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之对《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的笔记(1)

中华帝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诞生与演变

本书被列为阅读计划中的重要板块，主要作为解读《寻找亚洲》一书的补充资料。
作者王柯在自序中，提出了自己希望通过本书解决的几方面重要问题：
首先，中国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究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还是汉族这个中国最大的民族集团后来的主观的肆意解释？第二，如果中国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那么它的原动力在哪里？第三，如果真有这样一种使中国走向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原动力，那么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是否形成了一个追求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规律？第四，谁是能够感知和实行这种原动力的主体？尤其重要的是其中是否包括了周边的民族集团？
相较于专注于探讨早期中国思想历程的《成神》，本书贯穿先秦至当代的中国历史，其论述更具动态性和当代性，显然是一份更加难能可贵的重要文献。由于时间关系，只能暂且选择反向“掐头去尾”式的读法，选读部分章节摘取相应段落作为保存。
从“天”的思想出发，产生“天下”的思想，最后再衍生出“天子”的思想，是先秦时代“天下思想”形成的三部曲。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诗经·商颂·殷武》篇中“自彼氐羌”的氐与羌，都是中国周边地域的人类共同体集团。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天下思想”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已经考虑到了周边民族集团的因素。也就是说，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形成于先秦时代的“天下思想”中周边民族集团与中原王朝同属于一个“天下”的认识上来。
关于这条思想演变的路径，作者在本章小节中给出了进一步的解释：
中国初期国家的国家构造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天下思想。而天下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把“天下”等同、限定于“中国”，在解释了“中国”在“天下”中所处地位的同时，还规定了周边民族在天下体系中的地位。按照正统王朝思想的理解，“天下”从地理上可以分为“九州”与“九州之外、四海之内”这两个部分，从方位上可以分为“中国”与“四夷”，而在民族集团的层次上又可以分为“华夏”与“蛮、夷、戎、狄”。被称为“蛮、夷、戎、狄”的异民族也被列入“天下”的体系之中，这就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起源，也直接提供了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土壤。
……
……多重“天下”的思想摆脱了狭隘的血缘意识，将政治和文化作为划分的标准，所以即使原来是属于蛮、夷、戎、狄的人或集团，随着政治上和文化上的统一，也可能变成“华夏”，在中国历史上，这种事例不胜枚举。
前文还特别提到了“方位意识”，这种提法好像在以往所读文献中见的不多，想来“中华”一词不正是有“我居天下之中，四方来朝”之意吗？之前在《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还是其他那本书里读到，世界上每个民族几乎都有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我想可以从生物学层面来进行解释（生理性的反映究竟算不算得上是人类行动的底层逻辑尚未可知），即所有的动植物、微生物生来就被设定为利己的，因为要在残酷的自然选择与物种竞争中存活下来，并且将自己的基因延续下来，如果没有利己的本能那将是不可能做到的；当然，我们也不难从自然界中发现存在共生关系、互利关系的生物对子，但是这种平衡往往是非常脆弱的，大自然很快会让为利他性而错误演化的物种付出代价。也正因此，人类所谓的利他性，追究到底仍是要“以我为主”的。
中华之大，在于包容，作者以“内服—外服”体系取代现代社会常用的“歧视”链条，中国很多时候并不对周边异族实行直接统治，仅要求“臣服”中华之中央地位（后来更具体的表现就是朝贡体系），在政治和文化上寻求意识形态的“和”。或许我们今天关于东亚一体的错觉，恰恰基于我们祖先所构想的这套“外服”体系，欢迎并承认周边民族走进“中国化”。换一个角度想，这或许就是中国人的阴险之处——文化灭绝政策的早期版本。
那么，回到开头提出的第二问，多元一体的中国之产生，“原动力”何在？作者通过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和吴、越被中原国家承认的例子来进行说明，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今天中国与周边国家形成的政治格局，文化的辐射范围到底存在一定局限。
无论是蛮、夷、戎、狄通过移居“中原”而实现“华夏化”的方式，还是“四夷”地区通过自身接受“中原文化”实现“华夏化”的方式，促使“中国”周边地区的民族集团由蛮、夷、戎、狄向“华夏”转化的动力，都在于他们认同华夏文明是一种比他们自身原有文化更加卓越的文化形式。因此可以说，“中原”的扩大，事实上就是“中国”文化边界的扩展，而“华夏”集团的膨胀，并非是“华夏”集团通过对其他民族集团的强制同化，而是被同化民族集团的主动“归化”而实现的。
今天生在和平年代的中国人，或许已经无法想象一个四分五裂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尤其是在近代受到西方列强瓜分之痛以后，中华民族对于统一的认同应当是不可撼动的。周边民族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事实上来源于一种对于文化强权（或是文化优势）的崇拜——这种解释模型具有动态性，因为任何强权都必然要经历由盛转衰的一天。群狼环伺的中国，便不得不以她的勤勉、拼搏来换取其他民族集团的臣服。
当然，中国的文化优势同样是令周边民族“服”的重要因素，主要体现在其先进性上，比如“王政”“德治”对狄夷同样适用。关于这一点，作者更进一步提出了“天下思想”与“多民族性”之间的相互成就关系：
因为“天下思想”以“天”为根据，所以它强调的“天”之“德”不仅适应于构成“天下”主体的“华夏”，也要适应于“中国”周边的蛮、夷、戎、狄。因此，一直主导了中国人国家观念的“天下思想”，自身本来就具备要求实现多民族国家的因素。理解“天下思想”的这一性质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历来追求多民族国家，为什么中国人历来认为只有多民族的“天下”才是一种天经地义。毫无疑问，中国人关于多民族国家的这种思维，是以“天”的存在为前提的一种先验论的逻辑推论。但是，要想明白中国人为什么会将这种先验论的“天下思想”理解为追求多民族国家的理论依据，那就应该首先明白：这种先验论的“天下思想”其实是先秦时代中国多民族社会这一现实带来的结果。
其中“实践—经验—理论”逻辑链条的解构暂且不提。记得某位西方学者关于“帝国”的定义中有一条，专门指向“多个民族”，可能其中暗含了征服、侵略、讨伐、压迫等不友好的政治意味，不过至少从中华帝国的视角看来，这层恶意大约要削弱不少。
第七章关于维吾尔社会的论述颇有见地，不知道这里放出来会不会过于敏感，就只选一段观点作为记录（虽然与解读《寻找亚洲》的主题关系不大，但前两天刚好与同事探讨过民族问题）：
从控制整个中国的政治体制的层次上来看，清王朝对于藩部地区实行各种政策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将这些民族集团与地区同内地的汉人社会进行彻底隔离，严防这些民族集团和地区的“汉化”和“内地化”。清王朝的这一做法与历史上的征服王朝辽、元相同，都是同样致力于建设一个多元型帝国构造或多元型天下体制，其目的就是将一些周边的地区和民族集团变成威慑力量，以对在人口上明显超越自己的汉人社会起到牵制作用。只不过是到了清代，作为统治民族集团的满人与汉人在人口比例上的差距显得更大。面对着数百倍大于自己的汉人社会，清王朝的做法也就更为巧妙。它通过“藩部”制度将蒙古、西藏和新疆的民族社会变为一个只与满人发生关系的金字塔形的民族政治同盟体，将进入这个政治同盟体的民族集团成员变为一个只服从于满人盟主（他在汉人社会中的身份是中华王朝的皇帝）的臣民，从而对内地的汉人社会产生了更加具有威慑力的牵制作用。
满人等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确难免对其他少数民族怀有一种纠结的情感，他们既希望利用其他民族集团牵制体量庞大的汉人，又因历史上的种种前车之鉴而对这些民族集团保持着高度警惕。或许正是这种异族之间的不信任感，才让汉人有了利用权谋之术立足的余地吧？
第八章主要论述左宗棠收复新疆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将其置于国际政治的背景下来考察动因，比较李鸿章与左宗棠的国防军事思想交锋，还涉及经营新疆等问题，不可不谓精彩！
……“新疆建省”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清王朝改变了它的统治政策，更在于它标志着中国人开始转变自己的国家思想和民族集团意识。此后的事实也说明，“新疆建省”这场政治改革直接关系到了中国建设近代国家过程中确立主权领域的范围——确定“领土”和确认“国民”——建设“国族”的问题。
第九章重点放在中华民国建国前后一段时间里探索民族国家设计的过程，让人尤感忧惧的是革命派所主张的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不禁感叹“解释”的力量在政治领域发挥的作用之可怕。作者梳理出孙中山先生“排满—五族共和—民族同化”的思想变化路径，从中又不得不对国父思想之深度（以及民族危机意识）感到由衷的敬佩。
说到底，近代以来所谓“国家”这一概念，本来就是西方人发明出来的，与中国传统的“天下”认识体系存在根本上的不同，以孙中山先生的解释来说，即中国人尊崇自然一体的“王道”，而西方列强信奉“强权即真理”的“霸道”。
……近代西方的民族概念作为中国国家的组织原理被引进并且得到实践，毫无疑问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传统的“天下思想”主张不分夷狄华夏，近代的民族主义则号召以民族划分你我，“天下”与“民族国家”，一个开放，一个收敛，二者的性质截然相反。然而事实证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家们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对一个血同源、人同种、文化同质的“中华民族”的追求。这种将民族、国家与血缘、种族、文化等列的“国族”思想，明显受到了传统的“天下思想”的影响：关于“王道”与民族形成关系之解释肯定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原本来自西方国民国家理论的“大中华民族”的设想也借此明确了民族同化的方向。
希望提高阅读效率的读者可以直奔本书结论而去，对作者自身观点的陈列基本完备，可以直接作为论文的引用素材。
总的来说，是中国国家政治历史领域值得一读的优秀论著，其中涉及到的认识论放在今天也并不过时。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