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品读

一颗伟大心灵的震颤回音

司马迁（前145～前90年），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司马迁出自名门望族，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自陈，其远祖曾在颛顼时代担任天官（星象方面的官职）。周宣王时期，司马迁的祖先进入秦国，八世祖司马错是秦国名将，在秦惠文王时期率兵灭蜀，后来又领兵二十万攻楚，迫使楚国割地求和。六世祖司马靳也是秦国名将，曾与白起一起在长平击破四十余万赵军。高祖父司马昌，曾在秦始皇时期担任冶铁方面的官员。曾祖父司马无泽，曾在西汉政府担任市长（又叫市吏，和今日市长并非同一概念）。祖父司马喜未出仕，但是拥有五大夫的爵位，五大夫是汉代二十级爵位中的第九级，有一定的薪俸，田产和奴仆。父亲司马谈热衷于治史，知识非常渊博，被西汉政府任命为太史令。太史令虽然是朝官，但地位低微，除了记录国史，还兼掌历法、星象等等。司马谈以祖上出史官而自豪，为人胸臆廓大，文采风流，司马迁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学术气氛浓厚的知识分子家庭。

司马迁自幼聪颖，10岁时便能读古代典籍。其父督导甚严，每使其当面诵读，考校文义。司马迁的家乡龙门古迹甚多，据传大禹曾开凿龙门山，疏导洪水。龙门山南侧是黄河，司马迁的故乡恰好在黄河与龙门之间，依山傍水，阡陌纵横，鸡犬之声相闻，颇有古国遗风，司马迁少年时代便在此耕读，此之《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耕牧河山之阳”是也。读书与耕作闲暇，司马迁常游览上古遗迹，发思古悠情，听邑人说古代的传说与故事。这为他后来立志写史记埋下了种因。

父亲司马谈任职太史令，将司马迁带到京师长安，使他目睹了这座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他在长安期间时常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国请教学问，内心世界为之焕然。司马迁不满足于儒家学问，曾师从唐都学习天文学，追随杨何学习易学、执礼于黄子学习道家学问，他博涉各家学问，掌握了阴阳、儒、墨、名、法、道各派思想的要旨。父亲司马谈常以出自史官之门自豪，试图著述一部史学大典，记载古来圣贤帝王言行，天下遗事恒文，因此有目的的收集了大量的史料与图书典籍。但司马谈感到自己年事已高，越来越力不从心，因此寄望于司马迁，期望他继承遗志。大约在司马迁20的时候，司马谈要求儿子游历全国，开拓视野。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司马迁在书斋之中读了很多古书，对书中所写的各处胜迹早已不胜仰慕，至此离开长安，一身青衫，两袖清风，背负书卷，仗剑去国，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全国性漫游。

司马迁踏上旅程后，南游江、淮地区，登上会稽山（今浙江绍兴东南），探查大禹穴，调查大禹和南方部落的故事；观览九嶷山（即苍梧山，今湖南宁远县境内），泛舟于沅水湘水之上，印证舜帝和娥皇女英传说的地理真伪，高声朗诵《离骚》，吊祭屈原。北渡汶水（今大汶河，山东境内）、泗水（今山东境内），在齐鲁两地考察民风民情，在邹县、峄山亲自参加乡射之礼，对孔子遗风进行深入了解。在鄱（战国时楚国番邑，今江西鄱阳东）、薛（今山东滕县东南）、彭城（今江苏徐州）做短暂的停留，考察楚故城、薛之孟尝君，以及彭城之战的遗迹，之后经梁楚（今湖北、河南部分地区）回到了家乡夏阳。此次漫游，司马迁足迹遍及江、淮、梁、楚、齐、鲁，几乎走遍了半个中国。宋代文士马存认为司马迁好游历，未尝一日不游。司马迁的游历并非遣怀之为，而是以游为文贮备资源。他在各地游历期间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为后来撰写《史记》提供了可靠的资料。游历不仅能开阔胸臆，而且能壮情怀。故而司马迁的文章或如狂澜惊涛，奔放浩荡；或如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如春妆初浓，靡蔓绰约；或如龙腾虎跃，千军万马。

司马迁有一侍妾名随清娱，年方十七，是其红颜知己。司马迁每每出游，必由随侍，或登山渡水，或寻访碑刻，或泛舟溪流、或凭吊胜迹，随清娱都与司马迁形影相随。白昼则执手相伴，是夜则红袖添香夜读书。由此佳侣陪伴，司马迁的漫游生活倒也平添生趣。后来司马迁到华阴同州，准备返回长安，随清娱留居于此。后听说司马迁获刑，悲愤而死。此事后话，暂且不提。

结束游历，司马迁回到长安后被汉武帝任命为郎中，主管宫禁守卫，替皇帝管理车驾，以及扈从皇帝出行。当时汉武帝西巡，司马迁亲随皇帝赴平凉（今甘肃平凉）、崆峒（今甘肃平凉西），对大西北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元鼎六年（前111年），司马迁又奉命出使巴（今四川东部）、蜀（今四川西部）、邛（今四川西昌）、笮（今四川盐边一带），并最南到达昆明，直到元封元年（前110年）三四月份才返回复命，出使时间长达十五个月之久。司马迁此次奉命出使西南，究竟负着什么样的使命呢？《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这句话过于简略，透露的信息十分有限。司马迁行文用字十分准确，以精确著称。“征”、“略”都是军事用语，颇有开拓之意，若非拓土，绝不会用此等辞句。对照《汉书》上这一时间发生的大事来看，西汉政府此时正在对西南用兵，汉军打败了当地的且兰夷、邛夷、笮夷，夷族首领纷纷请降，汉政府在这里设置了越、沈犁、汶山、武都等新的郡。大学者王国维考证这段史料时说：“考《汉书·武帝纪》，元鼎六年，定西南夷，以为武都、越、沈犁、文山郡，史公奉使，当在置郡之后。”也就是说，司马迁出使西南是在汉军新开拓版图之后，司马迁极有可能是奉中央之命，去做安抚工作。现代学者张大可先生则认为，司马迁出使的时间是在元鼎五年（前112年），因为《汉书》记载：“春，（汉武帝）至汲新中乡（今河南汲县），得吕嘉首，上便下令征西南夷”。当时，司马迁正扈从汉武帝在今河南一带巡行，从西南传来汉军抓获作乱的南粤国相吕嘉的消息，汉武帝大喜，命人在新中乡置县建城，命名“获嘉”（今河南省获嘉县）。张大可认为，司马迁出使的时间正是听到吕嘉被抓获后。古代学者裴骃在《史记集解》中于“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这句话下面作注“徐广曰：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为五郡。”也就是说裴骃引用了东晋学者徐广的说法。不考虑司马迁出使的时间问题，从各家研究来看，司马迁出使是因为西南发生了战事，且汉政府击败了当地土著，在哪里设置了新的郡县。司马迁代表中央政府出使，很可能是安抚，当然也不排除受降，这个各家论断不一，非本文所论重点。

司马迁出使归来，汉武帝正举行规模浩大的巡行封禅，扈从队伍步骑兵多达十八万，浩浩荡荡，旌旗蔽日，逶迤千余里。司马迁之父司马谈身为史官，按理当追随皇帝，将此次盛典记载下来，可惜当时司马谈病卧洛阳，无法随行。司马迁赶到洛阳时，其父已经处于弥留之际，泪眼望着儿子，一再叮嘱他写一部完整的大规模史书，司马迁握着父亲的手痛哭流涕，发愿继承父亲遗志。当时的情景，及父亲教导之言，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详细记载：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之后，司马迁赶到泰山，参加了汉武帝的封禅仪式。史载，封禅结束后汉武帝“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也就是说汉武帝在泰山搞完封禅活动后，又巡行到东海边上，然后沿着大海到达辽西，再到塞外九原郡，巡视了北方的长城。司马迁记载“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巡行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后，司马迁扈从汉武帝顺着通往长安的“古代高速公路”返回，到甘泉宫而止。此次追随汉武帝巡行，不但进一步开阔了其视野，而且对边塞、军旅，将士们的生活以及外族活动都有了详细的了解，对汉武帝本人的生活也有了更多的接触，这为他写西汉（也就是他的当代史）提供了大量可靠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所历的资料。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继任父亲的太史令之职，这一年司马迁38岁。由此，司马迁有机会进入内廷阅览皇家图书馆的所有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他一边校阅文字，一边受命编订历法。四年后（前104年），他与天文学家唐都一起完成“太初历”（当年为太初元年，故得名）的编订，也就是这一年，他开始着手著述《史记》。

天汉二年（前99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骑兵三万征伐匈奴，召见青年将领李陵，命他负责辎重，为李广利提供后勤补给。李陵主动请缨，要求率所部兵马与匈奴作战。汉武帝答应了李陵的请求，但因汉帝国连年对外作战，战马不足，李陵只能率领步兵出击。李陵率领五千步卒出关，过居延（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东南）向北行军一个月，在浚稽山（今蒙古共和国境内阿尔泰山脉中段）与匈奴且鞮侯单于的三万骑兵遭遇。匈奴人欺负汉军人少，向汉军发起猛烈攻击。汉军在李陵的指挥下，以辎重环绕为营，士卒持盾牌与戈矛于外，弓弩手则在内千弩齐发，匈奴兵应弦而倒，被杀伤甚重。匈奴大为吃惊，这才领略到汉军的厉害，只得向山上退却，李陵名汉军追击，杀敌千余人。匈奴单于惊恐于汉军的骁勇，调集八万余骑兵围困李陵。李陵与匈奴且战且退，相持数十日，杀敌数倍于己。且鞮侯单于认为汉军骁勇，又畏惧相持过久汉军援兵到达，准备撤退，汉军中有一名小校叛变，将军中虚实密告匈奴，并说李陵无后援。单于得到情报后，继续与李陵交战。此时，汉军箭矢几乎用尽，戈矛大多因杀敌很多而摧折，士卒手持短刀和车辐（车轮中间卸下的辐条）为武器与匈奴军作战，无不以一当十，奋勇杀敌，给匈奴造成极大创伤。战斗一直持续到夜晚，李陵与成安侯韩延年率军突围，韩延年战死，李陵被俘，仅四百余人突出重围。

由于李陵吸引了匈奴的主力，故而贰师将军李广利徒劳无功。朝中盛传李陵投降匈奴，官员们多诋毁诬害他。面对众口铄金之辞，作为一个正直的敢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和李陵关系并不亲密的司马迁为之断然辩护。他对汉武帝说：“李陵以五千步卒，深入敌人腹地，杀敌万余，他虽然战败，但杀敌如此之多，也可向天下人交代。据我所见，李陵事亲极孝，与人交往诚信，面对财物清廉，所得与所取都符合道义。他战败不自杀，恐怕是等机会报答皇上。”

汉武帝大怒，他认为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是讥讽贰师将军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所宠幸的李夫人的哥哥，为人贪腐，才能平庸，加之此次作战无功而返。随之，汉武帝以司马迁为敌人辩护，与朝廷作对为罪名将司马迁关进大牢，交给廷尉杜周审问。再说李陵被俘后一年，汉武帝又命因杅将军公孙敖率军进攻匈奴，无功而返。抓获的俘虏说李陵投降匈奴，并教匈奴人防备汉军之法。汉武帝正因公孙敖出兵无功而盛怒，得知此事后迁怒于李陵，将李陵兄弟，母亲与妻儿全部诛杀。司马迁也坐实了为敌人辩护的罪名，被判死刑。按照汉朝的法令，获死刑可以拿钱赎罪。司马迁家境一般，入狱后几经打点，早已家无余资，无钱赎罪，最后虽然免死，但却被判“腐刑”。后来汉派使者赴匈奴，才得知教匈奴防范汉军的不是李陵，而是塞外都尉李绪。李陵是在得知武帝灭其全家之后，才投降匈奴的。汉武帝枉杀李陵全家，又迫害为之辩护的司马迁，并一再袒护李广利都是其刚愎性情的反应。可笑的是，他无论怎么偏袒李广利，也不会想到后来李广利会主动投降匈奴，致使七万余汉家儿郎葬身异域。

司马迁遭受腐刑，视为奇耻大辱，曾先过自杀，但为了完成父亲的遗志，故而忍辱活了下来。对此，他在《报任安书》中说：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这段话是对往圣先贤行迹的追述，并以之作为自我勉励。说周文王被殷纣王囚禁在羑里，不妄自沉沦，推演了究天人之学的《周易》；孔子被围困在陈蔡之间，不就此气馁，著述了微言大义的《春秋》；屈原被流放荒野，不忘庙堂之事，写下了千古绝唱《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不自我鄙薄，编撰了史料详实的《国语》；孙膑受到庞涓的陷害遭受膑刑，不垂首待死，而写下了震古烁今的《孙膑兵法》；吕不韦被贬徙蜀郡，不灰心丧气，世上由此流传《吕氏春秋》；韩非子被囚禁在秦国，不惊惶恐惧，写下了《说难》《孤愤》；《诗经》三百篇，大抵都是往圣先贤书法愤懑之情的作品。这些人心中都聚集着难以排遣的痛苦，人生陷入黯淡，志向得不到实现，因此发愤著书。司马迁从先世贤哲的经历中获得了一丝人生安慰，同时也为自己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

但是，腐刑并不同于别的刑法，这是一种残害人身体，而且侮辱人尊严的刑罚，它使一个男人不再成为男人，形同太监。这种刑罚从身体到心灵，对司马迁都产生了毁灭性的打击。他在《报任安书》中说：

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閤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

古人云，士可杀而不可辱，对如视名节胜过性命的知识分子来说，遭受腐刑还不如被杀，没有比腐刑更大的耻辱了。司马迁说因自己多嘴替李陵辩护，而遭受腐刑，不但遭到乡邻与朋友的羞辱和嘲笑，而且污名玷辱先辈，甚至没有面目再到父母的坟前去祭拜。就算是数百年后，这种污名和耻辱不但不会消失，还会加重。每天都肠回九转，恍恍惚惚好像丢了魂，出门不知该去往何方。每次一想到遭受过“腐刑”就冷汗直流，濡湿了衣服。已成了宦官，就算是想隐退也不可能，就算是隐居到荒野中的岩洞中又能怎样？人的尊严不仅来自世俗社会，也来自自我的肯定。人可以摆脱世俗的目光，但却无法摆脱内心的拷问。遭受腐刑使司马迁无颜面对乡邻朋友，甚至于不敢面对已经辞世的父母。他所能想到的只有耻辱，这种耻辱甚至是时间也不能淡化的。腐刑不但伤害了司马迁的身体，更予他心灵以巨大创伤，他无法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他所思所想全是遭受的酷烈之刑。他失魂落魄，居室内不知时日，出门不知方向，动辄就冷汗如水出，湿透衣衫，仿佛陷入一个恐怖的梦魇。也许，梦魇还能醒来，而他被困于惨烈的现实中，根本无法藏身。他已经是刑余之身，甚至连隐居也不可能。隐士居于野外是不愿在恶俗的社会受到污辱，而司马迁就算隐居世外，也仍然无法摆脱污辱，因为他已经受到无法洗刷的污辱，就算是隐居到最荒凉的，罕无人迹的地方也无济于事。他可以摆脱世人的嘲笑讥讽，但他无法摆脱耻辱标记。腐刑就像是一个耻辱烙印，深深的烙进了他的灵魂。也许，人可以躲进世界上最幽僻的岩穴，但却无法不面对自己，当司马迁面对自己时，他不但面对的是身体残缺的自己，同时也是一个丧失尊严的自己。这种苦恨与悲愤，流露在《报任安书》的字里行间，每一个字都像是颤抖的皮肤，向外渗透着血和泪。可是，即便是在如此苦痛之中他仍然未自杀，并非他爱惜自己的性命，而是《史记》还未完成。他在《报任安书》中说：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司马迁不自杀而全名节的理由全在这段话里，他是为了著述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书而忍辱苟生的。他痛惜这部书刚刚写了个开头，怕自己不能完成，因此接受了惨苦的刑罚而不就死。他终于写完了《史记》，虽然耻辱依旧，但却带着一丝欣悦。他期望这本书能够藏之名山，传于后人，并在通衢都市流传。如果是这样，则抵偿了他之前受过的所有耻辱，即便是万死也无悔。不过，这些只能对真正有见识的人说，却很难向世俗之人说明白。《报任安书》既是司马迁向友人诉说内心苦痛的一封信，也是他自陈心曲的自白书。文中不仅诉说了尊严被践踏，灵魂被侮辱，还控诉了帝王制度之下，人无真正的尊严与自由。他在《报任安书》中说：

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乡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何足怪乎？且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已稍陵迟，至于鞭箠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

司马迁说自己被下狱后，手脚交叉被捆绑，颈项带着木枷，皮肉裸露在外，动辄遭受棍棒和皮鞭的猛击，被关在四面都是高墙的囹圄内，在这种情况下别说尊严得不到任何保障，甚至是生命也随时会剥夺。对于一个文弱书生来说，遭遇了这番锤儊，早已是惊惶恐惧。只要看到狱吏，就叩头触地，看到狱卒，就条件反射般的喘息。这倒并非司马迁多么软弱，任何人在这群如狼似虎的暴徒手中都不能辛免。在这些狱吏牢子面前，尊严荡然无存。即便是像西伯姬昌这样胸怀寰宇的圣贤，李斯这样韬略如海的贤相，韩信这样指挥万军的统帅，彭越、张敖这样南面称王的功臣，周勃这样扶助汉室能臣，窦婴这样斩将夺旗的骁将，季布这样一诺千金的大侠客，灌夫这样纵横沙场的猛将，一旦深陷囚室，披枷带锁，也都不能保全个人的尊严。这些人位及王侯将相，尚且不能保全，更何况是普通人，不知被折磨致死多少，正所谓“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在表面倡导仁义礼智信，实际上却以吏为师的社会，无论有怎样的功勋，一旦被定罪，除了自杀保全尊严外，根本无法避免被践踏，被污辱的结局。司马迁从人本主义角度出发，控诉了那个时代人尊严的缺乏。而他自己，则终身难脱污名。《报任安书》情辞之切，内蕴之痛，将他写《史记》的心曲陈述的明明白白，可以说字字沥血。清人吴楚材在编选《古文观止》时评价此文“感慨啸歌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直与《离骚》对垒”，可谓中肯极矣。

太始元年（前96年），司马迁被任命为中书令，参与机要，这一年司马迁50岁。在别人看来，这是一个荣宠无比的职位，可是司马迁却宠辱不惊，安之若素，继续著述《史记》，直到征和二年（前91年），《史记》全书完成，共130篇，52万余言。全书文辞优美，史实精准，向以“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而闻名，鲁迅先生曾赞誉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无论是从文学价值，还是史学价值，《史记》都是一部无可替代的作品，这和司马迁的写作态度分不可，也和司马迁的命运分不开，他不但是怀着对历史的忠诚去书写，也是怀着思考去写。他不但为帝王将相立传，也未刺客游侠，优伶滑稽人物立传，在他的笔下，不论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项羽，还是怀沙沉江的三闾大夫屈原，不论是鸡鸣狗盗之王孟尝君，还是肝胆侠烈的荆轲豫让，都描写的栩栩如生，令人动容。可以说，《史记》中的每一个字都与司马迁痛苦心灵的震颤回音，是他的孤愤之笔。

司马迁是典型的士大夫，同时又是一个敢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他知识渊博，涉猎领域广，知识体系完备，故而能写《天官书》、《历书》、《律书》、《礼书》、《乐书》，同时精于治史，用如椽巨笔著述；他不畏强权，故而敢于为李陵辩护；他不为尊者讳，故而能秉笔直书，记录汉武帝的错谬；他不为私恨而偏颇，故而能正确全面的记载汉武帝的功绩；他不为身家计，故而敢于将当代酷吏的行径载于史册。他拥有一颗伟大的心灵，同时也怀揣着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情怀，故而他的内心始终是痛苦的。对于一个史学家来说，如果没有写出一部真正伟大的作品，即使他能够侥幸的得到时代的认可，但最终却会被时间所淘汰，因为时间的考验往往不属于当代。不过，总有些人争抢着向他所处的时代献媚，做出一副卑躬屈膝的模样，却不知时间正以嘲笑的姿态等候着他。《史记》可谓一部经住了时间考验的作品，它从问世以来，就受到历代史家及文学家的重视。晚于司马迁的西汉学者扬雄说：“太史迁，曰实录”（《法言》），他称赞司马迁的著作是对历史的忠实记录。东汉史学家《班固》则说：“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段评语是对司马迁史学精神最精确的论述，为后世无数学者所认可。尤其是“不虚美、不隐恶”一语，是对《史记》和司马迁著史精神的最高评价，也是对司马迁健全人格的评价。

今人提起司马迁，总是会心怀叵测的想到他所受过的腐刑。司马迁为什么遭到如此残酷的折磨？因为他说了真话。说真话就被阉割，就无人再敢说真话，从而达到防民之口的目的。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以赫赫战功为自己在历史上争得一席之地，相对于埋头著述的司马迁来说，其“上镜率”自然高得多，可是他的文治武功毕竟遮不住“一帝成名万古枯”的事实，以及他晚期的好大喜功。汉武帝虽然在肉体上阉割了司马迁，但没有摧毁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精神，他秉承圣哲先贤的高贵精神，真实记录了自己所体察到的一切。他告诉世人，什么才是知识分子的良心？

知识分子的良心犹如“男根”，没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犹如精神太监。后世的不少知识分子鉴于司马迁以言取祸，要么积极充当统治者的文化打手，为独夫民贼张目；要么埋头故纸堆里翻版本搞考据，对世事不闻不问；要么逃遁山林，做起了不沾红尘的隐士。这些人固然免去了肉体上被阉割的可能，但却都沦为精神上的太监，区别仅在于被迫的阉割，自愿的阉割和自宫。统治者看出了知识分子的这一弱点，以各种方式恫吓与杀戮知识分子，企图摧毁知识分子的健全精神，使他们都成为精神太监，进而达到愚民的目的。明太祖朱元璋删节《孟子》，腰斩大诗人高启，都是不择手段的阉割知识分子的精神“男根”，清朝的文字狱以及抽检，损毁、编纂类书都是处于同等目的。但是，有独立人格和健全精神的知识分子是不会被扼杀的，明清之间还是诞生了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这样的大思想家。司马迁的精神一以贯之，被狷介的知识分子所继承，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中最优秀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