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几个问题 / 001

因此，对俾斯麦形象的描绘不单是在已有的轨迹上辗转，它围绕的核心自始至终还是实际上已成为历史的问题。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关于俾斯麦的历史学讨论下意识地引发了一个争论，那就是对外的国家重新统和对内的民主化谁应该拥有优先权。以现在的观点来看，这与普夫兰策1990年表现出的对新納粹主义的恐惧一样，也是过时的。在政治主流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统一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对于它在民主架构下内部的继续发展来说，也是如此。即便作者们在历史著述中很少特别提及俾斯麦和希特勒之间的关联性，但在徳国人的历史观中被视为反面参照物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建立起来的纳粹主义的核心并没有发生过任何改变。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从欧洲角度书写的俾斯麦传记包含了不同发展道路的可能性，这比实际发生的情况更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此外，在欧洲视角下，各个政治角色也拥有了更广阔的舞台来施展他们的才华。当对现代化理论和类似发展法则的坚信，包括对个体结构性预见的笃信都发生动摇时，这样的做法更容易被理解。随着历史传记概念的回归，即重新允许对各个历史人物的主观能动性抑或“个人力量”进行强化，人们也提高了对国家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和开放性的认识。因此，作为种研究工具，反事实思考将对个体行为空间的探究与欧洲范畴内的类比联系了起来。
  
对俾斯麦个人传记的写作其实与普鲁士在近代欧洲的地位和影响密切相关。相较于将普鲁士视作纳粹先行者的“黑色普鲁士传说”，或者将之视为德意志民族国家建立推动者的“金色普鲁士传说”，作者更看重传主的活动对当前或者未来整个欧洲共同体走向的经验意义。这从作者的篇章安排就可以看出来，一些章节集中对欧洲事务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