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摘录

    我们曾因混乱而感到恐惧，于是突然之间，我们全都立即开始祈求强权和铁腕，希望强权和铁腕把躁动不安的人流全都纳人河床。对于混乱的恐惧或许是我们最常在的情感，我们至今也未能彻底摆脱它，它构成一种遗产。无论是目睹过革命的老人，还是尚且一无所知的青年，每一个人都会觉得，正是他自己将成为造反民众的第一个牺牲品。我常常听到人们在无休止地重复：“我们会首先被送上绞架的。”每当这时，我就会想起赫尔岑关于知识分子所说的话，即知识分子如此害怕人民，以至于他们宁愿被缚住手脚，只要不给人民松绑。
    让历史进程平坦化，消除历史发展道路上的坑洼沟坎，以免再出现任何意外事件，让一切都按部就班地平缓流淌，这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场景。这种幻想让我们做好一种心理准备，以迎接那些能左右我们道路的智者之降临。既然有了这些智者，我们便不再需要擅自行动，而只须等待直截了当的指令和内容精确的处方。要知道，无论你我还是他人都开不出这种完美的处方，因此，需要因为那些自上而下赐予我们的一切而表示感激。我们只敢在某些个人场合提出某种建议，比如，在完成艺术中的社会订货时，能否允许出现多种不同风格？我们很想这样…我们这些盲人自身也在为思想的一致而斗争，因为在每一个异议、每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中，我们都会重新感觉到无政府主义和难以克服的混乱。是我们自己在用我们的沉默或鼓励帮助强权，帮助它聚集力量，抵御各种誹谤者的攻击，这些诽谤者可以是一位女管理员、一位诗人，或是一位多嘴的家伙。
我们全都是羔羊，任人宰割，或是甘为刽子手毕恭毕敬的助手，因为我们不愿步入羊群。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均表现得无比驯服，扼杀了自己内心的一切人类本能。比如，我们为何不砸碎玻璃，从窗口跳出去，听凭那愚蠢的恐惧感驱使呢？那恐惧感或许能让我们逃进森林，逃往远郊，或迎向枪弹。我们为何恭顺地站在那里，看着他们乱翻我们的东西？奥・曼为何要顺从地跟着那两位士兵走，而我也没有像只野兽一样扑向他们？我们有什么可留恋的呢？难道我们害怕那个关于拒捕的补充条款吗？结局反正一样，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不，这并非恐惧。这完全是另一种感觉：意识到自己孤立无助，力量和意志均被束缚，这种感受控制着每个人，既包括被杀者也包括杀人者，无一例外。我们为体制所压迫，我们每个人都曾以不同方式参与建造这一体制，可我们结果甚至无力作出消极抵抗。我们的服从使那些积极为这一体制效劳的人能够为所欲为，一个罪恶的空间得以形成怎样才能逃离它呢？
我们的国家照看着两亿公民，它不打算纵容那些不真心实意服务于它的人。国家是一种独立自在的力量，它比我们更清楚我们需要什么。当人民大众全都走上我们的道路，他们就会明白，自由就是一种被意识到的必然性。
    曾几何时，善人满天下，甚至连恶人也要装作善良，因为必须这样。因此，伪善和欺诈便成了十九世纪末批判现实主义抨击的过去年代的极大恶习。此类抨击导致的结果令人意外，即善人的销声匿迹。要知道，善良并非一种与生俱来的本性，它需要培养，而人们只有在需求善良的时候才会培养善良。对于我们而言，善良是一种已经消失的老派品质，善人则近乎猛犸象。时代教给我们的一切，就是剥夺富农、阶级斗争、揭发他人、揭开伪装并在每一个行为中寻找阴谋，这一切能培养出各种品质，唯独培养不出善良。
如今，只有在不闻时代呼唤的偏僻之地オ能看到善良和淳朴，只有那些消极被动的人们才保留着祖辈遗留下的这些品质。被颠倒过来的人道主义，则体现在每个人的身上。
前方伸展出一条可怕的路，如今我们已经明白，唯一的解脱便是死亡。奥・曼那一代人，甚至是我这一代人，已经没有盼头。可是，他甚至无法活到斯大林之后那相对遂顺的时期，安娜・安徳烈耶夫娜和我都认为这一时期是种真正的幸福。我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当时，大多数刑满之后自集中营归来的人又被重新关了进去，他们中有许多人曾上过前线。
    “奥・曼做得对，他及时地死去了。”卡扎尔诺夫斯基对我说，他曾在中转集中营遇见奥・曼，后在科雷马待了十来年。难道我们在沃罗涅日曾梦见这些？要知道，我们大约相信，最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更确切地说，我们竭カ不去打量未来，就像其他在劫难逃的人一样。我们在一步步地做好迎接死亡的准备，拉伸、延长每一分钟，以使每一分钟的滋味都能留存在我们的唇间，因为，沃罗涅日就是一个奇迹，是奇迹把我们带到了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