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桑奇反复提到人们多么热爱他，但我看不出他具有那种自以为然的冷峻和魅力。”

为阿桑奇代笔

2011年1月5号，晚上8点半，我正在家里瞎忙乎，扔在沙发上的手机嗡嗡响了。一看，是坎农格特出版社（Canongate）的出版人杰米•拜恩发来的短信。“你在吗？我有个有点儿离谱的主意，可能非常精彩。但得赶紧跟你商量。”坎农格特刚以60万英镑的价钱购买了“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的回忆录版权。这本书同时也被纽约的克诺夫出版社（Knopf）的桑尼•梅塔高价买下，杰米还把国外版权卖给了一堆大出版社。他说预计会用四十种语言出版。阿桑奇并不想自己写这本书，但也不想让对他已经很熟悉的人代笔。我告诉杰米，去年在前线俱乐部就见过阿桑奇了，当时最早的“维基解密”故事刚刚出来。那人确实很有意思但怪异，甚至有点自闭症的样子。杰米也同意，但说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故事。“他想要发表一种宣言，写一本能反映这个伟大的时代变迁的书。”杰米已经去诺福克郡见过阿桑奇了，次日还要再去。他说他和阿桑奇的经纪人卡洛琳•米歇尔都建议我来代笔，阿桑奇想见见我。我知道他们也在和其他作家谈，而我最初有些迟疑。发表过著作的作家应邀匿名写东西并不稀罕。阿历克斯•哈利（Alex Haley）替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代笔写自传，对他起了何等的保护作用？特德•索伦森（Ted Sorensen）撰写《当仁不让》（Profiles in Courage）时，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约翰•F.肯尼迪的言谈形象？这位未来的总统还因此获得了普利策奖呢。洛夫克拉夫特（H. P. Lovecraft）为哈里•胡迪尼（Harry Houdini）代笔的科幻小说，难道不是他写得最好的作品吗？阿桑奇的奇特经历会触及所有这些方面。除此之外，代笔这种写作形式还会给人一种当今世界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神出鬼没的感觉。维基百科可不就是完全匿名写成的？脸书上一半的内容不也如此？万维网像不像一个新以太，我们都深陷其中，被代笔人作祟折腾？
我写过失踪的普通人和名人，写过秘密和冲突；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或许是知情人的工作。不管事情怎样发展，不管我发现了什么，如何去描述，这个故事都符合我的本能。我喜欢走在虚构与非虚构的不稳定边界之间，喜欢探讨怎样判断创作与真实，以及这样的判断标准如何漏洞百出。我想起维克多•马斯克尔。他是约翰•班维尔的小说《无法企及》（The Untouchable）里的那个艺术史学家兼间谍。他喜欢引用狄德罗的话：“我们在心目中把自己塑成一座理想化了的但仍可辨认的雕像，然后穷其一生试图把自己变成那个形象。”“维基解密”故事的背景，是关于隐私、机密及滥用军事权力的全球性大辩论。这一点让我相信，如果还有人古怪到能写这个故事的话，那就是我了。
第二天下午5点半，杰米和编辑尼克•戴维斯来到我的住所（为了您的心理健康友情提示：这个故事里有两个尼克•戴维斯。这一个在坎农格特出版社工作，另一个是《卫报》的著名记者）。他们刚刚从诺福克坐火车回来。杰米说，阿桑奇被木棍儿或什么东西戳伤了眼睛，三个小时的讨论中，他一直闭着眼睛坐在那里。他们打算4月开始为这本书打广告，书名定为《“维基解密”对抗世界：我的故事》（WikiLeaks versus the World： My Story），朱利安•阿桑奇著。他们说我可以从每个地区的版权销售中都拿到一定百分比的版税，朱利安很乐意如此。我们先讨论了合同，随后，杰米介绍了安全问题的细节。“你准备好了电话会被中情局窃听吗？”他问。他又说朱利安坚持这本书只能在一台没有接通互联网的笔记本电脑上写。
我到达埃林厄姆别墅时，阿桑奇还在熟睡。自从被瑞典以强奸罪指控逮捕之后，他就一直住在那儿。埃林厄姆是沃恩•史密斯的家。史密斯是他的保释担保人之一，也是前线俱乐部创始人。他实际上是被软禁，腿上还戴着电子监控仪器，每天下午都得去贝克尔斯镇警署报到，以证明头天夜里没逃跑。阿桑奇和助手们都遵守黑客的作息时间：通宵达旦，然后睡上半天。这是我即将进入的这个马戏团的杂七杂八的特点之一。
埃林厄姆别墅是一幢冷飕飕的乡间住宅，前厅里悬挂有雄鹿头。餐厅里到处扔着笔记本电脑，阿桑奇的私人助理兼女友莎拉•哈里森坐在里面。她穿了一件羊毛套头衫，手不停地把小发卷儿从脸上捋开。客厅里炉火熊熊燃烧。另一个女孩走了进来。她可能是从西班牙或南美或东欧来的。我站在窗边，望着窗外的大树。
莎拉给我泡了杯茶，那个女孩把茶和一盘巧克力饼干端进屋。“我一直在试验叫醒他的新办法，”她说，“清洁工直接就闯进去了。那还是唯一的办法。”不久，他身着西服，穿着袜子踱了进来。
“对不起，我迟到了。”他说。他显得既高兴又有些怀疑的样子。很好的组合，我心想。几乎没有任何征兆，预示随之而来的那些疯狂、不符合职业道德的行为。他说他不放心的是写这本书的时间过于仓促，这就很难建立一个可行的框架。他又说，他可能很快就要进监狱了，就写这本书而言，那倒不是坏事。“我有一些相当抽象的想法，”他说，“还有关于文明与秘密的理论，都需要记录下来。”
他说一直希望能有一本读起来像海明威的书。“根本没有时间写作的人，被关进监狱后写出来的东西往往会很精彩，让人惊艳。我当然不会公开这样说啦，但希特勒就是在监狱里写了《我的奋斗》。”他承认那不是什么好书，但又说如果希特勒没被关起来的话，那本书也写不出来。他说美国财政部长蒂姆•盖特纳已受命，要想方设法刁难那些仰仗颠覆组织获利的公司。这就意味着克诺夫出版社可能会因为出版这本书而遇到麻 烦。
我问他是否已有一个暂定书名，他大笑，说：“有啊！《查禁此书：从瑞典的妓女到五角大楼的庸男》。”有意思的是，他的言谈举止显然是把自己当成公众人物，甚至摇滚明星，而我认识的所有别的社会活动家都倾向于把自己看作边缘人甚至怪人。阿桑奇反复提到人们多么热爱他，但我看不出他具有那种自以为然的冷峻和魅力。他不厌其烦地讨论他的“敌人”，主要是《卫报》和《纽约时报》。
《卫报》似乎让朱利安念念不忘。他们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他让他们发表阿富汗战争记录。但他很快就跟那里的记者和编辑闹翻了，根本原因是权力与控制的问题。我跟他认识时，他觉得自己已被他们出卖了。这是他如何看待“合作”关系的雏形：《卫报》是敌人，因为他“给”了他们东西，他们却不听话；《每日邮报》认为他可恶至极，却几乎得到了他的尊重。《卫报》曾试图缓和关系，总编辑艾伦•鲁斯布罗格，还有当时的副总编伊恩•卡茨和其他人都对他的处境表示过关心，但他总是用恶毒语言描述《卫报》记者。《卫报》严格坚持秘密资料必须进行编辑，以保护举报人或里面提及的旁观者，而朱利安对此的立场摇摆不定。我从不认为他想要危害那些人，但他宁愿把《卫报》的关切理解成“懦弱”。
他与《纽约时报》的关系同样恶劣。他认为总编辑比尔•凯勒一心只把他当作“消息来源”而不是合作者，这是真的；又说凯勒想把他晾起来晒干，这却不实。凯勒在《时报》上写了一篇长文，说朱利安肮脏，偏执，控制狂，靠不住，脑子还有点不正常，这自然使朱利安相信他的前合作者要整他。但这两家报纸，协同其他报刊，都为泄密文件提供了大量的篇幅，并给提供资料的“维基解密”很高的报酬。我一直相信《纽约时报》的介入会使朱利安免于牢狱之灾，现在仍然这么看。连美国当局都知道，他们不可能只将阿桑奇定罪，而不追究凯勒和鲁斯布罗格。但朱利安并不这样想，他只看得见个人恩怨，而将这些人视为伪君子或更不堪的东西。
他有个奇怪的自闭症症状，就是不能察觉自己何时变得无聊了或太过分了。他讲起话来，就好像整个世界都需要他讲似的，而且要不停地讲。奇怪的是，作为一个异见者，他没有任何问题要问。我所知道的左翼人士总是有无数的问题，而阿桑奇从一开始，就像一个充满活力的聊天室变成了真身。显然，如果我要做代笔的话，将是本行里最省心的代笔人。
他避免讨论“我们的书”，却愿意谈其他即将出版的书。“有一本是《明镜》的两个人写的，”他说，“这本书比其他几本更高调一些。这两人对我很好，但书里会有新的指控。”他也谈到另一本将由《卫报》出版的书。那是他曾经合作的记者写的。他对其中两个主要记者，大卫•利和尼克•戴维斯，尤其耿耿于怀。“戴维斯对我特别敌视，”阿桑奇说，“《卫报》其实是用最恶毒的方式把我们这个组织出卖了。”（《卫报》否认这个指控。）“我们给了他们一份电报的缓存文件，作为我们中哪位万一出了事的担保，他们却把数据拷贝留底了。他们反对我让其他媒体参与，就把数据泄露给《纽约时报》和其他媒体。他们做得够绝的。大家都知道戴维斯对我个人有敌意。”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个老头子，职业生涯已近尾声。他无法接受，这个一次性的提升机会怎么又没了。他写了一篇诽谤我的文章，《卫报》管理层却听之任之。”他把伊恩•卡茨作为管理层的坏例子。他又说《卫报》的行径很可能在《明镜》的那本书中被揭露出来。《卫报》记者显然急于推出他们那面的说辞。“他们已经计划好在我法院听证时推出那本书，以造成最大的伤害。”
“肯定不会吧，”我难以置信地说，“他们难道不会为了旧交情等一等吗？”
“你在开玩笑 了。”
他说，第三本书是他的前同事丹尼尔•多姆沙伊特—伯格写的。“那将是彻底抹黑，”他说，“这人因为恨我们而写，会想方设法造成最大的破坏。”
“是造成尴尬还是破坏？”
“可能两者皆有吧。他有聊天室的东西……对 话。”
“你们之间 的？”
“是啊，”他说，“此前他就公开了一个对话，是关于他被暂时停职的。他把所有的聊天内容都贴出来了，除了他为什么被停职的那部分。《纽约时报》记者也写了一本，另外还有几本匆忙出版的书。但这些也会造成伤害，因为会不断重复最恶劣的指控。”
我还从未遇到过拥有如此正义的事业却不会聆听的人，也没见过任何机构的头头会如此无休无止地操心自己的敌人，或冲人脸打哈欠。我问他觉得法院的案子会怎么了结。“我猜我有40%的机会获释，”他说，“如果他们2月6日释放我，我会立即离开这个国家，因为留在这里会再次被捕，而美国会坚决引渡我。我宁愿尽快去一个跟美国没有引渡条约的国家，古巴或瑞士之类。美国有很多人巴不得我死了才好。《华盛顿时报》上有一篇文章里，我的脸上画了个靶子，血从脑后溅出。”
他让我跟他一起去贝克尔斯镇警署。我们站在外面，等莎拉把车开过来。等车的时候，我意识到他的种种矛盾或许能使这本书成功。我看出他有很多的问题，但他也可以很风趣，我挺喜欢他的。埃林厄姆别墅周围有牲口棚和厕所。他说：“我很想把一间马厩改成办公室，”他说，又笑道，“一本在马槽里诞生的书。”
我说：“但你在诺福克郡找不到三个智者和一个处女。”他又说了另一个关于诺福克人的笑话，把当地社会工作者的盖章N. F. N.读作“对诺福克人来说是正常的”。他提前打电话到警署说他快到了。他的大腿上放了两个手机，但他一个也不接。一个法国记者跟在车后，但被甩了。到警署前，莎拉停下车，说：“我来做这件光彩事？”我看着她下了车，开始搜索灌木丛。
“她在搜索狗仔队吗？”我问。
“那倒好了。”朱利安说。
“那找什么呢？”
“刺客。”
我说，我写这本书的条件，可以只为了兴趣而写，即那种把故事讲对了且从中学了点东西的兴奋感。我以为我会有一种不当署名作家的创作自由。我告诉杰米，我不想在书的任何地方署名，不会接受采访或讨论这个话题。我也不想成为“维基解密”的发言人，或上“晚间新闻”，或向报纸证实任何事情。我只想让作品为自己说话。我被告知这都是可行的，朱利安也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