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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播的三个层面（重要性逐级递增，传播首先是文化事实和政治事实，其次是技术事实）
1 自然的或功能的层面。
2 社会的或文化的层面（区隔：身份指向共有，差别指向等级和冲突）。
3创造性的层面。
二、有关传播的社会学研究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社会学研究奠基之初、传播社会学的零时以及后来使传播定义在前文所说的三个层面依次拓展的三次思想发展浪潮。
1 19世纪末：传播社会学的发展错失良机。欧陆社会学奠基人们都直接或间接的谈到传媒，其相关部分足以凑成一套复杂的传媒分析，其中不乏对媒介发展贻害社会的天真论调的批驳。不过，他们的思想是针对现代性的悲观主义论调，这一点严重伤害了欧洲强大的学术传统的发展。（失落，异化，失范等概念）传媒作为新鲜事物令人不安。
2 20世纪初，最常见的传播理论的典型特征是纠缠于客体和为客体假设的运作，文化和政治层面虽有涉及。但基本上没有展开立体全面的研究，具体言论不是病理分析就是末日论调性。有关大众传媒对个体行为效果的言论，是以“道德危机”和行为主义的面目出场的。前者揭批传媒对民众的不良影响（传播暴力和低俗品味、煽动反叛或诱人顺服），认为传媒会诱导受众模仿；后者则运用“刺激”这个心理学概念，给传媒的影响做临床分析。（研究传播手段的性质和假定中的受众反应，这种观念是将文化自然化，包含着将人类行为本质化的主观意愿，将人类行为等同于给定的数据或机制。这种思路的局限就是一切科学主义的想法的局限）
3 20世纪60-80年代，欧洲传播研究走出收效甚微的效果论，开始真正的社会科学的发展。客体被相对化，行动的逻辑获得认可，这是研究发展的基础。传播只是庞大的社会整体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外在的决定因素（外在于社会博弈，传媒就极有可能变成威胁或救星）。按照拉扎斯菲尔德的表述，传媒是被团体和个人媒介化的。传播不是给定的因素（隶属于自然），也不是数据流（数学意义上的信息），而是意义和权力的关系消涨，这一关系的凝华就是传媒的内容和形式。
 媒介化“迷思”的生产并不意味着被扭曲的真相、骗局、幻象或操纵，而是通过加强符合统治者利益的外延体系，将社会世界自然化，同时巩固已有的观点。
4 20世纪末的传播研究把大众文化发展成政治辩论，由此实现了新的超越。文化形式的反思得出了信息生产-信息接收的二分法，这是一大成就。20世纪末的传播理论分析了始终在相互影响的生产和接收的动态关系：通过阐释行为，接收者成为和生产者一样的意义生产者：传媒接收社会事件，予以解码，同时也发明新的内容投入讨论。
5 20世纪末21世纪初，对大众传媒的思考再次成为社会科学认识论上引人关注的问题，是因为思路回归到研究客体本身，契合了互联网、新技术和新经济的飞速发展。这一回归非常明显且面目平庸：技术决定论死灰复燃，技术之上的乌托邦或反乌托邦理论如潮水般涌现。不过，这些思想运动掩盖的是传播理论领域的力量消长。
三、西文中“media”一词的含义广泛而不甚准确，它既可以是报刊、电影、广播、电视、视频、电信等承载的文字、声音、视频讯息的符号之发送、分配或传递的技术手段（工具）；也可以是经济门类或体制，如“传媒产业、传媒事业“等；或可以是具体的机构、组织，如“传媒企业”（报社、电台、电视台、网站等）；还可以是具体的传播内容和设备等。以其涵盖的电视为例，人们可以“看电视（节目）”、“买电视（机）”、还可以“做电视（行业）”。
Media在不同地语境分别译为：
传媒：信息传播的载体、手段、途径、体制等的统称，如大众传媒。
媒介：强调不同的传播技术特性，如电子媒介、数字媒介、纸质媒介。
媒体：突出传播活动的主体性和体制性，常是新闻事业的代名词，如中央级媒体，外国媒体等。
四、文化身份认同分为两个维度：避难式和关系式。前者指面对带有威胁性的开放的身份自省，以及对立与一个不留空间的世界之企图。避难式文化身份的演变有可能朝向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而后者正相反，关系式文化身份认同指的是同时治理身份与关乎国际社会的联系、身份与民主价值体系的能力。这是反作用于传播世界化的两种集体认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