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残僧对《美国黑帮》的笔记(9)

随着这些区域协议的实施，公司开始能够在全球享有一些全新的、强有力的权利。在法律上，总部在一国的公司可以拒不执行另一国的司法判决。1987年，随着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得到两国的批准，第一个国际公司权利协议开始实施。该协议要求各国政府给予公司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1994年，该协议被包含进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现在墨西哥开始成为协议的一方。管制性征收补偿开始成为公司享受的第三种权利。 按照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1102号文件，国民待遇原则要求各国政府必须平等对待国内和国外公司。按照1105号文件，所谓最惠国待遇原则意味着所有的公司都应当在国际法的要求下被平等对待。按照1110号文件，管制性征收补偿原则意味着如果公司的资产价值或者预期未来受益因为新管制措施的实施而下降时，公司可以就损失的补偿事宜向特别仲裁法庭起诉东道国政府②。 较之于有144个成员国的世界贸易组织而言，公司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所获得的权利更多。虽然世界贸易组织也允许一国政府对另一国的国内法律提出反对意见，但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更进一步，它允许一家公司可以就一国主权范围内的法律、管制措施的变化甚至法庭的判决去起诉一国政府。在此之前，这种置疑仅能在私下的仲裁委员会中讨论，并不允许公众参与。 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赋予公司的三种权利中，管制性征收补偿原则得以扩展的潜力最大。在关于该权利的谈判过程中以及在院外游说美国国会批准该协议的阶段中，征收补偿权利被看做保护公司不被国有化的手段。这种征收的一个例子是1938年墨西哥政府在石油行业所采取的国有化行动。事实上，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这种行为被认为“等价于间接的剥夺”。

在公司取得投票权的那一天，也就是1997年7月1日，至少那些在场的人都感觉到天气非常湿热。当然，公司是不会在意这一点的。当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国旗徐徐落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第一次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飞扬的时候，由船王董建华起草并得到中国政府支持的新基本法开始实施了。它将香港立法会的60个席位做如下分类：20个席位由公开选举产生；10个席位由北京控制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30个席位由功能团体和地方选民选举产生。功能界别选民包括诸如律师、建筑师等自由职业者，在香港也包括公司。 民主制度的支持者如民权党的陆恭慧（Christine Loh)等人对此很不满。她指出，香港的公司对政府已经拥有了足够的影响力，根本无需通过享有实际选举权的形式来表达代表自身利益的观点。她强调，从本质上说这种制度部分剥夺了香港270万居民的选举权。香港中文大学的翁松燃（Byron Weng)教授精确地计算出剥夺的程度。按照翁的计算，像信和集团（Sino Group)这样的公司所享有的选举权与6 100个个人投票者相当。这是因为信和集团拥有很多下属公司，每个公司都享有一个独立的投票权①。 公司的投票权？在美国人的印象中，这个概念听起来有点荒谬。但是这也提醒人们思考一个问题：公司权利的最终边界究竟在哪里？香港的例子已经充分说明，公司不会满足于人们给它划定的边界，它会尽力获得它能得到的权利。公司权利的这种扩张，一方面是在一个独立国家内部的政治版图内；另一方面将通过双边和多边国家协定而在世界舞台上得以施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