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残僧对《顾维钧回忆录 第五分册》的笔记(6)

    中国外交部与许多其他国家的外交部不同，新大使或新公使上任时并不一定给予一系列的指示作为工作的指导方针。（据我所知，后来对派往国外的外交代表都给予正式的训令，扼要地说明委派他谈判和讨论的主要问题的性质和重要性，这种做法已成常规。）我这次奉派使英就没有接到正式训令，也许因为我的资历较深，与部内人员，或是驻外使节相比，我在外交界差不多比谁的资格都老。事情明摆着，在那个非常时期，派往伦敦的任何一位中国大使都必须处理某些具体的问题，因此事实上也无须训令。我国抗战已有四年，要继续打下去，虽然还不是面临绝境，但处境是非常艰难的。所以最重要的是要让西方民主国家的人民了解，中国不仅是为了自己的独立自由而战，也是为了全世界的自由事业而战，因此不仅理应获得同情和道义上的支持，而且应该得到各种贷款，军事装备和其他物资等实际援助。我们必须寻求上述各种形式的具体援助。换句话说，应当广泛宣传中国抗战对于自由世界的真实意义和重要性。这样，各友好国家的政府方能认识到中国的抗战和西方世界的自由事业是利害与共的。有了这样的认识，他们就会以较好的态度执行援华政策，尤其重要的是使其立法机关有很好的理解，因为援华政策的执行，必须有这些立法机关的支持，并经其批准。我怀着这两项明确的目标，即宣传中国的抗战事业和寻求物质上的援助，开始在伦敦执行我的大使任务。

2025-01-31 12:18:38 回应

    我到伦敦就职后，很快就意识到我的职责不应局限于同英国处好关系，争取他们了解我们。我意识到，使流亡到伦敦及其附近地区的其他盟国政府了解中国的抗战，也是我的重要任务。那时中国派有外交代表的西方盟国，除了几个大国以外，还有挪威、比利时、荷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这些国家的政府都已迁至英国，我国派驻这些国家的外交使节也随着把他们的使馆转移到了这些国家的流亡政府所在地。这些使团汇集到伦敦，倒给了我经常同他们商讨问题以共同为中国的抗战大业出力的好机会。实际上派驻这些流亡政府的许多中国代表，都是我过去的老同事或合作者。为了推动我使命中两大任务中的第一个任务，亦即让人们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抗战大业，我同他们一起工作，不但相处得很好，而日感到甚为愉快。

2025-01-31 12:19:58 回应

第三个问题是香港问题。中国无时不在想着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收复失地。委员长是中国人民的领袖，同样怀有这样的夙愿。罗斯福总统的态度也鼓励了中国，他不止一次表明，他完全赞同委员长关于收复失地的愿望。罗斯福本人还曾敦促过邱吉
尔把香港归还给中国。曾经随委员长参加开罗会议的王宠惠博士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就敦促过邱吉尔把香港归还给中国，并且说，那里的居民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中国人，加之又十分靠近广州。邱吉尔愤然回复说，只要他还是首相，他就不想使大英帝国解体。这表明邱吉尔对香港的感情有多么强烈。这种情绪英国人看来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中国人则认为毫无道理。
    我到伦敦任职不久便接到训令，要我研究并试探英国对香港问题的态度。训令不是直接要我进行谈判，只是指出香港是中国政府渴望尽快解决的问题之一。我本人认为，这是我在伦敦应作为重点加以注意的问题之一。于是我便拟定了一个计划，要摸清英国各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向艾登提出过这个问题，也向邱吉尔提过。不过在这之前，我首先试探了一些其他人的看法，其中有议会领袖，报业发行人，银行界巨头（尤其是像汇丰银行的老板们那样的银行家，他们的公司在中国有巨大的利益），商业巨子，中国协会（该组织很有势力，对英国制定政策往往有很大影响），大学界（如万灵学院院长，即后来的古德一金尼斯皮尔勋爵，其子曾赴北京，公然替共产党说话，娶了一位中国妻子；此外，至少还有四五位剑桥的教授）以及社交界领袖蒙巴顿夫人等。

2025-01-31 12:36:05 回应

    英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越来越赞赏，他们知道，正如邱吉尔所说，中国人几乎是赤手空拳地在奋战。他们对于中国在战争中所作的努力，以及在战后世界维护国际和平事业中将起的重要作用，给予越来越高的评价。在与英国各界领袖人物的接触中，我发现他们不仅一致钦佩中国的抗日战争，而且一致瞩望中国在战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我应贝利奥尔学院院长林赛博士和万灵学院学监亚当斯博士之邀访问牛津大学时的情况就是一个例证。林赛博士在介绍我时，称委员长是个伟大人物，并说委员长访印时给当时在印度的英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些英国人事后还给委员长写了信。

2025-01-31 15:37:12 回应

我认识邱吉尔好几年了。记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日子里，我们曾有过多次友好的谈话，对一些国际问题和英国的政治交换过看法。那时他在野，对张伯伦的政策大加批评。因此，即使在现在这样多事的时刻，我要见他也并不太难。
    他的情绪显然不佳，也可能要归因于当时伦敦的政局。英国在远东军事上的失利造成香港、新加坡、马来亚和缅甸相继沦陷在北非，英军又连遭挫折。所有这些，已引起政界人士推测邱青60
    顾维钧回忆录尔内阁有可能要倒台。人们对可能成立一个以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为首的新政府议论纷纷。
    事实上，早在2月17日，下院就曾爆发过一场争论，使邱吉尔不得不迅速改组了内阁。然而，新内阁并未能使批评平息下来。3月上旬，我接获密报说，再过两个月，邱吉尔内阁就会要垮台。下一任首相将由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担任。（斯塔福德爵士当时是英国驻莫斯科大使，我从报告中获悉，他已毅然决定辞去大使职务，回来从政。他的辞职似乎并非完全出于政治野心，因为据说他在莫斯科实在无法展开工作。他见不到斯大林，只能偶尔和米高扬打打交道。他要求与这位大元帅面谈，但等了九个月也没有见到。德国人对苏联发动了侵略，使他不得不返回莫斯科，从此他不仅在英国，而且在世界舞台上成为非常显要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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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31 15:37:39 回应

    在10月23日的会议上，出现一次异常的事，主席突然脱离议事日程，宣布最终报告的导言有A与B两种选用稿，委员会应该决定采用哪一种。执行秘书焦急地希望对此事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以便争取印制的时间。如果选用B稿，则大约还需加上两至三天的额外工作。我发现无人要求发言，而且自己同情执行秘书的想法，我宣布赞成A稿，还说明了理由。接着荷兰代表发言赞成B稿，以后英国、苏联、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墨西哥和美国都赞成B稿。英国的韦伯斯特提议表决。看到我是唯一赞成A稿的人，我不愿单独一人投赞成票，因此，我再次发言说，我虽然仍赞成A稿，但是愿同其他人的意见取得一致。我比较喜爱A稿的理由是，这个稿子比较清楚又安排得较好。我们主要是对筹备委员会负责，A稿简洁而全面地概述了执行委员会承担的整个工作。第三部分详细地解释了我们的工作。至于我们对于公众的责任，像韦伯斯特所提的，仅仅是次要的。我怀疑是否会有哪一家报纸或杂志登载B稿的全文，更不用说B稿所提及的文件了。向公众报道的工作应该留给新闻报道官员或者新闻部门去做。我希望执行秘书能像过去一贯表现的那样尽最大的努力，来处理B稿，不可再浪费时间。中国代表团的最大要求是速度，希望筹备委员会和联合国大会能按照计划召开。我也表示希望执行委员会今后不再否定他自己的决定。
    许多代表看起来都聚精会神地听我发言，因为他们全笑了起来。当我讲完，黑斯勒克说，他没有表态，是因为他认为这个问题不够重要，但是赞成A稿的并非只有我一个人。加拿大代表紧接着说，我的论点很有说服力，他听完后想改变主张。于是代表们纷纷改变态度，如法国、荷兰、墨西哥和伊朗。在唱名表决A稿时，有九票赞成，三票反对（苏联、英国、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宣称没有意见。这让所有代表都笑了起来。虽然史蒂文森说我的陈诉是很成功的，但美国最后还是投了反对票。恩特兹宣称，他希望我的干预次数不要太多，否则委员会的全部决定都有被推翻的危险。事情的经过表明，绝大多数代表并不抱有成见，他们高高兴兴地改变了自己原来的决定。这种罕见场合之所以可能出现，只是因为这个问题不牵涉到任何一方的真实利益。会后，委员会文件处的一位官员对我说，他很感激我。因为A稿已经印出了一百三十页。

2025-01-31 17:57:35 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