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ancia对《现代性及其不满》的笔记(8)

实际上我想说的是，成为现代人便意味着要表现出不确定性和病态的一系列症状：从洛克的“不安”（uneasiness）、卢梭的“自尊心”（amour-propre）、黑格尔的“哀怨意识”（unhappy consciousness）和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的“忧惧”（anxiety）、到托克维尔的“焦虑”（inquietude）、马克思的“异化”（alienation）以及韦伯的“祛魅”（disenchantment）。这类怀疑态度甚至让某些人追问现代性的根基，并追问其所宣称的胜利是否为时尚早。现代性的观念让位于对历史的终结、“末人”的出现，以及后现代的兴起等一系列相关现象的恐惧。尽管着实有些言过其实，但有些观点认为，启蒙运动的主要受益者是20世纪的“极权主义民主制”，其宏大的社会工程计划据称得到了人性的可塑性和社会的重铸这两个启蒙运动观念的启发。
他们都取得了赢得资产阶级尊重的终极证明——博士学位。

2024-07-14 11:53:03 回应

契约，或如霍布斯所称的“信约”，一个有意使用的《圣经》概念，是个体借之得以摆脱自然状态的不确定和反复无常，进人公民社会的和平王国的工具。契约概念本身已是有诸多争议的主题。一项契约即是一项协议，也就是说，是在有能力做出承诺并维系承诺的人们之间达成的一种道德关系。但自然状态却被认为是一种先于所有道德而存在的状态。既然如此，以一种类似契约的道德制度作为任何道德的基础又如何可能呢？在社会契约的核心似乎有着令人绝望的循环。
我想提出的观点是，霍布斯政治哲学的核心——正是它让霍布斯成为一个彻底的现代主义者——是对宗教的批判。

国王与祭司之间的斗争一直是基督教政治的祸根，它导致了持续的战争、冲突和不稳定。霍布斯希望通过将宗教置于新的基础之上，从而在单一领导下重新统一宗教与世俗权力。作为现代政治神学家，霍布斯最先承认，没有哪个主权者能够承担起撇开宗教的后果，因此宗教必须服务于支持国家合法性的目的。列奥·施特劳斯就曾一针见血地评论道，霍布斯的作品至少应当同斯宾诺莎的作品一样，被作为一部神学-政治论著来考虑。

2024-07-14 17:39:58 回应

斯宾诺莎认为上帝与希伯来人之间的信约创造了某种新形式的政府：神权政治。神权政治——这一词由罗马犹太人约瑟夫斯（Josephus）炮制——或许是希伯来人对政治理论最独特的贡献。将神权政治同所有其他政体区别开来的，是对不经过人的中介而直接被上帝统治的渴望。通过把自己只交给上帝，神权政治也是曾存在过的最民主的政府形式，“因为事实上希伯来人完全地保留了他们的主权”（XVII/190）。最重要的是，没有个人或团体被授权为上帝代言，尽管说每个人都保留着解释上帝律法并平等地分享国家权力的权利。法理上的神权政治是事实上的民主制。

然而上帝与希伯来人之间的原初契约成立不久之后便立即遭到废止。在认识到上帝的声音过于具有威慑力后，希伯来人宣布“凡是耶和华吩咐的，我们都要遵行”（《出埃及记》19：8）并因此将他们的主权权利转移给了摩西。向摩西进行的权利让渡，事实上将原初的神权政治从民主制变成了君主制。

后摩西时代最显著的发展是创造了祭司阶级，即利未支派（the Levites），他们有解释法律和斥责国王的权利。这一世俗与宗教权力之间的划分将被证明是致命的。祭司阶级着手通过冲击国王处理战争与外交事务的权利来篡夺权力。国王和祭司之间的持续斗争将导致王国走向毁灭。“对国王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难以忍受，”斯宾诺莎断言道，“靠容忍进行统治并允许统治范围内的其他统治力量？”（XVII/202）希伯来政体的最终灭亡并非由于外在原因，而正是霍布斯所谓的“内部秩序”。

2024-07-15 11:09:41 回应

亚里士多德将道德生活视为去实现“eudaimonia”，也即实现幸福；霍布斯从生存的迫切需要中衍生出我们的义务；洛克扩展了这种迫切需要，将对自由和财产的欲望囊括在内。对于康德而言，此类法则都没有充分解释义务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一种将人还原为一堆欲望或一个快乐追求者的教海，无法解释道德的崇高性。

    康德将道德视为理性的一种延伸。只要我们是理性的能动者，我们便依据特定的规则或准则而行动。我们是遵循规则的动物。
唯一可能的道德答案与行动可能伴随的有利后果无关。道德只关注我们准则处于何种形式。只有当我的行动——或者那指导我行动的原则——能够被普遍化并因此适用于类似情境下的任何人时，一个行动才能够被称为是符合道德律的。普遍化是康德关于道德律的著名方案。

    康德有时写得仿佛他的道德学说仅仅是对新教神学的一种净化，后者强调内在的恩典或对黄金律（the Golden Rule）的重塑，即不要对他人做你不会对自己做的事情。但情况并非如此。康德自己宣称，是卢梭教导他认识到了道德律的威严。

2024-07-15 15:50:20 回应

卢梭对现代文人共和国的批判是以民族的名义进行的。民族主义是一种特别的现代现象，其诞生并不早于18世纪晚期。当然，自古以来就有由语言、祖先和领土划分的各民族，但过去此类划分从未与政治上的划分相一致。帝国或国家并非在语言或文化上同质的组群，而是在法律或领土上同质的组群。政治单元通常比民族单元更小，例如希腊城邦，或比民族单元更大，例如哈布斯堡或神圣罗马帝国那种大型多民族帝国。民族的新观念改变了所有这一切。卢梭使人相信，民族组群应当和政治组群同一。

卢梭是所谓“民族一国家”这一怪异混合物——首次出现在政治史中——的理论家。
卢梭认为民族主义相较启蒙运动的世界主义相比具有更高的尊严。他所抗议的并非真正的世界主义，后者乃是一种罕见而珍贵的事物；相反，他是抗议一种虚假的世界主义，他警告道，这种世界主义预示了一种新个体，一种真正的新人类，即他首次分离出来并将其定义为资产阶级的个体。

正如卢梭对这一术语所理解的那样，资产阶级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尽管存在民族差异，但说到法国、英国、德国或美国的资产阶级时，他们没有什么不同。

2024-09-07 20:17:07 回应

危险并不在于集权本身，而在于一种特定的集权，即行政集权。

托克维尔认为，集中主权对于颁布平等和公平地适用于所有人的普通法来说是必需的。为了确保将公平正义赋予每一个公民，政府集权是必要的。行政集权则是另一回事。行政科学关注的并不是共同统治的建立，而是对行为细节的监督以及对公民日常事务的指导。它代表了官僚制对日常事务方方面面的缓慢渗透。尽管政府集权出于立法与国防的目的是必需的，但是集权化的行政管理主要是防止性的，产生不出什么东西，除了懒散和冷漠的公民。

行政集权蕴含了我们如今所谓监管型国家的萌芽。
巨大的危险在于接受物质进步是自由之保证这一信念。

由于他们一心一意要发财，所以再也不去理会把他们的个人幸福与全体繁荣联系起来的紧密纽带。你用不着去剥夺他们已经享有的权利，他们会自动地交出来。在他们看来，尽公民的政治义务是一种讨厌的障碍，使他们无法专心于自己的实业活动。

某一特定类型的民族如何能够沉迷于对财富的追求，以及类似地，如何变得对政治生活的争斗和风波感到恐惧，以至于他们选择逃避到一种新的专制主义之中，20世纪形容这种专制主义为法西斯主义。
正是监管的精神消耗了公民为自己做任何事情或自发行动的积极性。

使社会保持既无真正的进步又无实质的落后的现状，让整个社会永远处于被官员们惯于称之为良好秩序和社会安宁的那种昏昏欲睡的循规蹈矩的状态。
托克维尔相信，民主同样让我们在面对操控时变得更顺从和服帖。正是在这儿，他创造了“民主专制主义”这一术语来描述这种先前无法被定义的新型权力。他称这种专制主义是“一种具有监护性质的、无所不能的权力”（un pouvoir immense ettutelaire），这股权力让其臣民在政治上处于一种永久的青少年状态。

正是这一新型行政国家的父权主义首先使托克维尔反应强烈。“塑造我们本质的并非暴政，而是政府对我们的监护，”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二卷的旁注中写道，“在暴政下，自由能够生根发芽；而在行政专制主义下，自由不可能诞生，更别说发展了。暴政能够创造自由的国家；而行政专制主义只会创造革命的和奴性的国家。”

2024-09-17 13:28:18 回应

《包法利夫人》是福楼拜最伟大的成就，它的特点是对福楼拜本人所成长于其中的那个时代的深刻的厌恶感。

当他的朋友，艺术评论家泰奥菲尔·戈蒂耶（ThéophileGautier）于六十一岁去世时，他评论称他死于对近代愚蠢的摄入过量。论起鄙视资产阶级的猛烈程度，只有马克思和之后的尼采才能够与福楼拜相匹敌。

2024-09-17 14:16:32 回应

哲学的真正危险并非来自宗派，而是来自将哲学转变成意识形态——一种公共学说——的尝试，而这一意识形态最终将垄断对话。

2024-09-29 14:14:18 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