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忠”的观念强化与扩展：社会与思想层面的互动

在安史之乱平定前后，士大夫阶层中依然笼罩着对“贰臣”的同情与回护，并无反躬自省的意识，直到半个多世纪之后思想的风向才真正开始发生变化。
“忠”这一观念的产生自然可以追溯至战国以前，但在何时才成为规范臣子行为的唯一准则，进而推动皇权的绝对化，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从安史之乱后的舆论反应来看，尽管唐代国家一统、皇权伸张，但魏晋以降士大夫“先家后国”的传统余响尤在，玄宗重视公卿子弟，多与名臣家族联姻，朝廷中依旧晕染“贵族”的色彩。但随着安史之乱的冲击，玄宗时代官僚集团的瓦解，新一代士人的登场所导致中唐以降思想文化上的种种变化，实为国史上的一大变局，学界讨论尤多。宋代之后“忠”从一种普遍的观念渐渐上升为规制士大夫行为的绝对道德律令，“师败将奔，去之可也”的智免之举已变得不可宽恕，以身殉城则成了臣子的义务。易代之际的任何“失节”的言行，都会被置于放大镜下详加审视、为士人贏取身前身后名的关键。
    但仍需指出的是，尽管“忠”的观念在此之后得到了强化与扩展，但士大夫在具体行动中依然存有犹疑与权衡，即使如文天祥这样的忠臣模，亦不例外。清军入关之后，本人坚守气节，遗民不仕，但允许子孙应举做官者更比比皆是，可知土人家族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与调和在整个历史时期都依旧存在。而我们在关注士大夫新面貌形成的同时，亦需要注意到中唐之后“国事既毕，家道乃行”这一自觉产生背后的皇权膨胀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