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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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年史》记述了自公元14年罗马皇帝奥古斯都逝世，历经提比略、卡利古拉、克劳迪乌斯，直至公元96年尼禄被谋杀以来的罗马历史，这本书是一部古代史书的杰作。塔西佗着重论述了独裁暴政对自由的压制，例如，在皇帝图密善十五年的统治下，“恐怖统治在罗马尤甚。官爵、财富、职位，无论舍与得均可成为被指控的罪名，美德致人丢失性命。奴人得贿，便作证指控主人；获赎身者，作证指控自己的保护人；从未树敌者皆被友人构陷”。塔西佗坚信决定历史的是强大人格，即善与恶的对立，而非其他深层原因，他对一个个历史人物的描绘简练而生动，例如对尼禄之妻波佩亚的描述：“波佩亚优点无数，但良善除外。其实，世间最可爱的女子莫过于其母。波佩亚自母亲处获得出众的性格及美貌，所获资财又与其出身相匹配。她天资聪颖，擅交谈，乍看之下不乏可敬之处。然而，其终究逃不脱堕落的命运……”
塔西佗对罗马帝国早期的人物、权力、阴谋诡计和腐败堕落的描写令叶卡捷琳娜感到震惊，在一千六百年之后自己经历的是是非非上她瞥见了历史的影子。她曾说塔西佗的著作“让我的思维产生了重大的转变。对于这场转变，那段时期心中积聚的愁绪或许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对事物的认识蒙上了一层悲观的色彩，我开始探询发生在自己身上诸多事情背后的深层也是更为基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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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为叶卡捷琳娜展示出启蒙运动的早期政治哲学思想，对专制暴政正负两面的功能进行了剖析。叶卡捷琳娜仔细地研读着孟德斯鸠的著作，书中指出在人们对专制暴政的全面谴责与具体某一位专制君主的施政与言行之间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地方。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叶卡捷琳娜始终将自己归为孟德斯鸠所推崇的“具有共和思想的人”。即便在攫取皇位后——无论怎样理解，独裁者始终都是专制者——她还是竭力避免个人拥有过多的权力，并试图建立一个在智者的领导下，施政高效的政府，简而言之就是实行“开明专制”。后来她曾说过“每一位具有常识的君主都应当捧着《法的精神》做祈祷”。
伏尔泰的论述条理明晰，机智风趣，简明扼要。他为了《风俗论》耗费了二十年的心血（全本标题为《论各民族之风俗与精神》），书中不仅记述了世界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与道德准则，而且还涵盖了各种传统、观念、信仰和律法。伏尔泰一心希望自己能够完成一部世界文明史，在他的认识中历史就是人类缓慢的进步过程，即人类从蒙昧无知的状态逐步积累起知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没有看到上帝的身影。对他所界定的历史来说，其首要的敌人就包括各种宗教组织，他认为宗教组织基本上都是压迫人性的反启蒙主义者，惯于挑起战争。总体而言，伏尔泰强调了基督教在历史上造成的过错，他在书中写到文明的出现早于亚当和创世纪数千年，从古至今基本的人性始终如一，但是会受到各种习俗的影响，气候、政府和宗教决定着影响力的性质；在历史的形成过程中杰出的个体的确起到了一些作用，但是主导因素还是各种外力的影响和意外事件的综合作用；构成文明的习俗、道德规范、经济、律法、科学和艺术的发展也都如此。伏尔泰认为应该由理性来统治世界，但是必须有具体的个体来充当理性在世间的代言人。这种认识将伏尔泰又引向了专制主义，他总结说专制政府的确有可能成为最好的政府——只要它是符合理性的。然而，为了实现理性化，它就必须接受启蒙思想；经过启蒙，它或许就可以实现有效开明的统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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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各国基本上都认为叶卡捷琳娜应该对彼得的死亡负责，全欧洲的报刊杂志都宣称俄国又回到了伊凡雷帝时代。对于俄国发布的官方解释——前任皇帝死于“疝气”，欧洲很多报道都大加嘲讽了一番。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含沙射影地说：“所有的人都知道‘疝气’是怎么一回事儿。”伏尔泰也一本正经地打趣道：“酩酊大醉的人死于一场疝气，这让我们明白了做人一定要时刻保持清醒。”不过，腓特烈还是相信叶卡捷琳娜在这件事情上是清白的，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他写道：
对于这桩罪行女皇非常无辜，得知此事时她感到愤慨和绝望，她的那种反应并非故意做出来的。她清醒地预见到全世界将对她做出怎样的判断。作为一个少不更事的年轻女子，在离群索居、面临着离婚的时候她将自己的未来托付给了奥洛夫家的兄弟们。尽管如此，她还是对谋杀皇帝的意图毫不知情。如果由她来做决定的话，那么她会给彼得留条活路，一半是由于她认为一旦成功加冕，一切问题便都迎刃而解了，同她丈夫一样怯懦的敌人根本不足为惧。与她相比，奥洛夫兄弟则要胆大精明得多，他们预见到前任皇帝或许会成为一股敌对结盟力量的枢纽人物，这几个强硬分子铲除了前任皇帝这个绊脚石。他们的罪行让她从中获益，为了确保他们能继续支持她，她不得不赦免了罪人，而且还将这桩罪行的制造者全都留在了自己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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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卡捷琳娜一生始终坚信，绝对君权远比几个终身性的政府官员组成的政府更适合俄国的政治现实。对枢密院这种构想持反对意见的并非只有叶卡捷琳娜一个人，实际上大多数贵族都不赞成这个提议，他们认为这种性质的议会将会导致朝廷永远被一小群地位坚如磐石的官僚而非君主本人把持住，他们对这样的局面并不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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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还在另外一起事件中大获全胜。新教徒皮埃尔-保罗·西尔旺生活在图卢兹附近，他的女儿伊丽莎白一心想要皈依天主教，后被一位天主教主教带到了修道院。在修道院里伊丽莎白脱掉衣服，要求主教鞭打她，出于谨慎主教将她送回了家。几个月后，伊丽莎白失踪了，最终被人发现淹死在了一座水井里。当地四十五位目击者都证实女孩死于自杀，可是检察官却下令逮捕女孩的父亲，并以谋杀女儿以阻止其皈依天主教为名对他进行起诉。1764年3月19日，西尔旺与妻子双双被判以绞刑，两个免予刑罚的女儿被强制旁观对双亲的处决，其中一个女儿还怀有身孕。西尔旺一家人逃亡日内瓦，然后赶到费尔梅，恳求伏尔泰帮助他们。这位哲学家立即拿起笔，号召普鲁士的腓特烈、俄国的叶卡捷琳娜、波兰的波尼亚托夫斯基与其他几位君主同他一道声援西尔旺一家。经过九年无休无止的论战，西尔旺终于被宣告无罪，伏尔泰愤愤不平地指出：“判处这名男子死刑只用了两个小时，证明他的清白却花费了九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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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伏尔泰在世时，普鲁士的腓特烈曾对他说：“在你死后无人能取代你。”在哲学家辞世后这位国王又说：“生在伏尔泰的时代令我甚感欣慰。”后来歌德也说：“整个文明世界尽在他的掌握中。”叶卡捷琳娜的悲痛更为具体，她所惋惜的并非是伏尔泰的智慧，而是他开朗的性格。在给德国作家弗雷德里希·梅尔基奥·格林男爵的信中她写道：“在我看来，自伏尔泰之后世上再无幽默之人，他就是欢乐之神。设法帮我找到他的一部分著作，如有可能最好是一套全集，好让我的内心得到重生，更加坚定我对欢笑与生俱来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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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叶卡捷琳娜鼓吹的专制主义，孟德斯鸠提出过一些限定条件，叶卡捷琳娜接受了这些限定，具体表现就是她承认俄国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应该受到一定的“基本大法”的约束。按照定义，这些“大法”指的就是历史上和社会生活中根深蒂固的传统习俗与惯例，无论专制到怎样的程度，没有任何一位君主敢于违背这些传统观念与定例，其中包括要尊重国教永恒存在的现实，尊重皇位继承法，对占有统治地位的社会阶层，例如贵族阶级的既有权利和特权也要表示尊重。孟德斯鸠将由这种统治者统治的国家描述为“适度专制”，根据他的定义叶卡捷琳娜将俄国也归入并描述为适度专制的国家。
接着，叶卡捷琳娜针对法律在日常生活与人际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做了一番论述：“法律的构建应当尽可能地保证每一位公民的安全……肆意妄为的政治自由是不存在的，‘自由’指的是在法律允许的前提下人有权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公民享有的平等权在于所有人均须遵照同样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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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的腓特烈国王认为《训令》是“一项充满阳刚之气、强健有力的成就，堪称伟人之作”，并将叶卡捷琳娜编入柏林普鲁士皇家科学院。
《训令》并非是如伏尔泰所热情称颂的法典，实际上叶卡捷琳娜只是阐明了自己认为建立好政府和良序社会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在给腓特烈的信中叶卡捷琳娜表示自己很清楚俄国的现实与自己所憧憬的国家之间存在着差别：“我必须提醒陛下，您会在这份文献中读到一些匪夷所思的观点。恳请您切记我时常需要迁就当前的现实，但我并未放弃追求更为值得称赞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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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次史称“对波兰的第一次瓜分”的协议，波兰这个已经土崩瓦解的国家失去了将近三分之一的领土与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在领土方面俄国收获最大，占据了波兰三万六千平方英里的土地，直至第聂伯河的整个波兰东部地区和向北流入波罗的海的德维纳河均被纳入了俄国的势力范围。这片被称为“白俄罗斯”（即现今独立国家白俄罗斯的一部分）的地区拥有一百八十万人口，其中以俄罗斯人居多，这些人具有俄罗斯人的特点，奉行俄罗斯民族的传统习俗与宗教信仰。普鲁士分得的区域面积最小，人口最少，仅一万三千平方英里，以及以日耳曼人和新教教徒为主的六十万人口，不过至少在眼下这种安排令腓特烈感到心满意足。西普鲁士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领土和波兰占据的波美拉尼亚地区曾被其他国家所包围，现在腓特烈得到了这些土地，从地理角度而言他终于完成了普鲁士王国的统一，东普鲁士曾经分离的省份与勃兰登堡、西里西亚和普鲁士在德意志地区的领土连接成了一个整体。奥地利得到了广阔的波兰南部地区，即包括加利西亚大部分地区在内的二万七千平方英里的土地，新增臣民也是三个国家中最多的，以天主教徒为主的二百七十万波兰人。一部分波兰人对此次侵略行径持抵抗态度，但是面对三个强权国家他们无能为力。英国、法国、西班牙、瑞典与罗马教皇都对瓜分波兰的举动进行了谴责，但是没有哪个欧洲国家愿意为波兰挺身而出。
叶卡捷琳娜成功地干涉了波兰内政，将俄国的边境线推进到了第聂伯河这条商贸运输的主干道，二百万东正教教徒从此摆脱了宗教束缚。尽管如此，对她而言仍然存在着一些重要因素要求俄国同土耳其开战。尽管西边境线延伸到了第聂伯河，但是俄国并没有因此打开通往黑海的水上通道，第聂伯河流入大海的河口地区仍旧处在土耳其人的控制下。叶卡捷琳娜企图消除土耳其人对河口地区的控制，俄国同土耳其的战争仍然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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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3年春，黑森的三位公主同她们的母亲接到了俄国女皇的邀请。公主一行首先来到了柏林，一如三十一年前对安哈尔特-泽布斯特的索菲娅公主的态度，腓特烈提醒她们永远记住自己的日耳曼血统。
公主：记不住，告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