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局外人》

把孩子与母亲如此放在一个房间，他能够让这个场景表达出自己的感情。也许，就是从母亲的静默中，他收获了作为小说写作者的第一堂课。这个理念在今天的小说家中间已经被广为接受：展示比讲述更有力量，静默比对话能传达更多感情。
在临世之屋，混乱就此平息、退却，世界变成了具有人格的角色：“有些日子，世界会撒谎；另一些日子，它会说实话。今夜，它说出实话——而且是带着多么坚决和伤感的美。”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写小说的理想所在。
《快乐的死》中的每一次失败，对后继的小说都是警示：用更权威的手段应对同一个主题的挑战，赶走肤浅的多愁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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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有一个基本的信念，他知道，在写作中，他找到了自己生命中缺失的“纯粹的事物”。
重要的是细节。一次又一次庭审，加缪观察着，罪犯如何在一个狭小的屋子里等待铃响，宪警带他们去被告席，就像把一头公牛扔进斗牛场。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也敏锐清晰地知道，轧轧运转的法庭机制最终将带来无情的判决，有时公正，有时不公。
简明的写作并不意味着放弃抒情。只是作家拒绝给世界增加它本来没有的意义，也不用虚假的联系来安慰读者。
在巴黎的阴霾下，作家将他自身一切最高尚、最昂扬的情感的残酷无情的反面一一剥离。卡尔·荣格对此给出了一个名词、一个理论：加缪是从他的阴暗面寻求自身的解放——但是从什么之中解放呢？从巴黎的黑暗、从阿尔及尔令人目眩的阳光中？从不假思索的暴力和冷漠的爱里？对一个人道主义者来说，这是个怪异的文学起点。
他仍为这部小说几乎没有费力就自己成形的过程感到惊讶不已。这种经历就是他指出的荒诞创作的确切含义：艺术家被置于自己作品面前，这个作品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艺术家不试图与之辩论，而是”通过作品成为了他自己“。
打开自己，这对加缪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姿势，人与自然界的无情相对，而这一举动也正是将他与其他存在主义者如萨特等人区分开的标志——萨特的思想根植于社会，根植于自我和他人的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