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hacspevivo对《性地图景》的笔记(1)

性地图景
  • 书名: 性地图景
  • 作者: 宁应斌
  • 副标题: 两岸三地 性/别气候
  • 出版社: 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 出版年: 2011-9
  • 性地圖景:兩岸三地性別氣候 | 讀書筆記

    第一部分「同性」之間

    ※(一)本質的還是建構的?論性傾向平等保護中的「不可改變」進路(郭曉飛)

    · 同性戀的成因是先天的還是後天的?這種性傾向能夠改變嗎?這是主流社會在面對同性戀議題時發出的第一個疑問。

    · 本文就從美國憲法學界對性傾向平等保護中的「不可改變」進路談起,來考查關於同性戀成因以及是否可以改變的話語,是如何與性傾向平等保護聯繫起來的,這樣的聯繫是否可以切斷?自然科學關於同性戀「先天說」的結論遭遇到了哪些質疑?而這些質疑和同性戀身份政治有什麼關聯?對同性戀特徵不可改變的強調是否和美國的同性戀權利訴訟策略有關?

    · Robert Wintemute教授總結了三種同性戀權利正當性的論辯:第一種是同性戀屬於不可改變的身份,因為性傾向是不可選擇的,是和種族、性別一樣不可改變的身份;第二種是自由選擇進路,認為一個人的性傾向是可以選擇的,而且性傾向的選擇對個人幸福至關重要,是基本選擇,像對宗教和政治觀點的選擇一樣,這樣的進路一般訴諸於表達自由、隱私權等這樣的基本權利,強調尊重私生活的權利;第三種進路是性別歧視進路,認為對同性戀者的歧視是一種性別歧視。

    · 隱私權作為同性戀權利正當性的基礎是有限度的,因為它的理論基礎是自由主義的國家不干預理論,對公共和私人兩個領域截然兩分,忽視了公領域和私領域可能是一個統一體。隱私權把同性戀看成是只能在臥室裡發生的一種行為,而不是橫跨公共、私人領域的、需要表達的持續人格特徵,這種進路把同性戀群體和整個社會互動隔離開來,好像同性戀就是淫穢作品,只有隔離了才是可以被容忍的。如果歧視是普遍的,那國家從臥室的撤出就沒有減輕,反而默許了對私行為的污名化

    · 在同性戀權利領域,用隱私權這樣的正當程序進路不如用平等保護進路,因為正當程序條款常常是保護傳統上受尊重的權利免受短期的、新奇的干預,所以經常是向後看的,而平等保護條款是反抗傳統實踐的,被設計用來阻礙歷史悠久的,並且被期望繼續存在的實踐。也就是說,正當程序是保護傳統的,尤其是根深蒂固的傳統;而平等保護是打破傳統的,哪怕是根深蒂固的傳統。

    一、法律視野下的「不可改變」進路

    · 最高的審查標準是「嚴格審查」,很少有法律通過這樣標準的審查,除非是它「完全貼合於推進政府的優位利益」被認為是「理論上嚴格,實際上致命」(strict in theory, fatal in fact),種族就是典型的「嫌疑歸類」(suspect classification);第二個層次的審查標準是「中度審查」 (intermediate scrutiny),要通過這樣的審查,法律「必須服務於重要的政府目標,而且必須和實現這樣的目標有實質性關聯」。第三個層次的標準是「合理審查」,在這種標準之下,只要「法律所進行的分類和正當的政府利益有合理的關聯就可以不被推翻。」這是最弱等級的司法審查,被認為是「理論上最低審查,實際上沒有審查」。……種族所適用的「嚴格審查」和性別所適用的「中度審查」區別很小,基本上都假定基於這樣分類的立法無效。

    · 很多學者建議關於性傾向的立法也應該被確立為同樣類型的「嫌疑歸類」,認為只有這樣,才可以為解決性傾向的不平等提供全面的框架。事實上這樣的進路不過是反映了這樣的社會事實,同性戀權利運動要搭種族、性別民權運動的這班車

    · 最高法院多數意見大致列出了憲法要對性別歧視敏感的原因:長時間性別歧視的不幸歷史,通過性別之間的刻板印象的區隔,被永久化了;性別特徵的高度可見性使得女性容易遭受普遍性的歧視;性別,像種族和民族一樣是不可改變特徵,僅僅是因為出生而獲得的。……由於有些群體在政治上是「分散和孤立的」,因而這些少數派本身無力通過民主程序來擺脫多數專制,法院就有理由進行更高程度的審查。

    · 「不可改變」進路認為,只有是個人選擇的才是個人應該負責任的。性傾向和性別一樣,是天生的,或者即使不是天生的,也是個人無能為力的,所以不應該對這樣的身份承擔責任。所以「不可改變」進路依賴自然科學關於性傾向生物學基礎的論證,或者認為是早年的社會影響造成了不可改變的性傾向,或者依賴一種常識的論證:如果性傾向是受到社會排斥的,如果性傾向是可以選擇的,那麼所有的理性人都會選擇不會受到排斥的異性戀傾向,而不會選擇被壓制的身份

    · 同性戀的「不可改變說」,或者說它的強意義上的「先天說」讓很多人減少了負罪感,同性戀者自身不會覺得同性戀慾望是自己的一種罪孽,同性戀者的父母也不會因為自己的教育失誤而內疚。社會主流關於同性戀者經常勾引青少年成為同性戀者的刻板印象也得到了駁斥,同性戀社群也可以更加理直氣壯的抵制宗教和心理學領域試圖改變他們性傾向的努力,而且還塑造了自身無能為力改變的「可憐巴巴」的形象。……「應該」暗含著「能夠」,道德的可譴責性應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他沒有做他應該並且能夠做的事情

    · 不是讓同性戀來證明自己性傾向的不可改變性,然後才可以獲得平等保護的入場券,司法審查才可以推翻相關的歧視性立法,而是質問政府的歧視性立法,目的和手段之間是否有關聯、成比例,性傾向和正當的立法目標之間是否有關聯。這個轉換被約翰·哈特·伊利(John Hart Ely)教授稱為從「受害者視角」(誰被壓榨,怎麼被壓榨的)向「施害者」視角(誰製造了這樣一種配置,出於什麼動機)轉換。也就是更加重視對於立法動機的分析,而對身份本身究竟是否可以改變不必深究。

    · 這樣的轉換會導致一種很吊詭的現象,就是立法動機架空了嫌疑歸類,也就是說既然立法動機這麼重要,著重考察的是立法動機和分類是否有關聯,而不是所分的類別是否具有「不可改變」特徵,那究竟哪些人可以成為嫌疑歸類不是完全沒必要加以確認了嗎?

    · 美國憲法理論一般認為關於「嫌疑歸類」的司法審查要考察兩個問題:一是適用什麼規格的審查標準,第二是適用這些標準要考慮的可能的政府利益。[我的想法:「嚴格審查」和「合理審查」的分類,或許還是從屬於傳統「動機」與「結果」的二元論。康德倫理學是動機倫理學,他相信我們做一件事是爲了這件事本身,而不是爲了它能帶來的價值(包括情感體驗)。邊沁倫理學則是結果倫理學,他相信我們只想要追求快樂和避免痛苦,因此凡能達到這一目的的事情都值得去做。「嚴格審查」更注重身份和本質問題,「合理審查」更注重影響和必要性問題。]

    · 種族和性別成為「更高強度」審查的嫌疑歸類,證明性傾向歧視沒得到同等程度的重視。這種不平等待遇也表明了這樣一個問題,在美國憲法框架下,不同分類所享受的平等保護在優先性上是有不同的。從要求性傾向也得到「嚴格審查」的呼籲中,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保守派會認為同性戀在謀求特殊權利了:「嚴格審查」也就意味著對於性傾向的分類很難被認為和正當的立法目的有關聯,因為「嚴格審查」基本上不重視對關聯性的分析,而對於身份本身更加敏感。

    · 如果一個人的性傾向被認為不可改變,它就更容易成為一個人的身份認同的重要要素

    二、自然科學視野下的「不可改變」進路

    · 對平等權利的追求必然是尋求和主流社會的溝通對話,對於此類問題,後現代主義者可以以不屑的、憤世嫉俗的態度背過身去,卻也有更多的學者在認真對待這一問題,甚至是以一種認真分析的模式來揭示這一問題的荒謬。

    · 生物性的研究本身很難逃離文化語境

    · 同性戀男人和異性戀女人共用類似的腦結構,這個結論和「男同性戀和女人一樣」這樣的大眾觀念如此貼合,而且長時間以來,男同性戀被病理化,被認為是「男兒身,女兒心」

    · 什麼是同性戀本身就是有爭議的。誰擁有制定概念的權力,誰就取得了辯論的勝利,而誰可以來界定什麼是同性戀呢?這顯然不是科學問題,而是更加寬泛的文化視野內的問題,這種界定糾纏著權力、霸權、逃避、反抗、歷史、現代性等一系列難分難解的問題

    · 列維更大的錯誤不在於把「真正的」異性戀當成同性戀,或者把同性戀當成異性戀,而是把「同性戀」、「異性戀」這樣詞彙上的類型劃分當成了實體的存在。……科學永遠不能在生物性和性傾向之間建立起這樣的聯繫。幾乎所有對同性戀原因的研究都是化約主義的,都對性慾望事實上的多元表達給予了非常粗糙的歸類。都是建立在同異二元的基礎上,而忽略了這是一個光譜式的存在

    · 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法蘭克福學派把現代科學和技術理性推上社會批判的祭壇以來,科學懷疑論就開始拒斥傳統知識論所賦予科學的特權。認為科學不過是一種社會建構的敘事或神話,並不優越於其他非科學的神話和迷信。科學的生產過程充滿了社會因素,選擇中的決定是基於權力驅動的意識形態和主體間性。

    · 當同性戀權利得到一定程度的張揚時,原本是壓制力量的科學也開始倒戈,為同性戀群體助威打氣,貢獻出「先天說」來為「無選擇所以無過錯」的辯護奠定生物學基礎。科學不過是「眾多故事」中的一種講述,甚至被稱作「偽裝的政治學」,那麼它越具有權威,越需要限制它作為「系統」對「生活世界的侵犯」

    三、本質的還是建構的:「不可改變」進路背後的「身份政治」爭論

    · 以行為來理解同性戀就很難說不可改變,因為行為恰恰是可以選擇的,所以就出現了從「行為」到「身份」的轉化。這樣的轉化不再把同性戀行為類比為避孕、在家裡看淫穢材料,而是把同性戀者類比為婦女、黑人,也就是說從隱私權進路向平等保護進路轉化。但是,為了要嫌疑歸類而強調生物決定的本質主義,拒絕了性身份選擇的可能性,是用同樣簡單化的和潛在破壞性的「同性戀(homosexuality)=不可改變特徵(immutable characteristic)」來代替破壞性的「非自然性行為(sodomy)= 同性戀(homosexual)」的預設。一旦同性戀成為一種身份,主流的歧視就會被認為是對一種人的歧視,像對婦女和少數種族的歧視一樣。而要達到讓主流認可同性戀確實是一種身份,就需要自然科學來為「不可改變」做權威性認證,這就是性傾向生物學研究的法律背景。

    · 身份政治:「指被壓迫群體利用他們的群體身份(無論是基於種族、社會性別、性傾向、民族等)來擴大他們的政治聲音。在身份政治的框架下,群體成員認同基於他們身份的共同經驗,作為一種統一化的社群感受政治上的成功或挫折。」

    · 本質主義者會有這樣的觀點:「身份類型不會隨著社會語境的變化而變化,同性戀擁有一種穩定性。」而建構主義則認為:「同性戀只是在特定歷史和文化的背景下才有意義,身份類型是社會建構的,身份可以是賦權的手段也可以是社會控制的手段。」

    · 同性戀是現代性的產物,現代性本身就要打破古代的曖昧和混沌,19世紀的精神病學醫生為性的反常分門別類,進行昆蟲學式的研究。

    · 從「做了什麼事」到「成為什麼人」的轉變,從「罪孽」到「疾病」的轉換,心理學和精神病學試圖從宗教的司法那裡來接管同性戀者。從罪到病的轉化被認為是時代的進步,然而這不過是社會治理技術的轉變。「知識就是權力」,學科也在行使壓制的權力,這種意義上的權力可以以治療的名義對同性戀施加壓制,讓這些人心悅誠服的臣服在學科所帶來的「真理」面前。哪怕是心理學、精神病學把同性戀排除在疾病的範圍之外,都是這種權力的行使,好像沒有這些學科的恩賜,就沒有這些人的正常化

    · 同性戀成為狀態本身就應該是研究的對象。要考查的不是同性戀的成因,而是為什麼我們對同性戀的成因這麼耿耿於懷。同性戀應該是一種社會角色,被貼上這樣的標籤才可以形成社會控制機制,提供了明確的、認可的、允許的行為和不允許行為的界線。這意味著人們不能很輕易的墮入越軌行為。一開始向越軌行為的挪動馬上就帶來向越軌角色的整體挪動並很可能引發制裁。標籤區分了越軌者和其他人,並把越軌者的實踐和自我辯護限定在相當小的團體。社會創造出特別的、受貶斥的同性戀角色可以使得社會上的多數保持純潔

    · 自然科學的問題是:一個人成為同性戀的原因是什麼,有沒有遺傳學上的根據?而建構主義的問法是:什麼樣的社會條件促成了社會把同性戀看成是特定人的身份?用功能主義的進路,認為這樣的區分是保持社會主流純潔化的需要。

    · 酷兒理論是20世紀90年代在西方興起的理論思潮,它吸收了建構主義的思路,並且把反對身份政治的進路推到極端。這些人認為,主體通常是多重的,身份政治壓抑了群體內部的差異,如種族、階級、性別等其他方面的差異,分類這件事本身在本質上具有壓抑性

    · 酷兒理論並不是說要取消身份,而是說要讓身份保持開放性,避免實體化、封閉化。(在傳統的同性戀運動中,因為同性戀身份的封閉化而導致雙性戀、變性人、跨性別等身份遭到排斥,經濟上弱勢的同性戀者和黑人同性戀者不能有充分的空間,以至於同性戀運動被批判為「白人的中產階級的同性戀運動」。)※忽視了種族階級等因素,任何類的概念都可能把弱勢群體邊緣化和吞沒

    · 「不可改變」進路還會出現「代表性」和「忠誠」的問題。如果有女同性戀並不認為自己的性傾向是天生的,如果她們認為自己的性傾向是根據周圍的環境和所遇到的人的不同而發生轉變,是否會被貶斥為「虛假意識」,是否是對「不可改變」進路的背叛,進而是對同性戀運動的背叛。所以我們要思考的一個問題是,作為凝聚社群力量的身份到底是團結還是分裂了社群

    · 同性戀這一身份一開始是病理化的,是精神病學科治療、壓制的對象,是保持社會大多數純潔的需要,但是一旦這一身份得以產生,同性戀身份就可以被利用來作為政治鬥爭的標籤,在「人人平等」的話語中來謀求這一新類型「人」的平等權利。沒有了同性戀身份,所謂的同性戀權利就成了無根之木、無源之水,這也是酷兒理論常常遭到批評的原因,認為它過於關注話語的生產,而忽略了社會生活中實實在在的壓制。這部份是因為酷兒理論家大多來自於人文學科中的文學批評、文化研究等領域,政治、社會、法律等學科需要在借鑒酷兒理論洞見的同時,保持對現實生活的敏感。

    · 建構主義揭示出的同性戀身份並非自然存在,而是特定時間和空間的建構這一點,與「建構的不可改變性」並不衝突。同性戀身份是特定時空的建構,決不意味著特定時空中的某一個同性戀者可以隨意的改變社會對自身的建構。

    · 當年的同性戀者會以「病人」的身份來擺脫「罪人」的身份,醫學模式相對於宗教的罪孽模式和司法的刑罰模式據説是一種進步,然而這種手段始終也沒有代替社會主流對於同性戀的宗教隔閡道德譴責。如果說用「不可改變性」來為自己存在的正當性辯護,那似乎又是對歷史曾經的荒唐亦步亦趨——既然用「病人」的身份也沒有換來太多的同情和空間,何必用「不可改變」來再次可憐巴巴的乞求主流的認可呢?建構主義和酷兒理論擔心,對於「不可改變」強調使得同性戀議題永遠被固化在這些病理化的議題上,他們不滿足於同性戀只能成為基因決定下的無可奈何才可以換取平等權利的話語策略

    · 當主流提出同性戀是否可以改變這一問題時,妥協主義的回答是:不可改變,所以要抵制治療話語,罪孽話語,要求平等權利;而酷兒主義的思路是:這個問題重要嗎?為什麼這個問題這麼重要?可以改變怎麼了?當我們用「不可改變」來作為應對方式的時候,主流的異性戀霸權主義被輕輕放過了,要求社會千人一面的強制性同化主義被忽視了,對同性戀進行道德譴責的實質內容被迴避了

    四、「不可改變」進路中的道德迴避

    · 同性戀基因的論證或許能夠減輕同性戀者自身的道德壓力,因為無自由則無責任,既然自己對於性傾向的選擇無能為力,所以就不必要為此承擔道德指責,但是這種應對方式並沒有減輕社會對同性戀的負面評價。當一個同性戀為自己的辯護僅僅是說「我沒有選擇,所以你要平等對待我」,給人的感覺是同性戀是整個社會都不想要的東西,不管是同性戀者還是主流社會都不想要,僅僅因為它不可選擇,所以我們只能承受它,這樣的論證顯然太薄弱了。……不管我是否從事了同性戀行為,我就是不可改變的同性戀者,你就要保護我的平等權利。這幾乎就是基督教「恨罪,但愛罪人」的翻版,用在同性戀議題上,就是反對同性性行為,但是包容同性戀者。同性戀者對「不可改變」身份的熱衷迴避了對道德話語的直接回應。

    · 強調成人間彼此同意的同性性行為是私人道德領域裡的事情,這種話語支持對同性戀的非罪化,強調公領域和私領域的劃分,但是認為這是私人領域的不道德或者擱置對這一問題的道德判斷,這就是中立的自由主義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國家的公權力應該對性傾向的道德性持中立態度,因為自由主義的論旨之一是價值領域充滿了無法化約的衝突,而且客觀標準闕如,世界是由事實構成的,而意義是人類賦予這個現實世界的,在意義的世界裡,諸神不和,所以公權力要避免代替人們來做出意義的選擇,避免去強制執行私人領域裡的道德,而只能秉持「權利優先於善」的理念。

    · 「不可改變」進路減輕了同性戀的「壞」,但是不能想當然的推導出來社會應當支持或者鼓勵這種結合。然而,有學者論證同性之間的行為、關係、家庭是好的,通過這些可以滿足基本需求,可以實踐人的基本能力。同性戀不只是性衝動的滿足,而且還有被愛的需求,以及愛和互相照顧的能力。國家不僅要滿足公民的選擇,而且要提供選擇國家促進忠誠、穩定、互惠的關係和每個人都是自己社會生活的最好判斷者之間並不矛盾。[對同性關係的全面尊重必須建立在這樣一個基礎上,同性戀的親密關係可以和異性伴侶一樣分享人類的善,即使不是引起羡慕,最起碼也能欣賞同性戀的生活。]

    · 美國有三種方式對同性戀進行同化,一種是改變(conversion),就是同性戀變成異性戀;第二種是冒充(passing),同性戀冒充異性戀者;第三種是掩飾(covering),既不改變也不冒充,但是淡化。同性戀權利的運動是不斷削弱同化需求的一個過程:社會主流一開始要求同性戀者改變、失敗後要求他們冒充,再失敗了就要求他們掩飾

    · 對於身份中「不可改變」進路的堅持讓我們忽視了這樣的追問:「畢竟,民權實踐最基礎的就是關於誰改變:同性戀者還是恐懼同性戀者?女人還是性別霸權主義者?種族弱勢群體還是種族主義者?」或許這就是道德話語的短兵相接,不是同性戀不道德,歧視同性戀才是不道德;要改變的不是同性戀,要改變的是強制改變同性戀這種做法

    餘論:要身份,不要「不可改變」

    · 身份政治難題使女性主義者陷入了兩難困境。一方面,顯然有必要用婦女範疇來反抗男子統治的社會對婦女的排斥,另一方面,每一次訴求「婦女」概念和確定女性性別身份,又都產生了排斥和剝奪某些婦女權力的結果。這種兩難境界在同性戀權利領域更是如此,強調同性戀身份可能被認為是本質主義固化了二元對立,強化了主流社會的壓制結構,並且造成了對同性戀內部性別、年齡、種族等問題的邊緣化,可是解構了同性戀身份就可能取消了同性戀權利運動,酷兒的深刻洞見對於政治的實際運作顯得虛幻

    · 性身份是一種必要的虛構,是一種鬥爭策略,因為只有將同性戀定義為一個永久性固定性的少數群體,才能爭取法定平等權利。這就是威克斯所説的「策略性的本質主義」(strategicessentialism),它不是建立在自然真實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權力的政治領域之中;重要的不是性身份的真實性質,而是現實鬥爭的政治意義

    (二)同性論:性/别少數的硏究模式(甯應斌)

    一、老少不咸宜的性研究

    · 和相關的「社會性別(gender)」領域相比,很少有資深學者涉足「社會性(sexuality)」領域。造成上述這個現象的因素至少有兩個:第一,性的污名或性/別少數的污名可能讓過去的研究者頗有顧忌(經濟理論法學家波斯納在《性與理性》(Sex and Reason)的第一句話就說:「在我們社會中,任何人想要寫性而不被指責出於好色淫亂的興趣,就最好解釋他對性這個主題的興趣究竟源於何處」)。性壓抑社會總是有種刻板印象,亦即,如果一個學者專門研究同性戀或愛滋,而且還研究的很精闢深入,那他自身必然是同性戀或愛滋感染者;如果研究SM或性工作有成,那他必然是SM實踐者或賣淫嫖娼者等等。這是研究者的「被出櫃」

    · 年輕的性/別學術人活躍在運動現實與社群生活中,故而能從與社群前沿的接觸和從自身的性愛與人際糾葛中得到直觀的經驗素材。資深學者的研究缺乏了這份素材就難免空洞與沒有血肉,後現代理論觀念與文化研究的制式術語只能是掩飾門面的花槍,不如年輕學子近身肉搏的汗血淋漓。

    二、何謂同性論

    · 同性論或同性理論是一種解釋性/別少數的模式或典範。這需要一點背景說明。首先,當我們以性/別少數為研究或解釋對象時,我們不可免地已經參與到建構性/別少數的共謀中了,因為——為什麼性/別少數需要被解釋呢?從「社會性」的建構論我們知道,性/別少數被特殊化了(透過被社會排斥與隔離,透過醫療與法律,透過媒體與學術研究等等),建構起性/別少數的特殊性,使性/別少數成為一個「自然的」研究對象。但是,(如Foucault所說)被建構起來的性/別少數也因而不得不開始進行反抗的建構(counter-construction),以被建構的身份形成社群、建立集體認同、運動抗爭。在解釋性/別少數的模式裡,可以粗略地分成兩種方向,就是「同性論」或「異性論」,用中文現有的俗話來表明,「同性論」說的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異性論」說的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同性論認爲性/別少數和所謂常態人口或「正常人」沒有什麼差異;異性論則把性/別少數加以病態化、變態化、特殊化、區隔化。因此性/別研究寫作的任務就是去解釋為何表面上看似怪異、非常、不倫、非人、特殊等等,其實都與「正常」都建立在同樣的原理之上,是「正常人」處在相似脈絡下也會出現的行為、互動、心理、反應。

    三、同性論示範

    · 性工作「和常人無異」,也顯示當前賣淫制度和其他制度都是現代性的一部份,也就是屬於正常世界的一部份。性服務業越趨向常態與健全的服務產業,會對服務與消費有更大的保障,也因為其日常世俗的商業性質而消除神聖的性道德爭議。對性服務業種種倫理問題的分析,必須回歸到性服務業與主流的建制或結構的密切關連,而不是孤立地看待或指責它

    批判對象。

    · 在性工作中,娼嫖之間「培養感情」部份的互動,也就是性工作的情感勞動過程,其實和一般人的調情過程沒有本質差異。人們常以「逢場作戲」來形容這個娼嫖的互動過程,暗示著這一切都是「虛情假意」,可是與「虛情假意」相對的「真心誠意」,往往是以婚姻或長久關係來界定。易言之,這種區分情感真假的說法在判斷情感虛假或真誠的標準時,竟然不是情感強度的本身,或者引發性慾的力量大小,反而是外在於情感的社會建制

    四、同性論的政治

    · 同性論作為一種研究典範並不是政治中立的,因為同性論在顯示性/別少數與(正)常人無異時,可能會同時揭露作為「(正)常人」的條件,也就是生產「正常」的過程與條件機制(即,「常態化」)。不但「正常」是社會歷史地相對化,少數/多數更是個相對化的觀念。首先,正常未必多數,多數未必正常——「正常人」和「性/別多數」並非同一概念。其次,從「(正)常人」和「性/別多數」在特定社會中多半總是趨向吻合這一點可以發現,「少數/多數」之分和社會建構與規範是相關的「正常化」透過排斥少數,來使多數人保持在正常的軌道上

    附錄:性變態的重新命名:性少數/小眾/多元/多樣

    · minority(少數)其實源自西方白人社會中少數種族或族群的概念,而且正如 Cindy Patton所說,來自歐洲白人中心的視角,因為西方人講的少數民族,其實從全球觀點來看,根本就是人類的多數。

    · 性少數其實就是性階層體制裡的下層或底層;性少數因此就是性解放運動(消滅性階層)或性權利運動(改革性階層)的主體。性解放就是性少數或性底層的解放,是被壓迫的性主體之解放,而不是普世的「(人)性」解放

    · 台灣的性解放論述主張使用「性多元」來替換「性少數」,因為「性少數」代表了一種身份認同政治,身份認同在動員呼召的社會運動中有其必要與效果,但是也會有排他與畫地自限的缺點。另方面,「性多元」則代表了一種文化政治,偏重的是性慾望的文化資源,而非性身份的召喚與認同。因此,鼓勵或提倡同性戀不是因為「我們都是同性戀」(認同選擇問題)而是因為「同性戀對我們都有用」(文化資源問題)

    · 性多元的性解放論述看重的是不同性多元所帶來的「(性)文化資源」,也就是慾望模式及其變異、話語、次文化等等。故而眾多性多元的關係比較不是競爭的,而是模仿、共振、挪用、交流、雜交、變種的關係

    · 性變態主要指的是非生殖模式的性,也是假設性有發展階段的理論中(以生殖模式為發展的目的論,也就是最終階段),對於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偏離、停滯或退化,所作的一個描述。該概念所以過時,是因為非生殖的性在人口過剩且普遍避孕的今日,不應該繼續被污名,生殖器(陽具)中心的性往往帶來許多心理負擔,各種性花樣在人們的性實踐中早已成為情趣與愉悅來源,不應該被冠上「變態」,所以實有改名的必要。至於大眾與媒體對「性變態」的誤解,就是把所謂「變態」當作少數人的病態心理,其實「性變態」的實踐與心理是人類性多樣的一種,因為根據的都是人同此心的基本生理心理配備。

    · 少數,來自種族少數,民主政治要尊重少數。至於小眾,則扣合了大眾文化下的小眾話語,小眾也是被肯認為具有存在的價值(甚至是市場價值——如行銷針對小眾;這是十足的香港商業社會之名詞)。缺點是它們同時卻也符合了目前大眾對這些人的刻板預設——你們是某種(可能有問題的)人,而且是少數小眾(而少數應該服從多數)

    · 「性多元/多樣」這種提法的蘊涵是:不是把性多元人圈起來封鎖,讓他們自生自滅,反而是讓性多元的資訊廣為流通,讓性多元成為文化教育資源來豐富全體民眾的性文化。

    · 「性多元/性多樣」這詞的表面意義主要指著性模式、性癖好等現象狀態,不過勉強也可以用這詞來指著人(主體)。「性少數/性小眾」其字面意義則主要是指人(主體)而非模式或癖好。

    (三)中國大陸的酷兒公共文化與政治(殷莉/Elisabeth L.Engebretsen)

    導言

    · 主流媒體把同志呈現為擁抱「後毛澤東」(post-Mao)時代現代性敘事(modernity narrative)的模範公民與城市消費者。

    · 相對於異性戀正規,同志的性差異(sexual difference)在主流公共空間中越來越明顯可見,但是只被視為一種「文化」而非「政治」差異 (cultural difference),而且常常被呈現為一種現代的城市生活風格。同志身份和社團吸納了後千禧年的都會消費文化,將「自私的個人主義」、個體戶的經濟成就和物質財富都理想化,因而贏得了社會空間和可見度,得以呈現自我在高等教育和職業上的成就,並且有機會和能力去平衡傳統家庭價值與實現個人自我——簡單來說,他們的「素質」使得他們成為可欲的現代中國公民

    · 強調與主流社會和公共文化的規範同化,其實很吊詭的也使得同志得以建立起半公共的空間、社會可見度,甚至使他們的性身份和文化的表達與描述越來越多樣化。但是只關注「同化」其實會犧牲了結構性的轉變和正式的政治效應;就短期來看,這種關注也排除了把同志視為平等的可能,因為若要承認同志是平等的,就需要徹底改變佔支配地位或主導(dominant)論述權力結構,以便建立另類的——既有個別也有集體的——性與性別表現,使得個別的中國人可以真正有平等的機會創造自我和現代的生活風格

    · 首先,作為一個主要尋求同化(而非尋求革命或顛覆)的少數文化,同志社團並不挑戰社會的穩定或政治權威,因此也不會使人感覺它們會造成「不穩定」或「亂」。其次,儘管已經浮現了同志可見度和自我再現,既存的主導醫療-科學同性戀範式仍然框架了大部份主流媒體對同志文化的再現

    · 作為中國男人和中國女人的身份很根本的有賴於他們所認同的性範疇 (sexual category)。新選擇和舊規範之間的張力在很多方面映照出中國大陸當代社會廣泛的轉變與特質,而這個轉變所產生的深遠影響和成形的領域之一就是空間和公/私領域之間的關係。後毛時代現代化、改革開放30年來的結果之一,就是一個從政府權威與檢查制度中部份獨立出來的公共領域已然成形;這個變化使得少數群體可以和官方規範與政策並肩發聲現形

    一、「同志」話語和空間的出現

    · 中國大陸的同志認同和社群是在1990年代中期在城市中出現的。

    · 首先是因為性少數被視為與改革開放政策有關,中國現代化的成就之一有賴於它是否能夠而且願意主動吸納少數族群人口融入進步的政策(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楊坤認為這項研究的重要性就在於它事關現代的國族打造)。其次,私密關係、浪漫感情、談情說愛、個人主義,成為主流話語和媒體爭相追逐的對象,這種變遷也是後毛澤東時代社會及倫理轉變的一部份。第三,同志文化的成長也得益於和港臺同志社群聯繫的加強。最後,這些變遷基本上相關的是空間的變化,也是對於公/私、個人/集體的重新界定。

    · 新的空間模糊了之前涇渭分明的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之別,創造了一個半私人化的、非正式的公共領域,在此,人們得以分享親密故事,包括愛與性。一方面,這個新的非正式公共文化使得同志空間的存在成為可能,個人可以創造並參與社區生活,但不需要正式、公開或可見。這種特殊的公共參與方式非常含蓄,也因此更能被他人包容,而任何違背此一低調同志集體策略的做法,都冒著使自己作為同志個體以及使整個同志集體蒙受損失的危險。第二個要點就是,非正式的同志據點迅速湧現,不斷多樣化發展,以滿足不同類型的同志的需求。同時,內部的多樣化經營並未削弱這些社交空間對於「新手」(newcomers)的重要意義,因為它們是新手跨入穩定的同志身份和同志生活的第一站。

    二、北京拉拉沙龍的公共生活

    · 沙龍的重要性在於提供一個聚集的機會,這個空間既非缺乏社會可見度的私密居處,又非可能造成身份曝光和傷害的高度可見空間。

    三、公開的同性婚禮

    · 公開的同性婚禮本來就是有意識面對公眾的舉動,這種活動結合了人們耳熟能詳的結婚儀式與尚感陌生的同志元素,其中的矛盾則被積極份子用來作為影響公眾意見的策略

    · 婚姻壓力的來源主要有三:家庭(情感上)、社會(交往上)、以及政府(法律上)。它們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迫使人們結婚,結婚(至少短時間內)則使得生活更為便利,因為它符合了家人的期待、社會的規範、和傳統的要求。

    · 在西方國家,同性婚姻的法律地位已經成為衡量當地性少數社群平等程度,甚至整體社會文明程度的尺規;但是在中國,同性婚姻的政治意味不太一樣,它首要是作為一種策略,以吸引大眾關注同志的存在,並正面呈現同志為「正常」人。它的邏輯是:如果訴求這些基本慾望——愛、歸屬、以及受到婚姻的保護——能夠在同志和他人之間建立起共通的人性,那麼大眾對同志的態度就有可能從「默許」進步到承認同志的平等,並最終使同志享有平等的法律保護和生活品質。這種「同性婚姻策略」不是明顯的政治行動,並不把矛頭指向政府機構,更關心的對象是街市上的普通人,希望他們能夠看到男女同性戀者並不是傳說中的「怪胎」。

    四、結語

    劉人鵬和丁乃非在談及臺灣同志的境況時曾經批判以下觀點:同志們自己有責任確保同志社群不要做出過份之舉,以致於失去社會有條件給予同志的寬容,根據此一邏輯,不被包容的越軌行為是同志自己的過錯,而嚴厲的報復是罪有應得。

    (四)香港跨性別社群發展與歧視個案研究(陳文慧)

    文獻回顧

    · 跨性別是一個集合名詞,還包括更多性別多樣的事實:「女變男和男變女跨性別者、易服、雙性人(intersex)、過著和生理性別不同的性別生活,卻未曾採用任何方式去改變其生理性別的跨性別者、還有曾透過手術和荷爾蒙治療而達到完全或部份的變性人、或僅以荷爾蒙療法去改變性別的人。……還包括不同性取向的人:同性戀、異性戀和雙性戀。另有一些自稱『男變男』或『女變女』的人,來反映他們內心深處的對自己所認定的性別感覺,不在乎社會或生物上的認定剛好完全相反。」

    · 社群心理意識是:「對於其他人有類似的知覺、與其他人交互相依、藉由給予或為其他人做所期望之事而有意願去維持交互相依,並且是一部分較為可靠及穩定的結構的情感」。

    · 有兩個重要原因協助跨性別社群組織起來。第一是互聯網可以減低發展時的成本、而且回應迅速、更有效將資訊發放;第二,互聯網可以作為一個促進聯繫、發展集體身份、及推動將來發展的一個空間,互聯網亦通過强大的搜索引擎成功地將跨性別議題帶到公共空間。

    · 社會排斥(social exclusion)是指一些持某種社會特徵的群體,如性別、族群身份、殘疾、年齡等,因現行的社會制度的不健全,使他們長期難以融入所居住和工作的社會。社會排斥是一個多元的概念,不單指在經濟資源上的長期匱乏,還指在社會關係上、心理上、政治參與上和文化上的長期匱乏。並不是因為個人的缺陷或個人的不幸,而是結構性的、社會制度性的,這些匱乏並不能只靠在經濟領域上作出補救而能解決。

    · 從個人或微觀的角度出發,社會資本是指個人透過與他人的社會聯繫(social tie)而獲得的經濟資源、資訊或機會。從社會、團體組織或宏觀的角度出發,社會資本指一個社會或組織透過組織之間或社會中的規範、網絡與信任來促進集體行動去實現共同利益

    跨性別社群組織者之經驗

    · 社區之中的會員關係,其實是指個人接收到團體成員的共識,所發生的認同行為。其中一個行為是設立邊界,透個一些象徵意義的行為,作為會員及非會員的分辨方法。當邊界愈明顯,即表示非會員更不能受到尊重而且較不易受歡迎。邊界的設立是重要的,尤其在於分辨對方是否自己人或侵害者。當成員都接受了邊界的建立時,成員間的互動促進交流,對於社群的意識漸漸提升,成員就會開始投入感情或物質,從而帶來歸屬感。

    社群發展之分析

    · 跨性別社群長期將自己定位在生活於主流社會外,面對主流社會的侵犯時(如被記者偷拍、遇到被歧視等),顯得處於脆弱的環境之中,而且由於害怕被進一步侵犯,而漸漸退到更邊緣化的位置上。

    第二部分 色欲之罪

    (一)不可公諸於世的性幻想:情性信箱與香港淫審現況考察(李偉儀)

    性信箱生態災難

    · 自我審查令性信箱原本能提供的公眾性教育變得單元化,要解答各式性疑難的功能也局部失效,公眾也難以透過傳媒看見性的多元面貌。當人們遇到性疑難,譬如說男性性功能障礙問題、性交姿勢練習、垂詢性病、伴侶關係煩惱等,皆較容易具條理地訴說或撰寫出來,若透過性治療的包裝更通常可順利逃過淫審掣肘。偏偏,涉及性幻想環節的來信者,根本未必曾有過實踐,卻因為想像力無比豐富,其荒唐和誇張性,大大超越了主流性道德底線以及傳播規管,致使來信者的性表達不可能呈現於主流媒體當中。

    ※(二)新保護主義的猥褻治理:從禁絕性虐待色情到身體自主權教育(王琪君)【保留意見】

    一、前言

    · 本文將論證:性虐待如何進入管制猥褻的司法論述,成為一個可以透過刑罰規範的特殊猥褻類型的過程。猥褻引發的負面情感究竟侵害誰的利益,這種利益如何被合理化。呈現新保護主義如何以捍衛婦女與兒少的性自主為理由,進一步轉化成所謂的新保護主義身體觀,這種保守的身體觀念滲透九年國民教育系統與日常生活,成為引導性別平等意識主體的行為之準則 (conduct of conducts)。這個法律改革與教育實踐的過程具體化了我國主流婦運團體的訴求:強調唯有先改善性別不平等結構,移除父權社會弊端,方能讓女人享有真正的性自主。然而這種積極要求國家司法與政策回應的由上至下改革,卻導致原先欲賦權的主體被迫退縮至更保守的身體界限內,不但違背這些婦運團體的初衷,讓性別平等的願景陷於父權的禁錮牢籠,反而還製造出新的性差異與恐懼想像

    二、猥褻作為再現的名詞:傷害社會道德的視覺性

    · 猥褻有種不驗自明的自然性,只要引起一般人的羞恥或厭惡情感,便能啟動檢舉、審查、懲罰猥褻的司法程序,而且不違反罪刑法定主義的罪責明確性。然而,誰能定義「猥褻」?猥褻會傷害「誰」,引起何種羞恥或厭惡感?哪一種「內容」會被標示為性虐待猥褻?

    · 司法判決猥褻的制度採取的「視覺蒐證」邏輯如下:只要眼球看見(seeing)、並且辨識(identify)出性虐待資訊的特殊視覺性(visibility),就自動等同會危害善良風俗的猥褻物,不需要釐清色情的文化價值或功能。這種視覺蒐證邏輯有兩個意義:首先,依賴眼睛看見所生產的猥褻知識意義僅止於視覺的表面形式,除了傷風敗俗幾乎沒有其他可能,因為國家司法率先阻斷詮釋色情的多元可能性,看見性虐待資訊就等於發現猥褻;再者,視覺的差異性會建構性文化的社會關係,被歸類在絕對違法的「硬蕊猥褻」的性虐待資訊,等於徹底失去社會存在的立足點。

    三、猥褻作為實踐動詞:無所不在的侵害身體性自主

    · 「對抗社會剝削和壓迫的階級/種族面向,也默默的被一個新的、保護主義的性別/年齡面向所取代」(何春蕤,2005:16)。何春蕤提出的新保護主義闡明一個事實:由於兒少(特別是女性)被視為脆弱、易受害的個體,為了保護他╱她們不受污染傷害,不同的婦女兒少團體透過遊說、宣傳、修法,大力禁絕色情資訊,並且挪用國際組織的人權論述支撐新保護主義發展。然而當保護婦女兒少的性成為國家優先議程,便排擠了不符合這個主流人權想像(或稱主流性權)的性身份,導致性權的階層化

    · 台灣婦女運動分別在1994年與1997年因為「性與情慾」與「廢公娼議題」的內部意見不分,導致爾後社運路線分離成所謂的「性別政治」與「性慾政治」,或稱「婦權派」與「性權派」

    · 婦權派也可以稱為「國家女性主義」,亦即她們強調運用國家資源、政策與制度解決一切的性別不平等問題。然而她們面對直接涉及身體性的態度卻是相對消極,認爲性是父權社會控制女人的工具,透過性的權力關係製造了加害者與被害者,加深性別結構的權力不平等關係。這種說法無疑是用女性長期以來的被害者形象爭取婦權派與國家女性主義路線的正當性——「唯有營造出真正的性別平等環境,女性才能真正擁有性自主」

    · 性侵害犯罪報案率一直偏低,實際犯罪黑數應高達7至10倍。究其原因,不外乎是被害者受傳統貞操觀念之束縛,擔心有損名節而不敢出面報案指證;其次被害者再追訴犯罪過程面對不友善的醫療採証,法律訴訟中不斷重覆陳述被害經過、與加害者對簿公堂等等期間遭受的二度傷害令受害者卻步,報案率低導致無法將犯罪者定罪,性侵犯罪案件年年居高不下。加上當時性侵害罪仍歸納在刑法中的「妨害風化罪」,視女性為社會風化守門人,讓受害女性容易被批評不守婦道,婦權團體批評性侵害應該是「違反個人自主意願」的性暴力侵犯行為。

    · 加重懲罰強制性侵的理由,並非單純基於這些身體部位(口、陰道與肛門)的物理脆弱性,而是因為個人性自主與性化器官直接連結的文化隱喻。如果司法必須藉由懲罰性侵加害者以達到保護個人性自主之目的,刑罰程度的差異顯示出一則性自主的終極界線隱喻,界線建立在不可侵犯的性化(sexualized)器官之上。彷彿無論手段,基於性化器官與個人性自主的直接連結,一旦跨過、踰越那條身體界限,變成司法定義的強制性交,將會造成比強制猥褻更強大的傷害,所以性侵加害者理當承擔更多刑罰。換句話說,保護性自主,就是保護個人特定身體部位不被侵犯

    · 基於增加定罪率以保護被害者的修法邏輯,為了適用更普遍的性別權力的糾紛個案,採取更去脈絡化的定義解釋何謂性騷擾——更專注將特定身體部位視為抵禦性騷擾的界限。當維護個人性自主成為婦權團體推動司法改革的主要目標,不僅賦予性侵害更具性別平等意識的字面意義,同時也批判抽象陳腐的「猥褻即社會風化」定義,強調保護個人而非保護不合理的貞操迷思。[性騷擾被去脈絡化成為「一般人際互動」裡與性、性別相關的各種「不當行為」,也就是主流防治論述的「性騷擾會發生在任何地方」。空間上,遍及所有公共場合;程度上,要防堵更輕(細)微的、各種造成不悅的行為。原先性騷擾關注的權力關係(經濟-心理-位階-性別-社會文化)被抽象化,沒有討論的空間,反而容易造成被騷擾者自我弱化,無法察覺更細緻性騷擾經驗,當情感「不舒服」變成構成性騷擾的首要條件,很容易間接壓迫性少數的公共存在。]

    · 法制化只能標示出不可侵犯的身體範圍,抵禦猥褻實踐,卻無法說明為何當有女性被「摟腰摸肩」、被觸碰不屬於性騷擾防治法明文規範的保護身體部位,仍會感到驚恐與不舒服,甚至爭取「隱私權」以彰顯身體自主權。

    四、新保護主義的身體觀念:作自己身體的主人

    · 「性別平等教育」包含「性別的自我瞭解」、「性別的人我關係」、「性別的自我突破」等等三項核心能力。「性別的自我瞭解」主題下的「身心發展」之主要概念之下還有兩個次要概念:「身心發展差異」與「身體意象」,目的是避免錯誤的身體意象複製性別刻板印象。去除身體的「對象化」是解放身體的必要條件,「對象化」就是俗稱的「物化」,指女體作為慾求(例如性慾、觀賞與可販售)的對象,尤其女性身體在父權機制下又是被權力凝視對象。教導學生先認識兩性身體,建構出性別與社會文化之間的知識網絡,作為行動的參考,再進一步從人際互動、性向選擇等議題教育學生破除(女性)身體的社會迷思,拒絕物化女性,尊重不同身體差異。性騷擾與性侵害防治座落於「性別的人我關係」的「性與權力」類目中的第三項能力指標。「性與權力」的第一項課題為「身體的界限」,目的是教導學生認識、尊重自己與他人的身體隱私與身體自主權,善用各種資源方法維護自己的身體自主權。「性與權力」處理的是更進一步身體與性(也是性別)的關係

    · 《跳脫性別框框》第四章〈我是自己最好的主人—身體自主權與身體界線〉,認為身體自主權是一個人對自己身心管理與主張的權利及能力,雖然身體是可以自主運用的私人財產,但並非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身體界線看似是個人可以保有一定自主運用的彈性空間,「每個人能夠忍受別人碰觸的限度。它會因對象、時間、年齡、性別的不同而所改變,但都由個體自己決定。」然而有種身體界線具有絕對的「界限」,那就是極度私密的「隱私處」概念,「尤其是指性器官(生殖器官、女性乳房、臀部、嘴巴和性器官的附近),這是只有自己或長大後經由自己選擇的性伴侶才能碰觸的身體部位。」按此說法,除了自己,隱私處是少數人方能接近的身體部位,「除非是特殊的時間或情況,隱私處就是每個人共同的、不可侵犯的身體界限」。根據這本手冊例子指出,碰觸隱私處的時機分成兩種情況,其一是面對自主選擇的性伴侶或參加天體營活動,才會讓性器官被碰或被看;其次是處於半自主的情況下,例如年幼時被換尿布、接受醫療檢查行為、生病時接受照顧或當兵時的團體沐浴。

    · 隱私處的界限隱喻以個人身體為中心,無論公共或私密,可以有效地穿越橫行所有的領域。理想的主體不僅應該知道如何正確地與他人相處,也被期許要積極維護身體自主,是為新保護主義身體觀

    · 防治教育強調要經由個人主觀感官經驗區別身體碰觸的好壞:好的碰觸是舒服的,不好的碰觸是不舒服的。採用「客觀」與「主觀」並行詮釋身體自主,有兩種意義。首先,讓「絕對界限」的隱私處仍可容納個人主觀詮釋的空間;其次,透過主客觀相互參照的方式學習「好的碰觸與不好的碰觸」,藉由好與壞、正確與否的二元框架,篩選誰能進入個人私密空間,建立自我(與他人之間)的身體界限

    · 照理說,即便有個絕對客觀的身體界限(隱私處)在那,只要個人能清楚表示意願,那麼說可以就是可以;反之,即使父母或師長等權威想要碰觸,只要我們說不要就是不要,無論再如何不隱私的公開身體部位,只要我明確表示拒絕,任誰都不能亂碰。可是,有時即使我們自願地說「好」,同意仍無效,代表個人的主體意識仍有許多設限。目前放眼望去,多數國家法規認為未成年者不具有完整的身體自主權。換句話說,未成年者的身體是去性的(desexualized),不能從事任何性行為。如果所謂未成年被害者並沒有主觀被害感受,那麼懲罰知情同意的未成年性行為的理由是什麼?顯然保護所謂沒有主觀受害感受的未成年者,其實只是為了保護整體社會的道德觀感,藉由國家刑罰制度來規範踰越身體界限義務的人們。[如果是成年人與未成年人發生性關係,即使當事人雙方都沒有主觀受害感覺,也不能把它當作你情我願的行爲輕輕放過。年齡、經濟地位、權力的差異,注定了成年人與未成年人之間的性愛關係絕大多數時候是成年者對未成年者的剝削。剝削的形式,可以因爲雙方所處的相對環境和當事人做事的方式而有所區別,但情人的溫言軟語掩蓋不了剝削的本質。主觀感受,是很重要,但主觀感受也可以被人、被環境操控。這裏不是否認未成年人是獨立的行爲主體,只是想强調,社會不能把自身失調的代價轉嫁到「當事人自願」的避風港裏去。]

    · 這道出另一個社會偏見:女性總是特別容易受傷而成為受害者,男性面對同樣的身體接觸卻不會受害。

    · 「客觀」的身體界限定義凌駕於個人「主觀」詮釋身體自主的有效性,家長代表的成人權威式觀點又凌駕未成年者。美其名為「保護」,其實可能只是先行弱化未成年者的身心程度,遂方便施行管教。與其說透過教育身體觀念與界線引導個人「作自己身體的主人」,更像是希望生產出「社會期待的身體」新保護主義的身體教育觀念,表面上用隱私權象徵身體自主,本質上仍是羞恥文化支配。換言之,這是一種以部份代表全部的提喻法(synecdoche),象徵主體完整的性自主被限縮在令人羞恥的隱私處,外在社會的道德律令可以隨時發揮規範效力,無關擁有身體的個人的主觀認知。隱私處成為只有成年者、合法親密對象方能進用的部位,踰越這個範疇之外的碰觸(或凝視)會引發社會道德羞恥感,是「不好的」碰觸。羞恥情感是長久的社會教化結果,然而九年國民教育的性平教育也發揮催化羞恥的功能,因為預設未成年者易受傷脆弱的特質,防堵傷害與污染來源變成國家教育的重要工作,兒少身體成為維護社會道德的防治戰線。

    · 當「保護身體隱私處」等於「維護個人性自主與身體自主權」的絕對公式成立,踰越身體界限就直接滑向傷害個人自主的線性思維邏輯,缺少細緻的情境脈絡探究,反而無法落實司法改革強調的尊重個人身體自主,也無法根除女性作為道德風化守門人的保守觀點。

    · 性平教育希望學生藉由認識兩性的身體差異與互動過程中「尊重」彼此,然而尊重的前提卻不斷預設一種作性別(doing gender)的性別化身體界限差異:女孩身體總是脆弱易受傷需被保護的客體,身體界限也更嚴格,暗示性特別對女孩不利。這種保護思維到頭來無疑只是繼續保護父權統治的合法性。

    五、保護身體與淨化空間的全面防治大業

    · 當特定標準成為社會奉行的規範,這個絕對客觀化標準不允許多元的、異質的個人主觀認知存在,遂能方便管理每個人的身體

    · 她(婦權運動代表人物劉毓秀)認為男性由於現實感較薄弱,又沉溺於快樂法則的追求,容易造就對外界施虐的人格,而女性則是被操弄以滿足男性慾望的客體化受虐對象。解決方案就是一套國家女性主義的典型策略:因為父權社會制度加強了男性性變態動力,所以要改善父權制度就得透過充滿母性的媽媽政府,讓女性獲得更多動能,降低男性性變態的文化創造力。……她不相信個人主觀或性的幻想愉悅如何可以逃逸於父權機制的控制,性變態論述的腐化效果會繼續製造不幸的受害者。[對「性」和「性愉悅」完全沒有信心的悲觀主義者。]

    · 國家女性主義者的性平邏輯認為,任何個人的主觀愉悅都只是父權制度下的虛假意識,所以勢必得全面禁止色情猥褻的幻想溢散,防止社會大眾的主觀情感被冒犯(腐化)。也促成嚴格保護的身體自主權教育,諄諄教誨個人堅守身體界限,學習性的羞恥,方能有效防治性變態論述的傷害。國家與國家女性主義者攜手合作,從司法到教育、從身體到日常生活空間拉起一道名為尊重個人性自主、保護兒少的戰線。

    六、結論:性虐待猥褻的羞恥與動能

    · Nussbaum認為噁心情感傳達拒絕自身被污染的信念,透過排斥噁心他者以維持自身人格的完整,噁心的對象就是那些會提醒人類的必然腐爛以及動物性的身體特質的事物。這種投射式噁心容易製造出可供貶抑的從屬團體(猶太人、娼妓),所以噁心情感常被昇華成種族主義或性別歧視者的武器。換句話說,Nussbaum認為噁心情感不該作為法律判決的唯一依據,因為噁心會成為邊緣化群體與個人的理由,它損害的利益過於抽象,讓我們無法判斷實際傷害與錯誤事實

    · 按照Nussbaum的說法,羞恥就是人類不願正視自己內心脆弱與害怕不完美形象的心理防衛機制,透過驅逐令人噁心不安、帶有動物性的對象,讓自己獲得內心的圓滿。雖然實踐SM的人類身體屬於多元性文化的一員,卻是主流社會不願面對的不完美身體。性虐待猥褻的視覺性會引發大眾內心發現人類其實不完美的羞恥焦慮,因此一般人會藉由賤斥他者來逃避(不完美的)人性。

    · 這種完全採取視覺蒐證的色情管制,透過保持視覺的距離生產猥褻知識,看不見其中蘊含的色情實踐身體的情感與自主性的可能,並且再劃出一個兒少絕對不宜的社會空間距離。西方世界自古希臘哲學傳統以來即強調透過視覺製造出的主客體關係與知識,視覺是個非常有效率的知識分類方法,然而視覺也是是一種遠端操作的生產知識途徑,視覺優先的結果造成其他身體感官疏離,讓人們鄙視近距離的身體經驗,例如觸覺或嗅覺。

    · 新保護主義期待的身體,除了必須對猥褻的視覺性感到羞恥,也間接要求我們對自己的身體、慾望感到羞恥。就算不會感到自我羞恥,家長與旁人也會代勞發揮羞恥機制,強行約束他人的身體。國家女性主義催生的新保護主義雖然懷抱崇高的性平社會烏托邦理想,基本思維卻是容易鞏固貞操迷思的身體自主權教育,讓羞恥文化無時無刻制約著兒少、女孩的身體。女性在性虐待實踐中唯一的形象只剩下被徹底剝奪人格的受害者,不存在任何能動性

    附錄:台灣九年制義務教育「性別平等教育」大綱

    (三)人模狗樣:SM痛快謎魅的同性論(甯應斌)

    前言

    在主流女性主義只強調「性」的危險時(如強姦、性騷擾、色情等),性激進派突出pleasure來平衡danger(危險),是重要的理論與政治舉措。

    一、動物角色扮演

    · 人類的動物角色扮演同時就是象徵地或想像地佔有動物的特質(或特質的代表),這有多重的目的與功用。由於「佔有動物的特質」和「以動物(或動物特性)來做譬喻的語言活動」分不開,我們可以從動物譬喻的語言功用看到動物角色扮演之眾多功用。

    二、情色的動物角色扮演

    · 我們的社會也經常把犬當作人,給予近乎人類的待遇、地位、環境與打扮,可是這卻不會冒犯人類。追究下去,這種雙重標準乃是因為人貴獸賤的文化預設。可是從人與動物應趨向平等的道德關懷來看,對人型犬有反感者的道德情感是有問題的,是應該被反省的。也正因為這種人貴獸賤的文化預設,人獸交與動物戀同樣地冒犯了這類人的道德情感。這似乎顯出動物戀與動物角色扮演之間的可能潛在關連,關連之一就是對被禁忌的人獸界限之踰越。

    三、SM痛快慾望的起源

    · SM或愉虐慾望的來源就是性壓抑。性壓抑就是每當我們追求性快感或感覺性興奮時,我們就會感到羞恥,我們會被屈辱,會恐懼東窗事發,會被暴力懲罰,會被禁止限制,會產生罪惡感等等,因而讓我們感到痛苦。性壓抑就是利用這些負面的感覺與情緒來壓抑我們追求性滿足,使我們自動放棄性快感,使我們主動成為壓抑者,對自己的性感到憤怒,以有形無形的暴力壓制自己,強制自己自然禁慾,或已然喪失性慾。所以,每當性出現時,這些壓抑(負面感情)就關連出現了。由於這種立即關連的伴隨出現,使得性快感與負面壓抑情感在心理位置上十分靠近,以致於兩者就可能結合在一起。換句話說,本來性壓抑是使得人們在產生性慾與快感時,遭到負面情感的壓抑,但是現在卻因為性總是伴隨壓抑,使得人們在碰到負面情感時,反而能夠產生性慾與快感。

    四、暗黑犯罪的謎魅

    · 犯罪是違反國家法律或公共秩序,罪惡則是違反道德良心(具體的則是違犯規範或規矩),兩者雖然不同,但是在心理位置上卻十分靠近(如產生罪疚感等方面)。這造成了犯罪與罪惡的潛在心理聯結,其結果是:不但罪惡感可以產生慾望,犯罪的氣息也可以激動慾望。以犯罪氣息滋養的SM痛快慾望,並不因此使SM等同於犯罪,例如暴力強姦的幻想和暴力強姦的行為是不同的。

    · SM痛快與法律犯罪的糾葛勢必迫使愉虐戀者更加強調SM行為在兩願的情色脈絡下的象徵/遊戲/模擬性質,有別於強制與非情色脈絡下的單純傷害與支配。但SM的去謎魅同時使得下面這件事成為可能:在SM愉虐的慾望狂想中可以包括了對於「SM愉虐」與「強制性虐待」這條區分界線的踰越,這個踰越慾望則來自此一區分界線的清晰化

    六、《軍犬》中的男性氣質

    · 如果指責SM調教軍犬是泯滅人性尊嚴,那麼這個指責應該首先針對軍隊。傳統軍訓往往必須抹煞軍人的個體性,而且由於透過羞辱磨難懲罰來規訓,受訓軍人的人格尊嚴會被踐踏。絕對服從與徹底支配則幾乎等於閹割(自主權力的剝奪)。軍隊實踐儼然威脅了軍人的男性氣概,但是軍隊又吊詭地必須激發與強化男性氣概。雖然軍隊最終發展出來的男性氣概是受制於權威與集體的,可是卻常有「軍隊使男人成為真正的男人」的宣傳。這似乎說明「男性氣概」有可能被重新定義或調整改變的,而且(正如一般男性研究所指出的)存在著多元的男性氣概理想典型。

    · 男性為何傾向某種另類性別氣質?答案之一是因為那種氣質能滿足他人慾望(亦即,使他人覺得這種另類氣質性感可欲),因而也使男性滿足自身慾望。改變男性氣概問題因此成為改變慾望模式的問題。

    七、《軍犬》豐富了性文化資源

    · 建立在法國心理分析家拉康的結構主義觀點認為,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是符號象徵的位置,受制於難以改變的法則定律;縱使在想像層次去置換男女,在實際肉身層次去顛倒男女,都無法改變其符號象徵位置,只是(例如)生理男性去佔據女性氣質的位置,或生理女性去佔據男性氣質的位置,這並不能改變這兩個位置本身。

    · 美國的酷兒學者Judith Butler則不以為然,認為性別管制不是法則定律,而是社會常規,有一種常規化 (normalizing)的力量使主體成為彼此可比較、可被評斷的個體;這個性別常規就存在於性別操演中,也就是存在於引用常規的表現中(操演即是引用),因此偏離常規有時也可能是在鞏固常規。不過要改變常規也只能透過性別操演來進行。我認為改變性別常規的操演必須有性(慾望)的干擾因素。當然,慾望或性也有其自身的社會常規,不是任何看似不符常規的性/別操演就能成功地改變性/別常規。

    第三部分 賣淫之路

    (一)萬華茶室勞動現場記實(蔡瑩芝)

    一、前言

    · 對於性工作,台灣的反娼婦女團體對性工作的關注之一則是預設性工作者的從娼經驗無論在性別、性與經濟面向上都是受害者,認為「色情場所提供男性一個真槍實彈操演支配女人的性戰場」,這樣的論述與認識不僅單一刻板地理解性工作者與消費者及業者之間的關係,抽空了性工作的物質基礎,也忽視性工作者在其勞動過程中所可能發展的能動與專業

    四、陪侍的勞動內涵與專業需求

    · 性工作包含三種勞動面向,分別指的是性工作者得學著穿得像「妓女」以增加自身利潤的美學勞動 (aesthetic labour);可以賦予性行為不同的社會意義,並對買春者提供高度機械化與異化的性勞動;以及關於表演女性特質與假高潮等高度肉體化的情緒勞動。

    (一)美學勞動

    · 所謂美觀好看,最重要的一點是將自己打造成符合女性主流美感的樣貌,而這完全是後天學習的結果,除了服裝搭配的美感需要學習養成之外,上班前一定要化妝。

    (二)社交技巧

    · 在客人面前把酒喝進嘴裡後隨即轉檯,到外面再把酒吐掉,這個方法只適用於一杯的量,要是喝的量比較多,便得技巧性地把喝進嘴巴的酒假藉喝茶的機會吐進茶杯或垃圾桶中,或是以擦嘴的名義將酒吐進毛巾裡,或是盡量在杯子裡加入冰塊以稀釋,能不喝就盡量不喝。這些方法需要多位小姐通力合作,坐在垃圾桶旁邊的小姐幫其他小姐把她們吐在茶杯裡的酒倒進垃圾桶,發展成多人互相照應的閃酒策略。

    · 「酒店小姐們與酒客酒酣耳熱之餘,進行各種熱烈的性遊戲的場景經常見諸媒體,只是這些景象非但沒有被視為是小姐們維護自己的性、身體、自我的完整性所執行的勞務,反而被詮釋為小姐們貪玩、酗酒、性放蕩的證據」。

    (三)情緒勞動

    · 關於手腕的另一個重頭戲是透過把自己營造成客人專屬的情人、性感的慾望對象,照顧客人的情感需求,讓客人有幸福與滿足的感受。對於小姐而言,這是一種自我呈現(self-presentation),但與其說是欺騙,毋寧說是小姐清楚自己正在建立一種交易情感的關係,藉著提供情感慰藉來抓住客人的心理與錢財。

    · 性消費者「多半期待『彼此有感覺、互動』的性,期待女方高潮,或至少不是被迫的。」

    · 情慾經驗不等於吃虧受害或脫去主體性。性工作者在此所發展出的專業正是進用情慾的能力,也就是調情的能力。或主動出擊、或欲拒還迎、或照單全收,將依不同情境中面對不同客人的不同需求進行策略式地情慾操演。像是如果小姐與客人之間夠熟,開性的玩笑和輕微的肢體接觸也算是互動或增進樂趣的方式之一。

    · 笑容在出了包廂、退回後台之後隨即化為冷漠,說明甜甜其實仍然維持了一份疏離,她在方才的過程中具有區辨「匿名自我」、隔離「親密自我」的能力,而包廂內的表現則是其專業操演的一部分。

    · 原本包廂的隱密性可以將外界區隔使小姐們進入工作狀態,但我的闖入僭越了這層屏障,我的在場與目光代表了一般社會大眾,可能使她意識到自己在包廂內的所作所為將受到來自社會(而非茶室內)的道德評價,因此產生角色緊張,而意識到強大的污名也影響了情緒勞動的進行,成為侷促不安的來源。

    · 若是要小姐完全將情緒抽離地去討好一個全然陌生的客人,其實往往都需要耗費大量的精力,因此為了要讓情緒勞動可以順利進行,許多時候如果能夠迅速地對客人產生好感,則可以較輕鬆地支持情緒勞動的進行,小自客人品貌端正而看對眼,到相談甚歡覺得兩人十分投緣,或對唱歌曲的合作愉快,甚至同組玩遊戲一起面對輸贏建立的「革命情感」,都可以迅速地對客人產生部份的認同,從而更容易投入情慾的表演與服務。

    · 倘若同儕或老闆之間建立宣洩情緒的機制,使彼此在理解的對話中獲得理解與支持,甚者再次確認主體性,鞏固自我疆界,則大大有利於情緒的宣洩與心態的調整,使得勞動力得以再生產。

    (二)上海易裝性工作者職業環境分析:易裝性工作者個案訪談與群體交流(鄭煌)

    二、易裝男性性工作者的工作環境

    · 釣魚執法,英美叫執法圈套(entrapment),從法理上分析,當事人原本沒有違法意圖,在執法人員的引誘之下,才從事了違法活動,國家當然不應該懲罰這種行為。這種行為如果運用不當將致人犯罪,誘發嚴重社會問題。釣魚執法是政德摧毀道德的必然表現。

    2020-11-03 14:19:41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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