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之对《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思想谱系》的笔记(2)

20世纪初，分科而治的现代学术体制登陆中国；一个世纪后，关于学术与制度的反思性讨论开始怀疑这种体制是否“天经地义”[1]。在中国历史学领域里的学术史反思，使得跨学科研究不仅更加名正言顺，而且成为学者竞相模仿的对象[2]。而在与历史学联系紧密的中国考古学领域，却出现了巩固学科营垒的建议[3]。

张忠培认为考古学应当与民族学严格分工[4]，而且他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提出近百年来推动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几次进步都产生于对考古学材料的研究与规律的发现，因此中国考古学未来的发展，也必然与本学科的独立意识密切相关[5]。事实上，把考古学建设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正是整个20世纪相关学者们努力的目标。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负责人李济。李济常说，“现代考古学”一词，重点在“现代”二字之上，强调作为知识背景的“人类史的大题目”和具体的田野发掘方法[6]。这一词汇直到“文化大革命”后仍被夏鼐沿用，改作“近代考古学”，同样强调与金石学的区别，认为地质学的影响和疑古运动共同开启了中国近代考古学兴起的序幕[7]。不过，李济与夏鼐的言说背景与20世纪末的学术背景完全不同。李、夏二人均可以在顾及中国“旧学根基”的前提下，强调现代考古学“现代”的那一面[8]，而不至于引发任何疑问。但在20世纪后半期的学术史建构中，到底“旧学”与“新学”[9]或具体而言“金石学”与“考古学”之间有着何种关系——隐含其间的问题就是谁对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形成具有决定意义——已经成为讨论的关键之处。

这个问题渊源于对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动力的探究。美国汉学研究的范式转型，即“中国中心观”对“冲击—回应”模式的批判，强烈地影响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各个子领域。当柯文（Paul A．Cohen）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中国中心观”时，是从“冲击—回应框架、近代化框架与帝国主义框架”三方面对此前三十年间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进行概括的。他认为，“这三种框架以不同的方式使我们对19、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曲解”。其中，既包括因为此类观念而引起的情感倾向，如认为西方进步、中国落后；也包括因为此类观念而引起的研究范围之褊狭，如忽略那些与西方入侵没有明显联系的各个方面的研究。柯文澄清自己的意图是“并不反对把诸如‘帝国主义’‘冲击—回应’，甚至‘近代的’这些词语严格而仔细地使用于一百多年来中国历史中出现的某些界限分明的具体过程或现象”。他反对的是“把这些概念当作广泛的、囊括一切的思想框架，企图据此告诉我们在整个历史时期中什么是重要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什么是不重要的”[10]。但事实上，阐释方式直接影响人们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的理解：到底是本土传统还是现代西方导致了各种变化？在柯文此书的中文版前言中，他提到包括艾尔曼（Benjamin A．Elman）的《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一书在内的四本出版于1984年和1985年的著作，认为它们都支持了自己的论点，即“倘想正确理解19、20世纪的中国历史，必需不仅把此段历史视为外部势力的产物，而且也应视之为帝制时代最后数百年出现的内部演变的产物”。艾尔曼的书成为学术史领域里支持内部演变说的范例。

艾尔曼则承认是从孔飞力（Philip Kuhn）关于中国清代社会关系变化的著作中得到了提示：“只有假定在19世纪之前中国社会尚未出现根本性的变化，我们才能承认，惟有西方势力的介入，才加速了传统王朝体制的解体，导致横扫传统文化方方面面的总体性革命的爆发。”但是，“早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的社会权威及权利结构、儒家精英阶层的凝聚力已开始崩溃瓦解”。他从18-19世纪的中国江南地区学术圈子的研究中发现，“知识阶层对帝国正统学术的批判早在18世纪已达到高潮。传统儒学经典一度拥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在那时即受到知识阶层日趋尖锐的挑战。这种挑战明显反映于他们的语言、数学、天文、地理、金石的实证性研究之中。18世纪的知识分子，运用这些研究成果，重新审视儒学遗产众多理论的合理性，对宋明理学对儒家经典解释所充斥的空疏之风极为不满。儒家经典受到全面的怀疑，并经由史学化，变成了寻常的史学研究对象和材料。这是知识阶层思想变化最显著的标志”[11]1。他将18世纪的考据学（考证学）与20世纪甲骨学研究崛起之间的联系作为证据，证明“现代中国学者从事的批评研究不仅是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影响的产物”，以及“清代出现的考证学派与20世纪中国学术话语存在直接的连续性”①200。

尽管艾尔曼此书最为突出的贡献在于从社会学的角度描述了考据学风气形成的原因，但他始终没有放松这一主题在构建一个中国近代史解释模式上所拥有的可能，而后者显然不如前者成功。艾尔曼的表述建立在外因与内因的二分状态下，其不证自明的前提是，要么外因重要，要么内因重要。如果内部已经出现了“根本性”变革，就证明外因是次要的。但是，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即使在19世纪之前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仍然要承认，惟有西方势力的介入，才加速了传统王朝体制的解体，导致横扫传统文化方方面面的总体性革命的爆发。”

史华兹（Benjamin I．Schwartz）在1985出版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一书开头，提到了“年轻一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抛弃西方冲击论、强调中国社会内部变化的趋势。但他认为，在中国的文明框架里并没有出现跟西方一样的传统与现代发生全盘质变性的决裂。“我们的确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即急剧变化的外在条件和新型心理情感（sensibilities）已经生成了全新的起点，但是明清思想家全然无意于证明这一点。”他说，因为“原始文本毕竟会为它的解释者的思想加上确定的外在限制，镶嵌在特定的充满自我意识的传统（如儒家）之内的正典（canonical）文本体系，可以决定性地造就后代思想家面向世界时所依恃的问题意识（problematique），正如治国术的传统可以持续地造就政治家的‘实际态度’一样”。正是由于“任何对待解释的真诚努力，都必然包含着对于文本本身的深切关注”，人们只有通过了解文本和解释者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才能对变化的程度和性质作出判断”[12]。从这个思路出发，艾尔曼提出的考据学与20世纪中国学术变迁之间的联系，就需要更具体详细的分析。

罗志田针对“中国中心观”在中国的流行也提出过批评，他提醒中国的研究者注意柯文一书的学术背景和针对对象，以及中国几十年间自身学术发展的特点[13]。可以看到，在“中国中心观”的口号下，无论美国还是中国学术界，都出现了坚定地强调“西方冲击”对中国19到20世纪变革的重要性的意见。

但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这简单的表态上，从“金石学”到“考古学”的历史探索几乎才刚刚开始。张光直和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都曾提到过中国考古学受传统金石学的影响[14]，但直到最近，罗泰仍然在呼吁应当进行这个部分的研究[15]。“金石学”与“考古学”这对概念的联系源自20世纪初作为舶来品的“考古学”进入中国之时。但为什么是由“金石学”与之联系？“金石学”在晚清的学术领域里到底代表了什么？它的繁荣标志着反对儒家经典和全部的宋明理学吗？观察清代学术研究内部的变化与外部出现的冲击能否作出外因重要或内因重要这样的简单总结？

如果我们仍然简单地将最近百年的考古学视为完全超越前代的学术，在研究目的、方法、手段、成果等各个方面都更“客观”和“全面”的东西，那么上述问题的提出仍然不能拓宽目前的研究。不过，已有学者对这一判断提出质疑。贝尔纳（Martin Bernal）认为：

过去一百五十年中，历史学家声称他们拥有一种可以与自然科学方法相类比的“方法”。实际上，现代历史学家区别于“前科学的”历史学家的方式要不确定得多。最好的早期作家是自省的，使用可信性的验证，并试图做到内部一贯性。而且，他们援引和评估他们的文献。与此相对照，19和20世纪“科学的”历史学家不能够给出对“证据”的形式证明，或者建立坚定的历史法则。而且，在今天，“方法论不合理”的控告不仅被用来谴责无能的作品，而且还被用来谴责不受欢迎的作品。这一控告不公正，因为它错误地暗示，存在其它方法论合理的研究来与之相对照。

他将“现代历史学家”与“‘前科学的’历史学家”放在平等的位置上，指出在学术领域的论争“不应该以证据为基础进行判断，而仅仅以有竞争力的可信性为基础”。但是，20世纪的史前史研究却“着魔于这一寻找证据的一种特殊形式”，他称之为“考古实证主义”，即“处理‘物品（objects）’使人‘客观（objective）’的谬论”，也即“对考古学证据的阐释和考古学发现本身一样坚实可靠的观念”。“这一信念将考古学假设提升到‘科学的’地位，而将其他来源的关于过去的信息降级——传说、地名、宗教崇拜、语言以及口头方言和书面方言的分布。”此外他还批评“考古学实证主义者”钟爱“默证（argument from silence）”，“即如果某样东西没有被发现，它就不可能曾经以相当数量的形式存在的信念”[16]。

消除我们头脑里对现代考古学方法的“迷信”，将有助于在历史进程中发掘出更多的“非现代”因素，并给予它们更多的关注、理解和阐释。例如，章炳麟反对甲骨文释读，就需要结合他早年提倡“石史”的言论，以及中年时期建设“信史”的理论共同分析。这一态度绝不仅仅是“反动的”“保守”的，它代表了一种对实物史料与文字史料如何建设可靠历史的深度探索。

贝纳尔的观点是建立在比较“最好的早期作家”与现代历史学家的作品之上，将研究者的目光引向前者。但是，如果将“最好的”现代历史学家或者考古学家挑选出来进行比较，后者是否还会存在他所说的那些缺点呢？处在新旧交替之际的考古学家，并不仅仅是“传统派”被脸谱化，即使所谓的“现代派”也同样被简单化了。被称作“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长期以来就是“现代派”的代表，在田野发掘方法、资料整理分类、人类学眼光等诸多方面开创了新局面。但是，他在实物史料与历史解释之间设置的严密规则却时常为后人所忽视。

不可否认的是，作为整体的现代考古学的确存在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等问题[17]，在更广的范围里存在贝尔纳所说的“考古实证主义”的倾向。因此，把中国现代考古学置于清末民初史学变化的整体背景下，平等地考察争论各方，将可能产生对现代考古学发展有益的批评。

然而，大部分既存研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自1920年以来出现的总结中国学术发展与出土遗物关系的著作，大部分都建立在分科治学的基础上，且明显地偏爱“年轻”的“考古学”（不论其具体含义是什么，“考古学”一词基本上是指代一种新学科），以后起的考古学观念为标准收集历史上相似的学术研究的材料。抗父的《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18]与王国维的《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19]叙述了甲骨、简牍等新史料的问世及研究之经过。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20]简要说明了金石学在清代的发展规模与分派。在1926年瑞典皇太子访华的欢迎会上，他将自宋以来的金石研究与最近考古发掘视为一个种类的工作，称之为“中国考古学”[21]。稍后卫聚贤出版了《中国考古小史》[22]与《中国考古学史》[23]，将传统金石学与新起的“发掘期”考古学研究贯穿一气。20世纪类似的作品还有：大概油印于20年代末的闻宥撰的《中国考古学》[24]；40年代裴文中撰《史前考古学基础》[25]略述中国“考古学的发达史”部分；张政烺的《中国考古学史讲义》[26]从孔子时代讲到清朝；阎文儒约作于50年代的《中国考古学史》[27]虽然区别此学之新旧两类，却至少在篇幅上给清以前的“考古学”留下较多空间；徐苹芳为中科院考古所编《考古学基础》中撰写的《考古学简史》[28]，也曾强调“宋清以来金石学研究的基础”。

另一类学科史研究则将传统金石之学排除在所谓现代考古学的范围之外，强调后者的西学来源。例如，李济在1928年和1934年发表了《中国最近发现之新史料》[29]与《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30]两篇文章，明显与王国维、梁启超类似题目的文章意见相左。他不仅只关注于所谓现代考古学的发掘成果，并且刻意未谈有字史料的发现与研究。虽然他在1931年为卫聚贤的书所作的序中恳切地谈论宋人收集古器物的殷勤和清代文字学隆兴对现代考古学应运而生所作的铺垫[31]，却在1934年作的《城子崖·序》里宣称：“要是把现在的考古学与我们固有的金石学放在一个宗派里，岂不成了中国的胡人用改姓方法冒充黄帝子孙的那一套把戏”[32]。夏鼐于1979年发表《五四运动与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强调近代考古学与金石学的区别，认为地质学的影响和疑古运动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兴起的主要原因。俞旦初的《二十世纪初年西方近代考古学思想在中国的介绍和影响》[33]从考古学界认可的本学科角度追溯学科早期历史，成为后来相关研究的重要模本。取向类似的还有：1986年王世民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作的《中国考古学简史》，1991年张之恒主编的《中国考古学通论》[34]，1992年安金槐主编的《中国考古》[35]，1996年王宇信的《近代史学学术成果·考古学》[36]，1997年陈星灿的《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37]，2003年沈颂金的《考古学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38]，2005年蔡凤书的《中日考古学的历程》[39]，2009年徐玲的《留学生与中国考古学》[40]以及许多学位论文。

还有一些学者尝试从比学科史视野更宽广的学术史角度观察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其结论往往引起考古学界内部的关注。例如，张光直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考古学与中国历史学》[41]考察了中国考古学学科定位的成因及特点；罗泰在张光直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中国考古学的史学定位，指出后者有着强烈的证史倾向，如对夏文化的寻找，并认为近二三十年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在新发现与制度变革的双重作用下产生了地方主义与多元化认识。罗泰的观察点虽然主要针对近几十年的中国考古学，但在探因溯源时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如中国的史学编撰传统、疑古派动摇早期典籍的可信性对考古发掘的促进、金石文字学对考古学的影响[42]。罗泰的研究以及这一时期欧美学界讨论民族主义与各国考古学关系的风气影响很大，继起者如徐坚的《追寻夏文化：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国家主义考古学》，把夏文化的探索史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指出它是在重建民族文化认知的热情下产生的[43]；沙白力（Barry Sautman）则讨论了中国古人类学研究中抵制非洲起源说而坚持本土进化观点的民族主义内涵[44]。

杜正胜从论史语所的新学术之路着手，对考古学的新方法与史学研究的关系有较深入的探讨[45]；桑兵的《国学与汉学》一书述及金石考古学界与汉学家的交往[46]，又从中外学术合作的角度考察了北大国学门考古学研究成就有限的原因[47]；王汎森的《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就1929年殷墟发掘中新旧学术典范之间的对立竞争做了具体而微的考察，勾画出新派史料观点的基本内容[48]；罗志田《文字、实物与知识：“二重证据法”提出前后对“地下材料”的认知》（大纲）从新旧两种考古学在民国学人认识中的纠葛出发，说明了现代考古学建立之时的思想背景[49]；徐坚则从安阳之外的考古学实践中，发现了存在于整个中国考古学领域的丰富性，所谓现代考古学，实际上有多个渠道在为它供给养料[50]。

上述几方面有关这一领域的历史考察仍有拓宽的可能。若要更平等地观察金石学与考古学，我们就不能仅仅关注于后者是如何战胜前者，纠缠于那些后者有而前者没有的特点，或者发掘它们的共同点，而应当开始注意它们各自的学术“语境”，以及它们在其中的自我定位、目标和方法论。当艾尔曼提出“清代出现的考证学派与20世纪中国学术话语存在直接的连续性”时，他并没有进行过详细的论证。正如史华兹所说，要了解“变化的程度和性质”，先得分析文本与其解释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因此，对中国现代考古学史的考察或许需要上溯到清代中期。阮元曾在《商周铜器说》中将自古以来对铜器的认识分成三个阶段，以北宋为第三阶段的开始，即不再视古器为神奇祥瑞，而是加以认真地考释研究[51]。此后众多论述金石学史者，大致依循此说，将北宋视为金石学发展中的关键时段。虽历经元明两朝消沉，进入清代再度繁荣兴盛，尤其是从乾嘉到光宣的一百多年间，对金石古器的收集和著录兴趣持续升温。宋代金石学与清代金石学之间的差异，已有学者言及[52]；但是清代乾嘉时期金石学与光宣时期金石学之间的差异，则少有论者。

阮元说：“形上谓之道，形下谓之器，商、周二代之道存于今者，有九经焉，若器则罕有存者，所存者，铜器钟鼎之属耳。”[53]阮元此论，建立在“器”[54]的地位已经上升的乾嘉学术背景里。戴震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55]以戴震为代表的清代考据学，强调文字训诂等乃“明道”的必循之阶，导致了梁启超所说的“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多方面研究的流行[56]。

即使有心与考据学派立异的章学诚，同样强调“器”的重要性，尽管双方各自所指的“器”有不同的内容。余英时在《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清代考据学是儒学内在理路的自然发展，即由“尊德性”转向“道问学”的过程。持“由经明道”主张的戴震与提出“六经皆史”的章学诚，实皆面对着“儒家原始经典中的‘道’及其相关的主要观念究竟何所指”这种共同问题[57]。章学诚所说的“道”，既是六经记载的“周公之道”，也是存于“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中的“大道”，即余英时所谓“就人类历史文化发展之全程而言”的“道”[58]。因此，“经经史纬，出入百家，途辙不同，同期于明道也”，文章、考证皆为“下学之器也”[59]。

尽管“道”与“器”这组词语在不同的学者那里，甚至同一学者的不同表述中意思都不一样，但这个二元结构是广泛存在的。例如，提倡“复礼”的凌廷堪，不用“器”而用“礼”来表达与“道”的关系，“圣人之道，一礼而已矣”[60]。这种“明人伦”之“礼”，“不独大经大法悉本夫天命民彝而出之，即一器数之微，一仪节之细，莫不各有精义弥纶于其间，所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是也。格物者，格此也。《礼器》一篇皆格物之学也。若泛指天下之物，有终身不能尽识者矣。盖必先习其器数仪节，然后知礼之原于性，所谓致知也”[61]。故以“礼”代“理”，研究的对象扩张到“冠昏饮射……揖让升降……豆笾鼎俎”[62]这样一些“器数仪节”上面。

阮元对“道”与“器”的表述，意思大致处于戴震和章学诚之间。按冯友兰的解释，“道”一词在汉语典籍中的意思至少有六种[63]，而阮元所说的“商、周二代之道”似乎无法归入其中任何一种，因为这是有时间性的“道”，与章学诚所说“周公之道”类似；但阮元所说的“器”则近于戴震，乃是与古文字极相关的钟鼎彝器。也就是说，“道”不再仅仅指百世不变、弥纶万有的东西，它有时也带时间性。可以说，阮元正是在“道”“器”这种结构概念下，进行了类似后世所说的“历史与材料”关系问题的思索。

这一组看似意义宽泛的词，反映了某种史学认识论的结构。无论此结构具体形态如何变化，它持续存在于民国时期的史学与考古学中，尽管当时“道”“器”二字已经淡出时人的论述[64]。施耐德（Axel Schneider）在比较了陈寅恪和傅斯年的言论后，发现陈寅恪在“思想内容”方面是个“保守主义者”，他想要继承一些中国文化的传统面貌，但在“思考模式”，即“方法论和认识论”上却背离了传统，“改变了道与史之间的关系”；而傅斯年正相反，他“在提倡西方式的科学与民主方面激进地采纳了全新的思想内容”，同时“保存了传统思考模式的基本特征”，即“道与史之间不可分离的相互关系”[65]。施耐德的研究明确显示出这组概念影响及于民国学者，尤其是那些表面非常西化的学者，如傅斯年。

施耐德已经证明了艾尔曼对清代考据学的论述过于武断，即考据学并未导致脱离政治目的、道德目的的真正科学的史学产生，直到民国时期，在著名史家中间仍然存在表面追求科学而实际受政治和道德目的支配的情况。但他将“道”与“史”的关系固定化了，暗示存在一个不变的“传统”，即“史家藉由记录历史事实来例证道”的传统。至少从乾嘉到光宣时期，在所谓“传统”的学问中，这组关系其实也有变化。例如，乾嘉时期学者认为“器”是“明道”的必经之途，依赖于各种专门学问，“道”的内容才得以彰显。晚清的陈介祺则认为，“后人所不知圣人之事有二，古文字其一，道理其一”。其中，“道理”在程朱时已经得到阐明，但古文字却长期埋藏于地下，不为人所知，于是他提出，由古文字求“先王之政”的具体情形尚需学者努力。而且探求古文字的意义或古器物花纹形制的意义，均有待于对“道”的正确体会[66]。

20世纪初，第一批新史家开始提倡“掘地”和“石史”，然而在他们内部却存在一些差异。一部分人认为，从钟鼎文字和出土器物可以推断古代史实；另一些人则反对中国文字是纯粹象形字的说法，认为从形象上判断字义将误导人们对古史的认识，甚至称古器物仅仅提供了古代历史的极少信息，与世代相传的文化相比，它们微不足道。有意思的是，这两方的学者都在提倡“新史学”。

所谓的“新”，很大部分就来源于西方现代学术所发明的方法。现代考古学知识传入中国，并不像从前认为的那样，是一门新学科逐步被熟悉被引进的过程；相反，在分科治学形成的初期，学科樊篱并不是那么清晰。地质学与古生物学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学科的范围，在欧美如此，在中国也是如此。不仅是发掘方法、地层知识来源于地质学，甚至早期的考古实践都是由地质学家进行的。

在考古学逐渐成形，并获取了现代学科领域一隅的过程中，本土传统开始考虑如何介入这一新兴事物。于是，“金石学”开始了作为一门“学科”在现代的重塑。传统与现代被不同的人所代表（或自称代表）着，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发生着碰撞，竞争着有限的资源。他们制造了许多“话语”和“规则”，为自己的当下辩解，也为未来开路。

这些“话语”和“规则”并不像它们字面上表现的那样简单，对传统嗤之以鼻的现代人往往在很多方面与他们的对手如出一辙。20世纪70年代末，林毓生曾提出著名的“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全盘性反传统”的论点。他认为那一代知识分子，在政治社会的压力下，受传统一元论与唯智主义影响，将中国文化视为一个有机整体，从而形成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思路；80年代艾尔曼则在强调“中国中心”的气氛中，将20世纪中国出现的新学术与18世纪考据学直接挂钩，尽管他消减了所谓“传统”与“现代”[67]之间的价值色差，指出中国内部存在变革因素，但仍然是企图从整体上对中国20世纪的变革来源作出判断；施耐德的研究为讨论中国“传统”与“现代”转型问题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例证。有可能历史人物表达出来的主张、言论看似亲“西方”，而思考模式是“中国”的；或者相反。也就是说，既不能把历史人物的“思想”作为一个整体来判断，也不能把处于同一时代的历史人物合成一个整体来判断。

与傅斯年学术理念接近的李济，是另一个例子。李济[68]（1896—1979）1918年毕业于清华留美学校，继在美国克拉克大学、哈佛大学留学5年，返国后先后任职于南开大学、清华国学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处，从事中国考古学与体质人类学的研究。他十分关注中国科学事业发展，并且也曾投身于民主活动。与“全盘性反传统”的那些中国知识分子比较，他有着不太相同的主张，也与所谓“五四”一代的心路历程有所差别[69]。其中最显著的一点就是李济在反对“体用”分离、几乎全盘接受科学民主的同时，指出建立在欧美语言与文化背景上的“科学”需要接受非西方眼光的审视，修正或者重新构造真正“科学”的基础。在李济的观念里，传统中国并非是与科学西方相对立的，后者甚至需要整合前者，才可能达到真正的“科学”。

李济一生提倡在中国发展科学，在古史研究中运用“人类学的方法”，注意与文字无关的地层、器物、骨骼等各种遗存。他曾尝试用晚期出现的文字与文献分析早期器物，但后来完全放弃了这一路径，采用与“历史取向”不同的“逻辑分类”。在私下的通信中，他指明“逻辑分类”不仅是对历史的分析，同时指向为中国培育科学的未来。探索中国人种的历史，尤其反映了李济为推进科学发展而坚持体质分类方法对历史研究产生的限制作用。可以说，李济与傅斯年相似，表面上西化，思考模式还带着“中国特色”。如果我们仅仅从学科史或学术史角度进行观察，便忽略了李济整体的历史观以及他推进科学事业的热心对其学术研究的影响，也会简化他的学术研究与清代学术之间存在的同与异。

本书尝试同时观察动态的“传统”与“现代”，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段联系起来，不以任何一方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通过重现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读书人对中国上古史的构思以及他们为建设“信史”而设立的理论标准，将讨论中国考古学所必须面对的认识论前提作一初步梳理；其次，追溯当时读书人可能接触的关于地层与发掘的知识来源，复原包括考古学、地质学、金石学等学科的学术知识与制度的实际演进过程，勾勒出一个更接近“全景”的学科“发生”图；最后，重点考察“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的学术研究，从他对历史、材料与现实的思考中，发现其学术研究的立场、态度、方法，以及他对此后中国考古学所产生的“史学特征”方面的影响，通过个案研究，逐步整理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思想谱系，为深入理解这一学术现象乃至整个社会的近现代转型奠定基础。

【注释】

[1]刘龙心：《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王晴佳：《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专科化与跨学科》，见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2]这主要是指隶属于历史学科的二三级学科之间的跨越，例如［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相关讨论参见罗志田：《探索学术与思想之间的历史》，《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桑兵：《分科的学史与分科的历史》，《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3]查晓英：《20世纪末关于中国考古学走向的争论——以俞伟超和张忠培的观点为中心》，《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4]张忠培：《中国考古学：走进历史真实之道》，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33-248页。

[5]张忠培：《中国考古学史的几点认识》，《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3期。

[6]李济：《现代考古学与殷墟发掘》，《李济文集》第5卷，2006年。文章原载《安阳发掘报告》，1930年第2期。

[7]夏鼐：《五四运动与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考古》，1979年第3期。“近代”与“现代”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是明确的两个时段，本文因涉及时人的称法，故不明确区分这两个时段，除特别说明外，“近代”与“现代”都指向1840年之后。

[8]李济：《卫聚贤〈中国考古小史〉序》，《李济文集》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9页。

[9]此处“旧学”与“新学”的用法，乃沿袭李济所处时期的习惯，但并不具有其背后暗藏的价值判断。参见罗志田：《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10]［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年，第3、4页。

[11]［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

[12]［美］本杰明·史华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程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页。

[13]罗志田：《发现在中国的历史——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点反思》，《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14]张光直：《考古学与中国历史学》，陈星灿译，《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第10-30页；［美］罗泰：《论中国考古学的编史倾向》，陈淳译，《文物季刊》，1995年第2期。

[15]［美］罗泰：《从国际立场看当前的中国考古学》，《中国文物报》，2012年5月11日第5版。

[16]［美］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郝田虎、程英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6-8页。

[17]［加］布鲁斯·G．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第2版），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18]抗父：《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东方杂志社编：《考古学零简》，商务印书馆，1923年。

[19]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科学》，1926年第11卷第6期。

[20]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中华书局，1936年。

[21]梁启超：《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卫聚贤编：《中国考古小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

[22]卫聚贤：《中国考古小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

[23]卫聚贤：《中国考古学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

[24]闻宥：《中国考古学》，油印本，藏上海市图书馆。

[25]裴文中：《史前考古学基础》，《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26]张政烺：《中国考古学史讲义》，《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

[27]阎文儒：《中国考古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28]徐苹芳：《考古学简史》，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基础》，科学出版社，1958年。

[29]李济：《中国最近发现之新史料》，李光谟编：《李济与清华》，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

[30]李济：《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考古琐谈》，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31]李济：《中国考古小史·序》，《中国考古小史》，第1页。

[32]李济：《城子崖·序》，《安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08页。

[33]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西方近代考古学思想在中国的介绍和影响》，《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

[34]张之恒主编：《中国考古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35]安金槐主编：《中国考古》，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36]王宇信：《近代史学学术成果·考古学》，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1996年。

[37]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三联书店，1997年。

[38]沈颂金：《考古学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学苑出版社，2003年。

[39]蔡凤书：《中日考古学的历程》，齐鲁书社，2005年。

[40]徐玲：《留学生与中国考古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

[41]张光直：《考古学与中国历史学》，《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三联书店，1999年。

[42]Falkenhausen L，On the Historiographical Orientation of Chinese Archaeology，Antiquity，vol．67，1993．Kohl P L，Fawcett C：The Regionalist Paradigm in Chinese Archaeology，Nationalism，Politics，and the Practice of Archaeolog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43]徐坚：《追寻夏文化：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国家主义考古学》，《汉学研究》，2000年6月第18卷第1期。

[44]Sautman B，Peking Man and the Politics of Paleoanthropological Nationalism in China，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60，no．1，Feb．2001．

[45]杜正胜：《傅斯年的史学革命》《新史学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新史学之路》，台北三民书局，2004年。

[46]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47]桑兵：《东方考古学协会》，《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48]王汎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49]罗志田的《文字、实物与知识：“二重证据法”提出前后对“地下材料”的认知》（大纲）为2005年9月复旦大学“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50]徐坚：《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科学出版社，2012年。

[51]阮元：《商周铜器说》下册，《揅经室集》，中华书局，1993年。

[52]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4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梁启超：《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卫聚贤编著：《中国考古小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

[53]阮元：《商周铜器说》上册，《揅经室集》。

[54]冯友兰解释说：“实际底事物，中国哲学中名之谓器。”清代学者常说中的“器”范围不定，时而较具体，指有形态的器物、有事实的制度，时而较宽泛，似指一切“有情有状”的东西。本文所用的“器”的意义，除引文外，均取后一种，接近冯友兰的解释。见冯友兰：《新理学》，《三松堂全集》第四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3页。

[55]戴震：《古经解钩沉序》，《戴震全书》第6册，黄山书社，1994年，第377、378页。

[5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

[57]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00年，第2-10页。

[58]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第52页。

[59]章学诚：《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转引自《胡适文集》第7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4页。

[60]凌廷堪：《复礼上》，《校礼堂文集》，中华书局，1998年。

[61]凌廷堪：《复礼中》，《校礼堂文集》，中华书局，2006年。

[62]凌廷堪：《复礼下》，《校礼堂文集》，中华书局，2006年。

[63]冯友兰：《新理学》，《三松堂全集》第四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66页。其中，冯友兰也指出了“道”有“形以前”和“形以后”的区别。

[64]但在某些哲学家的论述里，“道”仍代表了“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并承认自己“情感难免以役于这样的道为安”。见金岳霖：《论道》，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6页。

[65]［德］施耐德：《道史之间：为中国寻找现代认同的两位中国史家》，《中国文化》，2001年第17、18期。

[66]参见陆明君：《簠斋研究》，荣宝斋出版社，2004年。

[67]对这一组概念进行的反思，可参见［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年，第43-80页。

[68]自1979年8月1日李济逝世至今，研究这位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学者的论著已达数十篇（部），叙述内容既包括他对中国考古学的贡献，内容涉及田野工作、地层学与类型学，又包括民族史研究、多学科背景和研究方式，也有将其学术和生活结合在一起观察的成果：《李济先生的生平和学术贡献》（王世民，1982）；《关于李济》（高信，1990）；《李济先生与中国考古学》（石璋如，1998）；《史语所的体质人类学家：李济、史禄国、吴定良、杨希枚、余锦泉》（王道还，1998）；《史语所、李济先生与我》（张光直，1999）；《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先生》（张光直，1999）；《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编者后记》（张光直，1999）；《李济先生与周口店研究》（张森水，1996）；《转型社会中的考古学家——李济个案的社会史剖析》（胡鸿保，1999）；《李济与西阴村和夏文化》（张立东，2003）；《李济民族史观探析》（张子辉，2004）；《论李济》（刘文锁，2005）；《走近李济——介绍两部关于李济先生的书》（马庆洲，2005）；《李济与旧中国的文博考古事业》（刘作忠，2005）；《停在西阴——中国人的第一次独立考古发掘》（田建文、李光谟，2006）；《追忆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韩俊红，2008）；《李济与20世纪初中国考古学中的“文明观”与“历史感”》（张原，2009）《忆济之师》（邓淑苹，2009）；《在历史的分岔处——李济与尹达的不同选择》（刘宜庆，2010年）；《李济何以成为中国考古学之父》（博思源、陈北辰，2010）。李济哲嗣李光谟先生多年来整理出版李济的资料和传记，例如《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2004）、《李济文集》（张光直、李光谟主编，2006），提供了李济研究的基本资料。岱峻（2009）著《李济传》，收集了不少中国台湾史语所档案馆所藏李济资料，对李济一生行迹叙述详细。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也出现在众多围绕中国考古学史进行的研究中。除此之外，可能还有许多相关论文未被收集，原因有两点：一是李济在1979年逝世，许多与他有交往的人写下了回忆性或稍带点评论的文字，刊发在不同类型的报纸杂志上，要搜齐这类文章，似乎不很容易，台湾地区曾经出版过人物资料汇刊，即《李济传记资料汇编》（台北天一出版社，1979），里面多半就是这类型的文字；二是李济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从各个方面研究中国现代学术史的论著，都有可能会涉及李济，例如《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冯客，1999）、《中国民族学史》（王建民，1997）、《中国人类学逸史》（顾定国，2000）。

[69]［美］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新星出版社，2007年。

看来在古史辨派之外，尚且能找到别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