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哲学第6卷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二○○四年十一月號　總第 32 期

2004年11月30日

日本的公共哲學運動

⊙ 山脇直司

佐佐木毅、金泰昌編：「公共哲學」，十卷本（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1-2002）。

公共哲學（public philosophy）一詞產生於二戰後的美國。李普曼（Walter Lippman） 於1955年發表了《公共哲學》（The Public Philosophy）一書，不僅批判了當時蘇聯的列寧主義，同時還批判了美國的大眾化社會及放任式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他呼籲通過陶冶人們的公共精神來重建自由民主主義，且把這樣的思想稱為公共哲學。在他之後，公共哲學這個詞不太見用，一直到了上世紀80年代，薩利文（William Sullivan）才使用該詞來批判自由主義哲學過份重視個人權利而忽視社會紐帶，並建議通過恢復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曾經研究過的、以「地區」而非國家為單位的團體的公共精神，來重鑄美國國民的道德和社會紐帶。此外，貝拉（Robert Bellah）與薩利文等人一起撰寫了《心靈的習慣》（Habits of the Heart）一書，在書中批判了以追求個人利益的人的行為為研究對象的各門社會科學，提倡重視「人的自然本性」和「文化傳統」等、「作為公共哲學的社會科學」。

除美國外，如阿倫特（Hannah Arendt）和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這兩位德國思想家也提出了新的公共性理論。在1958年出版的《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中，阿倫特取範於古希臘城邦政治，將公共性定義為同時具備「獨特性」和「共同性」的人們通過「語言活動」而形成的向「萬人開示的世界」。她批評現代社會因私有財產制度及市場經濟的發達而喪失了這種公共性，呼籲將其恢復。此外，站在現代啟蒙主義立場上的哈貝馬斯在於1961年發表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換》（Strukturwandel der Offentlichkeit）中，探討了近代歐洲的公共性問題。他從十八世紀對抗國家和宮廷的輿論中發現了當時公共性的存在，勾勒出市民公共性對抗國家公共性的模式。他還指出，十九世紀以來，隨著國家行政機構日益龐大和貨幣經濟系統的發展，建立在上述公共性基礎上的輿論之形成變得越來越困難。他在該書第二版（1990年）中把輿論形成的場所定義為「建立在自由意志基礎上，作為非國家、非經濟性聯合體的市民社會」。

近年來在日本興起的公共哲學，雖然受到上述思潮的影響，但突破了上述思潮歐美中心主義的偏頗和局限，是一種創造新理論的學術運動。由東京大學出版會出版的十卷本「公共哲學」就是基於這樣的理念而編輯的。這套書由東京大學現任校長佐佐木毅和將來世代綜合研究所所長金泰昌共同主編，由日本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學家、社會學家、思想史家和哲學家等擔任編委，內容以多學科交叉為特色。

在第一卷《公與私的思想史》中，以西歐、中國、伊斯蘭世界、日本和印度為對象，主要由這些領域的權威從比較思想史的角度，就公私問題進行討論。第二卷《公與私的社會科學》圍繞政治學、社會學及經濟學各領域中的公私觀的異同展開涉及多學科的討論。第三卷《日本的公與私》，從歷史角度重新審視日本公私觀念的原型及其變遷，並就現代有關公共性的學說展開詳賅的討論。第四卷《歐美的公與私》以英、法、德、美等現代歐美國家為對象，探討其以國家為中心的公共性向以市民為中心的公共性之轉變是如何完成的；且重點討論了向類似歐盟那樣的超國家公共性組織轉換的可能性等問題。第五卷《國家和個人和公共性》，在承認二十世紀各國於民族統一性原則、總動員體制、意識形態政治、全能主義體制等方面有差異存在的前提下，專家學者圍繞今後應該如何思考國家和個人的關係展開議論。第六卷《從經濟的角度看公私問題》的主要內容，是由具有代表性的日本經濟學家圍繞是否可以通過國家介入和控制私人利益來實現公共善，以及應該如何看待日本的經濟問題等進行了討論。在第七卷《中間團體開拓的公共性》中，以具有代表性的日本社會學家為主的論著，圍繞介於國家和個人之間的家庭、町內會（町是日本城市中的街區，類似於中國的巷、衚衕；町內會則是在町成立的地區居民自治組織）、小區（community）、新的志願者組織、非營利組織（NPO）、非政府組織（NGO）等新舊中間團體在日本能否開拓出新的公共性進行了探討。第八卷《科學技術和公共性》，主要由科學家、技術人員和制訂有關政策的官員討論科學技術中的公私問題，以及人類能否控制既給人類帶來巨大好處、同時卻又有可能導致人類滅亡的科學技術的問題。在第九卷《地球環境與公共性》中，則由各個領域的專家學者討論在單個國家無法解決地球環境問題的今天，如何重新建立環境倫理、生命倫理和環境公共性。最後一卷《二十一世紀公共哲學的地平》中，來自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討論了綜合性地思考哲學、政治、經濟和其他社會現象的學問──公共哲學──所關心的問題及問題的現狀。

「公共哲學」在討論問題時選擇了綜合性、多學科的角度，超越了歐美中心主義和政治哲學中心主義等局限。但這只是個開端。在本系列中未討論的問題，比如關於公共知識份子、地方自治、領袖素質、法律、城市、醫療、組織經營、教育、文化、娛樂、宗教等等，將陸續在由東京大學出版會出版的《公共世界》系列中加以討論。此外，東京大學出版會已開始陸續出版公共哲學叢書單行本。我和政治哲學家小林正彌教授把這一系列活動稱之為「學問的結構改革」，其矛頭就是對準以前丸山真男所批評過的學術界缺乏橫向聯繫、嚴重自我封閉的現象，目的就在於打破阻礙學術發展的畸形專業體制。它是以公共性這一基本概念為基礎，以建立起靠各科學問協同解決人類面臨的各種問題的「後專業主義」為目標的一種運動。

公共哲學的活動並沒有局限在日本國內。將來世代綜合研究所和京都論壇至今已在世界各地的學府和機構召開過國際學術會議。自前年9月以來，在京都舉行了三次名為「國際．區域公共哲學京都會議」的國際會議，就「民主主義」和「國際資本主義」等議題進行了討論。去年12月，東京大學主辦了名為「東亞公共知識的創造──過去．現在．未來」的國際研討會。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不穩定的全球化正不斷深入。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之下，東京大學邀請了中、韓、美、澳具有代表性的學者，一起來總結二十世紀的教訓，探討東亞地區應該發揮的獨特知識作用，並希望促進大家對共有歷史的認識，一同探討「當下的問題」，思考「未來的方向」，創造出在這樣的意義上的「公共知識」。

我們在討論東亞公共知識的問題時，需考慮「殖民地主義」和「國民國家之相剋」這些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歷史狀況。的確，從那時開始，中、韓、日知識份子殫精竭慮輸入歐洲思想。中國的嚴復、梁啟超，韓國的俞吉濬，日本的福澤諭吉等人都在這項事業上留下了不朽英名。然而，各國同時對西洋思想的引進，卻並未促進當時的相互交流。日本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呼籲日本的每一個國民打破封建思想束縛，培養獨立的精神，建設獨立的國民國家。他曾經一度支持過韓國的金玉均領導的開化運動；可是在該運動遭受挫折以後，卻提倡「脫亞入歐」，晚年又傾向國權論，很典型地顯現了當時日本知識份子的局限性。福澤的文明論既呼籲日本人成為現代國民，又把當時西方列強作為日本模仿的文明模式，顯得自相矛盾。辛亥革命後，日本雖也出現過要跟中國知識份子積極進行交流的動向，但隨尠偽滿洲國的建立，日本進一步推行帝國主義政策，使得那樣的交流失去實質意義。此外，日本1910年吞併了韓國，傲慢地犯下了殖民統治的錯誤。

二次大戰以日本戰敗而告終。戰後，中、韓、日各自處於完全不同的政治形勢之下。具體地說，經歷了巨變後的中國，1949年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後又度過了文革等艱難時期，一直到現在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朝鮮半島在擺脫日本的殖民統治之後，爆發了內戰。戰爭導致的民族分離狀態一直持續到現在。而日本則在美國的保護下，實現了經濟繁榮和一國和平主義。就日本而言，戰後國民力爭趕超歐美，這可以說是全體國民的共同目標。日本的確實現了奇跡般的經濟騰飛，但我們不能忘記日本繁榮背後別國的悲慘歷史──日本的騰飛是由韓戰和越戰帶來的特別需求所支撐的。日本戰後的繁榮，可以說是在不關心東亞的情況下實現的。其結果造成對戰爭的反省不夠，不時可以聽到日本人有關歷史認識的不負責任的言行、乃至政治家的狂言。這些都阻礙了日本跟中、韓發展友好關係，導致東亞學者間的交流比日本和歐洲各國之間的要落後得多。

現在中、韓、日似乎都進口了不少歐美的公共哲學。比如除了阿倫特和哈貝馬斯之外，羅爾斯（John Rawls）和泰勒（Charles Taylor）等人的公共哲學在中、韓、日社會科學家間已是耳熟能詳。然而，這些思想家在歐美的環境下形成的公共哲學對其他各國的現實究竟有多大效果？還有，跟他們的學說不同的東亞式公共哲學是否可能？這些問題依然等待我們去解答。特別是在當今不穩定的全球化時代，不僅新自由主義掛帥，而且在經濟學等社會科學領域，美國的知識範式逐漸開始支配東亞的大學，這些都是不可忽視的問題。當然，並不是說民族主義、民族中心主義的文化價值觀可以取而代之。我們認為，為了對抗美國的知識霸權，今後東亞的知識份子應該在多樣化的區域性（地域性和現場性）基礎上，一起來討論如何創造跟我們的未來密切相關、重視世代繼承的公共知識。通過這樣的活動，對「九一一」事件後變得日益顯著的、美國在國際政治領域中的單邊主義，東亞公共哲學應該是可以起到防波堤的作用的。

王 前　譯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2003年10月號總第七十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