的国际地位，相当于各国总统，但只任期半年，不得连任，每月薪金只有五美元，因此也很难连任。如果被选出的人拒绝上任或半途离任，却要承受巨额罚款。上任时仪式隆重，当任长官长袍圆帽，佩戴勋章，在鼓号乐队的簇拥下全城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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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大一号的小国是列支敦士登，夹在瑞士和奥地利中间，一百六十平方公里，大约是北京市的百分之一。
　　列支敦士登的首都叫瓦杜兹，最明显的标志是山巅危崖上的一个王子城堡，当今皇家住处，瓦杜兹就在危崖脚下。其实这个首都只是干干净净一条街，齐齐整整两排楼，在热闹处敞开着几十家店铺。
　　一进店就知道这里富裕，价格足以说明一切。
　　小国多是邮票大国，列支敦士登也不例外，很多商店都有卖。刚一打眼就看上了，印得实在精美。连对集邮兴趣不大的我，也毫不犹豫地买下了王室成员婚礼和王室收藏的鲁本斯绘画各一套，又配上几套杂票，结算时价格不菲，才知轻重。
　　我很想用步行方式把整个首都快速走完，便不顾一切地急速迈步了。路上新旧建筑交杂，无论新旧都很见气韵。相比之下，邮票大厦最有派头，这与经济收益有关。大厦廊厅边上见到一些信箱，联想到列支敦士登为了吸引外资，制订了极其方便的公司注册的规则，甚至连房子地址都不要，只须申请一个邮政信箱即可。这事对我有点诱惑，心想何不轻轻松松开办一家注册在列支敦士登的文化传播公司，然后再在国内找个公司搞中外合资。刘璐、温迪雅、王多多她们都跃跃欲试，但一想山高水远也就哈哈一笑不当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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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袖珍小国中最大的一个是安道尔，四百多平方公里，不到北京市的三十分之一。
　　都德曾经说过：“你没有去过安道尔？那还算什么旅行家？”这样的口气我们都知道要反着听。表面上好像在说安道尔是非去不可的国家，其实是用夸口的方式提出了要成为旅行家的至高标准。因此反而证明，安道尔在他的时代很难到达。
　　当然很难。从法国到安道尔，必须翻越比利牛斯山。这中间要穿峡谷、爬山顶、跨激溪，即便是被称为“山口”的地方也要七转八拐地旋上去。我们去时，已在下雪。
　　安道尔在法国和西班牙之间，一直被它们争来夺去，十三世纪开始向它们进贡。我对于七百年不变的进贡数字很感兴趣。
　　安道尔每逢单数年向法国进贡九百六十法郎，相当于一百多美元；双年数则向西班牙进贡四百三十比塞塔，相当于两个多美元。同时各附火腿二十只，腌鸡十二只，奶酪十二块。直到今天仍是这个数字，就像一个山民走亲戚。不知作为发达国家的法国和西班牙，以什么仪式来迎接这些贡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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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读到美国《外交政策》季刊上一位叫阿塔利的学者写的文章，很能代表这种思路。他说，不管人们如何把自由市场经济原则看成是西方文明的普遍真理，至今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愿意在司法、国防、教育和通信业上全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原则，也没有一个正常的西方人愿意生活在一个可以用金钱买卖法院判决、私人护照、无线电波、生化技术、饮用水源、核武器和毒品的国家。自由市场经济固然是西方文明的支柱，但它与西方文明的另一个支柱民主政治体制就有很尖锐的矛盾。例如市场经济重在人与人的差距，民主政治重在人与人的平等；市场经济重在人的使用价值，民主政治重在人的人格权利；市场经济重在流浪者，民主政治重在定居者；市场经济重在个体自由行为，民主政治重在少数服从多数；……阿塔利悲观地预言，在这两者的矛盾中，胜利的一方一定是自由市场经济，市场专制终究会取代民主政治，因此社会公平、公共道义将难于留存。但这样一来，等于一个重要的支柱倒塌，西方文明的大厦也有可能因此而崩溃。瑞典模式的衰微，更增加了这种悲观情绪。
　　我觉得这位阿塔利显然是把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之间的矛盾磨削得过于尖锐、对应得过于整齐了。但是他对自由市场经济所包含的内在悖论，表现出了一种清醒。其实，自由市场经济的危机并不在于遇到了民主政治，而在于它在今天必然导致全球经济一体化，从而造成对各种弱势群落的不公，引发严重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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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阿尔庭旧址的峡谷峭壁没多远，又见到一道延绵的石壁。没有阿尔庭的峭壁那么高，黑森森地贴地而行，看不到尽头。走到跟前探头一看，石壁下是一道又深又长的地裂，这才猛然想起，我们撞到了地球的一条老疤痕，早就在书中读到过的。
　　地质学家说，不知在多少年前，欧洲大陆板块和美洲大陆板块慢慢分离，在地球深处扯出一条裂缝，地心的岩浆从这条裂缝中喷发，骤然凝固后就形成冰岛。他们还说，岩浆喷发时引起地壳变动，连这条裂缝也涌上地面，在这里冷冻。
直到今天，冰岛仍有活火山三十多座，每五年就有一次较大规模的喷发，每一次都海摇地动。
　　我们赶不上冰岛的火山爆发了，但也能用一种温和的方式感受地球伤痕的隐痛。冰岛那些火山熔岩湖的湖水，在这冰天雪地的季节依然热气蒸腾，暖雾缭绕，其间发出的硫磺味，使人联想到伤口自疗。
　　当晚我就接受伙伴们几天前的召唤，终于脱衣跳到了一个火山熔岩湖里。咫尺之外是滴水成冰的严寒，湖里却热得发烫。抬头四顾雪山森罗、冷气凛冽，我赤裸地躲缩在地球的伤口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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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中有一个来自西安的邓先生。他说一个中国学生在欧洲某个国家留学，有一天新来的教授扫视过教室里的各国学生，独独对他进行了一系列有关中国人的盘问。这位学生艰难地回答了一半显然被广泛误解了的问题，然后说：“另一些问题不是误解，随着中国的富强将会逐步解决。”
　　“那么，什么是你们富强的标志呢？”教授紧追不放。
　　这个学生突然觉得有点心酸，说：“我不是政府官员，回答不了这么大的问题，只想到一个最起码的标志，到了那时，中国留学生将不会在教室被单独挑出来，接受那么多盘问。”
　　教授走下讲台，拍着这个学生的肩说：“对不起，我只是不了解。今天了解了一个中国人对自己种族的态度，我向你们致敬。”
　　朋友中有一个来自上海的邬先生，他曾与一位年轻工程师到巴黎考察。一次在街上向一位老太太问路，老太太礼貌地指了路，却又把他们引到街边挂着的一张世界地图前，说：“我也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她眯着眼睛找到了中国的方位，又点了点法国的所在，说：“这是你们中国，这是我们法国，隔得那么远，我们也有失业，你们都涌到这里来干什么？”
　　这个问题很不礼貌，邬先生便回答：“夫人，我们是工程师，接受跨国公司的聘请，一个星期考察完之后就会回去。我们两人都住在原来上海的法租界，那时候中国与法国也那么远，交通哪有现在方便，那么多法国人涌到那里去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