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hacspevivo对《性政治》的笔记(1)

性政治
  • 书名: 性政治
  • 作者: [美] 凯特·米利特
  • 页数: 508
  • 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 出版年: 2000-1
  • 性政治(米利特)笔记

    第—部 性政治

    第二章 性政治理论

    政治:一群人用于支配另一群人的权力结构关系和组合。

    种族关系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关系,是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全面控制。这两个群体的身份都由他们的出身界定,凭借天生的权力进行统治。

    从历史上到现在,两性之间的状况是一种支配与从属的关系。

    社会一切通往权力(包括警察这一强制性权力)的途径都完全掌握在男人手里,文明本身都是男人一手制造的,男人有权支配女人,年长男子有权支配年少男子。

    (一)意识形态方面的论述

    性政治通过两性的交往获得对气质、角色、地位这些男权制的基本手段的认同。

    第一个因素气质涉及到按照固定的性类别(男/女性)界线划定的个性。这些个性的依据是占统治地位的群体的需要和价值观。男子的个性是积极进取智慧、力量和功效,女子的个性是顺从、无知、贞操和无能。第二个因素性角色对气质作了补充,性角色将料理家务、照管婴儿之事划归女性,其他的人类成就、兴趣和抱负则为男性之责。具有较高地位的人往往担当统治者的角色,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受到鼓励,养成一种统治气质。

    (二)生物学方面的论述

    强壮的体力不是政治关系中的一个因素,文明始终能以其他方式例如技术来替代体力,使用体力总的来说是阶级因素(社会最底层的那些人无论健壮与否,干的都是体力劳动)。

    在古代社会的某个时期,繁殖力崇拜转向了男权制,排除和降低了女性在生育中的作用,将创造生命的能力完全归功于阴茎。

    性别这个词具有心理性和文化性涵义,而不是生物性涵义。如果定义性的恰当词语是男和女的话,那么用来定义性别的相应词语则是男子气和女人气,后两个词语可以完全独立于(生物性的)性。文化中固有的观念认为,男女两性有适合各自的性格、特征、兴趣、地位、价值、举止表达方式。儿童生活中的每时每刻都表明他或她应该如何思维和行事以达到或满足性别对他(她)的要求。到了青春期,这种性别和行为必须一致的残酷要求达到了危机程度,一般在成熟期慢慢地缓解下来。

    在当代的术语中,基本的气质特征分类是按照男性好胜和女性顺从这样一条界线划分的。

    (三)社会学方面的论述

    男权制的主要机构是家庭。家庭作为大社会的代理人,不仅鼓励其成员适应和顺从社会,而且还是通过家长对其公民实行统治的权制政府的单位。在男权制社会里,妇女与国家之间几乎不存在任何正式的关系,即便拥有合法的公民身份,对她们进行统治的也往往只是家庭。男权制的三个机构: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命运是相互关联的,在大多数男权制形式中,这种相互关联性都获得了宗教的支持,世俗政府也肯定这一点,往往把男性当作家庭纳税、护照等的主人

    男权制家庭公式:男权制的亲属关系基础是统治而不是血缘;妻子虽然是外来者但已被同化,而女儿的儿子则被排除在外。

    男权制的绝对权威,尤其是罗马家长法的权威是晚些时候发展起来的,女性地位的全面下降就如它的恢复一样是渐进式的。

    在法律上一般都认为婚姻意味着女性用家庭服务和(性权益)交换经济上的支持。

    在男权制社会里,家庭的主要贡献是使年轻一代熟悉和接受男权制思想体系中有关角色、气质和地位的固有态度(主要是通过他们父母的榜样和告诫)。虽然定义的细微差别在于父母对文化价值的理解但是一致性这一总的效果还是达到了,而且通过同伴、学校教育、新闻媒体和其他正式或非正式的学习资源得到进一步加强。为了确保年轻一代的繁殖和社会化这些重要活动只发生在其限定范围内,男权制家庭坚持婚姻的合法性。

    激进的社会改革必然会对男权制产生影响。这不仅仅是因为控制如此大的人口比例(妇女和青年)的是政治形式,而且因为这种政治形式是财产和传统利益的保护伞。

    (四)阶级

    性地位在阶级可变因素中常常处于一种表面的混乱状态。

    在男权制社会里,阶级或种族道德观的作用取决于大男子主义道德标准的公开程度和宣扬程度。

    骑士制度是对不公正的妇女社会地位的妥协,同时,也是掩饰这种不公的手段。典雅爱情和浪漫爱情都是男性从其全部权力中计与女性的财物,这两种爱情的效果是遮掩了西方文化的男权制特征,把不可接受的德行加在妇女身上,结果把她们限制在一个狭窄的、往往具有极大束缚力的行为范围内。对浪漫爱情的认可于双方都有利,因为这往往是女性克服加于其身的更为强有力的性压制的惟一条件。浪漫爱情也遮掩了女性地位的现实状况以及经济依附给女性带来的重负。

    男权制社会中阶级的主要后果之一是导致了两个女人的相互敌视,在过去是妓女和妻子间的强烈敌对情绪,现在则是职业妇女和家庭主妇间的极端仇视。一个妒忌另一个的安全和特权,而被妒忌者除了体面之外,还希望得到她认为妒忌者拥有的自由、冒险经历和与外部大世界的联系。男性利用其优越的社会和经济资源获得的权力介入到这两个世界中挑动疏远的两个女人相互为敌。不单单德行可以分出等级,美貌和年龄同样也有等级之分。

    作为一个群体,妇女享受不到任何一个阶级为他们的男性成员提供的许多权益和好处。因此妇女比男性超过工人阶级的地位。作为一个群体,妇女享受不到任何一个阶级为他们的男性成员提供的许多权益和好处。

    白人男性习惯于把作为他的女人的本种族女性的地位看得高于黑人男性的地位。然而,随着白人种族主义思想的暴露和削弱种族主义陈旧的保护(白人)妇女的态度也开始渐渐让步了。维护大男子主义的优越性比维护白人至上的优越性更为重要。当代白人社会学常常带有相似的男权制偏见,认为黑人社会中的女权制和对黑人男性的阉割是白人种族主义社会中黑人受压迫的最可悲的现象。其含意是恢复男性权威就能解决种族不平等。

    (五)经济和教育方面的论述

    男权制统治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其对女性臣民进行的经济上的控制。

    在男权制社会中,妇女从未停止过那些最平凡或最艰苦的工作,这里要谈的就不是她们是否劳动,而是她们是否获得了经济酬劳。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中,约三分之二的女性所从事的妇女的工作是没有报酬的。正如其社会地位是间接的(通过男性获得的),妇女与经济的关系也具有典型的间接性和附带性。

    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妇女还起着后备劳动大军的作用,于战争和经济扩张时期被征用,于和平和经济衰退时期被解雇。美国妇女已经取代移民劳动力发挥这种作用,如今又在与少数民族竞争这一角色。在社会主义国家妇女劳动力一般也处在下层地位,妇女获准进入一些高级领域的根本原因是对社会和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也是男权制社会)有利,而不是对妇女有利。

    相比中产阶级妇女,工人阶级妇女从事苦活较容易被接受,被看作是一种¨需要,由于日托或其他社会机构或丈夫的合作并未解除妇女的家庭杂务和照料孩子的重负,工作妇女肩上实际上挑起了两副担子。

    她们并未直接介入技术和生产,家庭和私人服务没有市场价值,属于前资本的性质。即便在参与商品生产的领域,她们也不支配甚至不理解生产过程。

    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男权制强加于她们的相当系统的愚昧无知。在发达国家里,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总体水平和方式更接近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教育,而不是为20世纪中叶的科技社会所需的技术,高等教育的大门对她们是关闭的。男女接受的教育种类和质量是不相同的,女子学院培养的既不是学者,也不是专门职业人员,也不是技术人材。它们的资金也不是来自政府和公司。

    (六)强权

    除非男权制将暴力规则作为一种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依靠或无时无刻不在的威胁工具,否则,其对社会的控制就不可能是完善的,甚至无法实施。从历史上看,大多数男权制社会都通过立法使强权制度化。

    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对奸夫都没有惩罚。男权制的法律制度剥夺了妇女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这逼迫她们进行非法堕胎。

    在武力攻击面前,女性在体力和感情方面几乎都无法自卫。男权制强权还有一种极具性特征的暴力形式——强奸,报道的强奸数字仅代表了实际发生的强奸事件的一小部分,因为这种事情带来的羞辱往往使妇女不敢提出控诉。强奸是敌对、仇恨和蔑视以及损害人格等欲望的爆发,这种形式是性政治的绝佳例子。

    男权制社会典型地将残酷的感情与性欲联系在一起,而且后者常常被等同于邪恶和权力。这一点在心理分析和淫秽物的性幻想中十分明显。其规则是男性角色为性施虐狂,女性角色为牺牲品。

    男权制社会里,人们对妇女遭到强暴所敌意的表达方式有多种。一种是哗笑。厌女文学是男性敌意的主要载体,属于忠告体裁和喜剧体裁。在男权制社会的所有艺术形式中,厌女文学宣传男性敌意最直截了当,其民的是强化男女两性各自的地位。在西方,古代的、中世纪的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品中都含有很大的厌女成份。东方在这方面也有很深的传统,尤其是在日本和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孔子学说。旧的对妇女的讽刺和攻击与新的把妇女理想化的做法同样广泛普遍。

    自撤销新闻审查制度以来,在具体的涉及性描写的语境中,男性敌意(身心)变得更为明显。人们面临的并不是性描写语境中表露的男性敌意比过去有所增多,而是更加直白。是人们有了表达和发泄那些过去只能在淫秽刊物或地下出版物——如德•萨德的作品——中才能表达的内容的自由。

    (七)人类学方面的论述:神话和宗教

    妇女的形象就是由男性一手制造并且是符合其需要的。这些需要来自男性对女人另一性的恐惧。然而,这种观念本身就表明,男权制已经确立,男性已经将自己树立为人的规范,将自己当作一种主体和参照物,而与他相对的女性属于另一类或异己者。男性对另一性的厌恶的功用是为自己提供一种控制隶属群体的工具,提供一种理论根据以证明那些丁等人的地位是低劣的、以此解释对他们的压迫是合理的。

    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始终认为妇女的性功能是不纯洁的。男权制社会的生活环境和信仰所产生的后果似乎使女性在生理上的自我感觉无限恶化,直到常常把它当做了人们声称的那种负担。

    所有男权制社会都以繁复的仪式和禁忌保护童贞。一方面,童贞是一种具有神秘性的美德,因为它标志着这份财产未受损害送达了货主。另一方而,它又代表着与血的魔力和可怕的另一性相关的未知的邪恶。

    妇女团体具有典型的附属性,在一个无足轻重或转瞬即逝的层面上模仿男性的作为和方法。男子住地体制的纯男性组织是男权制的友谊和情感的堡垒,通过舞蹈、聊天、友好款待娱乐和宗教仪式等加强男性的社交联系。未经训练的年轻人是年长者和身处高位者的性欲发泄对象。对青年男子实施的性虐待和使他变成女人所做的努力似乎助长了年长武士的权力欲,满足其对日益成熟的男性竞争者的敌意,最终,当他将他领进男人集团时、可以象征性地加强男性在一个不需要女人的环境中的团结。在年轻男性身上贬低人他们团体的男人。男子住地文化的情调和精神气质具有施虐狂、权力倾向和隐性同性恋的特性,将阴茎看做一种武器,始终将其与其他武器相提并论。

    反对同性恋行为的力量(至少在同等人中如此)几乎总是大于这一冲动本身,从而使里比多以暴力的方式爆发出来。这种性欲和暴力相连的现象是具有强烈军国主义性质的心态。具有超男子气概的武士等级思维在其纯男性倾向上的同性恋性质是隐蔽的而不是公开的(在这方面纳粹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原始社会的厌女症以禁忌和魔力的形式体现出来,并渐渐演变成可以解释的神话。西方文化的两个主要神话是经典的潘多拉盒子的故事和圣经中的人类堕落的故事。在这两个神话中,早期的有关女性邪恶的超自然观念最终通过文学形式成了影响广泛的道德依据,

    希腊神话中的例子十分有趣:当它希望赞美性时,它就颂扬阴茎的繁殖力;当它想诋毁性时,它就引用潘多拉为例。被视为肮脏和使人衰弱的性只与女人有关,而男性具备的是人的身份而不是性的身份。男性间不分年龄和地位的竞争,尤其是权威的父亲和敌对的儿子之间的竞争(这是男权制的特征),也无处不在。

    说夏娃是亚当身上取下的一根肋骨变化而成。这后一种说法无疑是男性将创造生命的功劳据为己有,他借助的是无需女性就创造了世界的上帝。在希伯来语中吃这个动问也有交媾之意。《圣经》中所有的知道一詞都是性欲的同义词。显然是与阴茎接触的产物。在这则寓言中,阴茎以蛇的形象具体化了。首先受引诱并被变成蛇的阴茎所诱骗¨的是女人。这样,亚当就逃脱了性罪责,这似乎说明了为什么《圣经》中极少提及性动机。夏娃被变成蛇的阴茎所引诱结果却为亚当的性行为而被定罪,自此以后,女人、性和原罪被联系在一起,构成了西方男权制思想的根本模式。

    (八)心理学方面的论述

    对妇女从不间断的监护有使女性永远婴儿化的倾向。这一点甚至在高等教育的场所也不例外。她们不得不始终在掌权男性的同意下去谋求生存和晋升。要做到这一点,她也许得向男性妥协或拿性作交换。

    妇女受的鄙视一旦在她们身上被深层意识化,她们便会鄙视自己并相互鄙视。

    少数人集团是指因其生理或文化特征而被与其生活的社会中的其他群体区别开来并受到不同的和不公正待遇的群体。妇女身上存在的少数人地位的特征:群体自我憎恨和自我厌弃,对自己和对同伴的鄙视。少数人地位的另一个标志是人们在对所有少数人集团成员作出评价时的残酷,正如每个少数人集团的成员一定会为其同伴的过分行为表示歉意,或加以严厉谴责,妇女对她们同伴的越轨行为的指责是严厉无情而又惊恐不安的。

    有些妇女对自己的从属地位实在难以承受,只好压抑和否定它的存在。但是,如果妇女的现状得到恰当措辞的描述她们中的许多人对此还是认可的。群体部被迫采取相同的迁就策略:为了取悦他人而采取讨好的或祈求的举止、研究主人集团易受影响或腐化的倾向装出无助的样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个世纪以来,厌女症文学描写的都是这些特性,将其深仇大悵对准了女性的狡诈和堕落,尤其是性这一成分,或如那些文学作品所称的淫荡。

    少数人社会地位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他们中只有一小部分幸运者能获准去取悦他们的主子。

    当某种权力制度彻底占据统治地位时,它根本用不着为自己申辩但当它的运转机制被揭露于世并受到质问时,它就不但要任人议论,甚至应该改变。

    第二部 历史背景

    第三章 性革命(第一阶段:1830-1930)

    一、政治背景

    (一)定义

    要实现性革命也许首先必须结束传统的性抑制和性禁忌。尤其是那些对男权制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威胁最大的禁忌同性恋、非婚生子、少年性行为婚前性行为和婚外性行为。环绕性行为的消极氛围应和双車标准以及卖淫制度一道铲除,性革命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宽容的、允许性自由的单一标准,一种未被传统的性联姻带来的粗俗而有剥削性质的经济基础腐坏的标准然而,性革命的主要目的是结束男权制废除大男子主义思想和带有大男子主义思想的地位、角色和气质的传统的社会化方式。这将使两性各自的亚文化实现一体化,原先相互隔离的两性的体验将融为一体。与此相关的一件事情是,重新审视被称作男性和女性的特征。废除性角色以及妇女在经济上的完全独立将会削弱男权制家庭的权威破坏其经济结构。一个重大的必然后果将是目前女性的有形财产地位和未成年人的无权状况的结束。

    1930年至1960年期间妇女性自由的增长(因为第一阶段结束时,妇女性自由已经有了很大增长)主要是因为避孕工具的生产技术有了改进,以及避孕工具的普遍使用,而不是因为有了重大的社会变革。1930年至1960年期间妇女性自由的增长(因为第一阶段结束时,妇女性自由已经有了很大增长)主要是因为避孕工具的生产技术有了改进,以及避孕工具的普遍使用,而不是因为有了重大的社会变革。

    第一阶段最重要的问题是挑战男权制结构,并向性革命可能会在气质、角色、地位等方面带来的重大变革提供最初的动力。

    (二)自相矛盾

    妇女一旦结婚便开始了公民死亡,她几乎丧失了一切公民权利,就像如今的重罪犯入狱那样。她不能控制自己的劳动所得,不允许选择自己的住所,不能管理法律上属于她自己的财产,不能签署文书,也不能作证。她丈夫拥有了她的肉体和她的各种服务,可以随心所欲地以任何方式将她出租获取利益。他可以为她应得的工资起诉他人。并将工资据为已有。妻子在受丈夫保护期间用劳动、服务性活动换来的一切都成为男方的合法财产。单身妇女除了拥有自己的财产之外,享受的人权几乎和已婚妇女一样少得可怜。

    无论丈夫多么不负贞任,也不论他对孩子的幸福多么不关心,从法律上说他有权随时要求得到妻子的劳动所得,甚至可以危害他的依附者的生命。作为有产家庭的主人,丈夫是妻子和孩子的惟一拥有者。在抛弃妻子或与其离婚时假如丈夫愿意,他有权剥夺她的孩子,因为孩子在法律上是他的财产。

    妇女在铸造厂工作,由于太热,死光了上身。洪而参议员对这些失去魅力的妇女只字不提…你们当然知道铸造厂雇用她们是因为她们是廉价劳动力,工作时间却比男人宴长。例如,洗衣房的妇女在可怕的蒸汽中一站就是十三四个小时,双手泡在滚热的浆衣水中。无疑问,这些妇女每年一次在投票箱中投下自己的一票不会使自己的美貌和魅力有任何损失,而长年票月地站在铸造厂和洗衣房里工作怕是要使她们失去许多妩媚,让我告诉你们,世上没有哪种竞争比为挣得面包而进行的党争更加残酷。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以注重纯洁和贞操而著称。然而,19世纪60年代,议会却通过了一系列传染病法案,政府据此将卖淫合法化,进行统一管理。卖淫少女的合法年龄定为12岁。该法案规定,任何一个女人都可以充任妓女,只要有警察或她们的代理人发话。这样,她们就必须接受强制性体检,若有违抗就送进监狱。

    所有压迫制度都杜撰了许许多多的神话,称其对人民的暴政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而那些以自身的卑屈来丰富主子的生活,并因此受到珍视的依附者们,已透过柔和的灯光朦胧地看到了这种效果。

    维多利亚时代那种对妇女骑士般的保护/尊重信条的基础是一个心照不宣的假设,一个狡猾的骗局,即所有的女人都是太太,都是上层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成员。这些阶级对妇女表示出了殷勤和体贴,但同时不给她们任何合法的自由和人身自由。这儿的心理政治策略是一种炫耀,即维布伦称之为替代性的消费中的上层阶级妇女的懒散和奢华是所有妇女的幸福前程。这种诡计的效果在于它将妇女分成不同的阶级,并告诉那些享有特权的妇女她们是生活在不该享有的奢华中。对一个阶级进行威胁,让另一个阶级心怀妒忌,这就有效地阻止了妇女的团结。年轻的中产阶级妇女受到当家庭教师、工厂劳工或妓女的恐吓,只得在社会地位和性角色方亩就范。不如她们那样受人宠爱的女性只好梦想着成为太太,这是她改善自身状况的惟一办法,是她通过吸引男性的性恩宠获得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惟一希望。当性的自由是通过掌握一切大权的人的慷慨赠予而获得的奢侈的肉欲时,为实现个人抱负或解放而奋斗的动力也就荡然无存了。

    性革命和引导性革命的妇女解放运动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揭开骑士精神的假面具,并让世人明白,它的谦恭有礼其实是一种巧妙的操纵。

    (三)妇女解放运动

    1 教育

    无数主张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的理由是使她们成为更加合格的家庭主妇和母亲。也有许多人反对这种做法,认为接受了教育的妇女如果不再顺从的话,将会产生有害影响。

    公立学校招收女生主要是出于它们自身的经济需要——因为内战前和内战中男生的人学率下降—而不是出于对这些新学生的特殊责任感。

    在英美两国,导致女子高等教育发展的两个因素是:教师职业对妇女的开放和女权运动的冲击。

    维多利亚时代的一种情感,即女性若要获得任何意义上的自主地位,她就必须放弃性要求。这实际上是美德枷锁的翻版即女性若要保持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的话她就必须禁飲。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婚姻的笃信(它几乎是一条信仰的法规)是试图不惜任何代价束缚妇女的传统令人膩烦的甜言蜜语,狂热的感伤情绪,这一切都是企图掩盖一个事实,即这只不过是裹着层糖衣的性政治。

    2 政治斗争的组织

    她们首先应该团结起来为另一个并非直接涉及她们自身的事业而奋斗,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她们历来被灌输的思想是服务道德。在美国社会中,奴隶制也许是惟一能够激励妇女组织起来去打破恪守礼仪禁忌的非正义的邪恶制度。那种格守礼仪的禁忌对妇女的禁锢远胜于她们在法律、教育和经济上的无能为力。妇女正是在废奴运动中次学会了如何组织起来,召开公众大会,举行请愿活动。作为废奴主义者,她们首次赢得了在公众场合演讲的权利,并开始发展有关她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她们的基本权利的理论。四分之一世紀以来,解放奴隶和解放妇女这两个运动相互提供养分,共同强大起来。

    美国的妇女运动正式发端于1848年7月19日至20日在纽约州塞内卡福尔斯召开的第一届女权大会。这次大会也是起源于废奴运动,因为,1840年,在伦敦召开的世界反奴隶制大会上,卢克雷蒂娅•莫特和伊丽莎白•斯坦顿仅仅由于是女性而被从大会程序中除名。于是,她们便联手行动,于1848年召集了塞内卡福尔斯女权大会。穆勒于1866年首次向议会递交了妇女选举权利请愿书,1869年发表了《妇女的屈从》。自此,妇女运动在英囡扎下了根并不断壮大。1883年,苏珊•安东尼出国访问揭开了国际女权运动的芹幕,使妇女运动具有了更广泛的国际性。

    妇女运动最终的重要成就是贏得了选举权。

    直到20世纪过去了许多年,妇女运动的方法仍限于收效甚慢、坚持不懈的请愿,散发传单,发表演说以及在地方选举和国会或议会辩论中谨慎地游说,争取男性的选票。但是,教育公众的任务似乎漫长而永无止境。妇女们静悄悄的耐心显然是无效的,从而激发了她们采取更加引人注目的手段:大规模示威游行和派设纠察队。即便是在她们最愤怒的时候,英国和美国的争取选举权的妇女们使用暴力的对象也只是财产而不是人。更多的时候,妇女运动采取的是非暴力手段。

    南方的种族主义者害怕黑人妇女获得选举权,中西部的反对者是为了他们的酒业利益东部的则是为了他们的资本主义利益和机器政治。后两种人十分担心妇女会在T会化和政治改革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

    公众感情和党派行为(妇女在这两者面前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使得妇女在选举中无法获得提名或担任公职,因而随着反动时期的到来,选举权越发变得没有意义。对妇女就业的偏见(一部分工人仍未加人工会运动)在经济大萧条时期激增,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再次出现。50年代,反女权运动达到了高潮,强烈反对妇女参与公共生活妇女运动的高涨势头至此彻底消退

    选举权的核心意义在于它引发了最强烈的反对,激发了最大的觉悟和最巨大的努力。然面,在许多方面,它转移了这场革命的注意力,无谓地消耗了人们70年的精力。如果说妇女选举权运动将一场社会革命局限于一个争端是个重大错误的话,那么这场运动的资产阶级性质则是它的另一个错误。一般来说,只有中产阶层的妇女才能拥有这场无止境的斗争所需的闲暇时间和教育水准。另一方面,它未能从深度和力度上向男权统治思想挑战,以打破在地位气质和角色等方面对妇女进行适应性调节的种种机制。不可能提出完成性革命所需的全面的、激烈的社会改革措施,即社会态度和社会结构的变革、人格和制度的变革,因为选举权是立法改的一种表面变革,即使妇女获得了选举权,这种变革也不知如何将其实施。

    3 就业

    妇女是一支没有组织而且极其亷价的劳动大军,一支廉价到可以低于男性芳动力出卖的劳动大军。因此,在她们获准工作时,其劳动力很容易受到剥削,而在不需要她们工作的时候她们也很容易被解。

    在英倒和美国,大多数有关改善妇女的非人工作条件的争论都无视妇女作为劳动者的人权,而是强调她们令人吃惊和毫无条理的生活是如何的不体面,或是她们的工作条件对她们的生育能力、照料婴儿的能力以及她们的道德和品行会产生何种破坏性的影啊。改革的主要动机仍是为了保护男权制文化和社会制度,因为许多人认为家庭结构正在崩溃(包括父亲作为一家之主和经济支柱的权威),男性的普遍态度是,寻得一个完美的补救办法,让妇女统统离开工厂,回到家这个安全窝去。经济独立被有意识和无意识地看作是对男性权威的直接威胁。

    二、论争

    (一)穆勒与罗斯金的论争

    在穆勒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性政治的现实主义思想,在罗斯金的书中,则可以看到性政治这一神话的浪漫和温和的一面。在穆勒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性政治的现实主义思想,在罗斯金的书中,则可以看到性政治这一神话的浪漫和温和的一面。

    维多利亚时代是历史上第一个正视男权制及其统治下的妇女状况的时代。直接的影响来自日益高潮的要求改革的女权主义思想,间接的影响来自开始出现于小说中的对妇女在社会和法律方面无所作为的谴责。

    罗斯金似乎是在努力反对女权运动的左派,他演讲所要达到的效果是要用有教养的陈词滥调驳斥左派言行。那些陈词滥调不外乎是,只要妇女呆在家里,她们就会得到爱和好名声。大男子主义和骑士派人士从未想过要用可靠的证据来证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就应该是它们现在的那种状况。

    1 本性问题

    19世纪最乏味最具特色的思维习惯之一是对18世纪理性主义的反动,是转而相信人性中的非理性成分。

    罗斯金从来就不是穆勒那样的民主主义者。相反,他既在道德上对贫穷者的困境表示愤慨,又急切渴望着贵族主义和中世纪复古主义中的英雄主义和高雅行为。

    主人阶级历来把他们的特权视为天意。不符合本性的迺常只意味着不合惯例,凡是符合惯例的都符合本性。

    2 教育问题

    女人是压迫女人的制度的产物,她所受的教育,正规的或非正规的都是为了永久地延续这个制度。这是一种表达情感而不是传授知识的教育,其目的是使妇女适应她们屈从的地位、替代性的体验以及以徒劳的博爱为主要内容的服务道德。

    罗斯金认为教育不是要让妇女自我发展,而是要使之自我放弃。妇女不要追求成就。妇女是明令禁止学习神学的,罗斯金担心女性的认真介入会对男权制宗教产生致命作用。与优雅的音乐、艺术和文学这三门课程一道,自然构成了罗斯金教学大纲中妇女教育的第四类课程,通过学习自然,女子将会在虔诚中成长,因为虔诚比神学的危险性要小。

    穆勒:男人所要求的不单是女人的顺从,还有她们的感情。因此,他们尽其所能奴役女人的思想。所有其他奴隶的主人维持顺从依靠的都是恐惧,使奴隶对他们产生恐惧,或是对宗教产生恐惧。女人的主人希望得到的远远超出简单的顺从,于是,他们运用教育的力量实现们的目标。

    3 家庭问题

    罗斯金用最强硬的语言把家庭说成是妇女的真正场所。穆勒把家定义为内部奴役制度的核心,妇女只不过是婚姻中的奴隶。甚至女奴隶有时也不会被强迫与主人发生性关系,但是,没有一个妻子能免遭性攻击,无论双方多么厌恶对方。

    用内部奴役制度中最好的例子——罗斯金强调的爱的统治和爱的屈从——对其作出评价是有害而天真的,正如忽视了它的最残酷之处是愚蠢的。穆勒非常清楚,在穷人阶层中,女性遭受的伤害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部严重,因为她是受剥削的男子惟一可以体现自己的优越性并用暴力证明之的对象。由于受害者依旧在迫害者的控制之中,暴行得不到制止,因此一旦暴行得到证实就应该允许离婚,免得没有公诉人或没有证人就不能定罪。

    穆勒研究过社会历史和法律,罗斯金寄希望于诗歌,他对妇女的历史是基于一种不可靠的文学作品中的理想主义进行论述的。

    罗斯金通过维护传统的男女角色,精明地把整个世界保留给了男人,女人则被囿于从属性的家庭妇女和慈善活动的圈子里。如果不谈政治地位,只谈道德正直的话,我们只好想象,女人优于男人。当然如果她们不如男人,那就让上帝帮助她们吧。

    穆勒认为,在下层阶级中,大男子主义道德观念的表现形式也许是暴行,但在中产阶级中,大男子主义则表现为最卑劣的虚伪。男性的优越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善遍影响,尤其是对(统治社会的)男人的性格所产生的影响的后果是,他们从孩童时期起就从对待异性的歧视和偏见中体验出了优越和满足的概念。他不愿给自己套上枷锁……而会为了他个人的利益和荣耀随时准备将它强加在别人头上。没有一个男人思意承受他骑士式地让女人过的那种生活。

    罗斯金那典型的维多利亚式的主张,即社会责任是妇女的领域,显得有些荒唐:第一,妇女本身被剥夺了法律上和经济上的一切权利她们根本无力为其他被剥夺了一切权利的群体提供任何实质性援助;第二,这种主张使男人,尤其是统治阶级中的男人,无视或转嫁他们对受其压迫的穷人的重大责任——因为他们不是终上这种压迫,而是希望用慈善活动来减轻这种压迫。

    至于罗斯金为之激动的女性的自我牺牲精神,穆勒认为那只是一种可鄙的自我毁灭,既具有破坏性,又相当庸俗。由于自我牺牲并非双向的,目前那种表面的作为女性理想性格的夸张的克已精神所产生的只是一种虚假的利他主义。穆勒发现了骑士式恭维表象掩盖下的权宜性甚至欺骗性:有人不断地对我们说,女人优于男人,而他们却完全反对善待妇女,甚至不认为她们和他们同样优秀。因此这种说法已变成了令人讨厌的伪善之词,意在伤害前先对即将受害的人摆出-副恭维的面孔。

    罗斯金对妇女能够拯救世界这一点深信不疑但这是怀幻想退化了的和婴儿般的性自恋宗教志向和简单化的济世万灵药的大拼盘,也正是那个时代被冠以家中的天使,拯救失落者的好女人等概念的虚幻的情感。

    (二)恩格斯和革命理论

    1 历史的范例

    男权制起源派把男权制家庭看作人类社会组织的原始形式,部落、国家等都从中演变而来或以其为模式。总的来说,这种争论的结果是把男权制看做原始的、本源的。因而也是自然的人类社会形式其生物基础是男性强壮的体力和妊娠对女性体力的大量¨消耗,再加上狩猎文化所要求的环境。这一切都说明了妇女的从属地位是合理的,甚至是生存环境的必然结果。这种理论有几个弱点使其假设不足以构成必然的原因:社会和政治制度很少是以体力为基础的,而一般是以一系列价值体系和与之协同配合的其他形式的社会和技术力量为支撑的;狩猎文化通常被有不同的环境条件和需求的农业社会所取代;妊娠和生育也许是社会的解释或安排,因此完全不是消耗大量体力之事或体力劣势的原因,尤其是在抚养孩子是共同义务、生育力受到尊敬或祈求的社会里;最后,既然男权制是一种社会的和政治的形式,我们最好像对待其他人类制度那样,从大自然以外去寻找其根源。

    母权制学派几乎每个成员都认为,在男权统治之前存在过某种形式的母权制统治;在那个社会里,母权,即女性原理或生育力,统治着社会和宗教生活。他们认为男权制在某种意义上是人类社会自然的原始的形式,后来的变化(不论它是否值得推荐)是这种形式的变体—人为的变体。这种观点的深层含意是,该理论的任何变体都是对现代文明或变化了的社会价值观的让步。

    恩格斯发现了男权制家庭和财产的相互关系之后,认为他发现了财产的起源,那就是作为男权制基础的对妇女的征服和占有。在恩格斯看来,母权制社会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家庭财产利冲突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在过去常常追求这种纯朴的社会形式,一方面是出于它寻找一个不是建立在财富基础之上的、没有复杂和不平等的政治秩序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出于它对黄金时代的怀旧情结。

    2 有关神话证据的题外话

    恩格斯及其引证的材料没有充分地论述一个关键的问题——男权制如何取代了它之前的制度。恩格斯和贝科芬推测,更为公共化的性关系向某种性伙伴结合形式的转变导致了男权制的产生。那种性结合的形式起初是配对制,到最后是一夫一妻制,这两种形式都确定了男性对女性的排他性的性占有。

    古希腊的男权制早已确立了一种令人惊讶的政治化的生物学:没有母亲,父亲也照样生育。从她父亲宙斯的脑袋中生出来就已成人的雅典娜,行动起来,急坝地要背叛她的同类:没有母亲给我生命,因此父亲的主张和男人的优越,除非它们妨碍我的婚姻,都会赢得我全部的忠诚。

    男权制教义将生命创造力彻底归功于男性之后,并不会停止贬低女性存在的意义。尽管男权制社会的男人吹嘘自己是生命的惟一源泉,但他以默认的妥协承认没有女性的帮助他无法繁衍。因此,雅典娜劝说复仇女神们为男人提供帮助。

    在埃斯库罗斯根据这个神话改编的剧中,人们看到了男权制与母权制的冲突,看到了有关父亲身份的知识挫敗了母权制,并最终获得了胜利。

    3 有关性证据的题外话

    他们说,妇女自愿地接受了配对婚姻和一夫一妻制中性的和社会的从属地位,因为事实上她们觉得性行为是个沉重负担。他的观点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一种普遍认识,即无论对违背妇女自身性欲的行为进行的性反抗有多大,这都是一种自我维护的行动。

    男权制社会中的性活动意味着屈服于男人的意志,在这种具有社会强制或剥削性质的性活动中,贞洁、性冷漠或某种反抗性关系的行为都具有对性政治状况作出政治反应的特征。伴随性冷漠的反对性交的态度是男权制的社会的和心理的策略,限制或阻碍了妇女性交的快感,但它们也可以变成女性的保护性策略,用于拒绝屈从于男权制人身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强权。

    无论从生物性或遗传性方面来说,女性都比男性具有强得多的性能量,在性交频率和性交中性高潮的频率这两方面都是如此。如果一个能够产生正常性亢奋的女性在第一次高潮之后的短时问内能得到适当刺激的话,在大多数情况下她都能产生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甚至第五次、第六次性亢奋,直到她得到彻底满足。男性在短时间内通掌只能产生一次性亢奋。与此柜对的是,许多女性,尤其是当其阴蒂受到刺激时,在短短数分钟内就能产生五六次性亢奋。

    性激发区和性反应区必须区分开来。性反应区是在阴蒂上,阴蒂对性的反应又会激发其他反应(如大阴唇胀大、渗出液的流淌、阴道痉挛等)。性激发可能是体内引起性欲的组织受到刺激或纯粹的心理冲动(如思想、情感、话语、图像等)。我们或许可以说,阴蒂是惟一的引发性欲或带来性快感的人体器官而阴茎的作用却是排泄和生育。男性的性潜能是有限的而女性的性潜能从生物学角度而言几乎是永不枯竭的。但是,根据紧张和体力消耗程度,她们的确会变得体力不支。这种现象在阴茎摩擦交媾中比在手或器械刺激性欲中更明显。

    真实情况是,男权制社会的状况对女性的性欲产生了深刻影响彻底影响了其功能,歪曲了其真正的性质,使其长期以来不为人们真正了解,这是文化影响生理机能的明证。考虑到女性产生性冲动和性快感的巨大的生物性潜力,一夫一妻制或一夫多妻制这样的性伙伴关系是无法使她满足的;群婚制则最能使她获得满足。

    有关男权制的神话和信念从来都认为男性具有更大的性潜能,并据此争辩说,男性有更大的性需要。这一观点导致了性问题上的双重标准,甚至一夫多妻制,这是一种适合男性的假设,虽然它与物学事实相违背。男权制在把妇女变成一个性对象的同时,却不鼓励她享受被认为是她命运所在的性行为。相反,强制她遭受性行为之苦,并为自己的性行为感到羞耻。只有随着性道德观的宽松,禁止妇女享受性快乐的主要障碍被清除,以及性革命第一阶段带来的社会态度和妇女地位的变化—这些变化相当深刻和普遍,甚至连随后的反动时期都未能消除它们的影响—妇女的性潜能才获得普遍的自我伸张。

    4 革命的实质

    穆勒把男权制看做一种原始罪恶,是人类原始野蛮的必然后果。恩格斯的历史性叙述把这种原始罪恶解释为一种压迫创举,一种引发了无数依赖于它的其他形式压迫的创举。性统治绝非最后一种不公正现象,它成了人类不公正的总体结构的基础。

    恩格斯以这种社会主义者久负盛名的方式把穷人浪漫化了。他的其他一些论点比较令人信服。从经济角度看,在无产者中,男权制没有稳固的基础,因为世袭财产与男权制社会的一夫一妻制的基础有密切关系,而穷人没有财产。在恩格斯那↑时代,妇女开始进人工厂做工,后来又有史以来第一次取得了享受她们劳动成果的权力。因此,劳动阶级妇女闭守家庭的现象大大减少了。同时,穷人也很难从立法上加强男权制的法律法规,因为法律是一件昂贵的商品。不过,恩格斯也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情感上和心理上,穷人也把妇女看作一件有形的财产,而且这种看法往往比富人更甚。由于没有其他表明自己地位的方法劳动阶级中的男性更易于,而且往往是十分残暴地用他的性地位来表明自己的权利。

    从根本上讲,被要求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只是女性,因为男人历来都是用双重标准为自己保留了某些一夫多妻制的持 权,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男性)从来就没有,直到今天还是如此打算放弃群婚制的乐趣。

    卖淫是传统的一夫一妻制的必然产物。没有足够的女性满足男性的需求,除非有一部分女性,通常来自穷人家庭,被养大成人或保留起来,供作性剥削对象。不是出于经济需要动机的卖淫是一种心理性嗜好,其根源是因不断出卖自己的肉体而产生的自我仇恨。在那种经济状况中,大多数女性都通过某种性行为交易获得生活来源。妓女的被迫或自愿的堕落,以及社会对她的惩罚性态度都只是文化的反映而已。

    家庭的基本要点是认同没有自由这一因素和父亲的权威。它是建立在丈夫的统治之上的,其明显的目的就是生育确凿无疑的出自一定父亲的子女;而确定出生自一定的父亲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子女将来要以亲生的继承人的资格 继承他们父亲的财产。Famulus的意思是一个家庭奴隶,而Familia 则是指隔于一个人的全体奴隶。……这一用语是罗马人所发明,用以表示一种新的社会机体,这种机体的首长,以罗马的父权支配着妻子、子女和一定数量的奴隶,并且对他们握有生杀之权。

    一夫一妻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长成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男权制家庭及其家长权威的凝聚力始终(并将继续下去)取决于家庭成员在经济上的依赖性家庭 的稳定和效率也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按等级化的角色区分家庭成 员。

    他认为只有随着男性的经济支配地位的结束和女性在完全平等和独立的条件下进入经济领域的到来,性爱才会终止其以经济强制为基础的物物交换的性质。妇女在法律上的无能为力是男权制的结果,而不是男权制的原因。消除了这种不合理的法律并不能使妇女获得平等地位,除非同时实现了完全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平等,并赋予妇女在创造性工作中实现自我的一切机会。

    三、文学中的例证

    从性革命时代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三种不同的反应。第一种反应是现实主义的或革命的:恩格斯和穆勒对性革命作出了激烈的分析;易卜生和肖伯纳属于批评家和改革者;狄更斯和梅瑞狄斯则比较温和。他们或直接地以理论和辩论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态度或间接地以虚构的戏剧和小说故事表达自己的思想。

    第二种反应属于感伤派或骑士派,罗斯金的《女王的花园》是其最杰出最完美的代表。该派宣扬的是,人们应有得体的举止的具体建议。实际上,这一派的主要目的是宣称现状是良好的、自然的。以此先发制人地阻止任何形式的变革。在这种温和的感伤主义情调下,当时许多妇女身处其中的卖淫和贫穷现象也就只能显得可悲可叹而已。贫穷或许可以看做是无足轻重的慈善机构——这是女性的活动领域——够解决的问题。至于实淫,最好将其作为一个不适宜谈论的问题忽略掉。

    第三种反应——我们将称之为幻想派——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性观点。他常常表达出男性对女性的邪恶(即性行为)作出反应时的不自觉的情感。普与恶、良妇与荡妇(比基督教更古老的形象)之间的差异变得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明显。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夏娃和圣母马利亚为人们提供的宗教约束力已基本崩渍。前两个流派对性革命都有各自明确的赞成或反对的立场,但第三个流派的反应却混淆不消。尽管幻想派采取的是躲闪和逃避现实的态度(因为它通常比骑士派更坚决地拒绝面对社会现实,而骑士派至少还愿意准备一个对待现实的方法),但它对性革命大有可作贡献之处。由于它采用了沉溺于无意识和幻想中的策略,它释放了更多的性能量,表达了比它的对立派更含糊更根深蒂固的性态度。结果,它在性这个领域中成了性革命的先锋。尽管这一派的理论不成体系,但它比其他学派更主张放宽性道德标准和容忍性偏差行为。它也是同性恋情感和某些其他行径的中心。

    改革者往往担心性道德标准宽松带来的影响;幻想派成员集欣喜和负疚于一身。改革派的小说也充满了骑士情感,甚至乐观地相信,他们描写的不愉快事件是个别的或例外的现象,只要用爱就可以解决。

    1 哈代《无名的裘德》

    我们很难说清楚苏究竟是环境的受害者,还是文化和文学传统手法(百合和玫瑰)的牺牲品,或仅仅是哈代暴躁的悲观主义思想和笨拙的悲剧手法的受害者。环境主要是指她自己的社会信仰的环境和比她所能认识到的更为真实的环境;文学传统手法给了她思想,却仍束缚着她的肉体;而哈代的悲剧手法则通过绞死她的孩于破灭了她的一切希望。

    2 梅瑞狄斯《利己主义者》

    梅瑞狄斯有意将故事的场景设在上层社会,在那儿人们最有可能看到的是社会习俗和虚伪行为的极端例子。梅瑞狄斯在自己和每个男人身上都到了威洛比的那种自负,这是他所受的教育和他的期望的一部分,是一种下意识的支配倾向但也是梅瑞狄斯愿意为此承担责任的举动。在青年贵族威洛比眼里性就是占有,克拉拉也立刻明白了,对她的占有将被宣称为他合法的权力。就像所有意识到即将被俘的猎物一样,她本能地向后退缩,但是,这并未能打击威洛比的自信,因为他认为妻子性寒是完全正常的,这是她纯洁的标志。在小说中,她始终是一个处在变成过程中的人,但是,到小说的最后一页,她也未能变成别的什么人,而是变成了弗农威特福德太太,也就是说,她什么也没变成。梅瑞狄斯知道如何将她从利己主义者手中拯救出来,但他想不出还能为她做些什么。

    3 夏洛蒂勃朗特《维莱特》

    维多利亚时代的男性幻想在这种女人身上看到的仅是她们温柔、胆怯的无能,但露西却把她们看做能够抵御风浪的大船把自己视为一艘小船。但是,大船之所以能够浮在水面上是因为她们慬得如何妥协;露茜却无意于此大船代表着习惯势力。审视完这个世界提供的角色榜样—敬慕儿子的母亲、高效率的牢房女监守、无情的调情者雲儿女神——之后露茜感到自己最真实的痛苦在于她出身在一个没有合适的人物可效仿的世界里,因此,她只好独自摸索前行,寻找自己的道路,当一个没有先例的开拓者。

    露茜指出,她从画中看出了男性的手淫幻觉。这块粗糙而荒谬的画布,这个巨大的哗众取宠的东西,是男性幻想中渴望的宫女画,是他们头脑中无时无刻不在的肉欲,是他们强加在女人身上的女人形象。男性文化把女人变成了一个性标志,一个没有思想和人格的肉体,一个供它观赏的x。留给女人去观赏的则是一尊无聊的忠贞的小圣像。

    通过把人物分成两个类别,通过描写露茜犹像不决的肯定和否定这两种反应,勃朗特驳斥了她那个时代的两种文化。另一个二分法是露茜的求新意识,她的革命精神,以及旧的习惯势力在她灵魂上留下的残余。这种内心世界的矛盾冲突又被她的抱负和欲望以及它们的几乎不可能实现这一外部冲突所补充。

    奴仆地位还有一个屈辱,它对于中产阶级妇女来说尤为残酷,那就是,她们一旦受雇用,其地位就比她们的阶级地位低一等。这些职业需要住在雇主家中,24小时受监管,这无异于坐牢。在这些条件下,她不能获得经济上的独立,也不可能实现个人的狍负。

    出身在一个以人为的美貌标准判断生死的环境里,露茜处在一种照镜子强迫症中。每次看着自己在镜子中的影子,她就否定自己的存在。露莤鄙视外在的自我只能通过自我憎恨构建一个内在的自我。

    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都被期待着以幸福的婚姻结尾,女作家的小说更加应该如此。对勃朗特姐妹作品的文学批评,长期以来一直是一场男性偏见的游戏。批评者要么证明她们不会写作,是些毫无希望的原始派作家,从而将自己打坋成学校校长的模样,修改她们的作品,指出错误之处;要么把她们的作品说成是有关荒蛮的个案史,偶尔假惺惺地对荒原上挡风的屋子或旧时的闺房生涯说几句同情话,作为他们动机的开场白,接着便急不可待地对小说中的每一个事实加以攻击,生怕夏洛蒂或艾米丽会狠狠地阉割了他们。

    4 丁尼生《国王叙事诗》/罗塞蒂《神女》/斯温伯恩《诗歌与民谣》

    维多利亚时代的诗歌反映了那个时代对三个问题的重重优虑,即社会科学(历史、人类学、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生物学地质学和考古学的进步导致的上帝的死亡、消失或腐蚀;民主和阶级战争的可能性;性革命代表的对古老的忠贞观和可恨的束缚的公开挑战和宮犯。那个时代的诗歌对这些当时的社会风暴所作的反应是置身于时代之外,躲进另一个时代。诗人们只有借中古或古代题材进行创作才感到安全。

    丁尼生似乎始终在对具有骑士精神情感的贞洁女性(胸部丰满的主妇,或未染风尘的少女)的欣赏和致命女人之间受折磨。按照那个时代精心构筑的有关花卉的意象,这两种女人被明白无误地归类为百合和玫瑰。百合们都有细膩的诗化的情感,她们也因此受苦,直至挨饿死去。贞洁是她们惟一的生命,也是她们的灾祸和死亡的根源。玫塊花似的女人在性欲方面是百合花似的女人的对立面。当一朵百合花,就必须去死;当一朵玫瑰花,就必然致他人以死命。

    《神女》是将基督教的柏拉图式爱情色情化的尝试诗中不仅描写了神女在天堂门前大方地裸露了自己温暖的酥胸而且还更大胆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设想,即诗中的两个情人在但丁加布里埃尔•罗塞蒂的世俗天堂团聚时,将在圣母马利亚的面前赤身裸体坦然地做爱。

    丁尼生通过申斥淫荡的玫瑰花,并始终大声为百合花唱颂歌维护了体面的行为。罗塞蒂不断地在诗中提到圣母的观念,或借贝雅特丽齐或其他百合形象,以此保持了一些礼仪观。斯温伯恩则义无反顾地为邪恶大唱赞歌。

    那种性文化迫使上层阶级将痛苦和未能满足的同性恋情绪与早期的性体验联系起来。在长期的性压抑之后,当性能量终于找到了释放的手段其被禁锢的活力发现了释放的途径时,它也许会误入恐惧症性变态及其他反社会的性形式的歧途。

    7 王尔德《莎乐美》

    罗塞蒂希望能够使基督教带上一些色情色彩;斯温伯恩写文章对此表示反对;王尔德不知羞耻地想用身披纱巾的七位舞女和莎乐美毫无遮掩的引诱来达到这一目的。

    虽然莎乐美有裸露癖,并有强烈的性欲望,但她并不完全,或者说,并不主要代表女性;她也是奥斯卡•王尔德的化身。这个剧描写的是同性恋的罪恶感和排异反应,以及随之而来的双重复仇。

    同性恋的两个最令人怯胆的恐惧——两者都是社会敌视的产物—是害怕遭公开揭发和害怕求爱的男性拒绝。第一种恐惧导致了莎乐美脱衣的场面——她的第二个我躲藏其后的裸露的乳房。第二种恐惧的结果是约卡南的拒绝,这是该剧的惟一动机。

    第四章 反革命(1930-1960)

    一、反动政策:纳粹德国和苏联模式

    由于大多数人构想不出其他的社会组织形式取代男权制的惟一办法似乎只有动乱。家长也许是国家的臣民甚至是奴隶,而家庭成员则是家长的臣民或奴隶。独裁政府似乎尤其喜爱男权制法西斯国家和独裁国家的氛围严重依赖男权制特征来维持。

    (一)纳粹德国

    这一时期,使德国在西方各国中显得独特的原因是,它扭转了女权主义者从事专门职业和享有较高经济、社会地位的势头。纳粹思想的真实目的不是如所说的那样让妇女回到家里去,而是将妇女从专门职业中抽出来去从事低薪职业。

    纳粹党的创始思想家之一戈特弗里德费德尔为女权主义下的定义是:犹太人以性民主的方式从我们手中偷走了女人。我们,年轻一代,必须出征杀死巨龙,这样,我们才有可能重新获得世上最神圣的东西,即作为女仆和佣人的女人。希特勒亲自支持这样一种理论,即犹太共产主义种犹太暴行——是令人讨厌的性革命的根源。

    神秘的圣洁母性的理想化是一个特别有效的手段,不仅可以将性活动与生育(纳粹对避孕和人工流产的禁止有利于此)完全等同,而且还彻底压抑和禁止了女性的性活动,并将其转变为国家指导的人类繁衍过程,这种繁衍往往是为有害的国家目的服务的。

    纳粹的实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西方政府不同的是,它从法律上规定了女性的活动领域,采取了一系列实际措施来巩固家庭。纳粹政权对单身男女征税,并于1933年6月1日颁布了臭名昭著的婚姻贷款法规定每生一个孩子都可以得到部分退还税款和利息。德国三分之一的婚姻都根据这一法案签署了契约。提倡人口增长的政府有两种选择:使做母亲成为令人愉快之事,或使之成为不可逃避的事情。魏玛共和国所有分发过避孕工具的婚姻诊所在1933年之后都被关闭了。没有特别许可,不许出售避孕工具或做避孕工具广告。1933年5月颁布的刑法甚至将协助人工流产定为刑事罪。除非怀疑胎儿有先天缺陷——一般理解为父母是非日耳曼族,否则所有孕妇都必须将孩子产下。

    纳粹男性文化中的男性生殖力崇拜,其重点是对领袖人物和男性群体的崇拜使整个纳粹时代带有一种奇怪的受压抑的同性恋色彩这种同性恋具有神经质的反社会和性施虐狂特征。

    卖淫和淫秽物没有得到有效的禁止,对它们的禁止是出于禁欲主义的原因而没有考虑到经济和人道原因;两者都成了党卫军和其他纳粹要员的特权。

    建立在压制妇女的基础之上带有倒退的部落精神的社会结构是专制主义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情感的绝好载体。

    (二)苏联模式

    在集体化制度下,家庭沿着它据以建立的那些路线开始瓦解。在某种程度上,男权制开始倒转其进程,而社会则回复到了民主的劳动公社,社会主义权威们称之为母权制。

    主要原因似乎在于当人们,如俄国人,被政治问题(白俄罗斯人反对革命的战争)和经济问题(妇女被宣布在经济上独立自主但实际上她们并未独立,尤其是在失业的新经济政策岁月里)所困扰时,很难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更深层的原因是除了宣称强制性家庭必须消亡以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未能为性革命提供一个有效的思想基础。

    妇女不愿放弃对家庭的依赖和家庭的安全感,以及家庭赋予她们的支配孩子的权力;男人也不情愿放弃他们传统的占有权和特权;人人都喋喋不休地大谈男女平等,但是,没有一个人,或者说很少有人能够付诸实践。革命者心态中古已有之的错误:性与社会努力和献身精神不相容的信念;性与集体成就或文化成就相对立的观点(弗洛伊德也持这种观点);始终把妊娠和生育看作生物性缺点的态度;家庭和婚姻仅仅是经济的或物质的现象,只要用经济的和制度的方法就能解决的假设。

    在1918年至1922年的内战带来的贫困条件下,性活动变得十分野蛮,出现了大量剥削性和不负责任的性行为。这方面是由于无知或罪恶(人民得不到避孕工具),一方面是由于麻木不仁的传统态度,尤其是大男子主义态度。

    保护人种、人类正在死亡、道德败坏等都是不实之词。另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专制主义对妇女有权控制自己的身体感到不满。

    把做母亲定为种社会责任,强迫不愿生孩子的妇女做母亲,是否认性活动和传宗接代的可分性,是在关心妇女和婴儿的幌子下制造一种否定的性态度。

    人们看到和惩罚的只是男性之问的同性恋;女性之间的同性恋被认为是不可思议或不存在的。

    苏联逐渐建立了它自己的说教式的有束缚性的思想体系,一种新的专制主义结构,用不断赞美军事化成就和革命者功绩的方法,强调它自己那种对待男女两性和性行为的态度,以及它自己的以男性为理想和规范的标准。

    斯大林领导下的俄国宁愿支持家庭,以便让它发挥国家许诺但不愿履行的职能。国家认为它把权威交给了家长,反过来它也会要求家长以正确的方式抚养孩子

    民政登记所又装饰一新,结婚和离婚手续不再在同一处办理;在政府的鼓励下,婚礼又成为了一种具有宗教气息的仪式。妇女已无法摆脱承担全部家务和抚养孩子的负担,因为原先的男女平等的理想与处于战争准备的国家变得日益不相关,这个国家的战争准备工作就是营造一个与传统的男权制几乎毫无区别的军国主义和专制主义氛围。

    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早就指出的那样,专制主义和男权制思想无法将妇女解放与种族灭绝及爱的死亡区分开来,这实际上是把人类感情和生育与奴性顺从、子女多寡和奴性感情等同起来。

    二、思想的反动

    (一)弗洛伊德及精神分析思想的影响

    反革命的真正原因似乎在于,性革命将精力集中在改造男权制政策这一上层建筑、改革其立法形式、解决其臭名昭著的各种弊端和改变其正规的教育模式上(这些也许是必要的,甚至是必然的),而没有触及气质和角色区别的社会化过程。基本的态度、价值观和情感—这一切构成了几千年男权制社会的精神结构没有受到充分的影响,如果不是完全没有触动的话。此外,旧传统的主要制度—一男权制婚姻和家庭——从未或极少受到挑战。男权制不需要除家庭以外的任何上层建筑就可以(事实上也是这样)继续有效地成为高效率的政洽制度和社会统治方式,因为它扎根在人们的思想和心灵到新思想的辩解,就可以重新调动起来。

    表述旧思想的新方法只能来自科学,尤其是新兴的心理学、杜会学和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它们是控制和操纵社会的最有用和最权威的学科。为了不致遭受非议,这些学科必须与更为稳固的生物学数学和医学建立某种联系。新的预言家粉墨登场,给旧的各自领域的学说披上了时辈的科学语言的外衣。这些预言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毫无疑问他是那个时代性政治思想体系中最强大的一支反革命力量。

    尽管我对女性的心灵作了30年的研究,但是,尚末有答案,而且我始终也无法回答的最大问题是女人到底想要什么?尽管他连这样一个基本的疑问都无法解答,他却坚持要创建一门妇女心理学。这也许是最大的不幸。

    弗洛伊德在临床工作中观察了饱受两种原因之苦的妇女:性欲扣制(有时候过分强烈,会出现严重征兆,甚至歇斯底里)和对社会环境的强烈不满。总的来说,他倾向于相信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前者造成的。

    弗洛伊德认为,他的病人的症状并不表明她们对社会强加于她们的限制性环境不满,而认为那是一种有主见的普遍存在的女性倾向的症状。6他将这种倾向称为阴茎妒忌,追溯其根源至童年的经历,并以此作为他女性心理学理论的基础,修正了他提出的女性心理的三个必然结果——被动、自虐和自恋使它们都依附于阴茎妒忌,或与之相关。

    从阴茎妒忌的理论出发,有关女性的定义就一定是否定的—她之所以是她,是因为她不是男性,她缺少一个阴茎。

    要么男性身份的确是一种固有的优越现象其优越性能够得到实际经验的证明,要么女性误解了,错误地认为自己是劣等的。男性文化甚至决意要将其价值观扩大到解剖学,因而能够赋予生物性现象以象征性力量。

    弗洛伊德不论及更广泛的女性不满的文化背景,而将它孤立地置于儿童的早期经历中。他的这种做法再次忽视了儿童成长的社会背景。为什么女孩立刻就意识到越大越好?她会不会从孩子天真无邪的自恋推理自然地想象到阴茎是个多余的东西,而以她自己的身体作标准?我们被迫相信,在女性发现自己的劣等性以及自己的被阉割状态这一可怕的堕落之前,她一直把自己的阴蒂看做阴茎。由于他提不出任何有价值的客观证据来证实他的阴茎妒忌或女性阉割情结的观点,人们认为这一切都是弗洛伊德自己的主观想象,或是男性偏见,甚至是令人讨厌的大男子主义偏见。

    他认为,女性通过生孩子顽强地继续着她可悲的对阴茎的追求,从来不会放弃早年恋父时期建立起来的用生孩子的方法获得阴茎的理想。如果她希望有个孩子的愿望实现了,她会非常高兴,如果是一个带来了她向往已久的阴茎的男孩,她就尤其高兴。弗洛伊德的逻辑是把生孩子——女性令人敬佩的成就,也是弗洛伊德的逻辑给予女性的惟一功能——变成了对男性生殖器的追求。

    只有当主动的阴茎自我性爱中止,阴蒂劣等性被人们接受,女性的正确的成熟过程观念才能发展。

    当已回心转意的女性寻求一种专事繁衍后代的生活时,其他人仍错误地坚持过超越母性和生殖禁锢这一生物层次上的生活——这就犯了弗洛伊德称之为男子气质情结的错误。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许多行为偏常的妇女,包括谴责性行为或与同性发生性行为的妇女和追求男性目标的妇女。后者不是以母亲的身份公开地真诚地追求阴茎,而是希望上大学,追求独立自主的生活道路,支持女权主义运动。如果女人能得体地接受她的命运,虽然她显然仍是劣等种类的一员,她至少能认识到自己的困境将自己封闭在母性的圈子里。但是如果她变得不顺从,她就会侵入那个更大的、被弗洛伊德不可思议地认为是男人领地的世界,去竞争,从而构成对男人的威胁。随后,她可能会被谴责为了男子情结或男性的不驯。

    从来就没有人告诉过我们有哪些证据表明,所有人类的(区别于生物的和生育的)追求,无论有趣或无趣,从本质上说是男性领地;也没有什么生物原理能证明读书识字、上大学或从事专门职业是男性固有的权利。

    认为要求公正是变相的妒忌,对被剥夺权利者说她们的这种状况是身体器官造成的因而是不可改变的。持这些观点的哲学会容忍许多不公正现象。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种哲学对其他不满现状的处于劣势地位的群体会提出什么样的劝告;由于这些推理思路的社会和政治后果相当清楚,我们不难看出,为什么弗洛伊德最终在保守社会中会成为如此受欢迎的思想家。

    面对如此之多的男性优越地位的实例,并意识到了她们在各方面受到的轻视,女孩妒忌的不是阴茎而仅仅是阴茎给人带来的社会权利。这些妇女被看作企图获取文化成就、自找麻烦徒劳地弥补自身的器官劣势的怪人,而弗洛伊德认为取得文化成就的必要条件是拥有阴茎。

    弗洛伊德认为,妇女性格的两个方面与阴茎妒忌直接相关:羞怯和嫉妒。指责一个被剥夺了各种权利的群体怀有怨恨和没有公正感,就是诽谤或剥夺其成员的道德地位,而这是她们寻求公正对待的惟一要求。

    阴茎妒忌论将造成女性痛苦的责任转嫁到那些敢于追求从生物学角度说不可能实现的状态的女性身上。任何渴望过上少些屈辱、少些约束的生活的女性,立刻就被认为是偏离了她的遗传学上的身份,从而也是偏离了她的命运的不正常和不现实的人。

    弗洛伊德无法区别这两种现象:女性生态和女性地位。他指出,和女性生态一样,或几乎一样,女性地位是大目然的产物,是必然的,而不是社会环境的产物。

    总的来说,弗洛伊德的定义是将男性认同于主动,女性认同于被动。他对此的解释是两个理由:他同代人的性行为在社会中和性交中的表现;生物性的物质和过程——精液和阴茎的插入一—都呈主动状态,而阴道接受和卵细胞都呈被动状态。生物数据就这样被过分夸大了;其实不仅卵细胞沿输卵管运动因而呈现主动状态,而且精液被子宫颈活塞式的运动所拦截滞留和提取,从而呈现被动状态。

    弗洛伊德学说产生的总的效果是,将它定义的男性属性等同于甚至规定为生物性男性,把女性属性等同于生物性女性。文化对性怀有敌意;如果人们想有更高的追求,就必须抛弃性,或至少使性崇高化。按照他的定义,既然女性的里比多很低(女人生来性本能较低),无法追求人类文明那么,崇高化的实际意思就是,具有高里比多,使其能够追求人类文明的男性应该抵挡住女性的诱惑,追求更崇高的目标。

    男性对女性采取的性的主动行为可以被看做一种仅仅与种族的延续相关的巨大抽象力量。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女性人格中最显著的三个特征是被动性、白我虐待和自恋。自我虐待和被动不仅是女性属性,而且是有机地相互关联的:自我虐待包含所有的对待性生活和性对象的被动态度。因此,这在女性是正常的,在男性则是反常的。找不到比这更好的理由维续惩罚受害者了。为了更加具有吸引力,残酷被说成是性欲,因为它符合男女双方的天性。几乎所针对女性的暴行最终都可以用她具有自我虐待的天性的借一推了之。

    弗洛伊德概述了三种自我虐待:性感应部位的、道德的和女性的。他将其中的两种,即女性的自我虐待和渴望痛苦的性感应部位的虐待合为一体。弗洛伊德肯定,自我虐待者喜欢痛苦,他似乎也能肯定性交对女人来说是痛苦的;这似乎是他证明女性喜欢异性性交的惟一证据。女性的反应是接受奴役并表示感激尽管她失望痛苦,并意识到这是在她被阉割以来再一次遭受的伤害,同时也知遊,由于自己不再是处女而贬值了。这一切都合乎习俗,安然无事,除非她忘记了自己的地位,作出敌对的反应,或试图超越自己的角色范围。弗洛伊德将这种反应解释为阉割¨男性的报复欲。精神分析的一切力量都被集聚起来强迫妇女适应自己的地位,也就是接受它,屈从于它,因为社会的安全和传统婚姻的力量都取决于她对自己命运的屈服。能的天性。精神分析的一切力量都被集聚起来强迫妇女适应自己的地位,也就是接受它,屈从于它,因为社会的安全和传统婚姻的力量都取决于她对自己命运的屈服。

    在确定了被动性和自我虐待论点之后,弗洛伊德接着论述了他的女性三元素中的第三点——自恋。自恋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类是女性自恋。这虽然是女人的天性但仍被认为是反常行为。它意味着女性将她的爱倾注在自己的身体或自我上,就像男人对它作出反应时可能表现出的那样。男性自恋称作情感依附,是高层次的自恋,听起来更像是对他人的钦佩啊不是对自我的虚荣。男性自恋是将男性自身最优秀的特点投射到理想化的女子身上,过高地估计了她。自恋的男人变得比他们的恋爱对象更好,自恋的女人坚持一种低等的爱情没有上升到客体恋爱的利他主义高度。甚至女人的美貌也进一步表明我们多么需要在出生时具有一个阴茎。人们开始对弗洛伊德的境况感到同情。说得再过分点的话,女性的自恋也许会变得太专注,完全不给男性一点儿爱。

    对一个长期处于从属地位变得被动、对痛苦麻木不仁、被迫产生了取悦上司虚荣心的群体作了—番评说之后,有意说这些结果是必然的,并规定性地把它们说成是健康、现实和成熟的需要。这种做法实际上是相当明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他推理说,由于女性最大的兴趣是性(丝毫没有感到这与他反复强调的女性几乎没有性欲和性快乐的说法相矛盾),由于性是她被禁止深人说,由于女性最大的兴趣是性(丝毫没有感到这与他反复强调的女性几乎没有性欲和性快乐的说法相矛盾),由于性是她被禁止深人了解的惟一领域因为各方面都惊恐不安,害怕她对知识的极度渴望会导致这种好奇心在本质上是不道德倾向标志的看法,因此,她只能抑制和压抑自己的渴望,从未试图使其升华或超越它。年轻女子因恐吓不能追求她所能享受的最强烈的兴趣,很快便背离了任何学习。

    女人的任务是将她的性欲从阴蒂转移到阴道这是一个困难的过渡,弗洛伊德预见到许多女人会迷失方向。即便是那些成功的女性,这一任务也消耗了她们大量的有作为的青春岁月,使她们的思想变得迟钝停止不前。因此,弗洛伊德泰然地深信不疑的女性在智力方面的劣势终于得到了生物学的解释。如弗洛伊德所说,正常女性大邵分时间处于一种性的过渡状态。结果正是淫欲的男权制所梦寐以求的,即阴道处女对自己亳无性的欲望。

    照弗洛伊德的话说,女性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三个障碍——从一个区域向另一个区域(从阴蒂向阴道)的移情,第二个性对象(父亲对第一个性对象(母亲)的取代和令人厌烦的不可逃避的阴茎妒忌。

    弗洛伊德认为,这会不会是因为女人肩上负有人类种族繁衍的重大责任而使她们无多余的精力去追求更崇高的事业呢?这真是一种令人开心的保守主义思想,因为它似乎对母性表达了敬意同时又将女人束缚在纯生物性的生存之中。男人通过灵魂净化和建立起强大的超级自我对人类文明作出贡献。超级自我的建立是因为男人具有一个阴茎,害怕被阉割而失去它。由于从来就没有过阴茎,也就谈不上害怕失去它,因此,女性的超级自我比男性要小得多。她的低劣—頁实的而非幼稚的想象中的是她缺乏一个阴茎的结果。有了阴茎,人也许就有了道德的领悟力就能对人类的进步、文学艺术和文明作出贡献。

    他颂扬价值无限的男性生殖器的格外古怪的持久热情。根据对人类发现火的推测弗洛伊德得出结论,说那是人类克服了将火尿灭这一抛弃本能冲动后产生的结果。人人都非常明白,女性不可能发现火的功用,因为她不具备那惟一适于远距离撒尿的器官,是不可能抛弃将火尿灭的本能的。

    在《人类文明及其不足》一文中,弗洛伊德以其睿智告诫人们女性是产生倒退的根源,因为其社会直觉劣于男性,且在其与爱人和家庭的各种关系中充满了自私自利的情绪,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实现她的本性)被迫建立起她的生活。男性将时间和里比多页献给了文明事业的追求,女性却越来越将文明看成了自己的对手。

    弗洛伊德不愿对这个同题进行严肃深入的讨论,便用循环重复的话语保护自己:当有人攻击他带有男性偏见时,他便谴责别人是在为自己辩解,声称她们在试图客观地看问题时具有男性倾向。

    比阴茎妒忌论更为有效的是,这一学派倾向于在心理科学方面将男性属性和女性属性的文化性质的界定与男性和女性的遗传现状混为一谈。偏狭披上了科学的外衣,性的反革命便可畅通无阻地前进。

    (二)后弗洛伊德主义

    1 玛丽•波拿巴&海伦娜•多伊奇

    这种心理学不倾向于将人格的形成看做是个人选择或社会环境的结果,也不看作是这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认为是儿童时期生物性的产物。这种心理学错误地理解了它据以立足的一系列生理事实,把性气质简单地看做是生物功能(男性主动,女性被动)和遗传因素(精子的主动性,卵细胞的被动性)。阐述了这一切之后,它下结论说,性的地位、角色和气质是固定不变的事实,因而,必定是决定人的命运的因素,而文化的基础只是人的解剖学结构。

    各种各样的自我虐待形式都是相互关联的,而且从本质上说,都是女性的属性,如在同类相食的牙牙学语时期希望被父亲吞食,在臀部受虐时期希望被父亲鞭打,在阴茎时期希望被阉割,在成年女性时期希望被穿刺。我们不难从波拿巴小姐的著作中推断出她自身的嗜好。她在女性的自虐问题上釆取了一种非常主观的规定性方针。

    在性交中,阴茎应确保不触及阴带,因为这种行为只会表明不成熟,只会使女性在性交中不合适地拒绝作出无私的屈从,而无私的屈从是一个真正的女性对痛苦这一严肃而壮丽的仪式作出的反应。在这一类的论述中,弗洛伊德式的被动性、自恋和自虐的三位一体得到了精心的阐述和运用。在性行为方面,上述观点和维多利亚时代有关妻子的规定性论述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者都认为她必须服从和忍耐。小心翼翼地躲闪着平等主义和欢愉这双重危险,反革命时期的性政治发端于床笫。建立起女性顺从的学说后,它便信心百倍地将其运用于生活的其他领域。

    2 法恩汉《迷惘的一性》

    假如两性是平等的,他们的体征就应一模一样(在生物学上,这是不可能的);两位作者以这一基本命题为出发点,给平等贴上了迷信的标签,并进一步告诉人们,女权主义者想成为男人,因为她们饱受阴茎妒忌之苦……很显然,女权主义根本不是一场让女性更好地实现自我的运动……而恰恰是对女性属性的否定…它使女人毁掉自己的特征,像男人那样去生活。在要求获得平等权利时女权主义者实际上是在要求成为男人;这是一种可悲的精神错乱,就像男人企图获得女性属性一样。

    《迷惘的一性》对什么是真正的女权主义的威胁说得非常直白,即家、家庭和母道的消亡。作者赞同婚前贞操,但这仅仅是对女性而言,因为他们认为双重标准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人们所希望的,而单一标准从精神上说是一种心理病态,从外部表现来看是一种荒唐行为。

    作者运用了一个后来成为反动经典的策略。他们坚持认为,性革命一定是错误的,因为仍然有许多妇女没有获得完美的幸福她们正处于各种冲突、各种问题的煎熬之中。打着关心的幌子,这些安慰者对那些各种冲突和问题的受害者作了进一步的指责。如果女人们患了不适症,过错全在于她们自己,而不是社会环境,因为她们被告诫,应该根据她们的体质所决定的不可改变的被动性去适应社会环境◎于是,谴责被伪装成了诊断,主观性的规定被打扮成了客观性的描述。

    《迷惘的一性》最令人担忧之处在于它充满了商业气味。心理分析成了建筑在女权主义坟墓之上的一个商业门类,自称是治愈拒不服从的、不幸福的妇女的惟一疗法。

    3 埃里克森的骑士精神

    埃里克森认为,被我们称为男子气质的许多特征是而且必须被视为是越来越具有反社会的性质甚至越来越威胁着人类种族的继续生存,而被我们称为女性属性的许多特征却直接关系着人类的幸福。他一心希齦能够保持两性的极性及其充满活力的张力;过多的相同、平等和相等也许会使这种张力消失殆尽。

    女性成长的各个阶段都是为了一个时刻做准备,当这一时刻到来时,她将全心全意地爱一位陌生人,并全身心地抚育他和她的后代。

    埃里克森在关于女性的两种观念中无所适从,即弗洛伊德的大男子主义观念和他自己的骑士观念。他希望坚持认为,女性的生理结构是天数(也是人格),同时又呼吁对母性利益作出豪爽的让步,以消除妇女命中注定的历史的屈从。

    女性的被动性总被认为是生理结构所致,而男性的主动性却普遍被看做是历史和技术的产物。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自相矛盾的说法,使两个平行的概念并不对称这从美学角度看是令人遗憾的。埃里克森对和平和女性的美德有着真诚的兴趣,虽然他显然不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既然这些美德对人类很有价值,那么,从逻辑上讲,它们对于男女两性都同等有价值。他全部理论的基础是心理分析学中将后天学到的行为误当成生物学因素的这一恒久的谬误。当他们用往往是直观的甚至文学的假设来描述行为时,他们极容易暧昧地求助于自然科学,以获得可以验证的证据从而用不容置疑的数据来确证神话般的概念。

    警察是靠体力行使职能的权威形象。公立学校这样的官方教育机构以及教科书编写出版者希望向这些小男子汉们灌输的正是埃里克森的这种观念。为什么男孩子选择警察并将自己与之相比,而女孩子却不这样做?这是一个无须回答的问题。除了他们所接受的教育要求他们区分性别以及警察不是女人之外,每一个孩子,或者说埃里克森实验中的大部分孩子都非常淸楚,男孩子应该玩警察玩具,女孩子则不该玩警察玩具。正规教育甚至非正规教育的双重标准都断定,对一性有害的品质,对另一性就是有益的。

    文性比男性更彻底更消极地适应了社会。她似乎必须如此才能实现十分有限的生存,或者,用一句行话,她才能扮演好埃里克森及其同行们将一如既往地为她规定的角色。

    这种由具有攻击性和掠夺性的男性骑士团保护与世隔绝的母亲们的设想与罗斯金的观念极其相似。女性对社会依然不能产生任何影响,因为她仍被束缚在奴役般的、家庭的或生物繁殖的角色中,而完全控制了每一个公共职能部门的男人们将(有权)继续实施被认定为他们天性的攻击性行为。事就足够了,而不必再想得过多。和罗斯金一样,埃里克森似乎认为女人比男人更好,因此,应该间接地超然地向男人提供一种道义上的援助。然而,十分清楚,他们两人都把人类文明理解为男性的活动领域。

    (三)功能主义的影响

    该时期的主要思想流派自称为功能主义。乍看上去,其方法是一种纯客观的描述;在表面上,它不带任何主观价值标准。只有实用性才能检验它清晰、公正的外表;只有当一种模式在实践中发生了效力,我们才可以说它发挥了作用。然而,所有能使自己永存下去的制度,如劳力偿债制、种族主义、封建主义等等,都可以在最起码的意义上被认为能够发挥作用。即便不体现主观价值标准的社会科学有可能存在的话,它也必定是不公正的;将自身的价值观伪装起来的社会科学是十分阴险的。

    功能主义的主要功用似乎在于为它所感知并暗中认同的制度进行辩解,随后再就如何使社会中的群体或个人适应这一制度作出规定性的建议。当功能主义实际运用到学校、工业部门和大众媒体中时,它也许就完全成了一种文化控制。

    人类文明最不幸的方面之一是知识和科学活动深受承载它们的文化的影响。一个纳粹国家会创立它自己的社会调查方式;一个种族主义国家会制订出种族主义的科学来支持它最强烈的种族主义仇恨。虽然美国的社会科学目前正在清除过去几年里自由自在地享受过的种族主义偏见,但是,在几十年的反动时期所培植起来的强烈的性别歧视偏见仍充斥于这些研究领域。

    非常流行的做法是将性身份——尤其是男性性身份——的确立看做自我发展的关键,因此,获得男性特权过程中遇到的任何挫折都会被看成有可能导致精神的创伤。

    尽管人们都明白(除了喂奶),抚育孩子的任务是文化性质,而不是生物学性质的问题,但是,中产阶级的美国人不提及这一点,而推断说生孩子必然意味着照料孩子,这两者的结合构成了生物学。保守主义最钟爱的神话之一是,每一个女人都是母亲。

    事实是,他们交付给女性的全日制养育孩子这一生物学性质的使命实际上是一种现代的和中产阶级的奢侈。无论工人阶级多么笃信性的地位,它毕竟让数目巨大的妇女参加了家庭内外的卑下劳动,毕竟造就了大量的由从事艰苦体力劳动的妇女充任一家之主的家庭。但是,我们作者的说话对象似乎并不是这一社会下层的妇女。出于他们中产阶级的偏见,这样的妇女并不是竞争的对手,而只不过是有用的廉价劳动力。他们绞尽脑汁要对付的是中产阶级妇女,也就是正在读书的女大学生。他们这样做的含义是,她应该将她的辅助性作用限定在家庭主妇这一角色中。

    只字不提地位以及政治的和经济的权力这些更为重要、更加现实的因素——这些因素在社会调查中更容易获得,也更有利于研究活动;而那些像云雾般朦胧的生物学设想却旨在将本来可以诉诸人的常识的问题上升到自然的必然性。

    在未告知读者的情况下,男性角色的含义已经有了急剧的改变。突然而又无法解释清楚的是,智力取代了我们天真地以为一直会由生物的肌肉担当的职能。不知不觉中,我们的作者从一度为男性所垄断的满含尊严的战争和狩猎,越过工业和技术革命,最后稳稳当当地降落在将学术当成了男性的新特权的20世纪。文章强加给读者的含义是,大学教育对男人是非常合适的但对女人却会造成破坏,因为它会导致适应问题或产生成长受阻的现象(对成年角色准备不够充分)。在客观陈述的伪装下,我们的作者想使我们前辈的一切努力付之东流。他们这种主张的逻辑结论就是取消女性的高等教育。

    男性是工具性的,进取心、独创性等特性也仅仅是工具性特性,它们也应该只属于男性,因为它们适宜于男性的角色。女性被委婉地说成善于表现,正是这些善于表现的人具有服从、快乐和友好等品质。如果语义学不彬彬有礼地介入进来,有关女人特性的词汇读起来就可能会有厌女情绪之嫌;没有语言学这一缓解器,它也许会显得十分荒唐。前者典型地将自己想象为聪明的统治者,将后者看做热心的、愉快的奴仆,但是,他们是一些粗鲁的、玩弄小聪明、饶舌的奴仆,且常常不服从。这张表格也同样恰当地反映出了资本主义的道德善恶观;优越和才智属于获胜的一方,贪婪和怨愤属于另一方。它对统治阶级的主要美德作了明确的表述,同时又像以往一样承认统治阶级对自己的统治并非完全有把握。它指出了被压迫阶级的各种罪过和它所有有用的优点,同时又像通常一样暗示道,下层阶级在它固有的位置上本可更讨人喜欢,并在坚守它卑下的地位时,应该更加坚忍,态度应更加温顺。

    我们生来就是男性或是女性,因此,我们想象着,要是失去了性身份,我们将无法生活下去。女孩子们被禁锢在人们熟知的被动性、自虐、自恋这一三位一体的模式中,这就是她们的全部人格。男孩子们也被束缚起来去适应发挥统治职能的固有模式,以免他们变成怕老婆的人或同性恋者。不可更改地降生为某一性别之后,每一个人还必须遵循被派定的男性或女性的属性,每时每刻地去证明自己确实是男人或女人。

    第三部 性在文学中的反映

    第五章 D.H.劳伦斯

    一、对性的虔诚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部小说算得上是一份准宗教性质的宣传品叙述了一位现代女性如何借助于作者个人所信仰的明茎的神秘获得了拯救。在《袋鼠》《阿伦的权杖》《羽虻》中,同性恋情绪占了主导地位,而这里的主导情绪是自恋。

    这部小说要将男性的优势转化为一种神秘的宗教,让它传播到全世界,并且很可能将它制度化。劳伦斯是技巧最高超的,因为他是通过女性的意识来传达男性的信息。小说中有关性交的场面都是根据弗洛伊德规定的女性被动,男性主动的概念描写的。阴茎主宰一切;康妮只不过是一个被作用的物体,心怀感激地接受她主人表示的每一个意愿。

    劳伦斯从性革命中发现了两种可能性:它可能会赋予女性他恐惧和憎恨的自主和独立;或者可以被利用起来去创造一种女性依赖和从属的新秩序—这是对男性指导和特权的另一种形式的顺应。维多利亚时代的性欲冷淡的女性已不再为人们所赞赏,而新的女性,如果控制得当,则可以在床上就像在其他任何场所一样—成为被奴役的对象。他的方法是把莫里斯和弗洛伊德的思想掺合到一起,想借此消灭机械化生产,将工业化的英国带回到中世纪去。要达到这一目的,最主要的就是要复旧的性角色。

    康妮存在的惟一意义是性,但她已被现代女性所受的教育和不体面的自由扭曲了。由于嫁给了一个丧失了性功能的丈夫,在小说大约130页的篇幅里,康妮一直为未能实现女性的天性而郁郁寡欢。她既不是妻子又不是母亲,她渴望有个孩子,她的子宫定期地收缩。她将要放弃的是自我意志和个性。这些是女人近代才得以发挥的品质,也是劳伦斯极为惊讶和厌恶的。他认为他的使命是要将这些东西统统消除掉。

    梅勒斯也鄙视他所出身的阶级。这两位情人并没能弥合阶级鸿沟,而是越过它,进入了一种以性的活力(而不是财富或地位)为基础的贵族状态。梅勒斯和劳伦斯生来就是局外人,不像具有特权的白种男人—帝国的高官显贵,矿井的业主——以及其他男人特殊阶层那样拥有许多特权。但这种情况并没能激发他们去推翻这现实,而只是令他们嫉妒模仿和垂涎。就像深受白人价值观腐蚀的黑人男人最大的心愿是获得白人妇女的性爱一样,劳伦斯笔下那些心地肮脏的局外人,不论是墨西哥的印第安入或是德比郡的矿工,一心想得到的就是白人男人的女人——某位夫人。他们对本阶级或同类的女人不屑一顾。

    二、恋母情结

    《儿子与情人》是一部杰出的小说,因为它带有作者深切的亲身体验。小说叙述的是过去的岁月,因而比作者的任何其他作品都更多地传达出了他对生活的感受。相比之下,他的其他小说似乎有些矫揉造作。《儿子与情人》向我们展示的是劳伦斯父母的真实面貌,而没有在劳伦斯变得势利以后赋予他们的那种耀眼的光环。

    书中的女人们存在于他的轨道上,并为他的需要服务:克拉拉的存在是唤醒他的性意识,米里亚姆是以信徒的身份崇拜他的才能,莫尔太太则是为了始终如一地向他提供巨大而广泛的支持,那种永远的动力,从而激励一位矿工的儿子,超越他的出身,出人头地,成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

    保罗会将那些曾经对他有用的女人杀死或抛弃。弗洛伊德这个也具有恋母情结的儿子和处理这类事务的专家曾断言:母亲的宠儿最终都将成为征服者'。支撑保罗的信仰有好几种:尼采的艺术家不受道德约束的信条;他和他母亲共同拥有的他是上天选中的孩子的信仰(保罗降生时,他母亲梦见了约瑟夫,田軒上排列成行的庄稼向她怀中的这位完人鞠躬行礼);从他父亲身上继承而来,然后在自身发扬光大的大男子主义的信仰。长成男子汉后的保罗对这些笃信不疑,但孩提时代的保罗却心中矛盾重重。保罗被一群女性包围和宠爱着,他的磐石般的自信确实令人羡瓢;她们都热切地希望能为他服务,讨好他。但是,她们到后来都被一个个地抛弃了。梅瑞狄斯的《利已主义者》是用喜剧的手法揭露了这一切,而劳伦斯采用的则是英雄的浪漫史。米里亚姆是保罗精神上的情人,克拉拉是他肉体上的情人。他这样精心地构建这种关系,是为了使哪一方都不至于强大到足以抵消他母亲的最终控制。

    代数课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这一对男女的全部关系。米里亚姆难过和屈辱的神情(后来她就是在这两种情感的狂热中向保罗献出了她的处女贞洁)正是她吸引保罗之处,但是,他对此的反应总是带有某种敌意和虐待。在词源学上,甚至在作者本人自觉的意识里铅笔与朝茎是两个相关的词,两者都是工具,而在这里,它们与文化知识和惩罚等同起来。

    作者在这里强迫读者明白的是,通过这位在性方面初出茅庐者有关性的教诲,克拉拉获得了女性的成就。现在,保罗高兴地将克拉拉当作一份礼物送给了她的前主人,心想,这位因疾病和贫困而潦倒的前主人(保罗让人解雇了道斯)应该为重新得到这-饱含兄弟情谊的弃物感到高兴。在用自己的性魅力将一个曾经令人生畏的独立女性变成个在感情面前畏畏缩缩的女人之后,保罗当然会觉得她已十分讨厌。

    三、过度阶段的性态度

    《虹》和《恋爱中的女人标志着劳伦斯的一种过渡,即从对母亲的恋情到对情人的恋情的过渡。这种转变最终完成时,劳伦斯生出了一种对越来越对他构成威胁的同一代女性的仇视心理和否定态度。对此,劳伦斯所采取的奇特解决办法似乎是与她们结婚并令她们感到窒息的痛苦(这是两种奇怪地联系在一起的姿态),然后,在女人以外借诸同性恋情感生存,与其他男人在性方面结成敢治联盟。

    在《虹》中,女性似乎单性繁殖就能生育。劳伦斯隐约意识到,在其自给自足的状态中,子宫似乎具有压倒一切和无比可怕的力量。在《虹》里,劳伦斯以厄苏拉这个人物形象正面描写了新女性厄苏拉•布朗温将实现她祖先的理想,因为,从布朗温家族的第-代开始,男人们总是眷恋着肥沃的田地,而女人们却向往着学识和城市。劳伦斯也同样经历过从可怕的贫民窟的教书生涯到大学的艰苦奋斗的道路,因此,他对厄苏拉经受的艰难困苦的描写就是同情(当将自身经历与人物结合起来时)和辛辣怨忿(当想到一个女人竟然也能取得如此多的成就时)的奇怪混合。

    骑士式爱情三角关系的特点是,顶点上是一位夫人,她是两位竞争对手——作为合法所有人的丈夫和实际所有人的情人—角逐的对象。尽管她要忍受前者发出的威胁,但她仍有机会接受后者。在欧洲大陆的三角恋爱关系中(这是法国和意大利资产阶级文学的主要模式)处于顶点位置的是一位男性。在这一类小说中,他代表着自我或兴趣的所在,这是以往的妻子或夫人从未享有过的。在三角底边的两端是为得到他的恩宠而相互竞争的妻子和情人。他所处的地位拥有相当的社会和经济权力,也是双重标准的绝好体现。劳伦斯发明了一种新的三角关系,处于中心位置或顶点的也是自我,或称男性意识,通常也就是劳伦斯本人。在一角是一个女人,到后来她往往都成为他的妻子,乞求他恩人般的关注;在另一角是自我向其求爱的另一个男性。这种三角关系比以前的三角关系具有更大的力量,因为处于顶点的男性可以选择的不是两个女人,而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而且前者往往是一位迷人的或重要的公众人物。受到自我青睐的这位女性现在必须与一位男性争夺处于顶点的那位男性剩余的时间和兴趣。这种三角关系被注入了一种新的强大的双重标准因为这位妻子不允许有任何其他消遣。(不论是异性的或同性的)而这位男性自我却可以在这两方面尽情享受。虽然劳伦斯谴责了男性的不忠,但他并未将两位男性间的性爱视为通奸。

    劳伦斯对女性间的任何形式的联盟都怀有一种深深的恐惧。最能说明他这种对女同性恋甚至女人之间友谊的仇视的解释似乎是他在政治上对她们的不信任。这又是双重标准的表现因为男同性恋和男人之间的友谊是劳伦斯一生最大的兴趣之一。

    四、男同性恋情绪

    优越男性对劣等男性实施的这一统治带有一种格外令人不快的同性恋色彩。因为,当具有劳伦斯的那种性概念的男人开始寻求更具吸引力的权力竞技场时,他必然会以色情的眼光看待他企图统治的男人,原因是,在他者来统治的本质就是色情的。

    劳伦斯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思想,即拯救个人的思想,在我们看来却属于19世纪。杰出的个人可以逃离并超出他出身的阶级,但这个阶级仍将丝毫不变地处于其原来的位置。劳伦斯坚持不懈,希望获得两个阶级的最好部分:他希望优于工人阶级,具有高于他们的教育水平,不必与他们亲近,同时,他还执意要优于中产阶级和上等阶级。这就是小说在牲口般的精力和热情以及工人阶级的自然朴实上着墨甚浓的原因。这使劳伦斯和他的替身们远远优于他们与之为伍的资产阶级人士。由于劳伦斯坚信那些才华横溢的个人终能超越自己出身的阶级,他十分仇视民主,因为民主寻求的是提高整个阶级的地位。劳伦斯宁肯一部分人的地位获得提高,并从其出身的阶级中分离出来,这无疑是封建主义的主张,也是加尔文意识的体现。

    导致他新分手的原因也正是当初使他们走到一起的原因——大男子主义。因为,他们的男性联盟中,有一条款规定,即按照劳伦斯的强权心理学不可逾越的逻辑,如果他们的关系要带上色情的性质,那么,其中一方必须顺从另一方。由干他们都是男人都来自上等阶级,因此,要做到这一点似乎是异想天开。

    首先是他对母亲形象的拒绝,然后是对男性特权贪婪的做慢,最后,这种傲慢变得无比狂妄,走上了极端创造了一种以阴茎——-他自己的阴茎——为图腾的宗教。

    五、宗教性仪式

    劳伦斯发现了黑皮肤男人的美貌,同时,尽管他通常对非雅利安人抱有一种挑剔的厌恶他也为他釘具有他心目中的最高美德——他们使他们的女人安分守己而高兴。这是白人世界共有的幻觉,即西部片和有关亚非世界的电视片最喜欢出售的商品。这一类史诗般作品的故事情节往往经过精心设计,能够满足白种男人的许多期望:一个白种女人被野蛮人俘获——而且我们都知道他们将如何对待他们的女人;她被迫生活在极度的屈辱中,被强奸、遭鞭打、受折磨,最后被扒光衣服惨遭杀害这一类小喜剧的目的是激活白种男人的想象力,威胁他的女人,并诬蔑那些代替白种男人实施色情虐待的人。劳伦斯这一旨在告诫白人妇女的故事体现了白人头脑里共有的离奇的设想:全世界的黑人都迷恋金色头发。这是《吉姆老爷》一类的白人童话故事中那种自以为是的假想。白人普遍拥有的种幻想是,当一位金发碧眼的白人来到照人当中时,后者会对他无比敬畏,将他奉为神或国王,这也极大地满足了白人的虚荣心。劳伦斯重又将这陈词滥调利用起来并在这一过程中惩戒白人女性。

    第六章 亨利•米勒

    米勒是美国人在性的方面所患的每一种精神疾病的医药手册。他的价值不在于为我们解除了这些疾病,而在于他诚实地将它们表达出来,并使之具有∫戏剧性色彩。米勒表达的是我们的文化更具体地说,是我们文化中的男性意识对性表示的厌恶、鄙视、敌意暴力和污秽感。他们对女性也是这种态度,因为性这一沉重的负担不知怎么也落在了女性身上。

    虽然这两位作家都利用幻想来为性政治服务,但劳伦斯用它似乎是为了政治上的实用主义,其目的是强迫女人一—通常是具有相当力量和智慧的女人——作出情感上的屈服。米勒面对的只不过是存在于手淫幻想中的没有差别的女性生殖器。米勒推崇的那种完美的操是器官之间的生物性事件,这就是它的标志,与人毫无关系。当然,最好双方互不认识,是在地铁里偶尔相遇的乘客,不说一句话,不做任何暗示就开始调情。自相矛盾的是这种将性孤立起来的企图只能使性行为带有绝对否定的涵义。两种版本的同一思想都带有一种病态的恐惧,害怕与另一个完全的人格交流。

    米勒心目中理想的女性是妓女。劳伦斯将卖淫嫖娼视为神殿里的猥亵,但对米勒来说性的商品化不仅是使男性获得满足的一种便利方法(因为付钱比劝说要容易得多),而且也是女性存在的种完美形式因为它完全将这种存在局限为x的功能。

    米勒的作品中弥漫着一种男性住地的气氛。他少年时代的朋友仍是他青年时代成年时代甚至老年时代的朋友。约翰尼•保罗和他少年时代街头帮派的英雄仍是他成年时代的偶像,是他奉为文学偶像的斯宾格勒、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奇怪的伙伴。他六卷本的自传甚至论文,都是一首首往往带有自怜情绪的永无休止的挽歌,哀悼他已逝去的青年时代的天堂。他对性的态度仍是他在受压抑的青少年时代养成的那些态度。那时候,性是人们在私下谈论的事情,要得到它并非易事。如果性交没有受到无处不在的、同一年龄层次的好友们的观察和喝彩,它就没什么意义。因此,米勒的叙述中始终带有向人言说的情趣,仿佛是在绘声绘色地向男孩们讲述一个故事。米勒所推崇的性的幽默是男性住地的那种幽默,更确切地说是男厕所里的那种幽默。和所有圈内人的幽默一样,这种幽默取决于大家都有共同的思想、态度和反应,这一切构成了连接他们的纽带。

    在他那本坦诚的书《交叉点》中米勒谈了他遭受的惨重损失。他心爱的马拉竟是一位同性恋者。她将她的情人强加给他,构成了一种令人可怕的三人姘居关系。这正是劳伦斯孜孜以求但从未得到的那种三角关系,不同的是,米勒得到的是第二位女性。米勒对x的态度通常是傲慢,而他得到的结果却是这种撕心裂肺的体验。这真是太有趣了。

    米勒就花了20页的篇幅描述自己的苦恼,担心与月经排泄物的接触可能使自己染上了梅毒。米勒和他的同伙自觉具有无上的权威,可以对女人为所欲为,但女人们的惟一报复手段——性病——却是他们无尽苦恼的重要原因。

    传统道德观代表的是无尽的恐惧,以及无数的清规戒律。这些东西既是米勒攻击的标,又是他寄生虫般依附的工具。假如没有这么多东西需要否定、抵制、克服和诋毁米勒和他的女性机器们就用不着如此卖力地表现这些淫乱,主人公也不必花那么大力气来证明其暴行的正确性。

    我们的阴茎和睾丸这一三位一体的上帝。右边是圣父,左下方是圣子,在他们的中间和上方是圣灵。我永远无法忘记,是人创造了这神圣的三位一体。女人的x却几乎不可能给人这种灵感。它只不过是一条缝隙,一个切口,一个伤口,一个黏糊糊的洞穴——真的,它什么也不是,空空洞洞,等于零。马拉如此,一般的女性,以及被米勒贬为绝对虚无的符号的舞女也如此凝视着自己的情人,利己主义者会说,他什么也没看见、只看见自己的影像在无底的井里晃动。

    米勒使用这些性语汇时表现出的那种荒蛮,以及这些受到几个世纪的色情和玷污的形象生动的污言秽语,都表明米勒坚信,这一切都是污秽不堪的。将通便与性亢奋巧妙地结合起来,从而证明性行为是肮脏的。这正是米勒对待女性的态度的基石——清教主义。这其中不自觉的逻辑似乎是,既然性行为玷污了女性,那么,参与性行为的女性被弄得污秽不堪是她们罪有应得。他•心想做的就是往她身上拉屎撒尿。

    仍是那古老的观念:罪恶感、恐惧和对女性纯的敬仰,以及女性的淫荡的母狗天性显露时,人们发出的道德愤慨。虽然唐璜的成功在于他证明了她们都喜欢它——这些淫荡的母狗,但是,每次米勒发现她们竟然会喜欢它时,总是感到非常失望和不安。不知怎么,他希望她们不会喜欢它,并坚信她们不应该喜欢它。然而,大多数女性都喜欢它,米勒之所以发动无数次的攻击似乎就是要揭开这种虚伪的假面具。

    男女两性是相互对抗的两个营垒,他们之间要相互理解是不可能的,因为其中一性具备人和动物这两种属性(接照米勒的观念,就是具备智慧和性这两种欲望),而另一性却仅仅具备动物的属性。他们分别代表思想和物质、男性和女性。

    利己主义者始终能从各种行动中获得刺激:骗局得逞时的兴奋、以及说谎、哄骗、装腔作势、欺诈和有意贬低他人所带来的激动,还有发号施令,指示一个傻子做出各种兽行,以证明自己超然的优越感。所有这些乐趣抵消了这些行为本身的卑劣

    第七章 诺曼•梅勒

    梅勒超群的智慧使他看到了男性意识中最危险的东西,但他却又强烈地依恋于这种病态。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既努力解释暴力的原因,又竭力为它辩解。梅勒是个迷。他是个军国主义者,但又写了不少给他带来荣誉的准和平主义的书,在应邀以社会名人的身份参加反战游行时,他冲动地扮演了将军的角色,走在他的部队的前列。梅勒对纳粹种族灭绝暴行的主要异议是反对它的方式;他不赞成使用毒气室这种现代技术。希特勒许诺要给德国带来她野蛮时代的原始的秘密武器,但最后他兑现诺的只不过是毒气这一无聊的科学工具。

    虽然梅勒对集体暴力仍保留着某些好感,但似乎更喜欢以个人的和性的形式出现的暴力行为。只有在老古板¨的眼中,强奸犯才是强奸犯;在嬉皮士们超前的概念中,强奸是生活的一部分,应采取微妙的批评方法对其进行评判看它是否具有艺术性,或真正的欲望。梅勒将纯粹反社会的行为与革命的行为混为一谈,建立了一种嬉皮士的美学思想其主要的气质性特征是邪恶的男子气概。时至今日,这种邪恶的男子气概仍被新左派成员视为宝贝。这些人要么在青少年时代就受到梅勒思想的影响,要么继续将切•格瓦拉的观点与西部片中俗的陈词滥调混为一谈。在嬉皮士们猖狂的个人主义(美国化的尼采主义)蔓延扩散之时,看看马里翁•费伊这个人物是如何从《鹿苑》中的同性恋恶棍变成了电影《我顺便为自己做广告》中的平庸的魔鬼是十分有趣的。

    劳伦斯满足于对性进行操纵,米勒乐于让它受到鄙视,但梅勒必须与之搏斗。梅勒的确是个冒险家,他强烈的拼搏欲望,他寻找辩论对手的热切渴望,使大为人们哀叹的美国妇女的母狗属性成了一种色情时凳。由于操就是征服这一公式十分有用,需要征服的就不仅仅是女人,还有男人对自己的男子气概、勇气、统治和阴茎能否勃起的考验的疑虑。若有一项做不到,就意味着男人堕落成了女性,成了潜伏的弗洛伊德所说的两性态的俘虏。

    梅勒对此作出的反应,就好像他是一个前景黯淡、行将倒闭的精子库,对待生育问题犹如耶稣会会员般严厉,每一个精子的浪费都可能使他发疯。梅勒教导说,正如男子气概可以从牛奶和鸡这一类具有阴性属性的食物(它们可以被我们彻底控制住,因为被我们捕捉时,它们服从温和、被动中取得养分,我们还可以通过服用公牛睾丸这一壮阳圣物(梅勒带着狂热的诚挚向我们推荐它,说它不仅是美味,而且就等同于男子气概)进一步强化我们的男子气概。在梅勒的体系中,男子气概当然就是魅力的同义词了。这种对男子雄武气概的那种迷恋使人想起了在科尼岛上出售的一种名为彼得尺的古董。那是一种古雅的民间艺术品,被冲压成一把戒尺的形状,上面有按英寸计算的刻度和相的文字说明。其用途是度量(阴茎的)长短以决定它的优劣。梅勒就是用抽象的或比喻的方式运用这种尺度。他小说中的人物,不论是男性或女性全都在比这更为简单的幻觉中痛苦地煎熬。

    梅勒的作品不断地激励着读者作出的解释似平是,酷行和暴力都源于男性住地文化中受压抑的同性恋冲动,而这两种情感都是不可避免且有益的因为它们构成了抵御同性恋的惟一防线。同性恋者感到沮丧的不是他对女人的担心,而是他对必须与之争斗的男性世界的焦虑如果他希望继续拥有这个“女人”的话。或反过来说,是这位未来的同性恋者对他必须征服或使其女性化的男人的焦虑。

    第八章 让•热内

    老大要么不够保险,要么很难到手;他最宽宏大量的姿态是将你短暂地占有阵子;温和或慈爱有失他的身份,因为男人表现出爱就是失去了他的地位。

    他只有通过采用同性恋这一不自然的生活方式来实现命运的安排,而且那样他还可以进一步违反自然。他使用的方法是接受并在性活动中扮演最可耻的女性的或被动的角色,同时,还承认自己就是一个口交者——这是男同性恋者承受的最大的侮辱。这种有悖常情的屈从的态度具有信仰主义和异端的色彩,是对流行的社会信条的默认。这种信条认为,同性恋和偷窃行为是一种本质,而不仅仅是行为,是不可改变的人的存在状况。由干窃贼和妓男这两个词是用来劝说人们不要成为那种人,而热内却全盘接受了它们,这就不仅是听天由命,也是一种暗中的反叛。

    在热内描绘的性的剥削和罪恶的社会画面中,女人或妓男受着强权、暴力和男性傲慢的统治。她的女人气完全是一种奴性,对它生动而详细的阐述远远超出弗洛伊德主义中纯粹抽象、谨慎的概述:自我虐待只不过是公开的自我仇视,自恋情绪是一种现实的将自己当作客观对象的感觉(虚荣是男人的特权),被动则是毫不掩饰的恐惧、绝望和听天由命。在热内像女性一样深信的、牢牢建立在性的罪恶感和自卑感基础上的性的伦理观中,性本身必然是一种惩罚和对他地位的印证,性行为发生的那一时刻带来的必定是一种狂热的、受辱的和令人害怕的谴责。

    但是,当热内迈着小步扭捏地在大街上行走时,这位身着女装逍遥自在的男同性恋者惹起了人们极大的愤慨,因为他同时具有男人气和女人气——或者说,他是一个具有女性属性的男人。他使人们惊恐万分地感到性别身份的丧失是件易如反掌之事,他在性别身份已获得道德的绝对性和社会的必然性的时候,对它的现实存在提出了挑战。他藐视它,而且实际上否定了它。他勇敢地面对公众的指责,同时他不仅挑战了有关同性恋的禁忌,而且还揭露了对它的鄙视的根源意味着什么,即性的角色被当成了性的地位。

    在小说中,热内总是在精心地安排一切,这样,他身上占末位的女性属性被安排到了首要位置,而且总会获胜,即便是导致绝望和牺牲的胜利。他笔下的男同性恋者始终热情地固守着自己的卑下,并将它转化为一种崇高。在热内永恒的罪犯和圣者这一对人物@(老大和妓男)中,圣者自然是一位女性,因为老大只提供了一个躯壳,而妓男才是灵魂。热内笔下的女性的胜利实质上是用精神的奇迹克服了性的等级。

    远离了资产阶级世界之后,他清楚地看到了它极权主义的本质,并意识到罪恶与法律犹如一对形影不离的孪生兄弟。热内由于自己的出身和经历而被排斥在社会之外,于是,他便索性壮起胆子侮辱那些构筑了这一等级制度的人们,以此来触动它。热热内所描写的同性爱和罪行中共有三种伪宗教和反宗教因素,这第三种因素就是背叛。尽管他所扮演的角色要求他绝对忠诚但他总喜欢做出些背信弃义的事来他本身就是一个破坏分于脑子里满是女人式的狡诈将他影响所及之处的一切都腐蚀了、女人化了。奴隶对主人的操纵可以歪曲或减少他们之间的区别,但决不可能取消这种区别,也不可能废除奴隶制度。热内所宣扬的具有破坏性的女性属性最后所取得的胜利是用诡计在男性气概的悬崖峭壁上击出了一丝人类情感的火花。正如萨特所说的那样,热内的女人属性是一种敌对的性行为;它假装要为神秘的男子气概服务,实际上却在兴高采烈地挖苦和背叛它。通过揭露男子气概中的怯懦,以及它的压迫性质这与它模仿的正统的成年男性世界的压迫性质很相似),热内的小说艺术旨在报复。

    热内当作英雄人物描写的那些罪犯在断头台上获得了烈士的桂冠,但他们杀戮的是无辜者,其结果也只能是自己也被审判和杀头,而他们反抗的制度却毫毛末损,甚至更加坚固,因为流氓无产者接地参与的毫无意义的反社会行为只不过是象征性的目我表达,得到的也是遭处决。他获得的是真实的道德信仰的胜利,但那决不是自由。

    随着热内包容更广的同情心和人道主义精神,以及他对政治日益增长的关注和兴趣这种态度渐渐变成了对男女两性中被压迫群体的同情和支持这些人包括女仆黑人阿尔及利亚人、无产者和所有在资本种族主义和帝国政治面前扮演女性或屈从角色的人们。

    热内问道,黑人究竞是什么?首先,他的肤色究竞说明了什么?这一难以回答的问题有两层含意:第一,肤色与普通的人性无关,第二,在白人至上的制度下,黑人意识的觉醒是通往革命的必由之路。这里并没有不可克服的矛盾,因为如果不是白人以种族主义的肤色观念(对黑色皮肤的歧视)对黑人进行压迫,并将肤色的政治化强加于他们,那么,黑人也几乎不会仅仅因为自己是黑人而要实行革命。黑人为了摆脱主人给他们规定的身份,他们首先必须将它客观化。在《阳台》中,权力和性被联系在一起,在《黑人》中,种族和性被放在一起进行阐述,在《屏风》中,性的等级和殖民地意识则被融合为一体。劳伦斯、米勒和梅勒将妇女视为一种必须予以压制的、令人恼怒的少数人势力,他们所关心的是一种能够完全控制妇女的社会秩序。然而,热内却将妇女融入了剧烈动荡的社会场景中,在这场社会动荡中,妇女传统的屈从境遇将产生一股爆发性的力量。当热内让剧中的法国外籍军团土兵在他们中尉队长的尸体跟前严肃地、满怀爱国热情地放着“法国屁”向他致意时,剧院里立刻发生了一阵骚乱。在阿尔及利亚,《屏风》同样不受欢迎,因为它谴责殖民地革命秉承了殖民主义者前任的衣钵。

    2020-10-11 16:34:47 1人喜欢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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