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

媒体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从来都不只是一种表达工具，更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
岂能因声音微小而不呐喊
由专家、网络极客和粉丝共同推动概念的诞生（个别人物法则），以精准的消费者定位撬动市场的热情（附着力因素法则），通过明星效应引发非理性和围观式购物（环境威力法则）
商业是一场持久战，一开始比的是灵感、勇猛和运气，接下来拼的是坚忍、格局和理性
国进民退’的模式让本应最具活力的民营中小型企业融资困难
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城市化运动进入中期，外延式发展的边界渐渐出现，陡然增加的制造能力很容易在周期波动中出现战略性过剩
历史从来有自己的逻辑，你不可否认它的偶然性——否则历史将非常无趣，不过，你又必须尊重它的必然性
企业家是一个严肃的职业，它被数据拷问，靠理性坚持，所有言行俱有因果报应 
回望三十年前的1984年，柳传志创办联想、张瑞敏创办海尔、王石创办万科、牟其中创办南德、南存辉创办正泰、潘宁创办科龙，他们的集体出现，如群星闪耀中国，堪称“企业元年” 
“海尔应像海，唯有海能以博大的胸怀纳百川而不嫌其细流，容污浊且能净化为碧水……汇成碧波浩渺、万世不竭、无与伦比的壮观！”在中国企业史上，这是一篇经典范文。
在互联网市场上，所谓的国家资源、国有资本以及政策倾斜都不足以成为核心的竞争能力
国企经理人的收入与他的商业成功几乎没有对价关系，宋林没有一分钱的股份，也不享受分红激励，更谈不上“金色降落伞”，甚至他的职务能否保住，都需要某些灰色的权贵保护
世上本无夕阳的产业，而只有夕阳的企业和夕阳的人
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现代化历程表明，当一个国家进入中产社会之后，主流消费者的本土意识必然觉醒，伴随着审美能力的提高及分化，他们更钟情于具有本国文化属性的商品提供者和设计师
这一官司体现了国企产权改革的内在冲突性：如果是一笔烂资产，没有人会接手，而如果是一笔好资产，则“必然”涉嫌国有资产流失
云药和联通的混改成功，分别在地方国企和中央企业两个层面蹚出了新的天地，它们体现了从“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的改革思路转变
这个时代从不辜负人，它只是磨炼我们，磨炼每一个试图改变自己命运的平凡人
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并非国家治理的唯一目标，它从来被置于稳固执政地位和维护国家安全的两大前提之下
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国有资本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这也成为制度创新的最大不确定因素
在十年前，如果讲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它们是电力、银行、能源、通信运营商等，基本完全被国有资本集团控制
在决定未来十年的新兴高科技产业中，人工智能、生物基因、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民营企业的领跑现象似乎也难以更改。
“92派”：特指那些在大学院校、中央及省级党政机构就职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他们积极参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1992年之后纷纷下海经商，其内心均有浓烈的社会改造情结。他们后来发起创办了亚布力论坛。代表人物有：

陈东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泰康人寿，保险；

田源——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价格组副组长，中国国际期货公司，金融；

冯仑——中央党校政治学博士，万通，房地产；

郭凡生——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联络室主任，慧聪网，电子商务。

大学生下海派：与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92派”不同，这一部分创业者均是60年代生人，他们更带有经商的主动性和纯粹性，并没有政治上的抱负。代表人物有：

史玉柱——广东，珠海巨人，电脑汉卡；上海健特生物，保健品；

求伯君——广东，珠海金山，软件开发；

郭广昌——上海，复星，市场调查、房地产；

王传福——广东，深圳比亚迪，充电电池。 
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珠江三角洲一带的不少企业家在创业时都具有半官半商的身份，潘宁是顺德容桂镇工交办副主任，创办了全球最大微波炉企业格兰仕的梁庆德在创业前是顺德桂州镇的工交办副主任，乐百氏的何伯权创业前是中山小榄镇的团委书记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电脑以及家电产业一直在“贸易”、“制造”与“技术”的发展优先次序上摇摆徘徊
在一个转型的时代，法制的滞后以及对灰色行为的宽容让无数企业家获得了超越式的成长和惊人的利益。而这中间隐藏着的种种毒素也同样让这些人无法从这种非正常的商业逻辑中挣脱出来 
成功是一种了不起的除臭剂，它可以去除你过去所有的气味
中国公司的变革如果按主题来分界的话，可以从1998年一切为二，此前的主题是经营机制的转变，此后则是产权的重组与清晰化
资本市场浓重的投机色彩直接造成上市公司行为的扭曲，使中国股市的融资功能极度萎缩，基本上丧失了实业型公司借此壮大的可能性
把自己变成野兽，也就摆脱了做人的痛苦
奢侈的意义就是把金钱浪费给别人看
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海外投资人成为分享中国改革成果的最大获利者之一。
集体失语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然而，这些新型国有企业家都面临共同的困扰，体制、产权、决策监督、企业成就与个人利益，这些话题如一个个庞大而难解的谜团让这些国字号的当家人日日苦恼。
推动历史的力量似乎不再是战争、意识形态和权力政治，而是经济、资本和技术
所有的成功都是抵抗诱惑的结果
磨难是一笔财富，而我们没有经过磨难，这是我们最大的弱点
如果说邓小平以开放的胸襟决定了中国变革的方向，那么，朱镕基则完成了路径的选择
1998年10月7日，出任总理不久的朱镕基去中央电视台视察，在当时国内批评之声最尖锐和最具影响力的《焦点访谈》栏目组，他题字“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2003年的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发生了一个十分重大的转型——从轻型化向重型化的跃迁
3月，国务院做出重大决策，宣布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集合了原中央企业工委、财政部、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等部委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职能，接手管理总量17.84万亿元的国有资产、15.9万家国有及国有工商控股企业，其中，国资委直接管理的中央直属企业为196家，是为“中央军”，且绝大多数为“国退民进”后的垄断型企业。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宣称，国资委的目标是到2010年，将“中央军”调整和重组到80～100家，其中30～5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国资委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兼有多种行政及市场管理职能的机构，之前还从未有一个部门被赋予过如此众多的权力，其中包括：任命和撤销或提名国有企业负责人，制订国有企业重组计划，国有资产的分割、合并或撤销，帮助国有企业发债融资，决定国有股的转让，执行国有企业整体的报酬分配指导原则，并负责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中国经济改革，向来有“闯关”的传统，即所谓“看见绿灯快快行，看见红灯绕开行
他认为，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模式。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制度不够完善的条件下，通过对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杨小凯进而警告说：“但是，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这种短期的成功，可能又是‘对后起者的诅咒’，它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将产生很高的长期代价。譬如，政府垄断银行业、保险业、汽车制造业、电信业，并用模仿新技术和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来代替制度改革，这是中国的后发劣势。这种后发劣势的最重要弊病并不是国有企业效率低，而是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既当裁判，又当球员。在这种制度下，国有企业效率越高，越不利于长期经济发展
但陈久霖是个国企领导人，经营中的任何失误也可能演变成导致他下台的理由，毕竟，国有企业和其领导人的关联度很脆弱。报告亏损，可能成为“多米诺骨牌”，让他下台；再赌下去，最多也是个下台，干吗不再冒把险？陈久霖的选择，其实可能是众多国企负责人的共同思维
股权分置改革的历程颇似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物价闯关及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企业产权变革，它体现了中国这场改革运动的“不争论特征”：每当某一重大改革被激烈争辩和强行推进的时候，往往成效甚微、陷于流产，甚至可能造成社会的动荡和舆论的紊乱，而当所有争论者都已经精疲力竭的时候，改革却会在最不经意的时刻取得突破。其演进的路径选择往往小于人们之前的猜想
如果没有互联网，这部企业史也许会失掉一半的激荡。这个从实验室里窜出来的精灵，一开始是如此的虚幻，渐渐地它披上了资本的金翅膀，染上了商业的气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毛孔。
如果说在2001年之前，国际资本在中国的超国民待遇主要体现在税收优惠、行业优先进入等方面，那么，在此之后，它们的最大收获是优先参与了国有垄断企业的资本市场化运作。我们已经在2002年描述过能源行业的合资景象，而近年来，更大规模的资本获利发生在金融领域
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裕如，持续发展
追求梦想的人们啊，已经付出就要准备付出更多
伟大都是熬出来的
历史往往是重复的，只是经常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出来罢了
30年的中国经济奇迹，是一种无比务实的经验主义价值观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