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种族与官僚政治

三 帝国主义的特性

“在帝国主义的两种最主要的政治统治手段中,种族手段发现于南非,官僚政治手段发现于阿尔及利亚、埃及和印度;前者原先只是欧洲人对各部落的人性状态感到耻辱和害怕的有意识反应,而后者是欧洲人试图统治外族的施政结果,他们认为这些外族对自己的可怕境遇感到绝望,同时需要他们的特殊保护。换言之,种族手段即逃避责任,使其中不再存在人性事物,而官僚政治是一种责任的结果,任何人对他的同伴、任何民族对其他民族都难膺此重任。”（P285.）

阿伦特认为，传奇（大概类似于传说）是一种后人对历史的解释，其中有客观的部分，但有意地塑造才是让人们接受它的原因。“只有在坦率地编织有关事件的故事中,人才肯假定他对它们的责任，将过去的事件当作他的过去来考虑。传奇使他成了他未做过的事情的主人,有能力应付他不能不做的事情。”（P286.）

可以想见，在产生关于本民族自己的传奇时，这种塑造通常都是正面的，书中拿吉卜林举了例子。

在吉卜林关于不列颠民族的传奇故事中，描绘了很多积极的民族特性，透漏出一种“幼稚”（P289.）的理想主义，结果是“传奇吸引了我们时代最优秀的人,一如意识形态会吸引普通人,而窃窃私语地流传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秘密黑幕权力故事则吸引了最恶劣的人。”（P287.）

这些人有一种成为“屠龙者”的英雄主义情结，“他们充满激情地包到遥远奇异的地方,遇到陌生而天真无知的人们,杀死了无数条千百年来危害那些人的毒龙。”（P288.）但英国本土的“成熟”社会容不下这样的“童年理想”，所以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精英便只能选择殖民地。“只有那些永远走不出童年理想,因此献身于殖民地服务的人才能适合（管理殖民地）这一任务。对于他们来说,帝国主义只不过是一次逃避一个社会的偶然机会,在那个社会里人若想成长就必须忘记童年……殖民地服务使他们远离英国,防止他们将童年的理想转入成年人的成熟思想。陌生奇特的土地自从19世纪末以来一直吸引着英国最优秀的青年,夺走了英国社会最诚实也是最危险的成员,除了这点祝福之外,还保障了某种少年时代可费品质的存续,或者固定化,使西方的道德标准得以维持,而且变得幼稚。”（P289.）

书中以克洛默勋爵为例，说明官僚政治的形态。他始终把埃及作为保证英国在印度利益的一个工具，这种态度使他不可能关心当地人的诉求。“一旦克洛默为了印度而开始统治埃及，他就失去了'落后民族'保护者的作用,也无法再真诚地相信'臣属种族的自我利益是整个帝国网络的主要基础'……超然态度成为不列颠殖民机构一切成员的新态度;它的统治形式比暴君专制和独裁统治更危险”。（P291.）

起初，这位具有荣誉感和责任感的“屠龙者”作为埃及的英国执政官，并不习惯英国在埃及的统治方式，但“在紧接着的几年中,克洛默顺从了'混杂的统治形式';在他的信中,他开始论证这种无名称、无先例的政府,并且解释这种需要。”（P292.）

他发现“个人影响”在这种政治结构中的有效性，进而否定本土的民主体制对殖民地的正面影响，结果是殖民地倾向于选择“一批受过高度训练的、高度可靠的人员”，并且需要他们低调行事，以个人判断取代法律。

这样的政体发展方向可以总结为精英主义式的，由于缺乏约束，在道德感减弱之后，就会有恶化的危险。“差不多在克洛默去世20年后,一位英国的官僚懂得了'行政屠杀'可以使印度留在不列颠帝国之内”。（P295.）

对殖民地官员的另一个要求是“他们的忠诚和爱国精神与个人野心或虚荣无关,他们甚至被要求放弃将他们的名字同他们的成就联在一起的那种人类抱负。”（P292.）这样的牺牲精神最终导致一种心态，即认为自己是一个“伟大游戏”的组成部分，自己的作用就是作为实现这个“伟大游戏”之目标的工具。

由于埃及之于克洛默的意义即是通向印度的扩张阶梯，所以埃及的殖民地官员就成了比他自身的职责范围更大的一个目的的工具。“（克洛默）发现有一种扩张并非由渴望获得某一个国家的愿望为动力,而是相信扩张是一个过程,而一个国家只是一块阶石,用于进一步扩张。从这种概念来看,对荣誉的渴望不会再满足于为了自己的民族利益而光荣地征服另一个民族,责任感也不会通过有意识地从事具的 作和完成具体的任务而得到满足。一个人不管有什么优点和缺点，一旦他进入了扩张的无休止过程的漩涡,他就会忘记了自身,只听从这个过程的规律,将自身认同于一些无名的力量,为之服务,目的是维持这整个运动过程;他会想到自己只是一种功能，最后会认为这种功能性、这种动力倾向的化身是他能取得的最高成就。”（P294.）

这大概可以被表述为帝国主义的精神基础。

随后，阿伦特举了阿拉伯的劳伦斯的例子，来说明这种精神基础的具体表现。

最后她总结道：“当欧洲的暴民发现白色皮肤在非洲可以是一种'可爱的美德',当英国在印度的征服者变成了统治者,他不再相信法律的普遍有效性,而是相信他的天生的统治和主宰能力。当屠龙手转变成'高贵血统'的'白人',或者官僚政治家和间谍,在一种永无止境的运动中玩弄带着永无止境的未来动机的伟大游戏;当英国情报局(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吸引英国的最优秀子弟,他们选择服务于秘密力量,在全世界为他们祖国的共同利益效劳,就无异于搭起了一座可能发生一切恐怖事件的舞台。许多这样的人聚在一起,就可能在种族主义基础上创造一个极权主义政府。在印度的官僚提出了'行政屠杀',而在南非的官员们则宣布，在白人统治的道路上'不允许有例如人权这类伦理道德上的考虑成为障碍。”（P301.）

第七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