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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册子，大概包括治学方法、课程设置与研究生培养等几方面，大多作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虽然某些话也许可以被拎出来针砭时弊，但平心而论可存者不多，因之2000年编纂时不入集是有考量的，甚至是更明智的。同样有强烈的“时代印迹”，作于四十年代的《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弊》等读起来就比本书所收的难免新经学话语的诸篇要有意味得多。所谓“新经学”，大家都懂的。有趣的是，《从迷雾中走出来》的原题其实就是《从新经学的迷雾中走出来》，编纂时删去数字，意思反倒不显豁了，恐怕当时还有避忌吧。比较值得一看的是《詹詹录》《答江海学刊问治学经验》以及第四辑诸篇，特别是《答江海学刊问》，可见程先生对学问渊源的剖析。而从所述看，自不难理解何以70年代末重返南京大学后，除撰述之外，还要同时整理黄侃日记、汪辟疆文集的原因。
> 治学小言
0人觉得有用 张一玄 2025-04-15 15:30:37 江苏
小册子，大概包括治学方法、课程设置与研究生培养等几方面，大多作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虽然某些话也许可以被拎出来针砭时弊，但平心而论可存者不多，因之2000年编纂时不入集是有考量的，甚至是更明智的。同样有强烈的“时代印迹”，作于四十年代的《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弊》等读起来就比本书所收的难免新经学话语的诸篇要有意味得多。所谓“新经学”，大家都懂的。有趣的是，《从迷雾中走出来》的原题其实就是《从新经学的迷雾中走出来》，编纂时删去数字，意思反倒不显豁了，恐怕当时还有避忌吧。比较值得一看的是《詹詹录》《答江海学刊问治学经验》以及第四辑诸篇，特别是《答江海学刊问》，可见程先生对学问渊源的剖析。而从所述看，自不难理解何以70年代末重返南京大学后，除撰述之外，还要同时整理黄侃日记、汪辟疆文集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