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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 诗歌与历史
战争似一个严酷的老师——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志》卷三,“科西拉革命”一节)引自第5页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真正严肃的人在真正严肃的事情上面从来不立文字的原因,以免它们成为公众的嫉妒与愚蠢的牺牲品。因此,我们的结论只有一句话:当我们看到某一个人的文字书写时,不管它是立法者的律条,还是别的任何形式的什么东西,它们都不是这个人最严肃的工作。(《第七封信》344c)”引自第20页
注释一:马基雅维利在其《李维史论》中,只提到柏拉图一次,而且,柏拉图是作为共和阴谋的教唆者出现的。……引自第32页
城邦的政体具有悲剧的性格(817a-b),悲剧诗人因而是立法者潜在的对手,因为法律(nomoi)来源于歌(nomoi)(799e)引自第69页
我想,之所以对时间如此入迷,该是源于古人的“自然视野”。只是倒了基督教的中古时代,由于神意秩序的笼罩,自然视野也就渐渐丧失了,对“时间”才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异……耶稣基督从一个所谓的神意秩序里突入自然人世,自然的轮回因此断裂,“起点”和“终点”的观念也就有了,古代的“环”被拉成一条直“线”,后世所谓“末世论”“进步论”“反动的浪漫派”“历史主义论”“现代性”“后现代性”等等都是在这条“线”上的“神义论”。引自第100页
马基雅维利用 “历史的”“喜剧的”“悲剧的”来概括自己的一生 而这正对应了苏格拉底被后世纪录的方式:色诺芬、阿里斯多芬、柏拉图
古代诗人用优雅的言辞鼓荡了一股强悍的“现实主义”情感防潮,在这股风潮之下,诞生了另外一种人,就是“史家”,他们出于诗歌,同样被缪斯神所眷顾,但比诗人更强悍、更冷峻、更贴近大地、更排斥任何意义上的“先验”幻相、甚至不惜怀疑用以承载其思考本身的言辞(修昔底德尤其如此)。引自第113页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塑造了作为“现代人”的理性“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与中世纪的“宗教徒”(homo religious)构成紧张。引自第116页
在最根本意义上,“悲剧”所体现的似乎不是自由,而是深刻的精神奴役,自由的精神是一种“喜剧”一样的精神,是海洋深处的托马斯·莫尔略带戏虐的“乌托邦”,而不是远离还港的柏拉图肃穆的“理想国”(柏拉图的“理想国”远离还港,然而苏格拉底关于“理想国”的谈话却恰恰发生在海港,这个矛盾意味着什么呢?)。这也许就是我们为什么跟从神圣的荷马与柏拉图,把“政治”称为悲剧,把“哲学”称为喜剧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哲学在现代——由孤单个体与全能神意单独晤对所保证的如海洋一样自由的、去魅的现代——不可能再重复苏格拉底在雅典老城邦里的命运的原因。——并不是哲学在现代变成了“现代哲学”,而是哲学在现代担当了不同于古代的“现代任务”:不是在神意冥昧的“暗夜”里等待和守望,而是在孤独自由的“荒岛”上耕耘劳作。引自第119页
自由高于德性。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来说,人由于有德而自由,最高的自由乃是哲学;对卢梭来说,人由于自由而有德,德性只是一个卑女,她为乐人的自存而操劳。引自第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