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行的黑色对《来日方长》的笔记(4)

上行的黑色
上行的黑色 (和尚)

读过 来日方长

来日方长
  • 书名: 来日方长
  • 作者: [法]路易·阿尔都塞
  • 副标题: 阿尔都塞自传
  • 页数: 440
  •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出版年: 2013-5
  • 第1页
    在我做出那种行为,又——按照很自然的说法——有幸得到不予起诉的裁决之后,我的不甘沉默很可能让人们觉得被冒犯了。
    但如果我未曾这样有幸,我就必须出庭受审。而如果我出庭的话,我就必须答辩。
    这本书就是我在那种情况下本该被迫做出的答辩。而我的全部要求,就是人们允许我答辩;请人们现在允许我做这件原本可能是履行义务的事。
    当然我意识到,我在这里试图做出的答辩,既不符合一场未能举行的庭审的规定,也不符合庭辩时应采取的形式。不过我扪心自问,如果过去和将来,我永远都不会按照其规定和形式出庭,这是否终究会让我力图要说的话,愈加不能领教公众的评判及其自由呢。无论如何,后者才是我希望的。想要平息一种内心的不安,只能没完没了地招致别的不安,这就是我的命运。
    这件事,我一直保留着完整而准确的记忆,直至其中的细枝末节,在我饱经磨难之后,它已永远刻在了我的心中——那是在两个黑夜之间,一个是我从中醒来的不知哪个黑夜,另一个是我又要进入的黑夜,我将说明它是何时、以及如何发生的:这就是那个杀人的场面,像我经历过的那样。
    蓦然间,在师范学校的公寓里,我穿着睡衣站在我的床前。一道11月份的灰暗的阳光——这是16日星期天,将近早晨9点——从高高的窗户射向左面,照着我的床脚。窗户两边很久以来就挂着陈旧的帝国式样的红窗帘,由于年深日久已经破损,被太阳晒得焦黄。
    在我面前:埃莱娜 仰面躺着,她也穿着睡衣。
    她的骨盆抵着床沿,双腿随意地垂向地毯。
    我紧挨她跪着,俯向她的身体,正在给她按摩脖子。我经常会默默地给她推拿,按摩脖梗、后背和腰:我跟当战俘时的一个同伴小克莱学会了这门技术,他是个职业足球运动员,而且样样在行。
    不过这一次,我按摩的是她脖子的正面。我用两个拇指按在她胸骨上部的肉窝处,然后斜着用一个拇指向右按,一个拇指向左按,慢慢地接近耳朵下面较硬的部位。我的按摩呈V字形。我感觉前臂的肌肉非常疲劳:我知道,按摩总是让我的前臂不舒服。
    埃莱娜的脸一动不动,神色安详,她睁开的双眼凝视着天花板。
    我蓦然间受到惊吓:她的双眼没完没了地凝视着,尤其是有一小截舌尖停留在牙齿和嘴唇之间,显得异常而又平静。
    当然,我曾经见过一些死人,但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被勒死的人的脸。然而我知道这是一个被勒死的女人。这怎么可能呢?我站直身子,大喊起来:我勒死了埃莱娜!
    我惊恐万状,急忙拼命地奔跑起来,穿过公寓,冲下带铁栏杆的小台阶,这台阶通向有着大栅栏门的前院;我一直奔向医务室,我知道在那里能找到艾蒂安大夫,他就住在二楼。我没碰到任何人,因为是星期天,高师有一半是空着的,而且人们还在睡觉。我三步两步爬上医生住处的楼梯,嘴里一直喊着:“我勒死了埃莱娜!”
    我猛烈敲打医生的房门,他也穿着睡衣,终于神情迷茫地给我开了门。我不住地喊着我勒死了埃莱娜,我拽着医生的睡衣领子:叫他火速去看她,否则我就放火烧了高师。艾蒂安不相信我的话,说“这不可能”。
    我们急忙又跑下楼来,这时我们俩都来到了埃莱娜面前。她那双眼睛始终凝视着,在牙齿和嘴唇之间露着一点点舌头。艾蒂安给她做了听诊:“没办法了,太晚了。”我就说:“难道救不活了吗?”——“不行了。”
    这中间,艾蒂安要求离开几分钟,留下我独自一人。后来我才明白他大概是去打电话了,给校长、医院、派出所什么的,谁知道呢?我等待着,没完没了地发抖。
    长长的、破成碎片的红窗帘在窗户两边耷拉着,其中右边的那幅紧贴着床脚。我仿佛又看到了我们的朋友雅克•马丁,[1963年] 8月的一天,他被发现死在十六区的那间小屋里,躺在床上已经好几天了,胸前放着一枝长长的、鲜红的玫瑰:对于二十年来一直爱着他的我们两人来说,这是传递了一个无声的信息——为了纪念贝洛扬尼斯——,一个来自冥界的信息。于是我从高处的红窗帘上抓过一小绺扯破的下摆,没有弄断,一直把它拉到埃莱娜胸前,从右肩凸出的部位直到左边的乳房,斜搭在那里。
    艾蒂安又回来了。这时一切都变得混乱起来。好像他给我打了一针,我跟他又走过我的书房,我看见有个人(我不知道是谁)在那里取走我从高师图书馆借的书。艾蒂安提到医院。我堕入了黑夜。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在圣安娜 “醒来”。
    请读者原谅我。这本小书,我首先是为我的朋友们写的,如果可能的话,也是为我自己。大家很快就会明白我的理由。
    在悲剧过去之后很久,我才知道我的两位亲近的人(他们大概不是仅有的两位)曾经希望我不要得到不予起诉的裁决,这个裁决认可了在埃莱娜死后的那个星期里,在圣安娜进行的三项法医学鉴定;他们希望我在重罪法庭出庭。可惜这只是一厢情愿罢了。
    由于病情严重(精神错乱、梦幻谵妄),我无法经受在公开审理程序中出庭;预审法官来访,也没能从我嘴里掏出一句话。另外,根据警察局长的命令,我被强制受到监护,不再拥有自由和公民权。我被剥夺了一切选择,实际上是被卷入了一套我无法逃避的官方程序,对此我只有服从。
    这套程序有其明显的好处:它可以保护被判定不能对自己行为负责的被告。但它也隐藏着一些很可怕的弊病,而这是鲜为人知的。
    的确,在经历过如此漫长的考验之后,我突然发现自己是多么理解我的那些女友啊!我说到考验的时候,指的不仅是我在被禁闭时的经历,而且是在那之后的经历,此外,如果我现在不亲自而且公开地站出来说出自己的证词的话,那么还将包括我在有生之年被迫要经历的一切,这一点我看得很清楚。到目前为止有多少人,出于最好或最坏的感受,担着风险代我说话,或替我三缄其口!不予起诉的命运,实际上就是沉默的墓碑。
    1981年2月出于对我宽待而宣布的这项不予起诉的命令,实际上可以归结到1838年版刑事诉讼法典中著名的第64条:尽管有过三十二次想要改革的尝试,但都不了了之,所以这一条款始终有效。四年前,在莫鲁瓦政府时期,一个委员会再次审理了这个棘手的问题,它触及了行政、司法和刑事的一整套权力机器,而后者又是同有关禁闭的知识、实践和精神病学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的。这个委员会没有再开会。看来它也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
    实际上,自1838年起,刑法典就区别了两种相反的状态,一是罪犯在“疯癫”状态或“因强迫”而犯下其罪行的非责任状态,二是任何所谓“正常”人都可以被认定的、完全的责任状态。
    责任状态开辟了通向常规程序的道路:在重罪法庭出庭,有对立的各方参加的公开辩论,其中包括以社会利益名义说话的检察官 、证人、公开表达意见的控辩双方律师,以及自己对事实作出个人解释的被告。具有公开性的整个这套程序的结束,是由陪审员进行秘密审议,他们公开表态赞成宣告无罪或是判处监禁,于是得到确认的罪犯便要遭受确定期限的牢狱之苦,他在那里被“认为”应该向社会偿还债务,从而“洗刷”自己的罪行。
    相反,法律上合法的非责任状态中断了在重罪法庭公开对审的出庭程序。它事先就直接决定把杀人凶手禁闭在精神病院。这时罪犯同样“不能再危害”社会了,但在一段不确定的时间里,他被认为应该接受其“精神病”状态所必需的精神病学治疗。
    如果在公开审判之后,杀人者被宣告无罪,他就可以昂首挺胸地回家去了(至少原则上如此:因为舆论可能见他被宣告无罪而愤愤不平,而他也可能感受到这一点。在这类丑闻中,总会有知情者的声音来取代公众的敌意)。
    如果罪犯或杀人凶手被判处监禁或被禁闭在精神病院,那么他便从社会生活中消失了:就监禁的情况而言,是一段依据法律确定的时间(如果减刑的话还能缩短);就禁闭在精神病院的情况而言,则是一段不确定的时间,还带有这样一种加重罪行的情节:如果受到禁闭的杀人凶手被认为丧失了健全的判断力,因而丧失了做出决定的自由,他便可能失去法律人格,被警察局长托付给一位“监护人”(法律界人士),由后者掌管他的签字事宜,以他的名义和身份行事——而另一个囚犯只是在“刑事”上失去法律人格而已。
    正由于杀人凶手或罪犯被认为对他自己(自杀)和对社会(重新犯罪)来说都同样是危险的,所以就通过把他要么关进监狱、要么关进精神病院的办法,使他不再造成危害。为了了解情况,我们不妨看一看,虽然近来有所进步,但许多精神病院仍然形同监狱,甚至还存在着各种安全或强制措施,专门对付“危险的”(烦躁和狂暴的)病人,那里的深壕沟和铁丝网、有物理或“化学”作用的紧身衣,都会勾起人们可怕的记忆。这些强制措施往往比许多监狱还要恶劣。
    一方面是监禁,另一方面是禁闭:我们看到这种条件上的相近在不明真相的公众舆论那里引起了某种一视同仁的看法,便不足为奇了。不管怎样,监禁或禁闭依然是对杀人行为的正常惩罚。除了紧急情况——所谓急性的病例——是无可厚非的,住院对病人和医生都不无损害:它往往把病人变成了老病号,也迫使医生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在那里,他被认为“假定了解”病人的一切,经常与病人处在令人焦虑的面对面关系中,更经常地,是用一种假装的无动于衷和一种咄咄逼人的攻击性来主宰病人。
    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公众舆论很自然地认为,罪犯或杀人凶手可能重新犯罪,因而总是“危险的”,应该或本该让他无限期地——终其一生——退出社会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听到那么多愤怒的声音,有些人出于偏见,培植着社会性的焦虑和犯罪,他们以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名义,形成一种习性,反对给“表现好”的犯人准予在刑满之前外出或提前释放的许可。这就是为什么围绕“终身监禁”的主题有那么多议论,把它不仅当作死刑的替代办法,而且当作对危害“儿童、老人和警察”安全的整个一系列令人发指的罪行的“自然”惩罚。在这种情况下,“疯子”被认为属于更“危险”的范围,因为他远比一般罪犯更“难以预料”;既然他生来就要被禁闭的命运把他同“精神健全的”罪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又怎能逃脱同样的担心害怕的反应呢?
    不过还应该更进一步考虑这个问题。不予起诉的状况实际上使这个被禁闭的疯子承受着来自公众舆论的其他许多偏见。
    实际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最终在重罪法庭出庭并得到确认的罪人会被判刑,刑期一般是有限的,两年、五年、二十年,而我们知道,至少到目前为止,终身监禁也可以在时间上获得减刑。他被认为在监禁期间应该“向社会偿还债务”。一旦偿还了这笔“债务”,他最终就可以正常地回到生活中去,原则上不再有欠帐要还给什么人了。我说“原则上”,是因为现实并不那么简单,它不会紧跟法律的步伐——有许多情况可以证明这一点,诸如:在嫌疑人(只要提不出他犯罪的证据,就被认为是无辜的)和罪人之间如此普遍的混淆;地方性或全国性的丑闻长时间留下的敏感的印象;新闻媒体以提供信息为由,长时间肆意传播的种种指控的流言;一切喧嚣,它们会长时间心怀恶意,不仅对已被宣告无辜的被告,而且对已经“老老实实”服刑的被判刑罪犯纠缠不休。但毕竟还应该说,那种关于对社会“欠债”和“还债”的意识形态,其作用无论如何都照顾到了已经服刑的犯人的利益,而且在一定范围内,甚至保护了刑满释放的罪犯;另外,法律还给他提供了最后的手段,以对抗与“既决案件”相反的任何指责:重返社会或得到赦免的罪犯,当有人针对他重提有损名誉的往事时,他可以起诉那人诽谤。我们知道有无数这样的例证。因此,刑罚“消除了”罪行,而且在时间、隔离和沉默的帮助下,过去的罪犯可以重新开始生活。谢天谢地,在这方面也同样不缺乏例证。
    至于杀人的“疯子”,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把他禁闭起来的时候,显然没有可预见的时限,即便人们知道或本应知道,原则上任何急性症状都是临时性的。但实际上,就算是急性症状,医生通常——尽管并不总是如此——也根本不能确定一个哪怕大概的期限,来预测病人的痊愈。好在刚开始做出的“诊断”会不断改变,因为在精神病学上,只有进展性的诊断:只有根据病人病情的进展才能确定诊断,从而改变诊断。而伴随着诊断,当然也能够确定和改变治疗的方法,以及预测的前景。
    不过,有的报刊从来不把急性而短暂状态的“疯狂”和作为一种命运的“精神病”区别开来,因此,它们所培植的公众舆论,更是一上来就把疯子看成精神病人,而一说起精神病人,当然就意味着终身患者,因而是可以禁闭起来,并且被终身禁闭的:“Lebenstodt” ,正如德国新闻界的精辟说法。
    精神病人在整个这段被禁闭的时间里,除非他能够自杀,当然还继续活着,只不过是在疯人院的隔离与沉默中活着。对那些不来看望他的人们而言,他仿佛是墓碑下面的死人,可又有谁会来看望他呢?但是,由于他并没有真正地死掉,由于人们并没有宣布他死掉,如果他是个名人的话(无名之辈死了算不了什么),他就慢慢地变成了一副活死人的样子,毋宁说不死不活之人;他不能显示出生命的迹象,除了对亲友和那些关心他的人(这种情况极为罕见,有多少被禁闭的人几乎从来没有人看望——我在圣安娜和别的地方都曾亲眼见过这样的事!);他也不能对外界公开表达自己的想法,实际上,恕我大胆地采用一个说法,他的类别也属于世界上一切战争、一切灾难都会留下的那份阴暗的记录:失踪者的记录。
    我之所以要谈论这种奇怪的状况,是因为我经历过这样的状况,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至今仍然在经历着这样的状况。甚至从精神病院禁闭状态中获释两年之后,对于熟悉我名字的舆论来说,我还是一个失踪者。不死不活,尚未埋葬,但却“无所作为”——这便是福柯用来说明疯狂的漂亮字眼——:失踪者。
    人死了,就是给一个个人的生命画上句号,于是人们把他埋在墓地里;然而失踪者却与死人不同,他使舆论冒着一种独特的风险,就是他能够(正如我目前的情况)重新出现在生活的光天化日下(福柯曾描述自己:“在波兰自由的明媚阳光下”,那时他觉得自己痊愈了)。然而,要知道——何况人们每天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可能重新出现的失踪者的独特身份,总会使人对他抱有某种不安和敌意,因为舆论暗中担心这样的失踪并不能彻底结束一个被禁闭的罪犯或杀人凶手的社会存在。实际上,这关系到对死亡及其威胁的焦虑,一种无法回避的内驱力。对公众舆论来说,事情本该由于凶手的禁闭而彻底了结,但与令人揪心的事件相伴随的、暗中扩散着的敌意,现在却因为担心禁闭不能永久维持而加剧了。一旦被禁闭的“疯子”重新出现在生活的光天化日下,甚至带着有资格的医师的担保,于是,一方面是这种出人意料、令人极为不快的明摆着的事实,另一方面则是当初杀人的丑闻——那个据说是、而且自称是“痊愈了”的罪犯的归来,又唤醒了这方面的记忆——在这两者之间,舆论不得不去寻求和发现某种妥协之道。然而,这种事在急性发作的病例中是极其常见的。他究竟会干些什么呢?重新犯罪吗?这样的例子多的是!他,一个“疯子”,可能再变回“正常”人吗?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他在犯罪的那一刻,不就已经有这样的可能了吗?关于罪行、死亡、“终身的债务”,以及危险的、无法预料的“疯子”,人们有一整套自发的(但也是被培植起来的)意识形态,因为它的蒙蔽,人们的意识变得昏聩盲目,在那里,过去从未举行的审判就要在公众当中重新开始,甚至终于开始了,而发疯的杀人凶手一如既往,丝毫没有为自己解释的权利。
    最后还得谈谈一个奇怪的悖论性的要点。某个被控犯罪、却并未有幸不予起诉的人,当然要经受在重罪法庭公开出庭的严峻考验。但在那里,至少一切都可以成为控告、辩护和公开进行个人解释的材料。在那样的“对审”程序中,被控杀人的凶手至少拥有法律承认的可能性,可以依赖公开的证据、辩护人的公开辩护,以及公开的控告理由;尤其是他拥有权利、拥有无价的特权,可以亲自出面,以自己的名义公开地就他的生活、他的杀人事件和他的未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并做出解释。不论他被判刑还是被宣告无罪,他至少能够自己公开地表达想法,而新闻界也至少在良心上有责任公开转载他的解释,转载依法公开了结案件的这场审判的结论。如果杀人凶手自认为受到了不公正的判决,他可以鸣冤,我们知道——而且往往是在一些很重要的案例中——这样公开鸣冤的结果,就是导致重启审判程序并宣告被告无罪。有些委员会可以公开地为他辩护。通过所有这些方面,他既不是独自一人,也不是没有公开的援助:18世纪的意大利法学家贝卡里亚和继他之后的康德早已认为,有关程序和辩论的公开性的制度,乃是对于一切被控告人的最重要的保障。
    然而我感到遗憾的是,有幸不予起诉的杀人凶手的情况却迥然不同。有两方面的状况被极其严格地列入有关程序的事实和权利之中,不允许他有任何进行公开解释的权利。一方面是禁闭和相应的取消其法律人格,另一方面是医疗秘密。
    公众知道些什么呢?罪行发生了,他们从报刊上知道了尸体检剖结果(受害者是被“勒”致死的,多一句话也没有),几个月后,他们还知道了根据第64条的规定宣布不予起诉,再没有其他的评论。
    但是,公众对秘密进行的法医学鉴定的细节、理由和结果全无所知,这些鉴定是由行政当局指定的鉴定人在此期间做出的。公众对根据这些鉴定以及医生的第一手临床观察而得出的(临时性)诊断全无所知。他们根本不了解医生的评价、诊断和对病人禁闭过程的预后,不了解对被禁闭病人规定的治疗,不了解医生有时会面临可怕的困难,有时会突然陷入令人焦虑的绝境,同时还得继续做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当然,“无罪的”杀人凶手做出种种反应,他会继续不顾一切做出种种努力,以试图理解和解释发生悲剧的近因或远因,因为他是在无意识和谵妄的状态下,完全被动地投入这场悲剧的——对于这些,公众也同样全无所知。而当他出院时(假如他能出来的话……),公众对他的近况、他恢复自由的原因、他即便不被隔离也往往必须独自一人面对的可怕的“过渡”期,以及那些会不知不觉把他一步步引向幸存与生活之门的缓慢而痛苦的进展,同样全无所知。
    我谈到公众舆论(也就是它的意识形态)和公众:这两个提法也许并不涵盖同样的内容。但是在这里无关紧要。因为很少有什么公众不曾受到公众舆论的感染,也就是说,在诸如罪行、死亡、失踪和奇怪的复活这类事情上,受到某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感染:这种意识形态把整个法医学的和刑罚的机器连同它的制度和原则都牵扯进来了。
    但是,我还想谈谈亲友、家人和朋友们,或者再远一点,如果必要的话,谈谈那些认识的人。这些亲友从各自的角度、以各自的方式经历了一场悲剧,如果他们受到惊扰,却又始终得不到任何解释,那么一方面是残酷悲剧和某些报刊从中炒作、贩卖丑闻的事实,另一方面则是他们对于自己了解至深、往往偏爱有加(也不总是这样)的杀人凶手的情感作用,在这两者之间,他们觉得自己被撕裂了。之所以被撕裂了,是因为他们无法将自己亲人或朋友的形象,与变成杀人凶手的同一个人的模样迭合起来。他们也感到不知所措,想要寻找某种解释,可要么别人不给他们这样的解释,要么当某位医生鼓起勇气向他们说出一种假设,他们却嗤之以鼻:“空话,空话”!但他们若要对自己无法理解的事情形成一个初步的看法,除了那些负责治疗的医生,又能向谁讨教呢?于是,在同时作为职业秘密的“精神病学知识”的幌子下,他们遇到的尽是一些出于医德而基本上必须保持沉默的人,这些人只是为了克制自己的犹豫甚至焦虑,为了防止自己内心的苦恼影响到他人(这是常有的事),才经常做出一副对自己有把握的样子。
    于是,在病人的焦虑和亲友的焦虑之间,通常有一种奇怪的“辩证法”开始起作用了,而病人的焦虑在最严重、最强烈、威胁和后果也最重大的情况下(就像我当时的情况),也会很快地感染医生和护士。对医生来说,他必须“坚持住”,既要对付他自己的焦虑,又要对付“护理小组”的焦虑,还要对付亲友们的。但“坚持住”并不容易掩饰:对病人和亲友来说,再没有什么比这种太显而易见的斗争更不让他们放心的了,而医生正是通过这样的斗争,来反抗那通常会在他面前表现为可能出现的、不可逆转的命运的东西。是的,在医生的思想和亲友的期待的地平线上,也同样浮现出对病人来说终身禁闭的命运,只不过这是由于另外的原因。
    为了让病人付出巨大的努力,战胜自己,战胜阻挡着他的一切实际的和幻想的障碍,重新出现在生活中,重新在那里安身,亲友们即便是实际地、经常地、持久地帮助他(就像我当时的情况),但仍然会陷入同样的焦虑:他真能有一天从里面出来吗?他们时而会不再相信这一点。万一他就在医院里打算“重新来过”呢?尽管有保护措施,但没准儿他会重开杀戒,尤其是重新犯病呢?如果人们为了对付他的老毛病急性发作,再次把他送进医院,他还会有一天从里面出来吗?如果他不管怎样,总算是活了下来,那又得付出怎样的代价呢?他会不会永远带有那场悲剧及其后果的印记呢?他是会永远沦为一个意志消沉的人呢(这样的人我们见得太多了!),还是会带着他和任何人都无法控制的、危险的主动性,突然发起疯来,陷入按捺不住的躁狂症呢?
    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每个人都从各自的角度勾画了一些解释(有多少亲友,就有多少种解释;为了试图理解和承受那难以承受之事,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事后” ),以便对这场杀妻悲剧看得稍微清楚一点,那么,怎样才能把这些解释协调起来呢?而且,尽管他们始终搞不太懂,但由于目睹了某些表面的、性情上的蛛丝马迹,便还是——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借以杜撰出一套关于事件的想法,这些想法并不总是善意的(杀死一个朋友的女友,这种事并不总是容易让人承受的),那么,怎样才能把他们借以形成的关于悲剧的想法跟朋友们的“解释”协调起来呢,何况朋友们为自己和他们提供的这些私下的解释,这些秘密话,不管怎样,往往只是在“疯狂”的黑夜里所做的令人困惑的摸索,想要寻找那不可能有的一线光明?
    于是这些朋友,他们便处在一种十分特殊的境地。对于悲剧发生前的阶段和无休止的住院期,他们常常掌握着一些见闻和细节,是陷入深度遗忘症的病人自己已经忘记的,而这种遗忘症也作为一种防御保护着他。因此,除了对悲剧本身的时刻之外,他们在许多插曲方面,比他知道得更多。他们犹豫着,不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告诉他们那位朋友,生怕在他心中唤醒可怕的焦虑,对悲剧、对它的后果,尤其是某些报刊的含沙射影(尤其是在涉及某个“知名”人物的时候),所有人的反应,也许尤其是某些人的沉默,而这些人又是他很亲近的人。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中的每个人都从各自的角度探寻,或是尽力忘掉一切(这是不可能成功的尝试),而他们的秘密话会引起他们那位朋友的反应,因而有可能损害他们的手足之情、团契之谊:不仅会损害他们与那位朋友的情谊,也会损害他们自己之间的情谊。他们赌上的实际上不仅是他们那位朋友的命运,而且也许、大概、肯定还有他们自己彼此间友谊的命运。
    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到目前为止每个人都可以替我说话,尽管司法程序也不允许我作任何公开的解释,我还是决定要公开解释自己的行为。
    我这么做,首先是为了我的朋友们,如果可能的话,也是为了我自己:为了稍稍掀起压在我身上的这块沉重的墓碑。是的,为了完全靠我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无须任何人的建议和指教。是的,为了解放自己,尽管我极其严重的病情[已使我处在]那样的状况(我的医生们曾两次认为我在身体上已濒于死亡),尽管我杀了人,尤其还有,尽管我有幸得到的不予起诉的裁定造成了模棱两可的后果,而我在事实上和权利上都不能反对其程序。因为正是在不予起诉、沉默和公共生活的死亡所构成的这块墓碑下,我才被迫苟且偷生,进而学会了生活。
    这就是不予起诉所造成的某些不良后果,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要公开对自己经历的悲剧作出解释。我这样做别无他求,只是想掀起那块墓碑,把我所掌握的情况告诉每一个人,而不予起诉的程序却要把我终生埋葬在那块墓碑下。
    当然,如果人们看到我出来讲的话带有世上最大的客观保证,我将幸莫大焉:我不打算只把带有自己主观性的材料交给公众。因此,不仅在我禁闭期间,而且早在这之前,甚至在这之后,我都长时间仔细地请教过所有给我治疗的医生。我也仔细地请教过为数众多的所有朋友,他们不仅在我禁闭期间,而且早在这之前,就已密切关注着在我这里发生的一切(其中两位从1980年7月开始日复一日地记日记,一直到1982年7月)。我还就一些重要问题请教过药理学和医学生物学方面的专家。当然我也查阅了我妻子遇害时报刊上发表的大部分文章,不仅有法国的,还有好些外国的,因为我在那里也有名气。而且我可以看到,除了少数几个例外(显然是出于政治的动机),当时的新闻界还是很“得体的”。我还做了一件事,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愿意或能够这样做:我根据自己经历——和未曾经历——的事情,搜集并核对了所有可用的“资料”,好像对待某个第三者的情况那样。于是,我在完全清醒的责任状态下,决定最后该我出来讲话,公开地作出解释。
    我毫不含糊地避开一切论战。我现在开始讲话了:当然有人很愿意相信我只涉及到我自己。
    有人对我说:“你会把整件案子重新挑起来的。最好还是默不作声,别再‘推波助澜’了。”有人对我说:“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沉默加顺从,社会的影响太大了,你的解释什么也改变不了的。”我不相信这些谨慎的说法。我根本就不相信我的“解释”会再次引起关于我的案件的论战。相反,我相信我不仅能够把自己的事情解释得清楚一点,而且还能够带动其他人一起来思考一桩具体的经验,关于这种经验的批判性“忏悔”是很少有先例的(除了米歇尔•福柯发表的皮埃尔•里维埃令人钦佩的忏悔 之外;当然可能还有别人的,只是从来没有哪个出版商愿意为了哲学或政治的理由接受它们罢了)——这种实际经验,以其最尖锐、最残酷的形式,必定令我措手不及,因为它对许多司法的、刑事的、医学的、精神分析的、制度的问题,以及归根到底是意识形态的、社会的问题,提出了质疑和挑战,总之,是对那些或许与我们时代的某些人利害相关的机器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并且可以帮助这些人在近来一些重大的争论中看得稍微清楚一点,例如关于刑法、精神分析、精神病学、关进精神病院,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争论;这些关系甚至出现在医生的意识中,因为医生也不能逃脱一切种类社会制度方面的条件和后果。
    唉,我不是卢梭。但是我在构思这项计划,准备写一写我自己,写一写我曾经经历、并且仍在经历的悲剧的时候,我常常想到他那出奇的胆量。我并不打算像在《忏悔录》开头那样,跟他一起说:“我现在要做一项从无先例的工作。”不。但是我希望能够诚实地赞同他的宣言:“我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 我只是想补充说:“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或自认为理解的,这就是我完全不能再主宰的,但我已经变成了那样的人。”
    我要提醒的是:下面的文字不是日记,不是回忆录,也不是自传。舍弃其余的一切,我只想记取一些易于激发的情感所造成的冲击,正是这种冲击给我的存在打上了印记,并赋予它特有的形式:我就在其中认识自己,而且我想别人也能在其中认识我。
    这本记录有时是按照时间的顺序,但也会时而把叙述提前,时而在回忆中想起:这并不是为了把时间搞混,相反,是想通过不同时间的相遇,把有些东西突出出来,因为它们持久地构成了各种情感之间主要的和明显的亲合关系,而我自己也可以说就是围绕着这些情感被构成的。
    这样的方法对我来说当然是必要的:每个人都可以根据后果对它做出判断。正如他可以根据后果对某些暴力形态在我生活中展现的力量做出判断,不久前,我曾把这些形态称作意识形态国家机器(AIE) ,而让我自己感到惊讶的是,我不可能忽略它们的存在,以理解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
    2013-05-15 12:01:57 1人喜欢 1回应
  •                                 一个极具阿尔都塞特色的片段
    正午时,所有的人都停止干活了,蓦然间一片出奇的寂静罩住了那全部的响声。人的气味和汗水的气味这时又拥满了农庄的大屋,笑容满面的女主人端上来丰盛的饭菜。在出力干活和休憩的时候,他们是多么亲如手足啊!在背上用力的拍打,彼此招呼,从屋子的这头向那头召唤,欢笑,咒骂,说些污言秽语。
    我在这群陶醉于劳动和叫喊、筋疲力尽的人们的世界里自由地往来。没有人跟我搭话,也没有人对我有任何特别的留意,仿佛我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我自己也确信,将来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和他们一样的人。
    紧接着,有酒助兴——酒汹涌地倒满大杯子,流进敞开的喉咙——,开始出现笨拙嘈杂的歌声,唱得结结巴巴,彼此寻找,彼此错过,结果都走了调,最后终于凑在一起,迸发出令人激奋的嗓音:这是一首古老的农民起义斗争的歌曲(雅克雷起义的歌曲——令人联想起我想要叫的雅克这个名字),在这首歌里伯爵和僧侣们受到严厉的抨击。这时我骤然感觉,是的,自己已跻身于这些散发着汗水,酒肉和性欲气味的真正的男人们之列。于是有人争抢着递给我斟得满满的一杯酒,并且开些下流的玩笑向我挑战:小伙子敢喝吗?你是不是个男人啊?而我活了那么大,从来没喝过酒(我母亲说:对你这年纪来说,喝酒尤其有危害——我都十二岁了啊!),于是我便喝了一点,大家一致喝彩。接着歌声又高亢起来。而我外祖父坐在大桌子的一头,冲着我微笑。
    面对现实,请允许我做一番令人痛苦的坦白。这乱糟糟唱歌的场面(当然我是从外面听到的,如同1936年的一天,镇政府的屋子里挤满了人,迪克勒先生击败伯爵,当选为镇长),喝酒的场面,我不是在大屋里边亲身经历的。因此我是在梦想,就是说只是有强烈的欲望,要经历这样的场面。当然这样的场面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老实说,我应该把这样的场面看作并表述为经由我的回忆而产生的东西:包含着我的强烈欲望的一种幻觉。
    的确,我在回忆的联想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注意严格遵循事实:当然幻觉也是事实。
    2013-05-27 12:01:04 1人推荐 1人喜欢 回应
  • 十三
    我知道人们指望我在这里谈谈哲学、政治、我在党内的立场,还有我的书、它们的读者、它们的朋友和死敌。我不打算系统地涉及这个领域,它完全是客观的,因为它自有其结果;而任何人,如果他还不知道,可以设法去了解,即使读我的书也可以(在各国都有大量书目),不过请放心,它们不过是没完没了地反复谈论那屈指可数的少数几个主题罢了。
    反之,我对读者应该做的——因为这是我应该为自己做的——就是要解释清楚,我之所以特别依恋高师的哲学教师职业,依恋哲学、政治和党,依恋我的书以及它们引起的轰动,这方面的主观根源何在,从而了解我是怎样(这在当时并不是经过清醒思考的事情,而是晦暗不明的、大半是无意识的事实)最终得以把我的主观幻想投注并铭刻在我的客观的、公共的活动之中。
    当然,这远不是什么逸闻趣事或者“流水账”之类的东西,或者像如今在任何自传中都必不可少的虚妄不实之词(这是文学上空前的堕落),我只讲实质的东西。
    2013-05-27 12:01:50 回应
  • 十一
    什么是能够去爱呢?就是拥有自我的完整性,拥有其“力量” ,不是为了取乐,或者出于过分的自恋,而正好相反,是为了有能力做出馈赠,没有匮乏和保留,也没有懈怠,甚至缺陷。同样,什么又是被爱呢?不就是有能力被接受、被承认其馈赠本身是自由的,双方找到并“通过”他们作为馈赠的道路和途径,由以交换并接受心灵深处渴望的另一种馈赠:被爱,不正是交换可以自由馈赠的爱吗?但是,要成为这种交换的自由的“主体”和“客体”,就必须,怎么说呢,能够诱发,必须先以无条件的馈赠开始——如果你想要通过交换(这种交换与功利的锱铢必较完全相反)接受同样的馈赠,或者,比你所给出的还要更多。为此,理所当然而且显而易见的是,必须自身存在的自由方面不受限制,必须在自己身体和心灵的完整性方面不被损害,必须,可以这么说,不被“阉割”,而是拥有存在的力量(请想想斯宾诺莎) ,不要有任何一部分被切除,不要指望在错觉或虚空中去补偿它。
    2013-05-27 12:04:16 3人推荐 11人喜欢 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