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我确信父亲所生活的环境对他来说是个巨大的负担，这种负担会让生活其中的人受到极大的精神损害。父亲的一生，包括他的性格，他主体化的方式，都受到他所生活的时间和地点的双重决定，这些不利环境持续得越久，他们的影响就越大。
这些资产阶级慈善家想象，幸福的家庭生活可以让穷人们将生活的重心从政治抗争、集会、社会运动转向他们的家庭。
这一工人身份构成了他的人生底色，也是他的视野所能触及的唯一领域。工厂就是他的归宿，父亲也别无他念，一切都显得自然而然，随后，他的兄弟姐妹们也都陆续进入工厂。对于那些社会地位与父亲一样的孩子，情况总是如此，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自从他出生，这种社会模式就一直支配着他。这种我们这能称之为“再生产”的社会运行机制与定律让父亲无处遁形。
他们拥有的可能性——这里说得是想象的可能性，甚至不是实际的可能性——被他们的阶级地位严格限定着。仿佛不同社会空间之间有一层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这些界限将社会分为不同层次，每个层次中的人对于自己可能达到的高度以及可以追求的目标有着截然不同的想象：他们知道，有另外一种可能性的存在，但那存在于一个无法靠近的，遥远的世界，所以即使他们知道自己无法获得某种被其他社会空间中的人视为理所应当的东西，他们也不会有被剥夺和被排斥的感受。
一方面鼓吹“自由个体”的概念，一方面试图用历史和社会决定论的想法来消解“自由个体”的理念，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就是消除已有的关于社会团体的（也就是“阶级”）意识，并以工作权利、教育系统、分配体系中必须实行个人化（或者去集体化、去社会化）来解释福利国家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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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学校文化所要求的那种自处方式，与我在家获得的方式不兼容，学校教育成功地占领了我，作为条件，我必须和我的故地，也是我仍然所处的世界，一点一点地分离开来，甚至完全逃离
我认为我做出了选择，事实上，我是被选择了，或者说我被那些早已为我准备好的东西选择了。

不管怎么说，我很快明白了，我选择的这条路，属于那些和我拥有相同社会身份的人，而不属于那些和我拥有相同学习成绩的人（这意味着，一个平民阶级的孩子哪怕成绩优异，也很有可能走上一条不良的道路，也就是说，总是与最优秀——既是社会意义上的，也是学业意义上的——有一段距离，相比之下总是处于较低的水平。
弱势阶级会认为自己实现了过去将他们排除在外的可能性，但是，当他们实现这些可能性的时候，这些选择本身已经失去了在先前体系中所具有的价值和位置。遗弃的过程是漫长的，淘汰是许久之后才发生的事情，但统治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差距是不变的：它通过自我移动的方式进行自我再生产。这就是布尔迪厄所说的“结构 的位移”。人们使用“民主化”这一词所描述的，是一种结构的位移，在位移过程中，结构除了外表发生变化之外，事实上仍然保持着原有状态，几乎与之前一样严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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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通过被命名而被贬低的客体，就是一个被性规则的结构生产出来的屈从的主体。而我们所有的意识正是被这一过程所标志和塑造的。没有什么纯粹心理的，所以：是性规则和它所规定的等级在起着狡猾而有效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