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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碍人与人间关系的，最经常的倒是经历和评价方面的细小差异。这些差异藏在经历的深处，很敏感，难以解释，常常使人们疏远而而任何一方都不十分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
有效传播的一个秘密是把一个人的语言保持在听众能够适应的抽象程度上的能力，以及在抽象范围内改变抽象程度的能力，以便在具体的基础上谈论比较抽象的内容，使读者或听众能够不感困难地从简单熟悉的形象转到抽象的主题或概括上来，并在必要时能够再回到原来的形象上去。如果你看书很仔细，你也许会对甚至在大诗人、大小说家、以及某些最伟大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作品里所出现的大量的简单词汇和具体形象感到惊讶不已。只有那些自以为是的作家，那些只想到自己的作家，才会不去注意传播对象，或试图给他们的贵族听众-…这些人专门寻觅罕用词、多音节词和非常抽象的公式化说明-以深刻的印象。
我们倾向于把概念、观念和人们编成要么是这个要么不是这个的符号，编成要么是好的要么就是坏的、要么是朋友要么就是敌人、要么是成功要么就是失败的符号，避而不作细致的区分，回避承认某些东西可以一部分是这样，或一部分不是这样。我们夸耀自己能够考虑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但却忘记了第三个方面-甚至还有第二十五个方面--也极有可能存在着，并值得我们注意。肯尼思博尔了在他的著作《形象》里指出：人的想象力只能承受一定程度的复杂性；当复杂性变得不能承受时，想象力就会遇而变为简单化行为，例如象征性的形象。他说，一个象征性形象.…是各种规则和结构组成的错综复杂的组织的一种粗略概括或标志。在政治生活中，尤其在国际关系中，这种象征性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比如，我们把美国看作山姆大叔，把英国看作约翰牛，或者把俄国看作表演节目的熊。
公共传播今天的一个问题是要愿意并能够看透这些刻板的简化形象和标语，并把它们与一个人对复杂情况的现实经验衡量一下。现实是复杂的。简单的语言往往使得掌握现实更难而不是更容易。因而一种有成果的传播关系必须在两个极端中间保持平衡。它必须建立在参与者能够舒适地工作的抽象水平上，必须包括足够的实例和说明来固定抽象水平。
每个国家都保证本国人民享有表达思想的自由，然而各国那或多或少地对它的大众媒介加以控制，正如对它所有的社会机构加以控制一样。
不同的社会对自由所下的定义是各不相同的。美国关心的是政治自由，即不受政府约束的自由。苏联关心的是不受某一经济、社会阶级控制的自由以及在某种学说的体系范围之内的自由。当苏联领导人说美国的媒介不自由这句话的时候，他们考虑的是这些媒介是由资本家占有的这一事实。当美国领导人说苏联的媒介不自由这句话的时候，他们考虑的是这些媒介是在文化部长领导之下并在党政机构的经常监督之下工作的。美国可以说，它的媒介在不受政府的干预下为争取对象和利润而竞争方面是自由的；苏联可以说，它的媒介在不受资产阶级偏见的影响并在人民代表的指导下为人民服务方面是自由的。
我们谈的大多是媒介的”自由”。苏联理论家谈的大多是他们的媒介的”责任”。但是，在我们的制度下我们也需要在报道世界大事、满足不同水平的趣味和兴趣，对互相竞争的意见一视同仁等方面有负责任的表现。我们在传统上就对政府控制内容的任何作法抱有反感一目的是使新闻媒介能自由地向人民报道本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因此我们寄希望于媒介自愿地采取”
负责任的作法。为此，我们鼓励专业训练、职业协会以及<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等类似刊物上刊登的那种媒介之间与媒介内部的批评。
（1)没有一种“西方的”发展模式是适合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上每个国家所需要的是它自己的模式；
（2)欠发达国家更普遍地把希望寄托于农村地劳动密集型的战略而不是城市，更不是西方的资本密集型的发展：
(3)技术的转让除非依托当地的活动和愿望才能产生良好的作用，而不是外部的鼓励；
(4)因此，一个设立在大城市向村庄给予指导的传播系统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良好的渠道，一种向上以及向下的水平的渠道
5)除以上这些之外，除非与一个提供专门知识，资金和装备帮助做要做的事的制度相结合，不管怎样高超的传播，是不可能加速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