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hacspevivo对《厌女》的笔记(1)

厌女
  • 书名: 厌女
  • 作者: (日) 上野千鹤子
  • 副标题: 日本的女性嫌恶
  • 页数: 261
  • 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 出版年: 2015-1
  • 厌女 上野千鹤子 | 笔记

    序言

    ·很遗憾,目前我们还很难想象没有厌女症的杜会。

    ·塞吉维克提供的由“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同性恋憎恶”“厌女症”这三项要素构成的理论装置非常好用。通过这个理论,我们懂得了“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与同性恋的区别,也懂得了同性恋男性被“女性化”的理由。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了所谓“男子气”是通过将女人“他者化”才得以定义的,即,男子气=不是/不像女人。

    ·读者应该会发现,即使在中国也和日本一样存在着无数可以用这个理论工具来解释的现象,并且因此而感到沮丧。因为这恰是男人一点都没有试图改变的证据。

    ·厌女症这种病不是只有男人才患,女人也会染上。厌女症这一概念的有力之处正在于它也可以解释女性的阴暗面。正如本书所论,比起男人的厌女症,女人的厌女症更加麻烦,因为女人的厌女症是自我厌恶。理解了这一点,许多谜都能解开。比如:为什么女人之间围绕男人相互对立?为什么说女人的敌人是女人?为什么母女关系复杂纠结?等等。虽然这些问题并不因为我们懂得其中缘由便立即就能解决,但是至少,理解能成为面对问题的第一步

    第一章 喜欢女人的男人的厌女症

    一、什么是厌女症?

    ·在性别二元制的性别秩序里,深植于核心位置的,便是厌女症。在这个秩序之下,无论男人女人,无人能逃离厌女症的笼罩。厌女症弥漫在这个秩序体制之中,如同物体的重力一般,因为太理所当然而使人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不过,厌女症的表现形式在男女身上并不对称。在男人身上表现为“女性蔑视”,在女人身上则表现为“自我厌恶”。

    1.吉行淳之介与永井荷风

    ·好色的厌女症男人都喜欢娼妓。他们的喜欢,并不是把娼妓当作人来爱。他们喜欢的,是对用钱买来的女人的任意玩弄和控制,让她们甚至身不由己地主动服从向己。每一次想要证明自己是个男人时,都不得不依赖女人这种恶心污秽不可理喻的动物来满足欲望,男人们对这个事实的怨与怒,便是厌女症。

    ·吉行仅仅因为性交的次数多、人数多,并将那些经验用作小说的主题,便在文坛上被视为“精通女人”的人。性交过的人数多,实在不足为夸。尤其当对方是“内行”女人时,夸耀的不是性能力,而是权力和财力

    ·对于打电话的男人,女人换谁都无所谓;同样,对于女人,对方也不是一个特定人格的人.只是一个符号。这个道理,男人当然完全懂,但他还是要为有女人愿来而得到安慰治愈。这时,男人想要确认的,不过是自己的名声权力的符号效应。我当时的感想是.男人的性的异化已经深刻到这个程度了吗?

    ·色情文学的铁定规则是:第一,女人是诱惑者;第二,女人最后一定被快感支配。这种结构手法非常好懂。肯先,“是女人先勾引我,可不是我的错”。男人的欲望由此得以免责。然后,即便是把不情愿的女人强行推倒在地的强奸.最后还是以女人的快感结局,仿佛在说“怎么样,你不也有快感了吗?”好像女人的性器是可以把所有的痛苦和暴力都转换为快感的无底黑洞。为男性读者制作的色情文学,最后终极点不是男人的快感而是女人的快感,这个现象看似矛盾,其实根本不是什么谜。因为,女人的快感,可以成为测定男人性能力达成度的指标,也是男人对女人的性支配得以完成的地点

    ·读了他的作品,懂得的只是男人的性幻想,关于“女人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希望她是什么”的幻想。这与“东方主义”极为相通。爱德华·萨义德将“东方主义”定义为“支配、重构和压服东方的西方模式”、“关于何为东方的西方知识体系”。所以,无论读了多少西方人写的关于东方的书,懂得的只是西方人头脑中的东方幻想而不是真正的东方。

    ·永井一面与陋巷中的女人们交际,同时手持自己属于另一世界的证明,他绝不会允许女人们越界侵入自己的领地。所以,他与娼妓们的关系,其成立的前提,是把女人视为全然另一人种,并非以同等高度的视线在与她们交往。如永井这般,在一个阶级和性别严格分界的舞台装置之中,对挣扎在苦海中的女人表达同情、聆听她们的不幸身世,便成为身处绝对安全区之内的人们自我满足的精神资源。即使这样,有时也不过是逢场做戏。

    2.逃离女人的男人们

    ·倘若不这么转换思维,大多数男人写的东西是不能心平气和地读下去的。就连在诺贝尔奖作家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中,也如加藤秀一所言,“随处可见对女性主义充满戒备的奚落和露骨的厌恶同性恋的言辞。”所以,与其每次恶心生气,不如换种思维,就像萨义德对东方主义所言,不把男人的作品视为“关于女人的文木”,而是当作“关于男人性幻想的文本”,那么,便会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在这些文本中,对男人这个谜,他们谈论得很坦率,坦率得让人吃惊。

    ·男人虽然描写女人,但其实是在饶舌地谈他们自己。正如水田此篇论文题目所示,她用“逃往女人”和“逃离女人”这两个关键词来解读近代日本的男性文学。水田说,近代男性文学中的〈女人〉(并非真实的女人而是作为恋物癖符号的女人,故加尖括号),是构成男人内心世界的私人空间。男人为逃避公共世界而寻向〈女人〉这个空间,可在那里遇到真实的女人,发现对方是不可理喻令人不快的他者,于是又从那里尝试再次逃离。这种逃离,是“逃离家庭”还是“逃往家庭”,则因时、地而定。“逃离家庭”很容易理解,但逃离之后,他们发现的是不能满足他们梦想的另一个他者,于是又再次逃离。然而,女作家又如何呢?为了发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她们也梦想了〈男人〉吗?答案是完全不对称的。男人梦想女人,但女人们早早便从〈男人〉这个现实中觉醒过来了,她们逃往的去处,不是男人,而是女人,她们自身。“近代女性文学的特征是男性幻想的稀薄”。就连在性幻想的构成中,性别也如此不对称。

    第二章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同性恋憎恶·厌女症

    一、男人的价值由什么决定

    ·当我看着男人,经常不由得想:男人其实更喜欢和男人在一起吧,男人之间一起共度时光,比跟女人在一起时更舒畅快活吧。女人的价值由男人的选择而定(据说如此),可男人的价值不是由女人的选择来决定的。在这一点上,异性恋的秩序,对于男女是不对称的。那么,男人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在男人世界里的霸权争斗中决定的

    ·女人世界里的霸权争斗,不会只在女人的世界里完结,一定会有男人的评价介入,将女人隔断。至少,男人认可的女人与女人认可的女人,评价标准不是一致的

    ·男人之间的性爱关系被称为“同性恋(homosexual)”,为与这种同性恋相区分,将不带性爱关系的男人之间的纽带称为“男性同性杜会性欲望(male homosocial desire)”的,是塞吉维克。在日语中homosexaul被译为“同性爱”,但homosocial至今还没有恰好对应的译名。塞吉维克书名译为《男人之间的纽带》,也许是最恰当的。

    二、男人纽带的成立条件

    ·“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就是“不带性爱关系的男人之间的纽带”,但更准确的说法是,“压抑了性存在的男人之间的纽带”。

    ·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中包含有同性恋欲望,是一件伴随危险的事。因为,“成为的欲望”,是通过与对象的同化而成为性的主体;而“拥有的欲望”,则是通过将欲望指向对象而将对象作为性的客体。因此,不能把同化对象的他者(主体)同时也作为性欲望的对象(客体)。“同化”,是指通过“成为那样的人(即成为他者)”来成为主体。

    ·被插入、被得到、成为性的客体,这些说法的另一种表达,就是“被女性化(feminize)”。男人最恐惧的,就是“被女性化”,即性的主体地位的失落男人的同性社会性欲望的纽带,就是相互认可的性的主体者之间的纽带。“你这家伙还真行”的赞许,便是这种主体成员之间的相互认可,也就是“好!让你加入男人世界里来”的盟约。在这个由主体成员构成的世界里,如果出现了同性恋欲望,就可能相互沦为性的客体。主体成员的客体化现象一旦发生,结果将会引发“阶层的混淆”。所以,可能导致性的主体者之间相互客体化的性爱欲望,是危险的,必须被禁忌、压抑和排除。

    ·具有男人价值的男人从男人集团中驱逐出去时,使用的表达为“同性恋”,即“像女人的男人”,这个女性化的比喻,极具象征意义。男人对潜伏在自己集团中的“同性恋”的恐惧,也就是对自己也许会被当作性的客体即丧失主体地位的恐惧。所以,男性集团中对同性恋的搜索非常严厉。这就是“同性恋憎恶”(恐同)——男人的同性社会性欲望是由同性恋憎恶来维系的。而确认男人的主体性的机制,则是将女人客体化。通过一致将女人作为性的客体,使性的主体者之间的相互认可和团结得以成立。“拥有(至少一个)女人”,就是成为性的主体的条件。所以,厌女症就是绝不将女人视为与自己同等的性的主体,而是将女人客体化、他者化,更直接地说,就是歧视、蔑视

    ·男人的同性社会性欲望,建立在厌女症的基础上,由同性恋憎恶来维系。用更口语化的方式表达,就是相互承认对方为男人的人们之间的团结,是通过将没能成为男人的人和女人排除在外加以歧视而成立的。男人的同性社会性欲望,不但要歧视女人,还需要严格管理与同性恋的分界线,并不断地将之排除在外。

    ·战时强奸的目的是强化男人之间的连带感。我们没必要发出“男人在那种状态下也能勃起吗”这种天真朴素的疑问。在那种状态下也能勃起,正是“好!承认你也是个男人”的条件。把女人作为共同的祭品,是男人之间增进连带感的一种仪式。

    三、男人一直在谈性吗

    ·所谓“下流话”,就是男人共同把女人作为性的客体将之贬低、用语言加以凌辱的一种仪式性交谈。不要以为以下半身为话题就等于下流话。下流话自有一套规则和程序,是男人作为性的主体进行相互确认的仪式。加藤秀一称之为“男人话语”。

    典型代表,节选自阿瑟·米勒《推销员之死》,推销员威利的两个儿子正用标准的“男人话语”谈论“贝西什么的”与他们的性爱经历,他们处处达成一种默契,“关于女人,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你教给我的。”

    ·性行为用女性性器官而不是用男性性器官来指代,就是一个极端典型的例子。女人的性器官,直接成为性行为的代名词,表明女性性器官完全被视为男人欲望的客体,仿佛不是女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男人们真的谈过性吗?看似那么喜欢下流话的男人,其实不过是在下流话的固定格式中谈性,男人的未经格式化的个体经验,其语言表达难道不是一直都被压抑着的吗?反倒可以说,固定格式对男人的性的主体化的压抑非常强有力。

    ·社会学学者佐藤裕在《论歧视》一书中尖锐地指出,“歧视需要三个人”。他的关于歧视的定义,可以稍加修改为:歧视就是通过将一个人他者化而与共同行动的另一人同化的行为。如果把前面的“一个人”换为“女人”、后面的“另一人”换为“男人”,直接就成为对“性歧视”的定义。与佐藤一样,加藤也从话者与听者的共犯关系来探讨“男人话语”的形成机制,他所说的“男人话语”,就是指这种强迫听者与固定格式同化的话语方式

    ·于是,我们得知,担保一个男人为男人的,不是异性的女人,而是同性的男人。男人的性的主体化,需要的是认可自己为男人的男性集团。正如拉康一语道破,“欲望乃他者之欲”,男人是通过模仿其他男人的性欲望而成为性的主体的。所以,成为男人的途径,没有任何多样性。

    第三章性的双重标准和对女性的分离支配——以“圣女”“娼妓”为名的他者化

    一、社会性别·人种·阶级

    ·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指出,把对方当作不可理解之物(异人/异物/异教徒),将之从“我们”之中放逐出去的方法(亦称“他者化”),有“人种化”和“性别化”两种,这两种方法互为一体。即,“东方”等于“女人。最脍炙人口的“东方女人”,应该是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中的女主人公,在东方主义的视野中,日本就是被表象为“蝴蝶夫人”。

    ·人种与阶级也是合为一体的。在最近的人种研究中,与“社会性别(gender)”一样,人种亦为历史建构的产物,这已经成为常识。人类是一属一种,无论任何人,99%的DNA是相同的,但却偏要制造出“人种(race)”的概念,用肤色把人区别开来。所谓“性别”,就是通过排除“非男人(未能成为男人的男人和女人)”来维持分界线,使男人作为男人得以实现主体化的装置。与此同理,所谓“人种”,就是(发明了人种概念的)白人通过排除“非白人”而定义“何为白人”的装置“身为白人”意味着拥有支配劣等人种的资格——在历史上,人种概念是与帝国主义支配世界的意识形态同时出现的。

    二、“圣女”与“娼妓”的分离支配

    ·厌女症有个致命弱点,即母亲。公然侮辱生下自己的女人,会引来对自己出身身份的精神危机。所以,实际上,厌女症不单是蔑视女人,还有崇拜女人的另一个侧面。这是自相矛盾的吗?性的双重标准(sexual double standard)告诉我们,这其实不矛盾。

    ·在历史上,性的双重标准是在以夫妻为中心的近代家庭制度形成的时期成立的,而这也是作为产业的娼妓制度形成的时期,近代家庭制度与娼妓制度,两者互为表里

    ·所谓性的双重标准,是指面向男人的性道德与面向女人的性道德不一样。比如,男人的好色被肯定,而女人则以对性的无知纯洁为善。近代一夫一妻制表面上称颂“相互对等的贞操”,但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把男人的“犯规”编入制度之中,所以另外需要充当男人的“犯规对象”的女人。结果就是,性的双重标准将女人分为两个集团。即“圣女/荡妇”“妻子·母亲/娼妓”“结婚对象/玩弄对象”“性行业以外/以内的女人”等常见的二分法。“用于生殖的女人”,被剥夺了快乐,异化为仅仅为了生殖;“用于快乐的女人”,专为快乐服务,异化为远离生殖。带着孩子的娼妓就是因为扰乱了这个界线而让人扫兴

    典型代表,节选自阿瑟·米勒《推销员之死》,哈皮口中“什么时候想要都有”的漂亮女人,在兄弟二人看来都是“娼妓”,与她们性交只是为了快乐。比夫提到第三个“女孩子”,一个“实心实意的”圣母一样的人(后文还说到他是以自己母亲的标准来选择未婚妻的,而林达太太完全是被丈夫压制的性压抑的女人)

    ·“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是支配统治的铁定法则。支配者总是将支配对象分离隔断,让他们相互对立,绝不允许他们之间产生连带感

    ·从军护士与慰安妇:从军护士们接受士兵的“母亲”或“姐妹”的角色,但拒绝被当作性对象。“别把我当慰安妇”,成为维系她们尊严的骄傲和自负。这就是女人的“娼妓歧视”,被性的双重标准分离隔断的女人,一方蔑视另一方。这种“娼妓歧视”非常深刻,使她们连对自己被视为性对象也感到肮脏,所以,对于自己受到的性侵犯,不愿承认,也不愿告发。

    ·战争中后方的妻子:如果士兵的妻子或未亡人的贞操不能保证,前方士气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贞操问题”成为一个秘而不宣的国家课题。从事“后方史”研究的加纳实纪代揭露,国防妇人会的一个隐秘任务,是以慰问士兵家属为名监视妻子们的贞操。出征士兵的妻子和阵亡士兵的未亡人,她们的性,只能作为妻子和母亲,被严格地压抑在生殖之中,不能有快乐。

    ·被限于生殖的异化、被隔离生殖的异化,反面即为被隔离快乐的异化和被限于快乐的异化(当然均为男人的快乐),对于女人,都是压抑。“圣女”和“娼妓”,是压抑女性的两种形态,无疑都是“他者化”。“圣女”们要求“别把我当娼妓”,赤裸裸地歧视娼妓;与此同时,“娼妓”们又怀着自己养活自己的职业女人的骄傲,悯笑“行外女人”对男人的依赖和软弱。

    三、性的双重标准的两难困境

    ·以性的双重标准来分离和支配女性,对于创造出这种制度的男人一方,也引发出奇妙的悲喜剧。如果对特定的女人“认真”,就不能把她看作性对象;反之,如果视为性对象,就等于对她不“认真”。这个两难困境,男人自己身陷其中。

    ·如果明明知道对方女人在苦恼,却有意无视,就是男人的自我中心。那个男人所“珍惜”的,并不是对方女人,他不过是在以身相殉一己之念而已。那位被连累的女人,该说是倒了霉吧。把这种行为称为什么“纯粹”、“浪漫”,不过是脑子出了问题。

    ·他们都活在一种反差之中:面对的如果是必须在意她的反应的人,勃不起来;而当对方是无需在意的对象,便可为所欲为。男人自己播下的种子,该说是自食其果。

    ·无论男女,婚姻都是一种两家结盟的交换行为,目的是使双方的社会资源最大化,所以,男人期待正妻的门第和财产。也正因为如此,将娼妓赎身迎为正妻、与女仆私通将就成婚之类行为,都是坐失“资源最大化”机会的愚人之举。

    ·在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女人们把被分离为“圣女”与“娼妓”的身体完整地回收到了自己手中。也就是说,“(性产业)外行女人”与“(性产业)内行女人”的隔墙变低了,母亲·妻子·女儿们用自己的性身体去挤入性的自由市场。男人们为“星期五的妻子”“援交”等现象而震惊,因为他们被迫面对的现实是,连自己的妻子女儿也不一定是在分界线的“这一边”

    第四章“无人气男”的厌女症

    一、“性弱者”论的陷阱

    ·在“恋爱与性的市场”里出现了“规则放松”的现象,随着这种“自由市场化”程度的加深,由拥有的“恋爱资源”的多寡,产生了“性强者”与“性弱者”的分化

    ·他们放言“丑女不是女人”“不能刺激我的性欲的女人没有当女人的资格”。按照这个标准,女性“性弱者”连作为选手出场的机会都没有。而另一面的现实是,无论美丑老少,每个女人都可能遭遇强奸。这个事实表明,男人不是对女人的属性而是对女人的符号发生反应而已。有身体障碍的女性,被剥夺了作女人的资格,却成为性骚扰的受害者;有智力障碍的女性,根本不被视为恋爱结婚的对象,却被强奸而怀孕。但是,没有任何一个论者把她们也置于“性弱者”的范畴之中。在“性市场”登场的“选手”中,存在着显著的社会性别的不对称

    ·他们的逻辑是,“弱者”的存在是社会现象,是社会让“弱者”成为“弱者”的(此处即为女人的选择),所以社会负有救济“弱者”的责任。多么奇妙的逻辑!同时,这个逻辑完全不能反过来用于女人,即女性“性弱者”是男人选择的结果所以男人有救济的责任。在这一点上,也存在着明显的性别的不对称。

    ·“主夫”很少,不仅因为具备供养主夫的经济能力的女人很少,还因为愿当主夫的男人很少。这不过是因为,男人们早已知道,不仅主妇,主夫也是处于不利位置的。

    ·从来没人主张过,有赚钱能力的男人必须承担供养经济弱者女人的义务;不仅如此,弱者女人为了“被供养”,付出了一切努力和牺牲以求被有经济能力的男人选上,这个事实也没人指出过

    ·本来,性与恋爱都是接近他者身体的技能,可以算是广义上的人际沟通交流技能中的一种。既然这是一种社会性技能,那就应该能在社会生活中学会

    二、性的自由市场

    ·如果我们以为,在一夫一妻制之下“全民皆婚”是理所当然,那就错了。在阶层差距显著的身份制社会中,处于上层的男人独占许多女人,下层男人得不到充分的女性资源。众所周知,江户是一个充满单身汉的城市,妓院就是为他们而发展起来的。近代之后,重婚状况也没有消失,即使正妻只有一个,但“有本事”的男人会包养好几个小妾或情人。进入战后经济高度成长期以后,日本才达到几乎百分之百的男人都能分配到一个女人。落合惠美子称之为“再生产的平等主义”(即女人与儿童的平均分配)。“全民皆婚社会”,于1960年代中期几乎达到100%,之后便转下降趋势,那个时代并未持久。反过来说,只有在这个时期,(男人之间的)“性的平等”才是成立的

    三、秋叶原事件与“无人气男”

    ·从K君将他的“无人气”归因于外貌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看出,他是多么欠缺与女性的实际交往。在他的头脑中,女人就是被男人外貌吸引的那么简单的动物。也许他只是用自己对异性的反应来反向揣测,这只能显示他自身的异性观的狭隘。总之,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个简单的事实:一般来说,被称为“性弱者”的男人,由于没有与女性的现实接触,他们关于女人的固定观念与现实完全脱节,几乎达到妄想的程度

    ·想想女人们迄今为止“委屈自己献媚讨好”地寻找结婚对象的漫长历史,只能说,刚刚才开始体味这点儿经验就狼狈退缩的男人们,还没有习惯当弱者。何况,他们还有从恋爱市场上“退出”的特权。长久以来,女人一直被宣告“不被男人选上的你什么也不是”,现在,男人们自己开始宣布“不被女人选上的你什么也不是”,那么,从女性的立场来看,这种现象可以理解为社会性别关系的不对称终于得到矫正而出现的结果吗?

    ·同时,他们要求的女人又是怎样的呢?三浦的书中泄露了他们的真实想法:只要给男人面子,怎样的女人都行(容貌不论)对男人来说,女人最重要的功能是保护他的自尊心。无论哪个女人都有讨男人喜欢的秘诀,那就是绝不伤害男人的骄傲,一定要不厌其烦地倾听已经听过无数次的男人的自夸,把自己的脸倾斜四五度从下往上看着他,像唱催眠曲一样在他耳边不断地喃喃低语“你真行,你好了不起”。如若不信,敬请诸位自己去试一试。要是这个男人在第三者眼中无论如何也很难说有什么了不起,那就再加一句“知道你的好处的,只有我一个。”然后还加上“你是我唯一的男人”,就绝对完美无缺了。

    典型代表,节选自阿瑟·米勒《推销员之死》。林达太太在丈夫面前看似完全丧失主动权,然而她也有控制丈夫、维系自己在婚姻中的地位的绝活,那就是不停地恭维自己的废物丈夫,因为他“对她来说”是最漂亮的——谁知道真相如何呢。

    四、“女高男低婚”的结局

    ·他们的婚姻中无论名气还是收入,女方都远在男方之上。这种婚姻要圆满维持的办法只有一个:“妻子给丈夫面子”。可是,这个心理幼稚的没成熟的丈夫,很可能是把“有能量的妻子”任意踩在脚下(精神上和肉体上)以支撑他的自尊心。人人都认可的这么漂亮这么能干的女人,随我打骂侮辱,还不会离开我——丈夫用这种方式来维持自己的骄傲。对方越有能量,侮辱必须越彻底。结果,妻子最终还是逃走了。庆幸的是,妻子还有逃走的选择。(梅尔罗斯、于连)

    五、《男人保护法》的反时代性

    ·事实上,几乎属于义务教育的小学初中高中阶段暂且不论,大学升学率的男女差距至今犹存(家长对女儿的高等教育投资不如对儿子热心),就职时的性别歧视则是公然横行,这从拿到企业签约的男女比例的数据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日本的HDI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人文发展指数)位居世界第十位,但衡量女性社会地位的GEM指数(Gender Empowerment Measure,性别开发指数)却落到第57位(2009年数据)。

    六、“成为男人”的条件

    ·男人们只要遵从男人集团里的等级秩序(公鸡啄食顺序),自然会被分配到一个女人。可是伴随地位序列的人际关系是一种定型的模式,而现在的时代需要交流技能,是因为非定型的人际关系的增加。最不能定型化的人际关系应该是朋友关系。朋友之间,没有利害得失、角色分担不固定、不能期待从中获取直接利益,正因为如此,没有比朋友关系更难以维持的了。

    第五章儿童性侵犯者的厌女症

    一、欲望问题

    ·我们所知道的明明白白的事实是:既有伴随爱的性,也有不伴随爱的性,甚至还常有伴随着憎恶和侮辱的性。伏见在这里提出的问题,他的命名极为正确,正是一个“欲望问题”。

    ※※二、公的性行为·私的性行为

    ·性欲,是在个人内部完结的存在于大脑之中的现象。正如全美性教育信息协议会(SIECUS)所下的定义:性欲(sexuality)不是存在于“两腿之间”,而是存在于“两耳之间”即大脑之中。所以,性欲研究其实不是关于下半身的研究。激发性欲的装置,因人而异,因文化而异。因为欲望本身是在个体内部完结的,所以“我爱你与你毫无关系”的说法是成立的。在这个范围内,欲望与想象力一样是自由的。我们可以放纵自己的欲望:人神交媾、被圣母拥入怀中、强奸、碎尸少女,等等。对欲望的禁止和压抑,除了本人,任何他人无能为力

    ·与此相对,性行为则是将欲望付诸行动。这种行动可分两种,一种需要他者(身体),一种不需要他者。如果将性关系限定为前者,那么“关系欠缺”的性行为,就是与自己身体之间的色情关系,即自慰。人在与他者身体建立色情关系之前,先学习与自己身体之间的色情关系。不过并不能因此便认为自慰行为是与他人建立性关系的预备阶段或不完整的替代物。人在与他者身体发生交涉之前、之间、之后,与自己身体的色情关系伴随终生。甚至可以说,与他者身体的色情关系或许反倒是偶发性的。《美国之性》将“无伴侣的性行为”和“有伴侣的性行为”区分开来,将后者称为“公的性行为”。与此相对,“无伴侣的性行为”则指自慰行为。也就是说,只要有他者介入,无论何种性行为都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具有“公”的性质对于具有“公”的性质的性行为,所有关于社会关系的市民社会的规则都应该适用。没有对方的同意,即使夫妻之间“强奸罪”也可以成立;让对方不愉快的性接近可视为“性骚扰”。迄今为止,这些行为都在“私”的名义下被封闭起来了。性关系根本不是“私”,是两人以上的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的一种。按照麦克尔等人的说法,所谓“私”,应该完全限定在个人世界之内。也可以说,身体是最初的他者,所谓“私的性行为(无伴侣的性行为)”就是与自己身体之间的无需取得同意的性行为。许多人以为可以让身体随意听从自己意志的操纵,可实际上我们面对的常常是不随己愿的身体。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既可以爱抚自己的身体,也可以伤害自己的身体,有时还可以杀死自己的身体。即使身体会抵抗,我们也可以随意地排除和压抑。在现行法律之下,无论我们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性的玩弄还是加以伤害,均不构成犯罪。即使是自杀未遂者,法律也没有设想过因对自己身体的危害行为而逮捕他。自己的身体,是自己最初的也是最后的领土,是可以任意地支配、遗弃、处置的私有财产——这就是近代自由主义的个人观

    ·性行为一旦介入他者身体,被称为“性关系”的人际关系就成立了。性欲中包含有性关系欲,但当他者一旦登场,那就不再是自我完结的欲望了。自己无法到手的装置,可以经他人同意后让对方接受自己使用其身体的一部分。或者也可以将自己的性幻想的脚本经同意之后,让他人和自己一同共演。但是,如果有人要强行压制对方的抵抗才能更加兴奋、或者想利用孩子的单纯无知去玩弄孩子的身体——如果是这样的“性关系欲”,那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将这样的欲望也视为“性取向少数群体”的欲望形态之一种而加以认可吗?

    ·在欲望和将欲望付诸行为之间,有千里之遥。想象力(在没有付诸行动之前)是不能管制取缔的,这是我不能赞同多数派女性主义者要求禁止暴力性色情制品的理由。永山的见解令人瞠目,他说,“鬼畜系”色情漫画的消费者,通过体验加害者和被害者双方的落差而体味到双重的快感。仅与加害者同化的快感是浮浅的,只有当与被害者的痛苦也能同化时,快感才更加复杂而深奥

    ·对色情制品的限制,用分级标志或过滤的手法保护“不看不欲之物的自由”便已足够。人类的想象力无论多么残酷,表象的制作是不能去管制的。我们知道,表象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纯的反映或投射的关系,反倒具有像梦一样的补偿填充的功能。我们也许正是因为在想象中杀过无数次人,所以才可以在现实中不去杀人。

    三、儿童性侵犯者们

    ·对于还不知道性为何物的孩子是不可能去征得同意的。这些儿童性侵犯者们(几乎全为孩子身边的大人们)作为孩子的支配者,将孩子的身体作为满足自己性欲的道具。为了打消孩子们的抵抗,他们反复使用“我爱你”这句便利的话。“叔叔爱你,所以跟你做这样的(你不喜欢的)事(别反抗,要合作)。”这样的台词与“爱你才打你”的家庭暴力的男人的话很相似。根据舒尔茨的研究,加害者都想相信被害者是自己情愿的——日常生活中多为胆小之辈的加害者们试图由此减轻自己的罪恶感。其实,这也是色情制品的常规套路,即使是强奸,也偷换为“女人等着我去强奸”的“诱惑者理论”

    ·被害者希望加害者至少能够意识到自己给对方带来的伤害,可加害者却总想过轻地看待被害者受到的打击,甚至还故意错觉被害人是自己情愿的。其实,这反过来证明了他们实际上是有罪恶意识的

    ·儿童性侵者们为满足一己之欲,利用可以不征得同意的无力反抗的他者的身体,并对此固执依赖,长久持续地控制对方,摧毁对方的自尊心、对他人的信赖感和自我管理意识,并且还希望对方是自己情愿,把对方当作诱惑者。这种关系也可见于强奸、性骚扰和家庭内暴力的事例之中。不但如此,还可见于异性恋的男女之间。正如伏见所说,他与“二十八岁、男”的“恋童者”之间只有“一纸之隔”,无法划出界线。儿童性侵犯者的性欲、性行为、性关系无限接近“普通”的性关系。此处所谓的“普通”,意为“男人支配之下的”

    ·在二元平面的色情游戏、美少女漫画中,旧态如故的男权主义性幻想被再三地重复生产。在那里,女人作为诱惑者主动顺从男人的欲望。即便如此,从虚拟世界的符号得到满足的“对二元平面发情”的宅男和草食系男子们也比胁迫“让我千”的野蛮的“肉食系”男子好

    ·但是即使是表象,如果是以现实中的孩子为模特的儿童色情制品,则另当别论。因为对于模特,现实与演技之间是一个灰色地带。色情制品的模特如果遭受脚本中没有的真正的强奸,被视为侵犯人权。不仅如此,如果表演行为会带来精神创伤,其影响也不能忽视。尤其是儿童,因为不可能以儿童的“同意”能力为前提,孩子们被迫性暴露,却并不理解其含义。以儿童身体为性道具的行为,即使是表象制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也应该被视为犯罪

    四、厌女症与同性恋憎恶

    ·妻子的通奸,不但意味着男人管理的失败,还因为是“被自己养的狗咬伤”而让男人失去面子。所以,男人要对女人报仇,与其说是因为妻子的背叛,不如说是因为事关在同性集团中的“男人名誉”的问题。

    ·关于同性恋憎恶的原因,米歇尔·福柯认为是缘于“插入者”与“被插入者”之间性行为的非对称性。这种非对称性,不是指阳具之有无的解剖学意义上的实物差异,而是指主动与被动、性的主体与性的客体之间的不对称。由于这种非对称性,“处于女人位置”就成为男人的精神创伤,被称为“女性化(feminization)”。所以,同性恋男人成为“女人化了的男人(feminized man)”的符号。而且,如果男人集团中混有同性恋男人,就意味着其他男人有可能沦为那个男人的欲望对象而被“女人化”。对于男人,无需冒着被“女人化”的危险去实践同性恋行为的唯一办法,是“少年爱”。在这里,年长者与年少者之间“插入者”与“被插入者”之间,非对称的关系是固定的,不会发生逆转。也就是说,年少者总是年长者的欲望客体,年长者绝不会反过来因少年的注视而沦为少年的欲望客体这种理想与儿童性侵犯者的理想何其相似!无需担心男人性主体地位被侵犯的危险,力图在性活动中控制他者,为此选择障碍最小、无力反抗的对象,并且还希望对方也很情愿——这就是儿童性侵犯者。

    第六章皇室的厌女症

    一、一个男孩的诞生

    ·从出生之时开始,人的价值便因性别而异,没有比这更明白易懂的厌女症了。在各大报纸登出的皇族家谱中,只有拥有皇位继承权的男性才被加上记号,女性皇族仅被视为男系血统的承载媒介物(所谓借腹生子)。似乎在说,只要种子高贵,承载的器皿可不问出处。在2006年9月6日这一天,在这个国家里,看到这个受特殊待遇的孩子,只要心里升起一丝“幸好不是女孩”的念头,无论男人女人,全是厌女症患者。所谓皇族,就是将厌女症露骨地制度化了的一个家族。

    ·以厌女症为核心机制的社会被称为父权制社会。在父权制社会,人们通常有喜好男孩的倾向。不但在出生之后,有时从出生之前的胎儿阶段就开始筛选。更现代的方法是在受精之前就决定性别。在生殖技术中,生男生女的区分是最简便的,只需用离心分离器将有X染色体和Y染色体的精子选出即可。这种一目了然的选生男孩,在统计数据上表现为出生时的性别比例。发达国家的自然出生性别比例为男105比女100,但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中国,2009年的数据是119比100,男孩比例严重偏高。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有依据可以判定这个数据背后无疑有人为操作的因素。在中国,女孩或许是在精子阶段被筛选、在胎儿阶段被抹杀、出生之后不被欢迎的存在

    ·对“如果只能生一个,希望男孩还是女孩”的持续性社会问卷调查中,韩国和中国至今仍然是压倒多数选择男孩,而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选择女孩的人数就超过了男孩。不过,如果就此便下结论说日本的男女平等度提高了,则是过早。这个现象应该这样来解释:在日本,一方面,人们对养育孩子没有信心,男孩教育费用负担沉重,另一方面,对高龄化社会的不安使人们期待女儿将来照顾老人(超过儿媳),这些因素导致孩子从“生产资源”变为“消费资源”,所以,日本进入了一个“养女儿更轻松”的时代当孩子成为不能期待收回养育投资成本的“消费资源”以后,“生女儿更能轻松地享受育儿的乐趣”的想法,反过来证明了养育孩子的负担之沉重。与此相反,在孩子被视为“生产资源(将来可能收回投资成本并从中获益的手段)”的社会里,生男选择还会跋扈横行。对于日本皇室,男孩显然是“生产资源”。

    二、皇室从何时变得厌女的

    ·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皇室典范》的成立,宣告了近代“天皇制”的厌女症的确立。这个“皇室改革”的最大焦点,是继承人只限于男系男子(到江户时代为止都有女性天皇)。这个改革是将皇室改造为符合武士家庭的继承规范。到近世为止在平民中通行的各种继承家业的惯例,如长女当家的女系继承、收育养子、女性户主,等等,全被重视男系的明治民法和户籍法抹去了痕迹。

    三、记纪的神话理论学

    记纪的婚姻类型

    ·统治的正统性是不能被怀疑的,所以正统性的依据不能来自集团内部。正统性(authority)需要有赋予正统性的人(authorizer),统治者的正统性必须由神灵从外部赋予(即王权神授论),所以统治者不能与被统治者属于同一集团。与此相对,民主主义就是统治者由被统治者赋予正统性的制度,正因为如此,民主主义总是被“我凭什么要服从你”这个正统性依据的问题而苦恼。

    ·降临的天孙,得有婚姻,不然谱系没法开头。我们姑且称之为“创始婚”。创始婚的形式为“外来者”与当地女人(当地豪族的女儿)的通婚。创始婚会自我模仿。从创始婚生出的儿子,与母亲的兄弟的女儿结婚,这是列维-斯特劳斯在《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一书中论述的MBD(Mother's Brother's Daughter)婚。大王一夫多妻,接连不断地娶当地豪族之女为妻,这种结婚当然是为了扩展大王的霸权。对于豪族一方,女儿则是与大王一族联姻结盟的资源。要么打仗,要么通婚,古代部落之间的关系是二者中择一。这种结婚,从阶层的角度来看,是上升婚(女人与比自己身份高的男人结婚)。在上升婚中,妻子的出身阶层的劣势与社会性别的劣势相互重合。在上升婚的社会里,最高一族的女儿,除了与同族男人结婚以外别无出路。MBD婚的下一步是FBD(Father's brother's Daughter)婚的登场,即一族之中的同族婚。皇族的女儿们与皇族的儿子们结婚。在一夫多妻制下,大王既与皇族女儿(FBD)结婚,也与豪族女儿(MBD)结婚,后妃的地位则因出身阶层而异,皇后的位置由皇族女儿占据。孩子的地位是由母亲的地位决定的,所以,下一代天皇的位置是皇后生的孩子优先。虽说是近亲婚,但是异母兄弟姐妹婚。父系制其实是一种方便的制度,即使是同一个父亲,但母亲不同兄弟姐妹就归为异族,这样,半个兄妹之间的结婚就OK了。皇族成员之间的结婚,因女方身份高,故孩子的地位亦高于非皇女所生的孩子,在大王的正统继承人的排序中得到优先。天皇的女儿,如果不与同族男子结婚,就一直保持非婚状态。皇女保持非婚,是为了成为神的妻子。这种制度的表面理由,是皇女过于尊贵,不能降等与普通人结婚,只能做神妻,实质上,是为了把皇女体面地放逐到伊势去。这就是斋宫制度的成立上升婚的极限,就是最上位的兄弟姐妹之间的近亲婚。这种兄弟姐妹间的婚姻,被神圣化,在所有婚姻中价值最高,只有王族才被允许,下层平民则被禁止。不过,这并不是因为身份高贵的人享有侵犯禁忌的特权,而是上升婚的婚姻规则的原理导致的必然归结。事实上,在与7世纪的大和国有类似大王体系的夏威夷,只有大王才拥有与姐妹结婚的特权,这叫Pio婚,被视为神圣婚姻

    上升婚与神圣婚(兄弟姐妹婚)

    四、皇族与人权

    ·皇族女性与普通人结婚要脱离皇籍,但皇族男性却不必。日本的国籍法长久以来都规定:日本男性与外国女性结婚后生下的孩子拥有日本国籍,但日本女性与外国男性之间的孩子却没有。这种法律的片面性,到1985年才终于得到改正,但《皇室典范》却至今如故。

    第七章春宫画的厌女症

    一、暴力·权力·财力

    ·女人的嫉妒指向夺去男人的别的女人,而男人的嫉妒则指向背叛了自己的女人。因为女人的背叛是对男人所有权的侵犯,建立在占有一个女人的基础上而得以维系的男人的自我,会因此面临崩溃的危机。对于女人,嫉妒是以其他女人为对手围绕男人展开的竞争;而对于男人,嫉妒则是维护自尊和自我确认的争斗

    二、通过快乐的支配

    ·外貌的价值,表面看来取决于身体的自然条件,其实也是社会性的。正如勒内·吉拉尔(Rene Girard)在“欲望三角形”论中所言,人们只欲他人所欲之物。外貌,也是他人承认之后才有价值。男人集团围绕社会性资源而展开霸权争斗,女人则是按男人集团中的序列分配给男人的财产和报酬。将男人社会的价值观内化为自己价值观的女人,会主动去适应男人的序列,期待通过男人得到财富的分配

    ·无论在社会上处于多么弱势的位置,只要能在性方面支配女人,便可以扭转其他一切负面因素——男人的这种信念十分顽固。在色情制品中,这一点体现得非常充分。

    三、男根中心主义

    ·既非暴力支配,亦非权力支配和财力支配,而是“性力”支配,并且让被支配方自发服从,也就是说,不是通过恐怖的支配,而是通过快乐的支配。这才应称为终极的支配吧。我们知道,权力论的要义是,自发的服从才能降低支配成本从而使支配安固稳定

    四、春宫画研究之始

    ·福柯把“性爱术”与“性科学”区分开来,近代之后的“性”意味着关于性的科学知识,是一种定义正常与异常、分辨标准与偏离的知识体系。随着知识体制的变化,近世以前的“色情”被近代之后的“性”所取代,所以,“性”不能上溯到近代以前。这是福柯的“性的历史”论的核心之一。因此,我们可以说“性的近代”,但却不存在“近代的性”,因为“近代的性”这种说法,会随即引出“中世纪的性”“古代的性”等根本不存在的观念。在没有“性的(近代科学)知识”之地,既无正常亦无异常,不存在异性恋也不存在同性恋

    ·与许多国家的色情画相比,日本的春宫画有两个显著特征。一个是男女性器尺寸的极端夸张和精密写实主义。还有一个是与性器相比,身体其他部分虽然简略并格式化,但男女面部的愉悦表情却被描绘得很清晰。特别是与其他亚洲国家的体位复杂却面无表情的色情画相比,这个特征尤其引人注目。春宫画的表情特征,是男女“和睦同乐”,尤其表现了女性的愉悦快乐

    ·强奸、紧缚之类开始登场,画中女人面部扭曲,显出强忍痛苦的表情。更后来,从幕府末期到明治时期,被称为“责绘师”的伊藤晴雨(1882--1961)登场,出现嗜虐趣味的紧缚场景。如果我们眺望从江户时期开始的浮世绘春宫画的历史,可以看到,越到近代,错乱的“重口味”的色情趣味越多。似乎从中可以发现一个对女性的支配从“快乐的支配”到“恐怖的支配”的变化过程,也可以解释为是一个文化洗练程度下降的过程。这种变化让人承认:与近世的“色情(eros)”相比,近代的“性(sexuality)”,的确是野蛮的。

    ·色情制品的基本设定是:女人任何时候都处于性交的准备状态,无需花费时间口舌,随召随应;同时,女方还是诱惑者,男人无需对结果负责,即,女人寻求快乐,在对男人的服从中,她得到了回报。没有比这种设定对男人更便利的了就像“和睦同乐”是一种模式一样,女人脸上的快乐表情,无疑也是浮世绘春宫画的一种约定。我们不能简单地相信表象即为事实。这种表象的正确解释应该是:男人想相信,女人们从性行为中得到了快乐

    ·有男人感叹,“我们流汗费劲,最终不过是给女人奉献快乐而已。”可是,“奉献”一词,含有反向支配之意,即,将女人的快乐完全置于男根的控制之下,让女人主动地服从,并将女人引入不能自控的境地

    ·在江户的花柳界,有一整套围绕“达人”与“土气”的美学。男人的恋爱对象是娼妓,而不是“行外”的普通女人。男人对与普通女人的恋爱毫无兴趣,她们的功能是结婚和生育,不被视为性爱与快乐的对象。娼妓的“真心”,只是谎言的别名,相信并沉迷进去的人就是“土气”。可又正是在尚处“土气”的阶段,才能从恋爱与性中得到真正的快乐。一旦修炼成“达人”,一切都成了约定与虚构的游戏。精通此道之人被称为“达人”,不懂其中奥妙的被称为“土气”,可“达人”反倒失去了快乐。以性为职业的娼妓,是不想在和客人的性交中每次都达到高潮的。能将客人的快乐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才是专业行家。娼妓的生意,一次回合只有鸨母点一根香的时辰(约二十分钟),时间如此短促,没有余裕每次都高潮。要是每次都高潮了,身体担不住。

    ·那么,快乐呢?“达人”与用钱买来的女人,围绕用钱买不到的快乐,展开争夺控制权的游戏。让未经世故的小姑娘发狂,并非“达人”的目标。他们的对手,是力图自我控制有时甚至拒绝快乐的“内行”,“达人”们要让女人忘我地溺入快乐的深渊,将这一过程冷静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女人若将性行为置于金钱关系之外,嫖客便转为“情人”身份,这么一来,“达人”就落为“土气”了。真正的“达人”,要抗拒走向此途,应该自始至终坚持做一个嫖客,看到女人不能自持之后,把钱如数付清,转身离去,留下一句,“你我之间不过一场约定的游戏”。被自己身体背叛、不由自主地失控的娼妓,只能咬紧嘴唇,忍受这一切。在这种游戏中,被快乐支配的一方,就是输家

    五、男根崇拜

    ·与自由民少年的“上等”之爱相比,“下等”的则是与奴隶少年的爱,价值最低的是与女人的异性恋。前者的“下等”,是因为那是使用权力的强制,是不由分说地让对方服从的单纯支配;后者的价值低下,则是由于古希腊的女性观。

    ·有这样一种图式,一个年轻姑娘或女佣,一边偷看主人或其他男女的性交,一边玩弄自己的性器。这里描绘的,是被异性恋触发的女人的欲望,由此暗示:自慰为得不到“正常”性交满足时的替代行为、性欲的终点应该是有对象的性交。女人的自慰场景能给消费色情制品的男人带来性刺激的原因,是画面上男根的缺失,男人可以象征性地把自己的男根代入那个缺失的位置里。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男人的希望如此的妄想:男根为将女人引入极乐世界的装置,女人必须从男根得到快乐,女人的快乐不应该从男根之外去获取。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理解许多不解之“谜”,比如,男人对勃起障碍(ED)的恐惧,“伟哥”得到进口批准的前所未有的快速(比女性用口服避孕药的解禁迅速得多),等等。男根崇拜,女人根本就没与男人共有,尚未从此咒缚中解脱出来的,是男人一方。

    六、无需男人的快乐

    ·弗洛伊德说,不能达到阴道高潮的女人是成长失败的未成熟的女人。他是在命令女人必须从阴道得到快感,这就意味着,女人只有被男根插入方能有高潮。可是,要求女权的女人们反对弗洛伊德,宣布女人的快乐无需男根。即使更谨慎一些,也可以说,对于女人,阴道高潮与阴蒂高潮同样重要,阴道高潮并非唯一目标。

    第八章近代的厌女症

    一、作为文化理想的“母亲”

    ·生我养我、不惜辛劳地抚育我、作为人生最初的强者伫立于我面前却又侍奉更强的丈夫、为了我忍受来自丈夫的切苦楚、主动承受一切牺牲、接纳我的一切……这样的女人,怎么可能去侮辱呢?这个可称为自我的无条件的“存在依据”的女人。当然,现实中没有这样的女人,这种母亲只存在于幻想之中。

    ·我以前曾对“父权制”下过一个简洁的定义:所谓父权制,就是让从自己大腿之间生出来的儿子侮辱自己的体制。对“母亲”的最大侮辱是“娼妇”“未婚母亲”,也就是在男人社会即父权制社会中没有登记注册的女人,这一点颇具象征性。父权制亦即决定女人和孩子的归属的规则。属于一个男人即在男人的支配和控制之下的女人和孩子,被社会分配一个指定席位;不是那种女人生出来的孩子,则不能在这个社会中得到登记。从登记婚姻中出生的孩子与从非登记婚姻出生的孩子之间,至今还有民法上的歧视(最近开始用“婚外子”一词来代替歧视性色彩很浓的“私生子”“非嫡出子”等用词)。

    ·在各种表象中,“娼妇”“未婚母亲”被描绘为“放荡轻浮”的女人,被指为“魔女”“恶女”。所谓“魔女”“恶女”,就是不服从男人的控制、在性方面过剩的女人。用当今的用语说,就是“行使性的自我决定权”的女人。其实,大多数娼妓,不过是为了金钱不得不将自己身体的性使用权暂时转让给男人的女人;女人成为未婚母亲,大多不过是因为本应成为父亲的男人逃跑或认应承担的责任。她们中很多是父杈制下的牺牲品。将原因转嫁到被害者身上,是加害者的一贯手法。

    二、“不成器的儿子”与“不开心的女儿”

    ·对儿子来说,父亲成为母亲以之为耻的“没出息的父亲”,母亲则因除了伺候那个父亲以外别无出路而成为“不满的母亲”。可是,儿子因预知自己早晚会成为那个父亲的命运而不能彻底厌恶父亲,他通过与“没出息的父亲”同化而成为“不成器的儿子”。儿子又因为不能回应将“不满的母亲”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的期待而在内心深深自责。同时,儿子还悄悄地意识到,保持“不成器的儿子”的状态,却又正好暗合了希望儿子不脱离自己支配圈的母亲隐秘的期待

    ·女儿虽然没有与“没出息的父亲”同化的必要,却也没有像儿子那样被给予自力挣脱“没出息”状态的能力和机会。女儿因为明了前面的人生终归不过只是委身于一个无法自主的男人,度过如“不满的母亲”那样的一生,所以成为“不开心的女儿”。与儿子不同的是,女儿对“不满的母亲”既没有责任亦无需表示同情,于是她的“不开心”便更不留情

    ·回顾历史,比起父母亲一代,孩子一代在整体上生活水准和教育水准都提高了(换言之,这一代作为一个整体比父母亲一代“有出息”),但这是时代所致,并非个人努力或能力的结果。但是,另一方面,对于女性,脱离出身阶层实现阶层上升的机会,不是通过教育,而是通过结婚。当女性作为“妻子”失败之后,便作为“母亲”期待儿子超越父亲。于是,儿子们从小就听母亲像唱催眠曲一般念叨“你跟你爸爸不一样,你要……”,他们被迫担负起对母亲怎么也还不尽的巨大负债。

    三、“自责的女儿”的登场

    ·当结婚以外的获取社会成就的途径面向女性开放以后,女儿也开始难以逃脱母亲的期待。女儿们成为“长着女人面孔的儿子”,母亲对女儿和对儿子的期待的性别差距缩小了

    ·母亲对女儿发出双重信息:“要像儿子一样成功”“要成功地做一个女儿(女人)。”无论哪一种,在母亲对女儿的“别像我这样”的期待中,既有自我牺牲的意味,又隐含着“让我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就是你”的暗暗谴责。接受了这种相互矛盾的双重信息的女儿,不能不陷入分裂状态。如果说“不开心的女儿”是高度成长期的产物,那么,那一代从历史舞台退场之后,继而登场的,则是作为母亲的代理人为负债而苦恼的“自责的女儿”们。

    四、近代社会中的女人的厌女症

    ·在战后男女同校的制度之下,考分竞争在原理上没有性别差异,肯定有不少妻子能对丈夫说“学生时代我的成绩更好”。所以,丈夫越成功,妻子一方被剥夺的感觉就越强烈。

    ·厌女症通过比较而被强化。将两者相比,也就意味着两者是可以比较的。之所以可以比较,是因为双方具有可比的公约项。在性别和身份的差异被视为不可改变的命运来接受的世界里,有的是“区别”而非“歧视”。只有当“都是一样的人”这种可以公约的“分母”出现之后,“歧视是不应当的”的心性才会产生。性别歧视本身,并非从前不存在,但“近代”通过“比较”反过来将这种歧视强化了。所以,控诉性别歧视的女性主义,是作为近代社会的直接后果而诞生的。也正因为如此,已故的女性学先驱驹尺喜美,对“从‘区别’升格为歧视”的变化表示欢迎,而不愿看到这种变化的人们,则总想把“歧视”拉回到“区别”

    五、作为自我厌恶的厌女症

    ·语言世界先于个体而存在,每个人都只能后来降生于那个先已存在的语言世界里。语言不是自己的东西,属于他者。“女人”的范畴在自我诞生之前已经存在,个体从他人那里接受“你是女人”的指名。“对,我是女人。”当个体如此自我定义之时,“女人”就诞生了。正如阿尔都塞所言,当一个人回应“喂,那个女人”的质询(interpellation)时,女人的“主体”就诞生了。

    ·人在成为女人的时候,要先将“女人”这个范畴所背负的历史性的厌女症姑且接受下来。如果满足于这个范畴所指定的位置,那么,“女人”就诞生了。可是,女性主义者,就是对那个指定位置感到不满、对厌女症不能适应的人。所以,不存在不是从厌女症出发的女性主义者。做一个女性主义者,就意味着与厌女症的纠葛和抗争。没有厌女症的女人(假如那种女人真的存在的话),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成为女性主义者。有时会听到有女人号称“我从来没有拘泥过自己是女人这回事”,这种说法其实应该翻译成“我一直在回避与厌女症的正面抗争”

    第九章母亲与女儿的厌女症

    一、作为反面教师的母亲

    ·女人的厌女症从母亲处学来。母亲通过厌恶女儿的“女人味”而在女儿心中根植自我厌恶的意识,女儿则通过目睹母亲的不满足不如意而轻蔑母亲。当少女迎来初潮告诉母亲时,如果母亲用一种仿佛看到秽物的语气回答“你也终于成了女人了”,这会让很多少女受伤;要是女儿被母亲告诫“好好收拾卫生用品,千万别让爸爸哥哥弟弟们看见”,这会让少女不但不能为自己身体的变化而喜悦,反倒怀有一种必须对他人隐藏的羞耻感。

    二、母亲的代价

    ·在近代之前,支配阶层的女人只管生,孩子生下以后自然有人来养;而下层百姓家的孩子,则无需费时费心,自然就会长大。前近代的女人们,没有近代之后的女人那么多烦恼吧。而且,在一切都被决定、女儿只能有与母亲一样的人生的社会里,母亲和女儿无需相互竞争。或许可以说,前近代的女人们有苦劳,但没有苦恼

    ·对于自己付出的代价,母亲想让孩子来补偿。如果是儿子,补偿方式简单明快,即,出人头地,将母亲从蛮横粗暴的父亲手中拯救出来,终身恭顺孝养。在父权制度之下,母亲的最终胜利和最大报酬,就是把儿子培养成一个恋母情结的孩子,让儿子继承家业以后,自己登上“家业继承人之母”。那么女儿呢?女儿终其一生为母亲的所有物。并不因为出嫁了,女儿便可以免除娘家父母老后的护理义务,母亲也指望女儿来照料自己

    ·母亲要女儿“代理实现”自己未能满足的欲望,这是在女性的人生选择机会增加了之后才出现的新近现象。现在的女性,失去了“不过只是个女人”、“反正就是个女人”的借口,也有了“只要努力就能有所成就”的选择可能。女儿要回应母亲的双重期待,既要像儿子,又必须做好女儿。女性的选择可能性扩大的时代,同时也是“作为女儿”和“作为儿子”的双重负担使女儿的负荷更为沉重的时代。假如是一个既有女儿也有儿子的家庭,母亲会为儿子倾注更多的精力财力,这使女儿的角色更加微妙复杂。女儿必须回应母亲的期待成为优等生,但为了不至于威胁到母亲更溺爱的儿子的地位,又要费心使自己的成绩不要超过哥哥弟弟。

    三、母亲为女儿的幸福高兴吗

    ·女人有两种价值。自己获取的价值和他人(男人)给予的价值。在女人的世界里,后一种价值似乎高于前一种。酒井顺子的《败犬的远吠》这样告诉我们。在前一种价值不能期待的时代,女人们可能还活得轻松一点。但当今的女儿们,前一种价值和后一种价值都必须满足。

    ·母亲一方面期待着女儿,可当女儿真的实现了自己未能达成的欲求,却又不会只是单纯的高兴,而会怀有更复杂的心情。儿子无论实现了什么,母亲都无需与他竞争,性别在这种时候起到便利的缓冲作用。但女儿不同。因为同为女性,母亲无法为自己找到借口。当然,母亲可以为自己辩解,自己当年没有后援,女儿的成就也是靠了自己的支持。可是,成功的毕竞是女儿,不是自己。同时,对于母亲,女儿仅仅实现了“自己获取的价值”,是不够的。如果女儿没有得到“他人(男人)给予的价值”,母亲的野心尚未完成。母亲之所以为母亲,是因为她实现了被男人选上的价值(即使并不满足)。如果女儿没有实现这一种价值,不管她多么能干有为,母亲也可以一生都不把她当作个成人。

    五、母亲与女儿的和解

    ·憎恨母亲是不被原谅的,不管出于什么理由。仅仅因为憎恨母亲,女儿就得把自己当作“非人”一般引以为耻。为什么?因为母亲既是压迫者,又是牺牲者。在佐野的书中,比起对母亲的憎恨,更多的是充满了对自己的谴责。

    第十章“父亲的女儿”的厌女症

    一、作为父权制代理人的母亲

    ·丈夫经常性地嘲骂妻子“你这个蠢货”“什么事也做不成”“没趣的女人”,这种行为就称为“虐待”。被虐待的一方,变得自轻自贱,陷入无力感,被夺去自信心,失去生活下去的力量。那么为什么这样的女人还是娶回了家呢?正因为是“蠢货”“无趣”,男人才选为结婚对象的。有个可以随意嘲弄的女人在身边,可以让男人在一生中反反复复地确认自己的优越性,所以,男人不会放过他可以轻蔑的女人。确保一个这样的女人在身边,是男人确立自我身份认同的条件。男人们忘记了,之所以选了“你这个蠢货”为妻,正因为是“蠢货”才选的,选择“聪明女人(此处仅指学历与自己同等或超过自己的女人)”的念头,压根儿从来就没有。

    ·女儿一直目睹眼前的父母关系,为自己将来也会变成母亲那样而体味到一种绝望感。不过,女儿拥有不同于母亲的特权。第一,她可以以母亲为反面教师而拒绝成为母亲那样;第二,她可以成为“父亲的诱惑者”,挤入父母之间,从而获得优越于母亲的地位。在争夺强者父亲的宠爱的竞争中,战胜作为对手的母亲,女儿就可以更加轻视母亲了。“我才不会像母亲那么失败,我更能抓住爸爸的心。”接受了教育的女儿,代替没文化的母亲,“爸爸的知性和不被理解的孤独,我比妈妈更能懂得。”女儿与父亲结盟,一同轻蔑母亲。

    二、“父亲的女儿”

    ·悲剧《厄勒克特拉》就是厄勒克特拉从母亲的女儿变为父亲的女儿的成人仪式的过程报告。“女儿的弑母”,是父权制对女儿的考验,如果她想得到父权制社会的接纳,就必须承认父亲的有利和优越性,并默认一切压抑和社会性不公正(歧视)。选择母亲的语言,意味着死亡;选择父亲的语言,等在前方的是被阉割。厄勒克特拉选择了后者。“被阉割”,意味着压抑母亲的话语,压抑母亲要求正义和公平的抗议话语,也就是承认女人的生命轻于男人,甘愿接受性别压迫

    三、作为“诱惑者”的女儿

    ·作为孩子,女儿是绝对的弱者,比儿子更弱的弱者;但儿子与父亲存在竞争对抗的关系,而女儿却成为父亲的“诱惑者”。更准确地说,是被父亲制造成“诱惑者”。对于父亲,女儿既是自己的分身,是最爱的异性,但同时她的身体又是被严禁接触的。所以,女儿对父亲是伴随禁忌的充满魅惑的对象。如果可能,一辈子也不让女儿离开身边。妻子只是至终也不能相互理解的异形的他者,而女儿总还有几分自己的克隆,也是自己精心养大的,有种如皮格马利翁一般的对自己苦心之作的爱恋。女儿才是“至高的恋人”。比起妻子,更愿把女儿放在身边。要是可能,与女儿交媾成双,自闭在无底的黑洞中,享受无上的幸福,成为女儿“一生唯一的男人”。这,不是父权制下男人们的一种“终极梦想”吗?

    ·小说《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描写了在伊斯兰教管制下的德黑兰教英国文学的女老师和女学生们一起偷读《洛丽塔》的故事。伊朗的年轻女读者们没有落入纳博科夫的“男人话语”,她们准确地看出,“这不是性骚扰小说吗?”对于一个12岁的少女,当她被放在对自己露骨地表现出性兴趣的男人家中,难道还有什么其他的生存策略吗?她不过是在一个被迫的环境中“巧妙地”行动了而已。

    ·女儿可以通过学习“诱惑者”的角色来打击父亲的权力,通过与父亲共演“父亲的女儿”的角色,侮辱父亲,嘲笑父亲,甚至可能颠覆父女间的权力关系。

    四、日本的“父亲的女儿”

    ·田中以“西乡隆盛之女”的传说为例,指出“父亲的女儿”的最大功能之一是“安慰含恨死去之父的在天之灵”。所以,无论东方西方,女儿都是扮演“厄勒克特拉”的角色。

    ·在名为《我的男人》的这部小说中,父亲与女儿均陷入性的黑洞之中,共同拒绝走出那个重力圈,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即使失业,父亲还是选择只为女儿而活,当两人关系面临暴露时,连杀人之举也不踌躇。那是一个不容任何他人介入的完全自足的世界。小说虽然在形式上选择了“多声部”的写法,但书名本身已明确表明,故事是从“父亲的女儿”的角度来写的。书名为“我的男人”,而不是“我的女儿”,这一点颇具意味。因为,为了让“父亲的女儿”的故事被“父亲”们接纳,需要一个条件,即,表明那正是“女儿”自己所求所愿:“不是我坏,是那孩子引诱了我”。

    五、向“父亲”的复仇

    ·如果父亲是完美的恋人,女儿会愿意和父亲一起停留在甜蜜而自闭的小宇宙之中吧。这时,父亲和“父亲的女儿”同为共犯。可是,那样的世界只存在于故事之中。在现实中,大多数父亲是不完全的男人,他们的支配欲、自我中心、权力欲和卑贱也会显露在女儿面前。屈服于“女儿的诱惑”,这本身就是他们的卑贱的最大证明父亲屈服于自己的肉欲,将离自己最近、最不能抵抗的女儿作为发泄低劣性欲的道具,并为了掩盖而无耻地涂抹谎言。所以,从父亲屈服于自己的“诱惑”的那一刻开始,女儿就拥有了蔑视父亲的充分理由。这时,父亲仅仅只是一个侵犯者。

    ·这种对父亲的反叛和侮辱,在有自伤倾向的“援交少女”即十多岁的卖淫少女身上也能看到。她们将与父亲年龄相仿的嫖客视为“父亲的代理人”,把自己的身体供奉给这些男人的低劣卑贱的性欲,将属于父亲而父亲又绝不能玷污的女儿的身体”像扔进臭水沟一般让男人们随意玷污,通过这种方式,她们实现向父亲的复仇。当然,她们的复仇只能用自伤自罚的方式,这正是作为绝对弱者的女儿们选择可能性的狭小之处。此外,在思春期由于父亲的性接近而留下不快记忆的女儿中,父亲职业为公务员的比例尤其显著。公务员的职业,既带有权威性和压制倾向,同时又是谨小慎微而伪善的。他们对女儿的性接近,也是因为除女儿外没有其他可以接近的对象。

    六、既非“父亲的女儿”亦非“母亲的女儿”

    ·正如田岛所言,“选择母亲的语言,意味着死亡;选择父亲的语言,等在前方的是被阉割。”要想脱离“父亲的女儿”,应该是拒绝“二者择一”的任何一种选择。为了脱离现代父权制的厌女症,女人只能放弃“母亲”“女儿”的角色。因为,在现代父权制家庭中,“父亲”“母亲”“儿子”“女儿”这些表达家庭成员关系的词汇,都已被写进了厌女症。“母亲”也罢,“女儿”也罢,无非都是父权制给女人的指定席位。“母亲的解放/从母亲的解放”和“女儿的解放/从女儿的解放”,互不可分

    第十一章女校文化与厌女症

    一、男人视界中的死角

    ·“不去在意男人视线的世界”,指的是在男人主宰的媒体里的女人世界。这种女人世界,可以称为女人的治外法权区域、自治区,也可以叫做女人的指定集中居留地、隔离岛、租界,等等。女校文化在男人媒体中堂而皇之登场,当然是因为作为媒体受众的女性群体的存在感的提升。更露骨地说,是因为女性作为媒体消费者的购买力的提高。今天,大多媒体若不考虑女性读者就无法生存。

    二、女校价值的再发现

    ·与女校生相比,男女同校女生的异性恋性别身份的认同确立更早。比如,让男生当学生会会长、自己甘居副会长等等。而女校学生反倒有很多机会自由地发挥统率才干。

    ·女校生们并非不知如何在异性恋制度之下利用自己的性别资源,她们不过只是看到其他女生在自己眼前表演得太露骨而败了兴而已。她们明白男女同校文化与女校文化的“规则”差异,把对两者间落差的操纵调节视为一种生存技能。

    ·女人是通过持续地“扮女装”而“成为女人”的。男女同校的女生们,是在用女装符号来实践将自己与男生们区别开来的差异化

    ·一般来说,名门女校“共学化”之后,入学者的成绩数值呈下降倾向。因为成绩好的女生流向名门的男女同校,来填补这个空缺的男生,把男女同校后的原名门女校当作较名门男校次一等的选择。所以,对名门女校来说,共学化不是一个值得欢迎的选择。而且,女校文化的环境本来能够自然地培养女生的积极性和领袖才干,这一长处也因共学化而丧失。名门女校在共学化的选择面前显出犹豫之色,是有道理的。

    ※※三、女校文化的双重标准

    ·在女校文化的双重标准之下,男人眼中的好女人不同于女人眼中的好女人,便是理所当然的。男人赋予女人的价值,女人自己无法控制,所以男人眼中的好女人,成为女人间羡慕怨叹的对象。而女人眼中的好女人,则不但与男人的视线有偏差,甚至隐含着“不受男人喜欢”的让女人安心的恶意评价

    四、作为生存策略的“山姥假皮”

    ·“学业分数”与“女性分数”,常常不一致。不仅如此,在对学校文化的研究中还发现,这两种分数之间存在着“分裂相生”的关系。“女性分数”高的女生,周围原本没有期待她的学业,因为她已经拥有生存下去的“替代资源”。学业分数被期待为对“女性资源”匮乏的弥补。反之,学业分数低的少女,则试图以“女性分数”的“替代资源”来立于学业优秀的女生之上。对成绩好的女生,她们嘲笑其“女性资源”的贫乏,挖苦她们是“丑女”“不懂男人”,同时她们自己积极地向时装化妆品等“女性资源”投资。不过,“女性分数”不是靠自己挣来的,归根到底是被男人选择(成为男人性欲望的对象)、由男人赋予的价值,所以,思春期的少女们走向性早熟的行为,越出学校文化的规范。由此,出现了一个“矛盾”现象:貌似反抗学校文化的早熟少女,却成为男人社会里始乱终弃的性的客体

    ·除上述两种“分数”以外,女校文化中还有另一种“被女人接受的分数”。离开女校之后,当年女校文化中的“英雄”,会因不知在异性恋制度之下该如何举止而经历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然后,她们会痛切地懂得,被女人喜欢的女人,决不能得到男人的喜欢

    ·学业分数、女性分数、被女人接受的分数,三者的关系是扭曲的。女人的世界被这数种尺度分离隔断了。正因为如此,女人不会去建立一个像男人那样的可用一元价值尺度测量的同性社会性的世界,也建立不起来。

    五、“笑料”与“问题”

    ·“变装皇后”是一种男同性恋的女装策略,他们表演过度的引人发笑的女人味儿,使性别的虚构性成为笑料。中村亦如此。她通过过度追求“女性分数”而使自己成为一个滑稽角色。通过这种表演,她彻底地揭露了“女人”性别的虚构性,顺便也彻底地嘲弄了对这种虚构如自动机器一般发情的男人的欲望

    第十二章“东电女职员”的厌女症(之一)

    一、东电女职员“内心深处的黑洞”

    ·无论是BG(BusinessGirl),还是OL(OfficeLady),在公司里都处于男职员的辅助地位,主要工作是端茶、复印等杂务(70年代尚无复印机!),不管年龄多大,都被当作“女孩子”。

    ·作为管理职位候选人被录用的女职员们,初进公司时,因引人瞩目而被大肆宣传,可有许多报告表明,当时工作现场为不知道该如何对待她们而苦恼。“平等法”实施后的第一代女职员留下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证言。工作现场的困惑是,对这些管理职位候选人,是应该把她们与迄今为止的“女孩子”同样对待呢,还是应该视为“异形的男职员”?事实上,许多管理职位的女性,被要求扮演双重角色,“既要作出与男职员同等的业绩,又不能忘记如女性事务员一般的细心体贴。”由于她们的录用条件和工资与男职员完全同等,所以举止投足都被过度注目,周围的期待带来很大压力。同时,她们还得和其他一般事务女职员处好关系殊。在这个时期,被寄予很高期待而被录用为管理职位的女性,由于太大的压力和不恰当的待遇而幻火,最后丢掉优厚待遇辞职而去的事例不胜枚举。她们担心自己成为让人抱怨“女人就是不行”的先例,被迫承担男人的责任和女人的负担,结果是“再也干不下去了!”

    二、男人们的解释

    ·佐野用“堕落”一词,是基于一种长久以来的旧式思维,即,女人出卖自己的性是有悖人伦的行为。同时,“堕落”词还带有一种浪漫主义的色彩。在他的那种精神构造中,不但有种陈腐的20世纪式的通过性来寻求救济和解脱的浪漫主义情怀,还有种男人对“抹大拉的玛利亚(Marymagdalene)的向往憧憬。所谓“抹大拉的玛利亚”,是指为让男人满足欲望仅收极低报酬的那种娼妓。

    ·斋藤将自发的卖娼解释为自我惩罚的自伤行为,这与对卖娼少女的分析很相似。那种解释亦只停留在家庭关系之中。被父亲溺爱期待的女儿,欲求与父亲的同化,但“父亲的女儿”终究只是女儿,不是儿子。当女儿知道自己只能成为“不完整的父亲”时,便转而惩罚妨碍了与父亲同化的女性身体。这时,卖娼是一种“自罚”。相反,被父亲支配、憎恶父亲的女儿,则通过主动“玷污”本应属于父亲的身体来实现对父亲的背叛和报复。这时,卖娼便成为“他罚”。可是,无论自罚还是他罚,女儿都只能通过自伤行为来达成。父亲的女儿虽然厌恶母亲的无能与依赖,但因为有一个与母亲同样的身体,不可能与母亲彻底分离。女儿懂得,母亲对丈夫的依赖,建立在母亲对自己性欲望的压抑之上。看破母亲隐蔽的欲望的女儿,冒着犯禁的危险,带着嘲讽的意味,去替代实现母亲的欲望,这同时也是对母亲的报复

    第十三章“东电女职员”的厌女症(之二)

    一、想当娼妓的女人

    ·“想当娼妓的女人,世上一定很多。想趁身体值钱时卖个好价赚一笔的人。想用自己肉体去确认性之无意义的人,因过度自卑想通过对男人有用来确认自我价值的人。为狂野的自毁冲动所驱使的人。”桐野说,“成为娼妓的理由千千万。有多少个女人就有多少种理由。”

    ·人们多会认为,卖娼的金额是娼妓被标的价。可是,卖娼的反面是买娼。男人支付的金钱,也是男人对自己的买娼行为所标的价。付给A子五千日元的男人,不但给A子的性标价五千,反过来也是对自己的性欲标了五千的价。对“想得到满足想到那个地步的男人可怜的性欲”,A子标了五千日元的价。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她对为了性欲的满足不得不依赖女人到了如此地步的男人的悯笑

    ·“扔进阴水沟”的性,也不是无偿的。乔凡娜·弗兰卡·德拉·科斯塔在《爱的劳动》中尖锐地指出,妻子的性是无偿劳动”。与不能对丈夫说不的妻子们相比,决不白白地让男人们干的娼妓,是拒绝男人剥削的有尊严的独立之人。这时,娼妓给自己标的价,同时也就是给男人标的价。“你要不甩出这么多钞票来打我的脸,你就别想随便把我怎么样。”

    ·性的价格,对娼妓和对嫖客,意义不同。对于把自己的性不断降价以至不要钱谁都可以白干的女人,男人社会一边轻蔑,一边又把她们圣化为“遍身疮痂的菩萨”“黑色玛利亚”。不拒绝任何男人的女人,男人们不禁要赞颂为自堕地狱以拯救男人的玛利亚。即使女人一方一丁点儿也没有那种意图,男人们也要将对自己性欲的负罪感反过来投射到女人身上,给自己找借口。

    二、女人给男人标的价

    ·那里不像妓院,不要求女人有性技,女人只是个性器官,把前一个男人的精液冲洗之后躺在那里就够了。慰安妇,被剥夺了一切人格,仅仅只是一个性器官。“bi屋”词,传达出战场的残酷。在那种时候,男人,同样也被还原成了一个男性性器官。

    ·将自己标高价出售的女人,是承认买自己的男人有与那个价格相当的价值;把自己廉价贱卖的女人,则是认定男人只有那个价;不要钱跟谁都干的女人,等于把自己身体“扔进阴水沟”,她们以此来验证,男人的性欲也就是“扔进阴水沟”般的东西。不要钱的女人,宣告男人的性欲一文不值;要两千日元的,宣告只值两千;要五千日元的,宣告就值五千。女人要钱,是在宣告:若不出钱,你连自己的性欲也满足不了

    ·他们明明知道娼妓只是为了钱才与自己性交,可又偏偏想用钱去买本来用钱买不到的女人的“情”。娼妓的“不幸身世”,不过是太常见的一种技巧而已。职业娼妓在“性”之外加上“故事”,是为了提高“性”的附加价值。名流富人们或者叫高级应召女郎,或者用钱买女模特女艺人。如果我们把这种行为视作他们给自己性欲所标的价,就很好理解了。他们通过显示(自己说给自己听)我只对带有附加价值的女人发情”,来向自己(和其他男人)证明,自己的性欲与那些“不花钱的性欲”不一样(自己的性欲才是高级的)。据说,衡量男人成功的一个社会指标,是拥有“美人妻”。其实,更准确地说,是“花钱的妻子”。这是男人为了夸耀:我的性欲不是随便就能满足的,满足我性欲的女人需要花这么多钱来维修保缮。在美国,这被称为“花瓶妻”(trophywife),是胜利的奖赏。于是,富人妻要孜孜不倦地花钱美容保养着装,因为那是衡量丈夫地位的指标。她们通过这种方式,证明她是与丈夫匹配的女人。给丈夫赋予价值的,是她自己。

    三、作为“动机词汇”的“性的认可”

    ·少女卖娼能获取高额报酬,作为娼妓,那种高报酬与她们的身份不相符。少女们不过只是年轻,她们的身体缺乏成熟丰富的性经验,她们的年龄还不懂性爱技巧及恋爱计谋。十多岁的少女身体之所以被赋予特殊的附加价值,是因为那是“禁止使用的身体”。虽然在生理上已经成熟,但作为社会伦理,其身体被禁止使用——这种身体的拥有者,就是初高中的在校女生。在首都圈,给这种身体更添一层附加价值的,是名门女校的制服。因冒犯“禁忌”而产生的附加价值,就是少女卖娼高出平均市价的那份差额

    ·在日本农村地区,初次性体验的年龄相对较低,对十多岁少女的性的中产阶级禁忌也相对较弱,所以,少女处于十多岁年龄段的事实,并不具备附加价值。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言,性(sexuality)是有阶级色彩的。“禁止使用的身体”本身,是近代教育体制带来的结果。少女们很明白,这个价值不会持久。

    ·“从男人那里拿钱,就是为了让他明白,你可以任意摆弄我的身体的,只是在付了钱的这点儿时间之内。”这位女性通过拿钱的行为宣告,自己的身体除了自己以外决不属于任何他人。这个动机,与所谓的“性的认可”完全无缘。

    四、买娼卖娼的营业

    ·买娼卖娼的营业,如果没有男人不择对象这个前提条件,不可能成立。“不择对象”的,不是女人,是男人。为此,男人一方必须具备的性欲机制,是抹去女人的个体差异,如买娼的男人,买的不是女人,而是女人这个符号。正因为男人是在对符号发情,对符号射精,所以,买娼才是自慰行为之一种。那么,卖娼的女人,卖的又是什么呢?卖的是“成为物品的自己”(或者说“成为他人所属品的自己”)。通过“成为物品”,女人将向“物品”射精的男人解体还原为仅仅的性欲。由此,男人憎恶娼妓,娼妓轻蔑嫖客

    五、女人的存在价值

    ·“不可爱的女人不是女人”“丑女不是女人”,“平胸的女人不是女人”“绝经的女人不是女人”……这种句式,可以无限地写下去,无论代入什么词,最终都能归于一个简要的命题:“不能刺激男人欲望的女人不是女人”。这也可以换为另种单纯之至的命题:“女人的存在价值,就是成为男人性欲望的对象。”由此看来,小仓千加子在《性的心理学》一书中对女人“思春期”所下的定义,堪称名言。她说,所谓“思春期”,便是“意识到自己身体并非自身之物而是被他人观看成为他人快乐道具的时期”。成为男人的欲望对象时,女人就“成为女人”。与年龄无关。当不再是男人的欲望对象,女人就“不是女人”了

    ·“东电女职员,通过自主的个体卖娼,实现了对将性客体角色强加于自己身上的人们的报复,她由此体味到一种胜利感。这就是让她沉迷上瘾的那种恍惚感的真相。”

    第十四章女人的厌女症/厌女症的女人

    一、两种“例外”策略

    ·厌女症之于女人即为自我厌恶,但女人也有可能不将厌女症作为自我厌恶来体验,其方式就是把自己当作女人中的“例外”,将除自己以外的女人“他者化”,从而把厌女症转嫁出去。为此,有两种策略。一种是成为特权精英女人,被男人当作“名誉男人”来对待,即成为“女强人”的策略。另一种是自动退出“女人”的范畴,从而逃脱被估价的女人身份,即“丑女”策略。或许可说,前一种是“往上走”的策略,后一种是“往下退”的策略。

    ·可是,女人的这种自视“例外”,只会重复生产对“一般女人”的轻蔑。她也许会被男性共同体接纳为“名誉男人”,但在表面恭维的背后,是她绝不会被认作“同伙”的现实。正如进入白人中产阶级社会里的黑人。通过制造特权的“例外”,对弱者的歧视机制完好无损继续再生产

    二、林真理子的位置

    ·看她描写女主人公的毁灭时毫不留情的笔致,我感到的是作家通过将自己视为“例外”而拥有的一种“外部”视线,作家以这种特权的外部视线刻毒地观察着女主人公。若是自我批评,必然会伴随一种苦涩,但这种苦涩感在作家身上过于稀薄,使我只能感到她的恶意。男作家或许还会对女人抱有一分幻想,女作家连幻想也没有,所以,厌女症更为彻底。自己是“丑女”、自己不得男人喜欢、自己已经退出“女人”世界,对观察者而言,这等于一个安全地带。被嘲笑的,不是我,是其他女人。厌女症乃他人之事,与己无关。林真理子描写男女之间的算计、背叛、狡诈、欺骗,逼真而高妙。在她的作品中,女人是男人的欲望对象,男人是女人的利用道具,女人与女人是竞争对手。读了她的书,想对女人不抱怀疑厌恶之心,很难。林真理子之所以能写得出来,是因为对她来说,厌女症乃“其他女人”的事。这种他者化的机制,她的读者与她共有。有证言表明这一点。据说,林真理子通过让自己立于“例外”的位置,站在了产出厌女症的父权制一方并协助对这种体制的强化和再生产

    第十五章权力的色情化

    一、夫妻关系的色情化

    ·米歇尔·福柯在《性史》一书中,列举了四项近代之后的“性欲望的装置”:一、儿童的性的教育化;二、女性身体的歇斯底里化;三、性欲倒错的精神病理化;四、生殖行为的社会化。“儿童的性的教育化”,指儿童的性成为管理对象,尤其指对手淫行为的禁止成为儿童教育规训的一项内容。“女性身体的歇斯底里化”,指女性的身体被视为性身体,对性欲的压抑被视为导致“神经病女人”的原因。“性欲倒错的精神病理化”,指除异性间性器官接触以外的多种性爱方式被视为错乱反常的快乐,通过精神病理学将之视为异常。“生殖行为的社会化”,指夫妻关系以异性恋配偶为正统,作为生殖单位被置于社会的管理控制之下。经由这四项对“性”的管理,达到社会对个人“生命”的管理,“生命权力”(bio-power)由此形成。上述历史变化,导致四类人群成为控制管理的对象:“手淫的儿童”“歇斯底里的女人”“反常性欲者”“马尔萨斯主义的夫妻”。正统的异性恋夫妻之间的性爱,由此被置于特权地位

    ·夫妻性爱的特权化,带来了两种变化。一种变化是,原本存在于婚姻内外的性,被限定在夫妻之间;另一种变化是,在夫妻关系中,性爱原本并非必不可少的纽带,但现在却被置于核心位置,即,“性家庭的诞生”。还有一个重大变化,是夫妻之间的性被“色情化(eroticize)”了。谈论“快乐”的话语,由此登场。权力对性的控制,通过对快乐的管理来达成,即“权力的色情化”,这才是核心所在。福柯称为“权力的感官化(sensualization of power)”,此处的“感官(sense)”,别无他义,直指“色情感官(erotic sense)”。

    ·对于新婚妻子的此种经验,盖伊称为“资产阶级经验(bourgeois experiences)”,这是很正确的。作为“资产阶级经验”的性的感官快乐,是有历史性和阶层性的。福柯一言道破,性本身为阶级的产物,因为性是一个阶级为了将自己区别于其他阶级(此处为资产阶级区别于贵族和劳动者阶级)而产生的。同时,“感官教育(education of the senses)”一词,亦极富启示。的确,所谓“感官”,正是被教育、被学习、被陶冶、被控制之物。性的感官亦非例外。认为感官是“自然”“本能”因而没有历史变化的观念,只是近代的关于性的神话而已。此处的“神话”一词,意为“没有根据的信念之总和”。将性“自然化(naturalization)”,也是“性的近代”的主要特征。那是以“自然”取代“神”、将“自然”置于“神”的位置的近代社会的必然归结。

    二、个人隐私的成立

    ·在福柯的四个“压抑假说”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性的隐私化(privatization)”机制,即,把性逐出公共领域,将之隐匿起来,圈入私人领域即家庭之中,此后,家庭显著地成为充满性意味的空间。不过,这里必须赶紧附加一句,“性的隐私化”,并不意味着性的压抑,而是使之特权化,并与个人人格相结合。正如福柯指出,“压抑假说”并非字面意义的“压抑”,背后伴随着一个“说出你的性!”的强迫告白制度。禁止与命令,互为一组配套机制,使性更具特权,性行为成为人格的指标

    ·“隐私”的词源,来自拉丁语的“被剥夺的”一词。被剥夺了公共权利的领域,转为拒绝公共权力介入的领域,即私人领域。可同时,这个私人领域又成为公权无法抵达的黑箱、公法无力进入的不法地带。由此,父权支配、妻儿服从的“家庭的黑洞”,得以形成。关于这个问题,在近代家庭史领域有详细研究。于是,所谓“隐私”,对于强者,意味着不受公共权力牵制、可以自由支配的空间;而对弱者,则成为得不到第三者的介入和保护的空间

    三、性满足的权利与义务?

    ·在丈夫的引导下体味到性之快乐的妻子,“白昼如淑女,夜间似娼妓”,成为资产阶级性道德的一个范本

    ·在“夫妻关系色情化”的观念之下,妻子对丈夫拥有“快乐的权利与义务”,可那必须只对丈夫行使。丈夫不但将快乐教给妻子,还通过“调教”处女的妻子,将快乐的模式刻印在她身上,使妻子再不可能从其他男人那里得到快乐

    ·快乐取代权力,可以实现终极的男性支配。可是,对于“权力的色情化”,我们不应该理解为“色情取代了权力”,正解应该是,“权力以色情的形式出现”,或者,反之,“色情以权力的形式出现”。

    四、施虐/受虐的诞生

    ·“权力的色情化”,指支配以性爱的形式进行;反过来,“色情的权力化”,则指有人(主要是男人)用暴力和支配的形式表达性爱。所以,如果有女人想,“丈夫爱我爱到打我”,“连打都不打,是他不爱我了吗?”也未必是完全的误解。性与暴力有一个共通之处,两者皆为卸下自我防卫的安全装置、失去常态地过度近距离地接触对方身体。我们知道,暴力的快感可能唤起性的快感,反之亦然

    ·虐待狂有施虐与受虐的双重快感是理所当然的。施虐者与受虐者不能截然分开,施虐者可以在想象中与受虐者同化,两者之间能轻易地转换角色。在有复数行为者参与的社会性活动中,各人按照一定的规则扮演自己的角色。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亦然。同时,正因为这是一种角色的扮演,所以,扮演者的角色是可以相互转换的。性关系也不例外。不过,当施虐/受虐的快乐与性别结合起来之后,男人以施虐为快乐,女人以受虐为快乐,通往快乐的路径就这样被规定和确立起来

    五、性的“去自然化”

    ·我在这里的课题,与以福柯为代表的所有从事性现象研究的学者一样,是将性历史化,也就是将性“去自然化”,即,解构将性视为“自然”的观念。我们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是,性现象具有多面性,从暴力、施虐到爱恋、亲密,跨度很大。因此,在性现象中,不存在“本质”。也就是说,“性本来是具有攻击性的”“性(应该)是亲密情感的表达”,均仅为一种规范命题。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与性优先地结合的某一特定物的可能性,即,什么东西最容易与性合为一体。我受福柯启示而使用的“权力的色情化”这一用语,则指在近代社会中,色情与不对称的社会性别关系即权力关系相结合的现象。

    ·知道性爱的历史与从性爱的现实中解放出来,不可等同。文化,是一种集团的习惯性生活方式,可视为一种广义的生活习惯。生活习惯,就像“生活习惯病”,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体形和体质。作为文化的生活习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思维方式,甚至感情方式。“寻求关系的女人”所寻求的关系,是多样的,并不限于“对等”的一种,不少人甚至若非垂直的上下关系就不能“发情”。色情是被文化和历史的条件所规定的。“女人的脖颈很性感”。“女人的腿弯让人心跳”之类,不过是身体在描摹文化在身体中刻下的印迹而已。正因为色情是文化的“发情装置”,所以才需要知性和教养

    ·当她回想两人的夫妻关系时,她说那是一种“师徒关系”。可是,随着她作为记者崭露头角,师徒关系开始倾斜。他有了年轻的情人,离开了她。在她眼中,他是在与别的女性重复当年与自己之间的师徒关系。的确,变了的是妻子一方,没变的是丈夫。男人只能爱上处于自己指导之下、让自己立于优势的女人,不过这完全没必要用遗传基因荷尔蒙之类来解释。女人一方也曾经体味过“被支配被指导”的快感,后来才从中“毕业”,并非单方面的受害者

    ·当一个男人“保护”女人时,他的外敌常常是比自己更强有力的其他男人。“保护”,不过是“所有”的另一种表达,却成了“爱”的代名词,这正是“权力的色情化”。女人的爱,有时也表现为服从与被拥有。“我跟着你”“一生也别离开我”,这种表达就是典型。女人只知道,“爱”就是“勤快地照料他的日常生活”,一旦喜欢上一个男人,就到他的住处去,为他打扫屋子洗衣服做便当。这正是近代家庭制度中的“照料照顾”的角色,女人的“爱”,只能以这种方式来表达。

    ·所谓文化,便如同强制性地加在我们身体与精神上的模型,去掉这个模型,就像不穿整形矫正服就不能走路的患者,或许身心皆会坍塌。可是,模型毕竟只是模型。既在变化,也能改变。改变生活习惯并非易事,但认识到那不是宿命而只是习惯,总是好的。

    ·色情与权力,本为异物,让两者分离,将权力送回权力的原本之处,让色情充满更丰富的多样性……这并非不可能。

    第十六章厌女症能够超越吗

    一、厌女症的理论装置

    ·让一个男人“成为男人”的,是其他男人;承认一个男人“成了男人”的,也是其他男人。女人至多不过是男人“成为男人”的道具,或作为“成了男人”的证明伴随而来的报酬奖赏而已。与此相反,让女人“成为女人”的,是男人;证明一个女人成了女人”的,也是男人。

    ·对于男人,异性恋秩序,是一种证明男人为性主体的装置。在异性恋的装置之下,男人与女人并非对等的一“对”。男人处于性欲望主体的位置,女人处于性欲望客体的位置,这个关系在男女之间是不对称的。异性恋秩序是一种“命令”,要求男人不得以同性男人为性欲望的对象,他的性欲望对象只能是“非男人(即女人)”。反过来说,被男人视为性欲望对象的人,便成为“非男人=女人”。如果那个对象是男人,他便被女性化,被视为“像女人一样的男人”。在这里女人”的定义就是男人性欲望的客体。因此,不能唤起男人性欲望的女人,在定义上便“不是女人”。男性同性社会性共同体,指相互承认对方为“性主体”的男人之间的集团。被这个集团排除在外的人、其存在理由仅为被男人欲求和拥有的人,则被给予“女人”之名。那么,男人集团的成员,将女人视为比自己低劣一等,便是理所当然。所谓女人,是对“非男人的人”标注特征的名称。这个群体被划入另一个范畴,其特征必须与被视为属于男人的一切美德与名誉区别开来。女人与男人不同,是“不勇敢的人”“不坚强的人”“没有领导决断能力的人”“懦弱的人”“小心谨慎的人”“无能的人”,一言蔽之:“不能成为主体的人”。所有这些“女人属性”,都是被制造出来的适合成为男人支配对象的属性所以,异性恋秩序的核心为厌女症,就完全不奇怪。因为,唯有“不是女人”的自我身份认定,支撑着男人们的“男人气”。一个男人,只有把女人当作性的客体证明自己已经成为性的主体之后,他才能得到同性集团的认可,获取进入男人共同体的正式成员资格。

    二、欲望三角性

    ·在吉拉尔的“欲望三角形”中,让人渴望与之同化的“他者”,必须是尊敬、爱恋或竞争的对象,所以,生出这种欲望的男人之间,常为父与子、师与徒、前辈与后辈或互为对手的关系。如果对对方不抱敬意,“他者的欲望”就不会产生价值。

    典型代表,节选自阿瑟·米勒《推销员之死》。哈皮提到自己与第三位经理的未婚妻偷情,目的是报复未来的上司:“也许是我的竞争思想发展过头了”。从最后一句话可以看出,他并不是个诚实的人,因为他所以与那女子性交,并不是出于“喜欢”而完全是本能地“想要”。对于哈皮,那女子所以有价值,“无他,

    ·在“欲望三角形”中,欲望的主体仅限于男人,女人只是没有个人意志的欲望客体。通过对同一客体的欲望,男人们相互承认对方为共有同一种价值观的欲望主体。男人欲求的女人,比起女人欲求的男人,价值尺度更为一元化更单纯明了,原因或许就在于此。因为男人必须要向其他男人夸耀到手之物的价值。盖尔·鲁宾(Gayle Rubin)更明确地指出,位于异性恋秩序根基的欲望三角形,不是由复数的男女构成的,而是由(作为欲望主体的)两个男人和(作为欲望客体的)一个女人来构成的。她以列维-斯特劳斯的“婚姻交换”理论为基础,【不是将婚姻视为一对男女的纽带而是视为通过女人的交换建立起来的两个男人(两个男人集团)之间的纽带,女人只是男人之间的纽带的媒介物。所以,异性恋秩序将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男人之间不带性意味的纽带)和厌女症(对女人的排除)置于核心,同时伴随同性恋憎恶(对同性恋的驱逐)。】

    三、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同性恋憎恶、厌女症

    ·与男性共同体相比的同性社会性纽带,在女人之间是不存在的。塞吉维克设想了女性之间的纽带,但她同时也指出了性别的不对称。即,对于男人,同性社会性欲望与同性恋之间,是隔断的,但对于女人,其间却是连续的。但,只要性别关系中还存在权力的不对称,女性之间的纽带即使存在,也与男人之间的纽带不可同日而语。因为通过与同性集团的同化所能得到的权力资源,男性集团与女性集团相比,多寡之差是压倒性的。谁愿意主动去与处于劣势的集团同化呢?即使女性的同性社会性欲望与同性恋之间有连续性,那也只是一种甘居劣势的不利的选择,与之相比,女人不如接受性欲望客体的角色,归属于男性集团,通过这种途径去寻求权力资源的分配,虽然这个途径只是间接的,但效率却远远更高。只要女人还是被置于围绕男人(被男人选上)的潜在竞争关系之中,女性之间的同性社会性纽带,即使存在,也是很脆弱的。

    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同性恋憎恶、厌女症的整体关系概念图

    四、“性的近代”

    ·塞吉维克提出的三项配套的概念装置,用于说明福柯所说的“性的近代”尤其是异性恋秩序,非常有效。反过来说,只要这个概念装置还有效,那便意味着,我们还没有从“性的近代”中解脱出来。至少,直到用这个概念无法说明的例外的事态不断出现、或更具说服力的别的概念登场之前,我们还处于“性的近代”之中。

    ·男人常常会恋慕“好友的恋人”“老师的妻子”“领主的夫人”,等等,毫不奇怪。中世纪的骑士道恋爱,对象是不能到手的已婚贵妇人,而这正是浪漫恋爱的原型。那个女人之所以有价值,无他,只因为是上司之妻。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学家乔治·杜比揭示出,骑士道恋爱的一个功能是,通过崇拜同一个女性使骑士团这个男性共同体的纽带得以维持和强化

    五、超越厌女症

    ·“由于我出生成长在一个厌女症根植太深的世界,我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厌女症的世界。”超越厌女症有两条路径。一条是女人的路径,一条是男人的路径。关于前一条路径,我要对一个广泛流通的误解作出解释,即“女性主义者也有厌女症”之说。对于此说,我们点头称是即可,没有任何否定的理由。原因之一,生于长于这个厌女症的社会,不被厌女症侵染的女人,恐怕不存在。原因之二,女性主义者就是自觉意识到自身的厌女症而决意与之斗争的人。如果有女人自身完全不存在厌女症(那样的女人如果有的话),那她就不存在斗争的对象,也就失去成为女性主义者的理由。本来,何为厌女症,只有知道的人才能判定许多女人,正是因为知道了何为厌女症,才对此感到愤怒和痛苦

    六、男人的自我厌恶

    ·男人的自我厌恶有两点,一是“自我否认”,一是“身体蔑视”。关于男女在身体异化问题上的差异,我曾经提出过一个对比图式:女人是“朝向身体的异化”,男人是“远离身体的异化”。森冈说的男人的“身体蔑视”,与那个图式相符。借用提倡身体史的荻野美穗的精彩表达就是,女人被视为“身体度”高于男人。另一种表达为,女人从属于身体,男人支配身体。所以,女人终身诅咒自己为身体的奴隶,而男人则终身偿还将身体他者化的代价。男人对身体的厌恶,可称身为男人的宿疴。在这背后,存在着近代主体的形而上学,即我们熟知的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精神与身体的两项对立。男人锤炼身体损伤身体,是因为他们将自己身体彻底地他者化了,他们被迫要显示自己是身体的主人,即主体=自我。与精神相比,身体处于劣位,所以性欲,这身体的欲望,便被视为“肮脏”,而那种欲望又只能通过更劣等的女人才能满足,男人对身体的诅咒,当然只会越来越深。

    ·男人(女人)对身体的自我厌恶,也表现为“去身体化”,即脱离自己身体的愿望。这种欲望有时表现为向女人(男人)身体的同化。或许,男人(女人)的“女装(男装)趣味”,其实是向理想中的身体同化的渴求,而非性别越界的愿望

    ·男人在与他者身体发生暴力关系以前,应该先是对自己身体的暴力。这一方面表现为不顾身体安全的鲁莽或勇气,另一方面表现为酒精中毒、毒品中毒等慢性自杀。对身体的过度关注,被视为“懦弱”“像个女人”等男人气的欠缺。无论走向哪一方,等在男人前面的,都是“自我厌恶”。

    ·超越厌女症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停止对身体的他者化。换言之,停止成为身体及身体性的支配者,即精神=主体。停止将与身体相关的性、怀孕、生育视为“女人领域”。如果像森冈所言,男人也想接受“一个完整的自己”,那么,就应该与包括身体在内的自己和解。正面面对身体的欲望和欲望的归结,关注陪伴身体的变化,不要贬低以身体为媒介的亲密。无论对谁,身体都是不能随心所欲的最初的他者。

    2020-12-18 09:30:16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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