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作為法國人和英國人的馬克思
Shawn Chan-SY (Internationale)
读过 跨越性批判
在既非議會也非總統的“皇帝”那裏暴露出來的是什麼呢?應該說,那便是“國家”本身。資產階級國家通過打倒絕對主義王權而得以确立,以往的國家“實體”——官僚和軍隊——為法治和代議制所隱蔽。“這個行政權力有龐大的官僚機構和軍事機構,有複雜而巧妙的國家機器,有五十萬人的官吏隊伍和五十萬人的軍隊,——這個儼如密網一般纏住法國社會全身並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機體,是在君主專制時代,在封建制度崩潰時期產生的,同時這個寄生機體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潰。”(《霧月十八日》)在資產階級國家那裏,正如貨幣只是表示商品價格的手段那樣,官吏和軍隊看上去像是從屬於代表國民的機關似的。可是,在其危機的時候,“國家”一定會凸顯出來,正如經濟危機時貨幣本身要顯露出來一樣。馬克思說:“只是在第二個波拿巴統治時期,國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獨立的東西。和市民社會比起來國家機器已經大大地鞏固了自己的地位。”(《霧月十八日》)就是說,當資本主義經濟停止不前的時候,國家機構在“皇帝”似的指導者指揮下,會積極地介入危機事態的。
真正的代議制議會的确立是在普選,尤其是採用不記名投票的時候。匿名投票通過隱蔽誰投了誰的票而使人們獲得了自由。但同時它也隱蔽了投票給誰的證據。這時,“代表者”和“被代表者”從根本上被切斷了,兩者變成了一種任意的關係。因此,由匿名投票選出的“代表者”不再受到“被代表者”的約束。換言之,雖然實際上並非如此但“代表者”可以擺出代表萬眾的架勢,而且他們也真的這樣做了。
所謂“資產階級專政”並非通過議會來實行統治。它是通過把存在於“階級”和“統治”中的個人還原到“自由”的個人,從而抹消了其階級關係和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這樣一種佈置其本身正是“資產階級專政”。在議會選舉上每個人是自由的。然而,這是建立在現實的生產關係被捨棄之上的。實際上,人們一旦離開選舉的場所,在資本主義企業中所謂“民主主義”等不可能存在。就是說,經營者並非通過公司員工的匿名投票而選舉出來的。還有,國家的官吏也並不是由人們選舉出來的。人是自由的,這只意味著在政治性選舉中選擇“代表者”。實際上,所謂普選只是一種賦予已然決定了的國家機構(軍隊和官僚)以“公意”的手法精練的儀式而已。
流亡英國之後的馬克思,很難能像以前那樣來面對這裏的話語,他也沒有這樣做。因為,對於德國和法國的思想理論家,抬出被他們的話語所壓抑的經濟上之階級構造問題來是有意義的,但在英國占主流的態度和視角,正是他曾經針對德國哲學家而採取的經濟論之態度,針對法國思想理論家而抬出經濟學的視角。的确,就觀念論的歷史來說,經濟性的東西大概是“看不見”的基礎吧。然而,在英國這個經濟性的東西並不是看不見的。圍繞經濟上的利害所發生的階級鬥爭昭然若揭。不管是古典經濟學家還是李嘉圖左派的社會主義者,都直截了當地從經濟的角度來觀察社會和歷史。被認為是馬克思首先提出的剩餘價值(剩餘勞動)榨取說,也早已由李嘉圖左派提出過的。 馬克思在英國遭遇到的重大問題不是革命,而是經濟危機。對於古典經濟學來說,從原理上講,經濟危機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使出現了,那也是一種事故或者過失。古典經濟學依據勞動價值說,否定了前一時代重商主義對貨幣的執著(拜物教)。貨幣,只是表示商品的價值,即於此被對象化的勞動或者社會勞動時間的東西。“生產物總是通過生產物或者勞動而被購買。貨幣僅僅是交換得以實現的媒介物而已”
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在“市民社會”中不僅發現了作為“慾望體系”的市場經濟,而且看到了可以調整市場經濟所導致的矛盾對立的司法機構和職業團體(議會)的存在。馬克思針對政治性國家,把市民社會看作“社會性國家”。如果這種社會性國家層面上的矛盾和對立即資本主義經濟能夠得到揚棄的話,那麼,黑格爾所謂的國家(政治性國家)就不需要了。值得注意的是,從這個時期開始,馬克思一生始終對通過政治性國家來揚棄資本主義經濟的想法持否定態度。這是一種黑格爾的觀點,拉薩爾那種國家資本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的思考也植根於此。
。馬克思認為,通過變革市民社會(社會性國家),就可以揚棄政治性國家。換一個角度來說,這就是要建立一種在社會性國家中不再出現政治性國家之異化的系統,即社會性國家絕不會再出現穩固的權力體制那樣的系統。他在巴黎公社所看到的,正是這種社會的具體形態。他將此稱之為“無產階級專政”。不用說,這和資產階級專政一詞一樣,是個隱喻。 眾所周知,列寧講的無產階級專政最後歸結到了共產黨的專政。結果,馬克思主義者最終放棄了這個概念。可是,倘若結果是走向了議會主義的話,那只能說是不得要領了。我們沒必要固執於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易生誤解的虛構,但不應該忘記這裏包含著重要的問題。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當然是一個對應著“資產階級專政”的概念。這時,“資產階級專政”意味著議會制民主主義。打倒了絕對主義專制而出現的議會制民主主義正是資產階級專政。所以,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能是回到與資產階級專政以前的封建專制和絕對主義獨裁相似的那種東西。資產階級國家考慮到了杜絕獨裁的構造,這就是三權分立和不記名投票。但是,三權分立事實上是有名無實的。
他在《資本論》中沒有立刻把各商品的價值還原到勞動價值,而是試圖從與其他商品的關係中來考察的。這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從使用價值(效果)開始。不過,從重視貨幣的馬克思的觀點來看,貝利和古典派同樣忽視了貨幣。貝利忘記了一個單純的事實,即商品與商品不能直接發生關係,所有商品只有在貨幣的媒介之下才能相互產生關聯。對他來說,人們拿某商品與金交換的時候,被視為與金這一商品交換沒有什麼兩樣。這個時候,金並非商品而是貨幣這一點被忽略了。他沒有看到,某物之所以為貨幣在於它被置於一般等價形態(或者貨幣形態)上。商品的關係體系並非各種商品直接發生關係,而是由和一般等價物的一商品之關係構成的。
所謂資本家就是同時站在不同體系的兩端的人。由此,商人資本家通過不同的關係體系中的差異獲得剩餘價值。古典經濟學家把賤買貴賣的商品資本視為基於不等價交換或欺詐之上的東西,與此相對照,他們主張產業資本基於等價交換,其利潤在於生產過程即因分工和協作所帶來的生產力的提高。然而,商人資本其實並非基於不等價交換。如果某種商品在某個地域因自然條件而得以大量的生產,那麼,在其地域的諸商品關係中所規定的價格,便要和這種商品還沒有被生產或者很缺乏的地域的價格不同。商人機敏快捷,在便宜的地方買入而在貴的地方賣出。即使從其差額中獲得了剩餘價值,那也不能說是欺詐。因為,在這裏交換是依據各自的價值體系而正當地進行的。
商人資本從空間上的價值體系的差異中獲得剩餘價值,而產業資本則靠創造出時間上的不同體系而獲得剩餘價值,其實,資本是不管在什麼地方取得剩餘價值的。例如,19世紀英國的產業資本從印度買入棉花進行機械生產,再輸出到印度,由此而獲得利潤。如果沒有與印度的價值體系之間的差異,剩餘價值是不可能產生的。這使印度的手工業遭到破壞,相反增大作為原料的棉花生產。今天,這樣的事態在本質上依然沒有改變。產業資本不僅對原料,而且在勞動力上也要尋求更為便宜的,故而不斷地轉移地點。國內工資上升的話,企業就會把工廠轉移到國外去以獲得更廉價的勞動力。就是說,資本總是要通過從差額獲得剩餘價值以實現自我增殖,至於這種差額從哪裏獲得是無所謂的。因此,即使在產業資本主義方面,商人資本性質的活動遍布包括股票和外匯市場的所有可以發生差額的地方。這種商人資本性質的活動之無所不在,使浮動的價值趨於“均衡”。不過,構成產業資本特徵的是靠技術革新創造出相對剩餘價值,這一點確實無疑。經濟學家們警告說,全球化金融資本的投機將和“實體經濟”脫鉤。但他們忘記了,所謂“實體經濟”也是靠“虛擬”來推動的,這正是資本主義經濟本身。
馬克思所論述的一般利潤率的降低傾向、無產階級的貧困化或階級的兩極分化的趨勢,早在19世紀末就受到了反駁。但是,比如說英國的勞動者與馬克思說的相反具有了某種富裕程度,那是因為資本從對外貿易中獲得的剩餘價值,一定程度上也被分配給了英國的勞動者。比起國內來,貧困化更發生在海外的人們身上。這在現今也是一樣。因為,地球上有一半以上的人處於飢餓的狀態。我在前面強調過,不是在個別資本上而是應該在社會總資本上來看剩餘價值,進而,後者的社會總資本不應該在“一國”內部,而是要作為世界總資本來看待。《資本論》之所以成為一種“政治經濟學批判”,就在於它不是將資本主義置於城邦國家(民族國家)中,而是試圖放到世界中來觀察的。
沃勒斯坦在繼承了這種“依附理論”的成果同時,試圖在世界史中對此做進一步思考。但是,這並非超越了《資本論》的東西。資本主義應該在世界性的經濟中來思考,侷限於一國之內是不行的。因為,“國民經濟”或者不如說民族國家本身乃是在世界市場中形成的。這正是馬克思所抱有的觀點。與李嘉圖的國際分工論相抗衡,而從世界市場和商人資本角度來思考的馬克思,始終把“世界資本主義”放在心頭的 [133] 。就是說,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論述的不是英國一國而是世界資本主義。他一面說“資本主義生產離開對外貿易是根本不行的”,一面講對外貿易“我們把它完全撇開” [134] 。但是,如果認為他是將殘餘的世界經濟內面化於“一國”的經濟中了,那麼,這個二律背反就可以解決了。的确,《資本論》是以英國為模型的。在此,也便產生了是否可以適用於其他落後國家的議論。但是,馬克思在英國所見到的並非世界資本主義以外的什麼東西。 例如,馬克思指出過資本有機構成的高度化導致一般利潤率的下降傾向,說這由於對外貿易而受到阻止。
這作為經濟政策即是“重商主義”,同時只要依存於作為當時國際貿易決算手段的世界貨幣,也便是“重金主義”的。絕對主義王權廢除封建性的“經濟以外的強制”,制服了眾多並立的封建諸侯而將封建領有權變成了私有權。另外,通過貨幣進貢制強迫農村共同體實行商品經濟,從而促進了封建主義經濟的資產階級化重組。這個過程就是所謂的“原始積累”,不用說,它是通過在世界資本主義中靠各國家之間的競爭實現的。 由於上述原因,絕對主義國家與重商主義得以結合到一起。在英國一般是這樣表述的,絕對主義王權被打倒,又於產業資本主義/自由主義得到确立的階段,經濟和國家成為相互分離的存在。但是,如上所述,實際情況並非如此。自由主義者認為,國家應當盡量縮小,最好建立“小政府”。然而,我在前面已經講過,這不過是為了促進大英帝國的經濟政策而作出的主張而已,擁有如此廣大的殖民地,這種“小政府”的倡導根本無法實現。更何況,在英國之外的落後資本主義國家,國家與經濟的密切結合乃是理所當然的。這種情況在今天依然如此。國家在本質上是重商主義的。反過來講,對於重商主義的考察將揭示國家為何物。馬克思在講到重商主義中會產生典型的“貨幣拜物教”時,也指出那些嘲笑重商主義的經濟學家們到了經濟危機的時候會毫不猶豫地迅速回到重商主義。這個觀點同樣適用於國家論。
據黑格爾說,議會的使命在於獲得市民社會的共識,同時在政治上教育人們使其強化對於國家政治的知識和尊重。但是,這不能歸結為黑格爾對議會的輕視或者普魯士民主主義的不發達。所謂“發達”正是這種“教育”進步的結果。隨著普選的發展,人民主權這一觀念得以穩固。然而,這個“人民”已經是被國家所“教育”出來的國民。正如施蒂納所言,在此每個人都成為主權者(egoist)是不可能的。不管是立憲君主制還是共和制,將議會民主主義視為代表每個公民的意見的過程乃是一種幻想。實質上,那不過是把官僚或者與此相類似者提出的方案變成仿佛國民自己決定的手續而已。這在社會民主主義政府之下情況也是一樣,或者更依賴於官僚和與此類似者的方案。 然而,早期馬克思批判了上述這種黑格爾的思考。他認為,根底上存在著市民社會(社會性國家),而政治性國家乃是其自我異化的狀態。不過,馬克思這裏所謂的“市民社會”已然是由各“國家”而被區分並組織起來的東西。所謂市民就是國民。因此,即使消解了政治性的國家,國家依然會保留在市民社會本身中。
葛蘭西用機動戰、陣地戰、地道戰等戰爭形態的比喻來談論革命運動。所謂機動戰乃是要掌握與政治性國家直接鬥爭的權力,陣地戰則是和存在於政治性國家統治背後的市民社會的霸權性統治佈置進行戰鬥。俄國革命中所運用的方法不適用於市民社會相對成熟的西歐,對此葛蘭西指出: 在東方,國家乃是一切,市民社會則是原生的膠質狀態的。而在西方,國家和市民社會之間保持著適當的關係,國家一旦發生動搖,就會立刻顯露出市民社會堅固的結構。國家不過是第一線戰壕,其後面有著要塞和砲台之堅固的系統。(《陣地戰和機動戰——托洛斯基論》,收《新君主論》) 然而,這個市民社會的成熟,應該從是否确立起了資本主義—民族—國家這一方面來衡量。在意大利,葛蘭西領導的列寧主義式佔領工廠的鬥爭之所以被法西斯所粉碎,在於後者訴諸了民族主義。另一方面,在俄國國家、資本和民族並沒有統合起來。就是說,在此進行的戰爭是為了皇帝而非民族,相反是社會主義革命喚起了民族主義。另外,在許多“社會主義”國家,革命和民族獨立解放運動是相同的。那裏的國家機構和資本與外國殖民者相勾結,因此,喚起民族主義情緒的是社會主義者。不過,這些“成功”的範例並不能告訴我們當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确立起來之後該怎麼與之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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