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3-45(绪论→空间革命、横向时间与置换的政治)

帝国主义概念是以经济分析为中心的，但不同于19世纪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和流通过程的分析，这一概念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将全球关系和帝国竞争置于中心，从而与地缘政治关系、军事力量对比，以及东西文化问题相互纠缠。在这一语境中，政治是如何发生的呢？离开一系列全新的概念或范畴，20世纪的政治及其历史含义似乎无法呈现；但同时，如果将这些通过翻译或转译而来的概念作为构筑和解释历史图景的基础范畴，话语体系与社会条件之间的错位又常常如此明显。在这一时代，个人、公民、国家、民族、阶级、人民、政党、主权、文化、社会等概念成为新政治的中心概念；生产、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及其附属概念，成为描述中国和其他社会的基础范畴；“薄弱环节”、敌我关系、“边区”、“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统一战线等命题全部产生于对帝国主义条件下全球和国内局势的判断和战略战术思考。
在上述这些主要概念、范畴和命题中，除了极少数产生于具体斗争的概念和范畴如“边区”“中间地带”之外，绝大部分用语源自对19世纪欧洲概念和命题的翻译和挪用。20世纪的革命者和改革者迅速地将这些概念、范畴和命题用于具体的政治实践，却让新时代的历史学家们苦恼不已。例如，许多学者对于“封建”一词在现代中国的“误用”大加嘲笑，颇费周章地考证封建概念的欧洲根源，论述这一概念的中国运用如何错解了“封建”一词的“原意”，进而误导了现代中国政治。如果封建这一范畴源自彻底的错用那么，此前与此后的社会形态描述又有什么根据呢？再如，在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体制确立的背景下，社会主义者们发明了“无产阶级”这一概念，它被视为真正的、代表未来的革命主体。在20世纪中国，对于作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的探寻是一个持续的政治进程，但在工业化如此薄弱的社会，工人群体的数量、规模和组织程度都极为弱小，甚至作为其对立面的资本家群体能否构成一个阶级也曾遭到质疑。这是否意味着中国革命本身就是一个“误会”的产物呢？
印度“庶民研究”的代表人物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发现:在印度和其他的非西方世界寻求革命主体的努力产生了一系列无产阶级这一西方工业社会范畴的替代物，如农民、大众、庶民等。但重复与置换的现象并不仅仅发生在无产阶级这样的范畴上，而且也发生在前面提及的几乎所有范畴上。革命与反革命的双方都体现着这一置换的逻辑。这些范畴没有一个可以简单地按照19世纪的逻辑给予解释，也没有一个可以单纯地按照其古典词根给予说明。20世纪中国的许多范畴和主题都是对19世纪欧洲的重复，但每一次重复同时也是置换—并不仅仅是背景差异的产物，而且也是一种政治性的置换。这些概念重组了历史叙述，也打破了旧叙述的统治地位，从而为新政治的展开铺垫了道路。这并不是说这一时代的话语实践不存在概念或范畴的误植，而是说若无对这些概念或范畴的政治性展开过程的分析，我们根本不能理解它们的真正内涵、力量和局限，从而也就不能通过它们理解20世纪中国的独特性。
(89）关于封建概念的讨论篇目众多，其中冯天瑜的《“封建”考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用详细的考证，论述“封建”概念的误植。对于历史分期问题而言，这一讨论或有意义；但就理解20世纪封建概念及其相关的思想斗争和社会运动而言，所谓“误植”或“制名以指实”的名实观，无法提供对于这一概念的现代生成的历史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