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

p83/亚一文化群落必须表现出足够独特的形式和结构，以便同它们的“父辈文化”清晰地区别开。它们必须在特定的行为、价值或者对人工制品和领地空间（territorial spaces）的特定利用等方面受到关注，从这些方面能让自己从更宽泛的文化当中明显区分出来，但是，由于它们是附属系统，也必然存在一些将它们与“父辈文化”捆绑和联结在一起的重要事物。
p93-p94/对于一种独特的青年文化的兴起所做的这些解释,源自一场关于战”之后社会变迁的整体性质的更广泛的争论。这场争论的三个关键词,无疑就是“丰裕"( affluence)、“共识"( consensus)和“资产阶级化( Embourgeoisement)丰裕本质上是指工人阶级消费者的花费急速增长(尽管也有人进而提出了不太可信的主张,即认为工人阶级不仅有了更多的花费,而且生活得相当安逸了);“共识”指的是1945年以后执行的所有措施一国(私)营混合经济、增加收入、福利国家“安全保障网”一不仅被各个政党接受,也被大多数选民接受,这些措施根据各阶层在国家系统内的共同利益,把所有阶级的人团结起来。它还包含了这样一个命题:所有阶级在所有主要问题上都已经形成了一种广泛的共识;因此,各种主要的政治和社会冲突,特别是那些呈现过清晰的阶级模式的冲突,已经终结了。“资产阶级化”集聚了所有这些以及其他的社会趋势(在教育、住房、重建以及向新的城镇和住宅区搬迁等方面的趋势),同时还连带出这样一种论点: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文化不再是社会中一个有显著区别特征的结构每个人都在迅速地向中产阶级的模式、志向和价值观靠拢。这几个术语被编织成一个关于二战”之后社会变迁的包罗万象的社会神话或“解释”。简言之,普遍的看法是:“丰裕”与“共识”共同促成了工人阶级的快速“资产阶级化"(bour geoisification)。这就促生了一些新的社会人物类型、社会安排和价值。比如“富裕工人”ー一新型“中产阶级工人"( bourgeois worker)就是一种类型，这种人很顾家，以家为中心，有安全意识，有工具理性倾向，有区域性流动，利欲熏心（，，《uquhiyecedlbrtcdb；《clebrated）；在茨威格的著作中，就有这样的例子（Zweig，1961）。另一种类型是新型的“青少年”他们信奉风格、音乐、休闲和消费:信奉一种无阶级差别的（classless青年文化。
这样，无论是父母还是他们的孩子，就可能把阶级视为一种必然被逐渐削弱的社会主要建构因素和动力因素。人们发现，其他一些因素正在取代阶级作为社会阶层分化依据的角色:比如地位（status），一种建基于教育、职业和消费业绩等一系列因素之上的多重分化的“权势秩序（pecking order）:再比如教育，一条新的、普遍容易取得的、精英化的道路，在这条路上凭靠工作业绩就可以获得地位；还有消费，一条可供那些无法接受精英教育的人通过“分期付款”购买地位的新的“富裕”途径；最重要的，还有年龄因素。
p103/的确,如果研究亚文化与阶级的关系时不是赖于一个全球性的“新的青年休闲阶级“这一概念,那么对它的解释就要更复杂,对它的探究就显得更有必要。可能最复杂的理论架构是20世纪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早期的美国亚文化理论,如艾伯特・科(1955)、克罗沃德和奥林(1960)的著作以及唐斯( Downes)对其所做的批评和发1960。这些作者的确试图把青少年亚文化定位于个更广泛的阶级框架当中。令人的是,美国人的研究非常明确地把个体的青年阶级地位看成是单程的地位阶梯上的一个梯级,它终究会不屈不地通向中产阶级的价值和目标。亚文化问题于是被表述为一个脱节( disjunction)的题一一在(假想的)中产阶级成功目标与为了实现、此目标而采取的受限的(人阶级)手段之间产生了脱节。一种青年群体或亚文化被界定为地位受挫的结果,或者是因遭到中产阶级体制(mide- class institutions)拒绝而产生的焦虑所致,或者是因为通向成功的机会被堵塞、未能达到主流目标所致。简言之,这里有一种基于美国梦(关于成功)信仰的、深层的社会共识观念。“青年文化”是对失败者的一种集体补偿。
p120/当地学校是这样一种“双重连接"的典代表(Hal,1974a:49-55)。正是这些靠近房屋、街道和商店的当地学校,“教育”了几代工人阶级的孩子,铸造和彻底改造了他们之间因友谊、同伴和婚姻结成的纽带。然而,从纵向的关系看,学校代表了各种知识,各类纪律和权威关系,认可了一些与当地文化很不相符的经验。它的编班、“踪”和升学考试等选拔机制,它的知识边界,它对于正式教育范围之外的语言和经验的排斥,所有这些因素都以某种连接的或断开的 disconnective)方式(而且,更要命的是断开的方式)把都市工人阶级的在地性与更广泛的教育和职业领域连接了起来。它依然是一个典范的、协商的或中介化的阶级机构。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下并且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评估一下在这些学校当中形成的那些不同的策略、选择和“解决方案”:那些“奖学金”男孩或女孩;那些“普通的、能力平平的”的孩子;那些“麻烦制造者”;那些逃学者和缺勤者;那些在教育和情感上“失教的( deprived)的孩子;那些被教坏的孩子[如被贴上智力落后标签的(E.S.N-d)的黑人孩子]。同样,与青年人的休闲活动、同伴群体文化和联盟相比我们必须看到有一种由抵抗与妥协相“混合”的因素存在于如下一些文化存在当中:比如,非常崇尚“阳刚之气”的街角文化,几近于青少年犯罪的群体或英雄行为,少年旅( Boys Brigade)痴迷者,“帮派”,“足球终结者"( ootball end),有严格限定的亚文化,等等。
p121-p122/协商、抵抗和斗争，构成了处于从属地位的文化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之间的多种关系。无论这些关系属于这个关系光谱中的任何一种区域，从结构的意义上看，它们总是非常活跃的，总是充满对抗的（即使这种对抗有时候是潜在的，或者仅仅被当成正常状态来体验即古德纳［Gouldner所谓的“正常化的抑制 normalised repression）它们产生的结果不是给定的（given），而是被制造出来的（made）从属阶级给这个“斗争的剧场”带来了一张包含着各种策略和反应的保留剧目表—即各种斗争和抵抗形式。
p123-p124/我们现在可以返回“亚文化”的问题。我们认为,各类工人阶级亚文化群体是在各个从属阶级的社会和文化阶级关系这一层面上形成的。它们本身并不仅仅是一些“意识形态的”构想。它们也给青年赢得了空间:邻里关系和机构中的文化空间,用于休闲和消遣的真实时间,街上或街角的实际空间。它们旨在规划和挪用聚居地的“领土”。它们集中在一些重要的社交场合周末、迪斯科舞厅和银行公假日旅游,在“活动中心”玩乐过夜,在工作日晚上“傻站着无所事事”,周六的比赛它们聚集在一些特定的地点。它们发展出一些特殊的互換节奏,在成员之间
    青年人与老人,老手与生手,时的人与四平八稳的人
建构各种关系。它们探索那些对某一群体的内心生活至关重要的“焦点关切”:那些总是“做”或“从来不做”的事情以及一系列的社会礼仪,这些礼仪巩固它们的集体认同,把它们界定为一个“群体”而不只是各个单独个体的集。它们接纳并改写了实物一商品和财物并把这些东西重组到一些独特的“风格”当中，这些“风格”表达了它们作为一个群体而存在的集体性。这些关切、活动、人际关系和实物，在一套由关系、场合和活动构成的仪式当中得到了具体体现。从语言学的角度看，世界的范围有时是由一些命名或一种暗语标示出来的；这种暗语根据那些仅对它们群体视角内部而言有意义的方面来对外在社会世界进行划分，并维持它的边界。这也有助于它们在立即要开展行动之前，就制订出一种对于当下的看法——各种计划、方案，为打发时间而要做的各种事情，各种业绩……它们也是一些具体可辨的社会形态结构，被构造成一种对于自身所属阶级现实的、处境性的体验的集体响应。
p125-p126/各种工人阶级的亚文化是对青年和“父辈”阶级文化中的其他成员所共同面临的困境的一种回应。但是阶级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建构了青少年对于困境的体验。首先，在青年人性格的形成阶段，阶级将青年人定位在一种特殊的物质和文化氛围以及各种独特的关系和经验当中。这些要素提供了最基本的文化架构，青年人通过它们来理解困境这种把青年置入一种阶级身份和地位的“社会化过程”，若要展开尤其需要通过两个“非正式”的代理机构（ agencies）：家庭和邻里关系。家庭和邻里关系是非常特殊的结初，它们构成并框定了年人融阶级的早期经历。例如，要再生产出那些体现阶级特征的性别角色和任，不仅要通过家庭中的语言和交谈，而且要依靠日常接触和示范才行。在邻里关系中，社群的社交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老人和青年人的互动结构建立起来的。（霍华德·帕克1974年对街头足球的角色做过分析，认为街头足球是青年人“学习”某种独特的阶级社交能力的途径。）这些亲近的环境也把青年人带向外面更广阔的世界。因此，正是主要通过这些朋友和交情，那些遥远但不断迫近的工作领域或直接接触的权威阶层（房东、市政官员、社会保险，警察也被拉扯上了（appropriated）。通过这些构成性的网络、关系、距离、互动，在青年人当中描画和再生产出一些对于更广泛的世界及其社会类型的认识。
p126/从广义上讲，阶级也构造了青年人的个人生活机会。从统计学的类别概率看，阶级决定着“成功”与“失败”的分布。阶级确定了教育和工作中的某些关键性的职业价值取向它生产出工人阶级小伙子对于未来机会的那种人所皆知的太过“现实的”期待。它教会了与权威进行联系和协商的各种方法。
p129/我们已经指出,尽管一种充分发展的“代际意识无形中会抑制和模阶这个维度但是它在エ人阶级青年这一阶段特有的体验中确实有一个“合理的内核”;在青年人面对战后各种变迁的诸多机构的特性中,尤其是在代际意识领城被闲市场的变化所重塑的方式中也有这个“合理的内核”。这种代际意识也可能存在于( located in)该阶级的青年这一时期的其他世俗经验当中。在那些离开工人阶级向上和向外流动的青年人如霍加特所说的“奖学金男孩”一当中,可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代际意识”。这一时期在职业和教育方面的变化,促成并拓宽了这些受限的流动渠道。通过教育向社会上层爬升的道路,导致了对于学校和教南体制的特别关注,学校和教育体制被看作是推动进步(追求上进)的主要机制:正是这一点使得安于现状的父辈与想要离开并追求上进的孩子们之间“产生了差异”。这使得青年人给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以积极评价,而亏本用卖“父辈”文化一一甚至在这里还伴随着一种独特的文化迷惘感。他的经验和自我认同将建立在流动性之上,这种流动性专门针对他这一代人,并不专门针对阶级的超强支配力量。
129/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一个没有能力度过阶级文化学徒期的青年人，更容易被那种替代性的同辈群体经验所吸引一这种经验是由那种以非常醒目的、广为普及的商业形式提供的青年文化所赋予的。在这种青年文化当中，整个受众作为一个巨大的、有象征意味的“同辈群体"一“我们这一代”一取代了真实的同辈群体？
p130/“代际意识”扎根于整个工人阶级青年的真实经验之中。但是，它在战后依据年龄、世代以及其他因素划分得泾渭分明的各种亚文化群体中，呈现出一种特别强烈的（ Intense）形式。青年人感受到和体验到了自身的“差异”，尤其是当这种差异被纳人那些首先要“年龄”这张通行证才能进入的活动和兴趣当中时，这种感受就更加强烈了这不一定意味着“阶级感因此就被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