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尚书的发展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
1. 宰相不能用一官半职来概括，作者不将宰相简单的作为某一个职事官来看待，而主张将宰相概括成一种制度，宰相是统治集团利益的代表。
2.宰相必须有议政权，必须有监督百官的执行权
3.宰相制度变化的原因：
1）宰相制度是补皇权之不足的 2）不论是宰相制度还是皇帝制度，都是为统治集团利益服务的，二者有着基本的统一，在统一的眼光下，才能谈论君权、相权的协调。
宰相制度发展的本质，是政治制度因时而治的必然，君主、宰相权力的斗争并不是问题的本质。
第二、三、四章 两汉的中朝与外朝
对宰相制度来说，东汉和西汉宰相制度形态的分野是成帝绥和改制。
第一阶段
三公
第一阶段三公的地位并不平等
太尉、丞相：金印紫绶 万石
御使大夫：银印青绶 二千石
两个职权：
一、议政
成帝以前，有两种议政方式：1.由宰相主动提出新政策、措施、用人，皇帝批准 2.皇帝主动提出，征求宰相意见，最后由皇帝裁断
二、监督百官执行
1. 新政策的诏书大多又御使大夫下达丞相，再由丞相颁发下去
因为御使大夫虽然是丞相副手，但他的职权特殊，负责掌管文书
2. 宰相发诏令后，也有权监督百官执行：年终检查、平时处理，除此之外御史大夫寺的属官御史也不定期检查中央地方官员，弹劾违法者
于是，第一阶段的三公对国家负责，在统治机构中有极端的重要性，但三公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
中朝
西汉初期，丞相独大，皇权与相权时常冲突（田蚡），之后，武帝设置中朝官，中朝与外朝相区别，
中朝官大多为：大司马，主要任务是“辅政”，往往同时拜大将军，地位最高；侍中、中常侍，本是加官，侍奉、侍从皇帝之意；诸将军，地位略低于大司马，原职责为“典兵马”；左右曹、诸吏
给品位稍低的近臣加官侍中、侍郎（以xx官领侍中），在中朝作为顾问，没有决定权，是武帝加强自己掌事权的措施，中朝官也就成为比三公更加亲近的参谋集团，不属于宰相系统中，是皇权的延伸。武帝死后，霍光以辅政大臣的身份决策，为抬高自己的势力，中朝官制度成为了定制。
尚书
中朝官制度逐渐形成，而作为同在宫中办事的尚书，本是主管文书的小官，武帝时，由于武帝只身难以应付朝廷、军旅多事，需要尚书帮助审阅日常文书、提出意见参考，于是新的领尚书事制度便应运而生，因为领尚书事的人肯定是近臣，于是尚书同样具有了内朝官的性质。
霍光时期，处于自身需要发展了中朝官制度，同时也扩大了领尚书事的权力。
需要注意，西汉的尚书制度客观上使宰相、二府的权力受限，但不应过于夸大，基本上它们是与二府相互制约，并行不悖的。
第二阶段
三公
两汉的宰相制度，以绥和改制为分水岭，绥和改制将中朝官的制度演进到外朝（外朝官需有俸禄、有印绶），绥和改制依周礼而定，改三公为太尉、司徒、司空，此“三公鼎力”，将原先的汉制附会在周礼上，最终形成了一种汉、周礼的双规制，但绥和改制并非出于皇权与相权的矛盾，而是在统治危机下，为了保证统治质量做出的一种尝试，虽一度中辍，但由于它能满足统治集团的特殊需要，最终仍然坚持了下去，并在王莽时期被继承，此后三公的位置就趋于平等，但三公的职事尚难分明 。
西汉末年，此制度尚处于废立之间的尝试阶段，而到东汉光武帝时仍然延续三公鼎力的制度并确立下来了，其原因有二：
1. 三公鼎立适合加强君权，分散相权，有效防范外戚与朋党，有霍光、王莽之鉴，此时绝不可能再恢复以丞相独大的宰相制度
2. 此时三公的职权也已分明（太尉[大司马]掌兵，监督光禄卿、太常卿、卫尉卿；司徒掌民事，监督太仆卿、廷尉卿和大鸿胪卿；司空掌水土事，监督宗正卿、大司农卿、少府卿）
三公各自负责具体政务，减少皇帝的失误，有利统治。（分职是如何形成的？）
但三公府都设置在宫外，与西汉的御史大夫寺设于宫中不同，三公为了纯粹的外朝官
尚书
光武帝采用三公鼎立的制度的同时，也进一步发展了尚书制度。光武帝有意防范大臣，不设领尚书事，很少加中朝官，独揽大权后，必然更加依赖尚书，三公的权力进一步削弱了。
章帝之后，皇帝朝会大大减少，皇帝短命，幼主继位，催生了后族转政，后宫与前朝之间传递文书，就更加依赖尚书，诏令起草及下达的权力也从御史大夫完全转归尚书。而且，尚书的集议和谏诤制度，使尚书与西汉时的中朝相当，在中朝外朝化后，成为新的“中朝”。
之后，针对外朝的劾奏制度，作为谏诤的延伸，称为皇帝和太后保证统治的必须，并且按照“西汉故事”，领尚书制度被重新重视，尚书制度在东汉更加发展了。
此时的三公，由于资历深、经验丰富，重大政策措施仍由三公出谋划策；在人事上，三公也仍握有极大权力，仍然不是尚书所能比，二者相互配合，保证国家机器更有效运行。（尚书的组织）
以上是两汉时期。
第六章 魏晋的三公、尚书
一. 曹魏
曹魏时的三公仍然是宰相，尚书仍然属于近臣，主要起辅助君主行使君权的作用。而曹魏的三公权力在这时向尚书进一步转移。议政权、执行权都有一部分受到侵夺。作为拥有接受文书职权的尚书，其权力弹性很大，三国分裂时期更考验行政质量与效率，尚书直接参与谋划并撇开三公的情况在曹魏逐渐增加，而为西晋尚书台基本取代三公府而成为宰相机构准备了条件。尚书权力的变化使它在统治结构中地位提高，最后使尚书台正式成为了独立机构，尚书的官品也提高了，于是尚书就从内朝官演变成了常设机构（外朝官）。
二. 蜀、吴
大体上蜀吴没有越出东汉的格局，但尚书权力扩大的趋势不如曹魏，外朝的宰相由于蜀吴的特殊条件，仍然保留较大的权力。
蜀：刘禅无能，刘备托孤于诸葛亮，才会出现“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尚书令在诸葛亮死后，权力越来越重，推测蜀国灭亡前尚书的文书已经直下九卿，汉代三公这一层次已经不存在。
吴：孙吴考江东大族支持，政治权力的分配上需要照顾门阀，于是只设丞相而不设三公，尚书虽握选举权，但受丞相支配。
两晋的尚书、三公
西晋的三公名义上仍保留宰相的称呼，但实权已经基本转移到尚书台。
曹爽与司马懿的集团斗争)
（尚书台最初属于内朝机构，对外朝的控制力并不强，魏明帝死之后，曹爽是当时的录尚书事，司马懿是太尉，太尉是曹魏的三公之一，属于宰相集团，也就是外朝官，录尚书事是一个加官，属于中朝官，尚书和太尉两者的区别是：尚书属于皇帝近臣，太尉则代表外朝。
司马懿是太尉，又受遗诏辅政，尚书曹爽的日常文书就都要奏请司马懿参商，行动不便，曹爽作为近臣，向天子请求把司马懿的太尉转成太傅，太傅的次位比太尉高，但是不负责日常政务，于是这个举动直接做空了司马懿集团，以曹爽为代表的尚书台的行动就更加灵活。然后将亲近的何晏之流都用在尚书台，尚书台就全由曹爽集团所掌握，曹爽的权力也就扩大。
而司马氏当政后继续与之斗争，这个过程中司马氏又占领了尚书台，吸取教训加以巩固，而后的司马代魏，由于三公只能封资格老、功劳大的人，任免非常困难，于是占领的尚书台就成为新主控制朝政更好的落脚点，这就直接使尚书台从一个中朝机构完外朝化，代替了三公成为新的宰相机构。）
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中，自然地控制了尚书台、扩大了尚书的权力，由于三公必须选择威望高、影响大的人，难以控制，而且封拜的三公年龄越来越大，多病体弱，对统治效率的提高无益。
西晋除了三公外，有时也设太师、太保、太傅、大司马、大将军并置，称为八公，
太师（宰）、太傅、太保 为上公，实为虚衔
大司马、大将军 班次在上公之下，也属于荣誉头衔
太尉、司徒、司空 称为三司
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中，自然地控制了尚书台、扩大了尚书的权力，由于三公必须选择威望高、影响大的人，难以控制，而且封拜的三公年龄越来越大，多病体弱，对统治效率的提高无益。
于是到西晋，三司的宰相权力已经基本失去，但并不是所有三司都精力不济，有的人仍然可以兼领尚书等职务，三司与五公不同，并非纯粹的尊崇之位，仍然保留一部分的宰相权力。
而尚书台在西晋基本上成为了宰相机构，尚书台长官的地位，基本上相当于汉代三公：1.作为近臣，与皇帝议政，代替三公监督百官执行各项决定 2.尚书台有权独立颁布文书（尚书符） 3.尚书长官名义上被视为宰相
但需要注意的是：尚书令、仆射与诸尚书、丞、郎的关系，并非掾属，因为掾属的罢免辟除权力都在诸公或府主，但尚书、丞、郎均由吏部提名，皇帝任免，这一点与汉代宰相大不相同。西晋尚书机构的这一特点源于汉代尚书台，但当时只是因为尚书台设在宫中，又是具体的办事机构，自然由皇帝任免，成为宰相机构后，这一特点被沿袭下来了。这也是皇权进一步加强的表现。（八座问题）
到了东晋，三公与尚书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但受玄学清谈的影响，兼领录尚书事（加官）的权力扩大成了宰相。
西晋时由于八王之乱，军权更加重要，录尚书事便时废时置，不再重要，到了东晋，“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使得号令多出于强臣，而且事实上，此时录尚书事极少空缺，没有中断，在制度上又明确规定尚书事权力是“职无不总”（录尚书六条事），于是高级士族借助录尚书事制度控制朝政的现象更加明显，东晋的录尚书事不仅在制度上，在实际政治中，也握有大权，是当时的宰相。（《东晋门阀政治》）
东晋士族门阀清谈、玄学风气的影响，使得官员清流、浊流的分异加大，清浊之间不可随意升降，尚书台仍然作为宰相机构，但其中文案的处理，转到了寒族出身的尚书令史来承办，这迫使寒门提升其处理政务的能力，寒门因此崛起，尚书令史在尚书台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第七章 南北朝的三公、尚书
接上，到了南朝，高级士族进一步没落、寒门崛起，三公进一步成为尊宠之位，丝毫不承担朝政，拜三公大多是为了尊宠皇族，年纪尚轻也可担任，这种办法后来也用于笼络收买北朝贵族。因此，三公、八公制度虽无实权，但仍然被广泛推行。
至于录尚书事，由于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尖锐，宰相的权力与东晋相比逐渐削弱，具体表现就是录尚书事从宋文帝起，已从高级士族变成了皇族，且之后录尚书事的常常缺位不设。
南朝的尚书台在录尚书事权力被削弱只时，尚书令、仆射的权力有所扩大，被进一步承认为宰相，但在宋、齐两代的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中，尚书令、仆射仍遭猜忌，受着君权的有力制约，所以虽然尚书令、仆射的权力比东晋有所扩大，但也不能估计过高。到了梁代，侯景之乱前期梁武帝的统治比较稳固，皇帝对宰相的猜忌防范大为减少，虽然高门甲族常常被委以宰相之位，但忽视吏事之习，仍很厉害。这种矛盾在南朝已经被注意到，梁武帝重用的是低级士族或高门中明习吏事者。
从南朝开始，尚书机构开始出现上省、下省的区别，下省在台城内，尚书机构发展成宰相机构以后，人员往来频繁，加之君权伸张，不能不考虑安全问题，尚书有了上省，原先的下舍就开始称下省，分成为两个机构，上省（原都坐）仍然留在禁中附近，设有附属的办事机构，尚书诸曹则移除台城，成为下省。
北朝的三公：
1.北魏：北魏的三公、八公之位与南朝相比，参与朝政较多，不仅是尊宠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