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追寻赶超之路

1956年2月，苏共召开的二十大，引发毛泽东等领导人“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道路的思考，并在经济改革与扩大民主两方面进行了有价值的尝试。然而，这种思考和探索后来却演绎出一场以“大跃进”和公社化为标志的乌托邦运动。其核心是双重赶超：用全民动员的办法创造增长奇迹，赶超英美；通过建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超越苏联，为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一种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模式。这个运动以一场全国性大饥荒宣告失败了，它留给人们的启示是深刻的。
对于苏联式计划经济没有好感的，恰恰是毛泽东。刻板的计划平衡和照章办事，与毛泽东全民动员的思路格格不入。他认为，这限制了基层和群众的活力及创造性，并助长官僚化的趋势。
从《论十大关系》到中共八大，毛泽东和中共高层对于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系列尝试，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苏共二十大的回应，而且看起来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诸如，在科学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学术自由，甚至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提出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将《光明日报》《文汇报》和《大公报》等报纸重新交由民主党派人土主办，鼓励民主
党派“唱对台戏”：《人民日报》扩版，报道批评言论和刊登争鸣文章；《参考消息》扩大发行，放宽获取外部信息的范围；官方发动了一场“百花运动”，动员知识界展开学术争鸣。
 毛泽东扩大民主有三层考虑：一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知识分子为实现他的建设宏图出力。二是有意借助党外的批评冲击官僚机构的沉闷空气。三是希望树立一种比苏联自由、开放的社会主义新形象。然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所提的自由、民主，并不是基于五四宪法已经规定的公民权利，而是执政党的一个动员工具。在“双百方针”提出之日就设定了两个界限：一是“争鸣”不涉及政治问题，一是只给人民自由，不给反革命分子自由，毛泽东说：“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料定知识分子的“争鸣”不会逾越雷池。
然而，这种探索被场来自外部的危机打断了，而且转了向，这就是发生在波兰和匈牙利的动乱。
波匈事件后，尤其是11月11日铁托发表“普拉演说”以后，毛泽东明确转向。对于斯大林的错误，赫鲁晓夫归结为他的猜疑、任性、暴戾等个人品质，毛泽东更愿意把它归结为认识论问题，即缺乏经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铁托的“普拉演说”提出了与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说“个人崇拜是一种制度的产物”，铁托称之为“斯大林主义”，把眼着斯大走的人称为“斯大林主义分子”。铁托的说法，引起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共同的愤怒毛泽东认为，这将分裂共产主义队伍，必须驳倒它。以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为标志，毛泽东从批评斯大林错误转向维护“斯大林主义”，从採索改革之道转向维护十月革命和苏联经验的“共同道路”，从批判教条主义转向批判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概念一经出现，就挥之不去，对此后中国20年的政治走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毛泽东从来都没有放松过对阶级斗争的警惕。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上，毛泽东提醒全党注意，波匈事件“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据此，有人认为，毛泽东此时已经形成“引蛇出洞”的策略；此后，动员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帮助共产党整风，完全是他亲自伏设的一个“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大罗网。另有研究者依据详细史料说明，毛泽东此时还没有形成“引蛇出洞”的策略。他发动整风运动，是真想解决党内“三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问题。从史料出发，笔者认同后一种分析。
实际上，整风的动议几个月前就有了，波匈事件促使中共提前整风。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以及3月在宣传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两次重要的整风思想动员。特别是前者，后来整理成一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被普遍认为是毛泽东建国后最重要的著作，他本人也十分珍惜，视为理论创新。《正处》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要求执政党的干部用新的民主的方法化解社会矛盾。这相对于斯大林把一切矛盾都看成阶级斗争的观点，以及从肉体上消灭一切政治反对派的做法，是一个历史进步。然而，《正处》仍然是以政策治国，而不是以法治国。法治的原则是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守法受到保护，违法受到制裁。《正处》理论的致命罅漏，恰恰就在于它的前提，即将社会矛盾区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前者专政，对后者民主。然而，在这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模糊地带。一旦认定矛盾性质转化成了敌我矛盾，毛泽东提出的所有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主方法都将失去意义，重新启用对敌斗争的手段和策略就成为不可避免。不幸，历史正是按照这种逻辑演进的。
第二，采取“引蛇出洞”策略。5月14日和16日，毛泽东两次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已经明确透露出准备反击的意向，但对党外秘而不宣。除涉及物价、外交、肃反三项，要求党报继续刊登“鸣放”言论，引右派出头，以“暴露其反动面目”。邓小平作为总书记直接部署反击行动。他在5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要求各地领导人回去赶快收集右派们的言论，他说“现在时间比金子还贵”。中共高层是把反右作为一场大战来打的。《人民日报》连续发社论《欢迎非党同志帮助我们整风》《继续争鸣，结合整风》。直到6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仍然要求“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并“登在报上”。其目的更加明确，就是要“引蛇出洞”，聚而歼之。
各地纷纷重新部署斗争，发现的右派分子越来越多。在群众运动中，各种“钓鱼”手段进一步发挥。被打成右派的原因各种各样，最多的是因对本单位领导不满。
对于毛泽东提出加快发展的方针，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开始都表赞同。然而，当各级领导人头脑普遍发热、导致各方紧张的时候，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等财经领导人产生了集体焦虑，他们与毛泽东的分歧加大了。周恩来为劝阻毛泽东追加20亿元基本建设投资的要求，甚至与其发生了当面争执。周对毛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同意这个意见。”6月初，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会议，赞同周恩来等人的意见，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指导思想悄然从“反右倾”转向“反冒进”，而年初提出的农业四十条和“多、快、好、省”口号，实际上被搁置。毛泽东的意见被中央集体否決，这在建国后是极少见的。毛泽东心中不悦，但没有表露。他首次表达不满是在这年年底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在这次会上，刘、周陈云鉴于匈牙利的教训，主张进一步收缩计划，回应民生要求。毛泽东当即表示异议，告诚他们不要“泼冷水”。
从1957年底到1958年春，毛泽东严历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认为它为右派提供了ロ实，而且逢会必讲，口气越来越严厉，称反冒进的领导人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了，这使周恩来、陈云等人倍感压力，被迫做检讨，周甚至提出辞去总理职务。
除了政治压力，毛泽东一系列讲话的思想影响力同样不可忽视。在1958年春的一系列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不断革命”，要“破消极平衡，立积极平衡”；“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一张自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不要怕教授”；“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名家是最落后的、最怕事的、最无创造性的”等言论，有极大的鼓动性。它所表露的，除了对意志力的崇拜，就是鄙视知识权威的倾向。
我不认为，毛泽东真的相信报纸上亩产多少万斤的连篇的报道，但他不愿“泼冷水”，群众运动靠的是一股气，“气可鼓不可泄”。
“强国梦”是一个民族梦，快速完成工业化是中国近代有识之士的共识。在20世纪之初，孙中山就预言，“中国的未来将有一个大跃进”。大跃进就是想竭尽全力弥补失去的时间。在1958年“大跃进”中，中共领导人太渴望出现奇迹了。毛泽东说，“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除了陈云不说话，包括刘少奇、邓小平等几所有领导人头脑都发热。
1958年，市场彻底消失了，而中央计划又失去约束力，剩下的只有主观意志的任意发挥和滥用行政命令了。
公社化并没有造就一个无差别社会，却无限度地扩张了国家控制力。尽管国家控制社会的体制随着三大改造完成而建立，但当时仍然留有一定的社会空间。在农村，乡、社是分设的，合作社仍是一个经济组织，乡政府主要还是从外部对合作社进行管理和控制；合作社之外仍有小量个体农民，政策规定农民有退社权利，尽管退出很难；合作社内农民仍有自留地、家庭副业和林木、农具、房屋等私有财产家庭仍是农民抵御风险的最后屏障。然而，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直接诉诸行政权力管理公社内的一切事务；集体之外再无土地，公社之外再无农民；自留地、家庭副业被取消，私有房基地、牲畜、林木等财产也都归公；撤村并户，农民进居民点，吃公共食堂，妇女劳力被从家庭里动员出来，男女劳力编成各种“突击队”，有的直接编成班、排、连、营，实行统一调动，“大兵团作战”，这就是所谓的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许多地方搞集体宿舍男女分居，要消灭家庭。国家力量达到了对社会的超强控制，获得前所未有的动员能力。
农民的口粮掌握在公社，饭碗端在干部手中，强迫命令、瞎指挥、多吃多占就不可避免。另一个严重后果是“浮夸风”，即全国性的集体造假。造假是官僚体制的一个顽症。它根源于干部任命制，以及以指标管理实施政绩考核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干部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很难避免干部以造假博取荣誉、升迁或免于责罚的冲动。事实上，造假者很少受到追究，说真话的部却无一例外地受到处罚。毛泽东对造假现象虽不鼓励，但相当宽容，明确提出要保护广大干部的极性，对说假话的干部要耐心说服，不予处分。在领导层，并不是没有人看出假来，但是谁都不愿明说。也许起初造假者只是把它看成一场数字赛的政治游戏，并没有想到它的后果。事实上他们也不是后果的主要承担者，最终农民为此付出了饥饿甚至生命的代价。
河南修武县县委书记的一番话，提醒了毛泽东：如果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制，遇到丰年国家无偿调拨公社产品，将会遇到农民的反抗，遇到灾荒国家不可能给农民发工资、配口粮。这表明国家虽然要控制农村的生产活动，但不希望承担过重的财政负担。
 一般认为，灾荒是1959年下半年以后出现的，其实1958年底些地方就已经出现饥馑、疾病和饿死人的现象。
但问题远远没有充分暴露。广东、湖北、安徽省委给中央都认为，农村到处闹粮荒不是真的缺粮，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而是思想问题。王任重提出，对瞒产干部“从警告、撤职、直到开除党籍”；赵紫阳更提出，“甚至法办”。毛泽东认同一些省委的分析，相信“产品本来有余”。
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下，除了毛泽东没有谁敢率先提出纠“左”。如果说，1957年反右，使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集体失声；那1958年批反冒进、批怀疑派观潮派，党内不同意见也难表达了。有人公开声称“对主席就是要迷信”。当时，柯庆施有两句名言：“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做检讨时说：“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
（毛泽东）责怪人们向他“封锁”消息，称“权力要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希望用进一步集权的办法来消除混乱。他历数与彭德怀、周恩来、刘少奇、陈云、洛甫、朱德、刘伯承、林彪等党内重要领导人“吵架”的历史，说“我得罪了你们……你们全都不投我的票那也好，我无非是拉倒”。
（庐山会议）一则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就是维护党的团结，在多数人看来，“党的团结”高于ー切，是非曲直反成了第二位的东西。更何况，有一批重要领导人劲头还很足，还要继续“大跃进”，不愿听反面意见。他们是自觉地维护毛泽东、维护“大跃进”的。
信阳事件在1959-1960年冬春就发生了，信阳地区及各县領导者极力封锁消息，扣压来往信件，他们分片把守，要道设岗，沿边巡逻，阻止逃荒者外流。
信阳事件指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发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大批农民饿死的事件。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展后，信阳地区浮夸盛行，粮食产量严重虚报。庐山会议后开展反右倾运动，各级官员因担心被打成右倾，强行按虚报产量制定的粮食征购标准向农民征粮。地方官员采取吊、打、酷刑等极端方式逼迫农民将口粮交出的现象频频发生，酿成饿死百万人的惨剧。
高层不清楚全国灾情有多严重，加上中苏论战吸引了大部分注意力，延缓了救灾的时间。（1960年7月北戴河会议期间）突然收到赫鲁晓夫照会，全部撤走专家，激起愤怒，大家表示要“共赴国难”，勒紧腰带，提前还清苏联欠债。激愤情绪支配了整个高层。随后的几个月，高层几乎把全部精力放到与苏共领导人打口水仗上了。几乎没有讨论国内事务的记录。
历史上的人为灾难，并非都出自恶的动机，那些抱有崇高目标却带来巨大灾难的社会运动，更具有悲剧意义。
基于独特的近代历史背景，在中国推行赶超战略，有着广泛的社会同。然而，正如许多建立伟业的历史人物都可能自我膨胀一样，毛泽东和许多领导人也过分相信改造社会的能力。
这场实验所以通行无阻，是因为它依托于一个“全能主义”的集权体制，这种动员力量由于存在一个“超凡魅力型”领袖而强化。
真正的危险不在因缺乏经验而犯错，而在于因阻塞批评而丧失纠错的能力。
“大跃进”的失控是运动式经济的必然结果，消灭了市场又破坏了计划。
高征购不仅因为高估产提供了虚假信息，还与城乡分割户籍制度和统购统销政策有密切关系。在粮食危机到来之际，国家的首要目标是挽救城市，饿死人基本上是农村现象。最为典型的是四川省，由于李井泉为中央解难，大量调出粮食，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省，反而成了饿死人最多的省份。
1968年，美国学者哈定在《科学》杂志上发表题为《公地的悲剧》的文章，设置了这样一个场景：一群牧民一同在一块公共草场放牧。一个牧民想多养一只羊增加个人收益，虽然他明知草场上羊的数量已经太多了，再加羊的数目，将使草场的质量下降。牧民将如何取舍？如果每人都从自己私利出发，肯定会选择多养羊获取收益，因为草场退化的代价由大家负担。每一位牧民都如此思考时，“公地悲剧”就上演了——草场持续退化，直至无法养羊，最终导致所有牧民破产。
“理想越崇高、目标越远大、权威越强大，带来的灾难可能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