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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的悲剧，就在于它只能制造出自己这一种支配型社会主义。记得30年代最成熟、最有智慧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之一朗格（Oskar Lange），离开美国重返祖国波兰，为建立社会主义鞠躬尽瘁，到最后进入伦敦一家医院死在病床上。临终前，他曾对友人及前来看望他的仰慕者说过一些话，作者也在其中。根据我的记忆，以下便是他的感想：
如果说20年代时我在俄国，我会是一名布哈林派的渐进主义者。如果有机会为苏联的工业化进言，我会建议一套比较有弹性的特定目标，就像那些能干的俄国计划工作者所做的一样。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却要问我自己，反复地问：有没有可能，会有另一条路，可以取代当时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凡事一把抓、冷酷无情、实际上等于没有计划的、胡乱冲刺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我真希望我可以回答：“有。”但是我不能，我找不到任何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