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勃·迪伦也来过我们出版社一次

鲍勃·迪伦也来过我们出版社一次，但情况完全不同。之前我和他的律师谈好出版一本他的歌词集——书名也是够怪的，就叫《歌词集》——将收入他自1961年至1982年写的所有歌词。几乎从他一出道起，我就喜欢他的歌，1965年《像一块滚石》作为单曲发布那天，我在广播里听到，顿时被击中，那是我整整十年前第一次听到猫王的《伤心旅馆》以来没有过的体验——流行音乐一直都是我一生中的主要爱好之一。我与迪伦之间的事务大部分是打电话或者通过他的“女星期五”内奥米·萨尔兹曼联系的。这位和蔼的犹太女士像鸡妈妈一样帮他安排好每天的活动，也很容易打交道，因为她全身心地维护他的利益，又务实而注重实际。一天晚上，她请我和我的“女星期五”玛莎·卡普兰去她家吃饭，同吃的还有她丈夫和鲍勃。这真是出乎意料。这个天才叛逆者和超级明星活像个孩子——你会感觉他大概连鞋带都不会系，更别说写支票了。最让人感动的是他还努力要帮忙洗盘子。这么天真的举动怎么能跟《像一块滚石》的那种令人咆哮、暴躁的愤怒对得上号？鲍勃·迪伦不只有一面。
《歌词集》的文本整理、调整到他满意，接下来要跨过的大桥就是书的设计。书中要收入不少他的画，他很关心这些画和整本书的视觉效果，但又说不出或者不愿意告诉我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我请我们最嬉皮的设计师拿出一个漂亮的设计方案，寄给内奥米让鲍勃过目。这个方案没有获得他的认可，我建议我们见面讨论一下，但我不想让他到出版社来引起全社同事的好奇，我们决定请他午饭时间去我们家。他穿着乱糟糟的便装来了，实际上跟我乱糟糟的便装没多大差别。事先他已说好要金枪鱼三明治，所以他来的时候就可以吃了。大约有二十分钟时间，我们绕着他来的目的兜圈子，可他像是舌头打结似的——解释不了他不喜欢设计第一稿的哪些地方，也说不清他想要的设计方向。最后，我在绝望中告诉他我得有个线索，又经过更多时间的犹豫迟疑，他终于结结巴巴地说也许我们可以试着做得更……“中西部”一点儿？
有了这个线索——假设他说的是这个意思——我向我们的首席设计师贝蒂·安德森求助，她是一位柔弱的、上了年纪的女士，来自南卡罗莱纳，戴着白手套上班，每天午饭都在淑女们去的女子俱乐部吃。贝蒂听说过鲍勃·迪伦，但从未听过他的音乐，于是我把我收藏的所有迪伦唱片借给她，她居然还勇敢地跑去看D.A.彭内贝克拍摄的纪录片《别回首》，当时该片正在她家附近的影院重映。她爱这些音乐，爱这部电影，爱迪伦，很快就拿出朴素、漂亮的设计稿，我派人送到内奥米那里去。两小时后，我办公室里的电话响起。对方的声音我几乎听不出是谁：“鲍勃吗？我是鲍勃·迪伦。我拿到设计稿了。我爱它们。千万别改。感谢那位女士。”他好像变了一个人——这个鲍勃·迪伦主宰世界；自信，兴奋，由他说了算。我没有告诉他，贝蒂是南方人，不是中西部人。
说到我的“女星期五”玛莎·卡普兰，她是我的老朋友菲莉丝·利维赠予我的最好礼物。菲利丝在七十年代担任《妇女家庭杂志》的小说编辑，她知道我在找人协助图瓦内特的工作，就推荐了玛莎。玛莎当时在杂志社做荒唐的工作，比如做诗歌编辑。我一见到她就喜欢，渐渐爱上她。她是一个意志坚定的年轻人，没有一丝高调，而她的正直、庄重简直是她专属的标志，要是我不为我们、为我自己把她留下来，我就是疯了。时间证明，在她的谦逊之下还有工作中的精明细致和对别人的严格要求。她很愿意说出她的看法，但一旦她认为你的行为越过了她能够接受的界限，你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