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大陆帝国主义：各种泛运动

二 无法律性的继承

“大陆帝国主义比海外帝国主义更具特点之处是，公开轻视法律和法律机构，在意识形态上将无法律性（lawlessness）合理化。”（P328. ）

这种无法律性，它的原因其一是地理的：“大陆帝国主义无地理距离来隔开它们本国机构的合法性和对外国统治上的无法律性”；其二是历史的：“泛运动都源出于从来不知宪法政府为何物的国家,因此它们的领导人都很自然地认为政府和权力都是自上而下任意决定的产物。”（P329. ）

它的表现，其一是制度内部权力制衡机构的无效：“政党难起有意义的作用,国会没有立法功能……在俄国和战前的奥地利,很难找到严肃的反对党,只有议会之外的团体才发挥反对派作用,它们知道,一旦进入了议会体系,只会失去群众对它们的广泛注意和支持。”其二是命令取代了法律的作用：“从法律角度来看,官僚政制的政府靠命令来统治,这意味着权力变成了一切立法的直接来源，而在宪法政府中它只能加强法律。”（P329. ）

关于使用命令来统治和使用法律来统治的区别，书中提到的几点：1.无法律性的命令的发布是匿名的，而依法发布的命令“总可以追溯到具体的人或会议”；2.命令可以根据临时的需求而发布，“只有在应用时才存在；除了可应用性之外，它无需证明其正当性”，而法律的概括性和普遍性要求它始终存在，也就是说，单独的命令是短暂的，由命令来统治有不可预见性，而法律是稳定的，由法律来统治具有可预见性。（P329-330. ）

由命令来统治所造成的结果，其一是会使人远离权力的运作，只能被动地服从：“因此,总好像出自某种统治一切的权力而无须论证其合法性。”其二是使权力更便于统治：“法令统治(rule by decree)明显地有利于对遥远领土上异质异源人民的控制,有利于一种压迫政策。它的高度有效性仅仅因为它无视发布与执行命令之间的一切中间阶段,因为它防止了人民通过掌握信息而提出争议。它可以轻易地压制当地各种习俗,无须依靠一般法律发展中必然产生的缓慢过程。”其三是制度化的法令统治并非我们今天所称的“人治”（相对于法治来说），相反它会淡化个体的色彩，通过权力运行机制把个体纳入自身的框架之内：“在官僚制政府中,命令以它们赤裸裸的纯粹形式出现,似乎它们不再由权势人物发布,而是权力的化身,统治者则不过是偶然的代表。”（P329-330. ）

最终，法令统治造成的是一种“独断和神秘的气氛”，“民众从来不知是什么在统治他们，因为命令本身也是不可理解的，一切统治者保持主体地位的方法是精心封锁具体情况及其实际意义。”（P330. ）而“当官僚政制变成政府的一种形式时,这种伪神秘就是官僚政制的印记。”（P331. ）

由于在这种统治之下，“民众从来不会真正知道某件事情如何发生，对法律也没有合理的解释,那么剩下的只有一种事物,即粗暴的、赤裸裸的事件本身。”（P331. ）也就是说，民众在看待具体问题的时候，已经没有了一个统一而确定的评价标准（相对于法治社会的“是否合法”来说），以至于被迫将苦难诉诸于命运，因为向内的思考不需要合法性检验的实证手段，相反对于“权力是否合法、我的苦难是否因为自身权利被侵犯”这类思考，这种手段是必须的。这是法治缺失在文化层面造成的后果。“对苦难的诠释比对行动的诠释有更大的范围可循，因为前者进入灵魂的内向思考,释放出一切可能的人类想象,而后者常常受到检验,根据外在的结果和可控制的经验而可能被判为荒谬。”（P331. ）

随着向内思考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对向内思考进行控制的需求就产生了。

上述的官僚统治形式与极权主义之间还有一个过程，它们之间最显眼的区别之一，是前者止步于外在的控制，而后者除此之外还要求对私人生活和个体思想的全面控制——也就是对向内思考进行控制。

因为相比于思考权力的运行机制（譬如法治），思考苦难显得没有那么表面化、更加深刻，这也就成了这种思维方式的魅力所在，使它成为当时的一种思潮。“泛斯拉夫主义者一向坚持认为,同文明国家的浅薄单调相比,俄罗斯的情况更'有意思',看来似乎神在俄罗斯民族痛苦的灵魂中找到了一种内在的亲和性,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无相仿情形。在无止尽的文学洪流中,泛斯拉夫主义者们以俄罗斯的深厚暴烈来对抗西方表面化的陈腐平庸,西方不知痛苦和牺牲的含义,在它的严格的文明化表面之下,隐藏着轻浮和陈旧的本质……这种纯粹文学的态度是一种强烈的情感因素,为极权主义铺路。”（P333. ）

因为俄国社会对沙皇权利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天赋”而不是“人赋”、“神性”而不是“理性”的阶段，泛斯拉夫主义就选择和沙皇的权力结合，以沙皇的绝对权力来否定法律。“权力被认作是神扩散于自然活动和人类活动中无所不在的一种力量……而任何一种规范或约束其'无限性和可怕力量'的法律都是明显的亵渎行为。权力本身的完全任意性是神圣的,无论是沙皇的权力还是性爱的权力。法律不仅不能同它相比,而且是有罪的,是人为的'圈套',阻碍着'神性'的充分发展。”（P334. ）

因为泛运动缺乏“承传而来之感情的力量”（P335. ），也就是说它是新近出现的、缺乏传统的、不能被民众以继承的形式而接受的，所以1. 泛运动必须作宣传，2. 不同于老式政党只使用意识形态作为工具来合理化自身的利益，泛运动直接把意识形态当作组织原则。“如果说在过去,政党是组织阶级利益的团体，那么此刻的各种泛运动则变成了意识形态的体现。换言之,运动'用哲学来武装',宣称它们发动了'在一个集体之中普遍道德的个人化'。”（P335. ）

这就是阿伦特所说的“观念的具体化”。当时的文化氛围，即向内的、哲学性的思考成为思潮为它做了铺垫，是它崛起的基础；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学说为它提供了理论，（但“马克思和黑格尔都未假设实际的人类和政党或国家是观念的具体化;他们都相信历史过程,观念在其中只有通过复杂的辩证运动才能具体化”）；至于它的具体实施，则“需要暴民领袖的粗俗来达到具体地组织群众的巨大可能性。这些人开始对暴民们说,每一个成员只要加入这个运动,就都能变成崇高的、重要的人物,体现某种理想的事物。然后他不再有必要忠诚、慷慨、勇敢,就能自动地成为忠诚、慷慨、勇敢的化身。”（P336. ）

用一套理论来控制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为意识形态统治，这种统治如果缺乏制衡，即走向极权。本节论述了在大陆帝国主义国家，法律制衡如何失效、以及意识形态统治如何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