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格林致闵茨

“激进的沉思是模凌两可的。它意味着从政治实在中撤离；然而另一方面，它的智识结果也会影响政治实在。”

于是，这就产生了如下问题：

“激进沉思的态度难道不荒诞吗？既然它破坏了观念的魔幻（这是实践的灵魂所在），而生活要想延续下去，就只有借助于观念的魔幻才得以可能，那么，这种态度难道不是不道德的吗？沉思在严格意义上是一种个体的、独孤的实践，它没有建构政治秩序的能力。那么，难道它不应像柏拉图所相信的那样，成为隐秘的吗（至少在涉及它最危险的后果时）？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沉思必须接受教化，否则一切观念到了某个地步就必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再也不准对它提出任何批评——这也是不道德的，因为这样将使任何通往更高社会形式的伦理发展变得不再可能。那么结论就是，除非一位思想家足够审视地从事批判和破坏，同时也是足够愚蠢地相信他已经凭借一种新的魔幻发现了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法，否则好良心的‘进步’就不再可能。结论难道不就是如此吗？对柏拉图而言，答案就是，智者的秘密不能载诸笔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