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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千人在历史中而动,或一时功名赫赫,或身边财富万千,存在的即俨然千载永保……但是,一通过时间,什么也不留下,过去了。……另外一些生死两寂寞的人,从文字保留下来的东东西西,却成了唯一联接历史沟通人我的工具。因之历史如相连续,为时空所阻隔的情感,千载之下百世之后还如相晤对。
                                   沈从文,一九五二年
......证明我在适应环境上,至少作了一个健康的选择
                                沈从文,一九八O
沈从文自一九四九年一月中旬起陷入“精神失常”的状态,在求生的挣扎和求死的绝望之间,反复无已,内心活动异常剧烈和痛苦,终至三月二十八日自杀。幸运的是及时获救,之后开始缓慢的恢复过程。从“失常”到自杀这段不长的时间里,沈从文写下了三篇很长的文稿,分别是《一点记录—一给几个熟人》、《一个人的自白》和《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一一章自传—-一点幻想的发展》。后面两篇是他构想的一部长篇自传的两章,但来不及全部完成,他留下标记说,在这两章之间还有八章。这两篇长稿编入二OO二年出版的《沈从文全集》第一十七卷。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逝世,一个多月之后“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为首的集团——即被打倒,这个举国振奋和欢欣的消息也让沈从文感到舒了一口气,却没有丝毫的兴奋和鼓舞，反而杞优更深。一九七七年中央提出“三年大治”,喜欢说数字的他却以为,落实到不同部门恐怕得三、五、七、九年不等,这还是乐观的估计。五月他给苏州的亲戚写信说:“特别是更不宜妄想,认为‘四人帮打倒,凡事好办。”“只把社会混乱、生产破坏,领导老的消沉、中的无能、少壮的向上爬进取方式,多从便辟巧佞逢君之恶下手,大的‘四人帮’完事了,后遗症还是普遍存在,对社会好转形成极大阻力,任何好的理想,都不可能成为现实的。…类似顽癣的种种现实,附着于皮肤上,还是至今尚无办法对付。至于生长浸润于上中下各阶层人的骨里、血中、以至于灵魂中的事事物物,岂容易用读毛选五卷即可得到解决?更那里会学学报告即迅速把大局扭转?…实在令人感到真正痛苦!”“这里也还有熟人对百花齐放抱有些新的幼稚幻想,我却绝不存丝毫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时间已过,即以曹禺而言,也磨到放不出什么情绪状态下了。”—在如此的社会状况和个人的忧虑之中,“我不能不考虑到应当想个办法稳住自己,免得发疯。”
在复许杰的信里,沈从文坦然解释了他被认为是“色情文学”作品。多少年来,他没有辩驳的机会;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样的作品仍然处于争议中。谈到《看虹录》《摘星录》,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一点儿也没有躲躲闪闪,他甚至根本就不愿委屈自己在辩解的位置上来说话,许杰也许压根就想象不到,沈从文会告诉说,《摘星录》中的人,他最近还在题白玉兰花图卷中重复加以叙述!“一切青春的生命形成的音迹,在人间已消失无余,在我个人印象中却永远鲜明活泼,也使我永远不觉得老去!”
水是自然的,在沈从文那里,它也是人文的。而在沈从文的生命里,音乐如水,是人文的,也是自然的。音乐和水的“同质性如,流动不居;既具体可感,又极端抽象;等等—一是靠生命的吸纳和感悟来证明的。如果能够理解水与沈从文的关系,音乐与沈从文的关系也大致可以理解。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沈从文在济南广智院早晨起来听到钢琴声,他在当天给张兆和的信中写道:“琴声越来越急促,我慢的和一九三三年冬天坐了小船到辰河中游时一样,感染到一种不可言说的气氛,或一种别的什么东西。生命似乎在澄清。”几乎不用说,“澄清”既是水对于生命的作用,也是音乐对于生命的作用。
《烛虚》里说,“表现一抽象美丽印象,文字不如绘画,绘画不如数学，数学似乎又不如音乐。”这些话听起来并不新鲜,许多人都会说,正因为如此,许多时候我们听到的只是空话,而沈从文说的是他生命中的事情。
他赞叹《静》这个短篇,说:“除沈从文外，三十年代的中国作家,再没有别人能在相同的篇幅内,写出一篇如此富有象征意味、如此感情丰富的小说来。”专章之外,在第十四章,夏志清又对抗战时期的《长河》高度评价,“《长河》暴露了农民对于政府的原始恐惧……单就发挥道家这一深厚的人生智慧上,《长河》已经超越了作者最早期的另一本小说《边城》……《长河》也超越大多数现代中国一般的乡土作品,它们充其量只是表现了忧伤和暴力,缺乏可以相提并论的严肃‘视景”。夏志清最后还提到了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饭社的小说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