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寫的總結

韋伯首先從德國東部的人口分布差異來闡述不同民族之間存在既定的差異性。他認為德國人的民族性優於波蘭人的民族性。
例證1:土壤肥沃地帶，波蘭人多集中於莊園；德國人多集中於鄉村。土壤貧瘠地帶，情況相反，天主教徒多集中於鄉村區；新教徒多集中於莊園區。肥沃地帶，鄉村的小自耕農生活水平會比莊園的僱農過得好；貧瘠地帶，要靠大莊園，集中力量來理性安排種植才划得來。而波蘭人不管處於什麼環境，總會淪為經濟和社會的最低階層。
例證2:鄉村區14歲以下兒童：土地肥沃的平原為25%—36%（德國人多）；但土壤貧瘠的山地為40%—41%（波蘭人多）。莊園區14歲以下兒童：土壤肥沃的平原比例低於土壤貧瘠的山地（因為山地普遍發展比平原土壤質量差）。但是莊園區兒童（波蘭人）佔區內人口的平均比例在土壤肥沃的平原高於鄉村區（德國人），在貧瘠的山區莊園兒童比例（德國人）卻低於鄉村區（波蘭人）。
注：兒童佔比越高，證明生活水平越低下。
但奇怪的是，在土壤肥沃，富裕地區，人口外流嚴重，相反，貧瘠的山地，人口卻不斷增長。人口流失最多的恰恰是擁有優質土地的莊園。而貧瘠地區的鄉村出現人口增長最多。（我認為類似於發達國家人口反而不多，發展中國家一直不斷增長人口。）
人口變遷與民族性邊界的變動：1、少數被融入多數 2、經濟擠壓。似乎因為波蘭人對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期望都比較低，所以在東部戰勝了德國人。
而德國人為什麼會選擇遷出莊園呢？明明就有那麼好的生活，根本原因在於：對自由的原始衝動。
莊園只有主奴關係，而僱農卻誕生了“自我意識”。這也就給了波蘭人可趁之機。
普魯士容克集團在甜菜區受到新興工業資本家的侵蝕；在山區受到農業經濟危機的壓力；苟延殘喘的過程中，反而讓進駐的波蘭人不斷獲得更多的土地，波蘭人並不是因為經濟手段優秀，而是因為適合東部氣候和土壤的耕作方式，種植穀類和馬鈴薯，配合粗放式牧牛。也就是自給自足的農業方式，這不會受到市場價格變動的衝擊，讓他們得以生存。
這樣一個演變過程，讓韋伯得出一個物競天擇的結論，也看出不同民族的適應能力是既定的，是有差別的。但值得注意，民族之間的競爭並非總是更高等、更具有經濟頭腦的民族勝出。
為了挽救、保護德國的國土不再受到波蘭人侵蝕，韋伯提出兩點建議：1、關閉東部邊界；2、由國家大規模收購東部的土地。
問題：為什麼我們會認為保護德國人的利益是理所當然的？
答案：因為我們國家制度是一個民族國家。
問題：做出國民經濟政策的自身價值尺度是什麼？是否需要拋開上面那種民族主義的偏見呢？
答案：經濟政策決定性因素就是看是否有利於全民族的經濟和政治權力利益，以及是否有利於民族的擔綱者。
政治經濟學並不是研究1、商品生產的技術性經濟問題；2、或其分配問題（社會正義）；而是研究人的科學，研究在特定的社會經濟生存狀況中成長起來的人的素質。人歸屬與不同的民族，所以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是跨民族的，先前已經論證不同的民族存在不同的民族性，所以不同民族的經濟政策也只能適用於本民族的價值標準。
*全球經濟共同體：各民族鬥爭的另一種形式，且使得各民族為捍衛自己的文化而鬥爭變得更困難，因為全球經濟共同體在本民族內部引發了當前物質利益和民族未來的衝突，會使既得利益者與民族敵人聯手反對民族未來。
說到底，經濟發展過程同樣是權力的鬥爭，經濟政策服務的最終決定性利益：民族權力的利益。
狹義的政治：某人或某個階級在某一時期執政的日常政治
廣義的政治：整個民族長遠的權力政治利益
民族國家無非就是民族權力的世俗的權力組織。
隨即指摘經濟學家過於誇大經濟學的作用，韋伯認為經濟學實際上並沒有自身特有的評價依據，但是歷史經濟學派在實際研究中，也要注意兩種不同的經濟分析出發點：1、自上而下；2、自下而上。
自下而上會讓歷史學家不自覺地站在經濟權力鬥爭中勝利者的一方，但是引出了一個問題：
經濟權力和民族的政治領導權是同時獲得的嗎？並不總是。
“政治成熟“這個概念：經濟民族主義者的價值判斷標準，即這些階級按照自己的理解力，能夠把握本民族長遠的經濟政治權力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況下把這一利益置於其他任何考慮之上。
所以有兩個危險情況：
1、獲得了經濟權力時，政治不成熟；
2、擁有民族政治領導權時，卻沒有掌握或者逐漸失去經濟權力；
德國處於這兩種危險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