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荆公之时代 下

读欧公此文。则当时所谓清议者，其价值可以想见矣。彼建言者之意，不过欲借此以立名，但求因言得罪，则名愈高，其唯一之目的在是，而国家之利害，一切未尝介其胸也。故惟日日搜求好题目，居之以为奇货，稍有可乘，则摇唇鼓舌。盈廷不得志之徒，相与为表里，愚民无识，从而和之，势益汹汹。有抗之者，即指为奸邪，务箝人之口而后已。争之不得，则发愤而诬人私德，至谓韩魏公交结中官，谓欧阳公盗甥女。夷考当时攻韩欧之言，曰：“乱大伦，灭人理。”曰：“含生之类发愤痛心。”曰：“奸邪之人，希恩固宠，自为身谋，害义伤孝。”曰：“百计搜求，务为巧饰，欺罔圣听，支吾言者。”夫韩欧二公之立身事君，其大节昭昭在人耳目，曷尝有如言者所云云。使如所云云，则此二人之罪，不在施政之失宜，而在设心之不肖，是则真不可以立于天地间矣。而岂其然哉？若其不然，则攻之者之设心，又居何等也？夫濮议不过皇室私事耳，曾无与天下大计；即在皇室私事中，抑其细已甚。而当时所谓士大夫者，以沽名泄愤之故，推波助澜，无风作浪，不惜挠天下之耳目以集矢于一二任事之人。而况乎荆公之变法，其事业之重大而不适于庸众之耳目，有过此万万者乎？其一人狂吠而举国从而和之，固其所也。濮议之役，韩欧所为，无丝毫悖于义理，既已若是，而言者犹指为乱伦灭理，希恩固宠，巧饰欺罔，则夫后此之以此等种种恶名加诸荆公者，其又可信耶？以琦之耿介，而得诬为交结宦寺；以修之高尚，而得诬为盗污孤甥，则凡后此所以诋荆公私德者，其又可信耶？区区之濮议，其是非可一言而决者，而有一孙固欲与彼等立异，章未上已群指为奸邪，则后此凡有为新法讼直者，一切指为奸邪，不当作如是观耶？濮议一案，以有欧公此文，其是非曲直，尚得略传于后，而熙丰新法，以荆公《熙宁日录》被毁，后世惟见一面之辞，于是乃千古如长夜矣，哀哉！
前面引了欧阳修《濮议》全文，其中有“因言获罪，便是忠臣”，说吕诲等人。这件故事可见“士大夫意气相争”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