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asidas对《洪业:清朝开国史》的笔记(7)

Brasidas
Brasidas (私死有自,生阳无自)

读过 洪业:清朝开国史

洪业:清朝开国史
  • 书名: 洪业:清朝开国史
  • 作者: [美] 魏斐德
  • 副标题: 清朝开国史
  • 页数: 880
  •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 出版年: 2017-2
  • 第115页
    自1631年大凌河城陷落后,就再未发生过严格意义上的满汉之间的战争。从那以后,后金的许多作战计划和准备工作都是由汉人指导的,所以将此后的战争描述为东北边地武人集团同明朝的争斗,或许更为确切。大凌河降官几乎都是世代为明朝效力的辽阳土著边民。他们是职业军人,严格遵守维护个人荣誉的生活准则。...两年后,又有一伙东北武人加入了皇太极的伟大事业...他们是原籍山东的辽东海盗,是一群投机取巧、变异无常的军事冒险家。憨厚朴实的辽阳边民将这群海盗视为赌徒和酒鬼...这些冒险家有许多共同点:他们都曾是皮岛军阀毛文龙的部下,最先学会了操作欧式大炮(他们受过登莱巡抚孙元化的训练),有丰富的海战经验(他们经常驾驶往返于山东半岛和辽东、朝鲜各岛屿之间),并有吸引忠实追随者的能力(他们组成了完全由他们个人控制的依附性很强的半封建军队)。...他们来历复杂,但这不仅表明了他们的社会特征,还说明了明朝对北方沿海地区的控制早已瓦解。

    内有粮饷压力,外有守土压力,后金势力则提供了充足的公共产品 —— 粮饷、合法性、安全。P118

    大凌河降人,旧汉兵及其未成年男丁和所属民户,便完全按照满洲制度编入了八旗组织。其将领为官旗大臣,实际相当于地方长官,负责本旗的民政、财政、社会教育和司法事务。与满洲八旗不同的是,汉军八旗无护军,而只又配备火器的骑兵(不像满蒙骑兵只用弓箭)和使用弓箭的步兵。...1631—1633年间归顺皇太极的这些汉族军队,极大地增强了后金军队的作战能力,但同时也加重了后金的经济负担。...因此,有必要向辽西以外进行掠夺。或西入蒙古...或南下入关,劫掠中原。...这些内蒙古部落不仅成了后金的重要军事盟友,还成了向后金提供战马的基地。15世纪初,明军从内蒙古得到了170万匹马,而如今连骑兵所需要的10万匹马也难以保证了。

    中央王朝对纵深防御和本地及长途结合的后勤供应规划不足,以及当地民生资源变现而成的守土能力随着辽阳武人投敌而瓦解,从而在守土责任失败而失去合法性。此经验直至1949前均有效。

    苏俄则通过NKVD就地解决公共产品失效的风险,以免资敌。

    2018-03-18 09:58:06 回应
  • 第161页
    自杀殉难者中欧许多人已经在文官仕途中完成了他们的使命,而大量投降者则是仕途生涯刚刚开始,或达到顶峰的较年轻官员...最善投机钻营的人则将自己的名帖送给在大顺朝为官的同年,或设法托朋友把自己介绍给宋企郊和牛金星。

    个人主义在明朝...能够团结最广大人口的儒家社会(政治正确)瓦解后,忠君的思想本身也具备投机性。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 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 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 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 《礼记·礼运上》

    小康意识能够缓解实际断层线带来的政治正确瓦解,或鹰或鸽的投机性和政治正确的诗性统一。纪戊戌年年春孟仲之交。

    2018-03-18 13:39:20 回应
  • 第168页
    李自成也同样易于将这些降官的劝进赞美之词视为他们谋求自身的卑猥而自私的手段。正是投降了大顺政权这一行为本身,使许多明朝官员在李自成眼中变得一钱不值...在其他场合,他又一再下令刑政尚书惩治最恶劣的变节分子。这一政策导致46位明朝官员被处决。

    草根出身的李也是被“东林宣传”所侵染,缺乏天下实际如何得到治理的知识。

    易于传播和接受的文化(劣币驱良币)对断层线及其代际(成本依赖)的影响——以乱治乱。

    2018-03-18 14:07:54 回应
  • 第176页
    多尔衮强化君权的野心,加上清廷中众多汉官的劝谏,便决定性地促成了满族从部落战争时代向帝国统治时代的过渡。

    边际提高的新合约安排 + 产权洗盘 = 路线

    路线 - 边际提高的新合约安排 = 产权洗盘

    边际提高的新合约安排 - 路线 = - 产权洗盘

    路线 - 产权洗盘 = 边际提高的新合约安排

    产权洗盘 - 路线 = - 边际提高的新合约安排

    2018-03-18 16:10:26 回应
  • 第370页
    6月19日,多铎下令公布多尔衮队江南老百姓的一道特别赦令。赦令写道:
    檄谕河南、南京、浙江、江西、湖广等处文武官员军民人等曰:尔南方诸臣当明国崇祯皇帝遭流贼之难,陵阙焚毁,国破家亡,不遣一兵,不发一矢,如鼠藏穴,其罪一;
    及我兵进剿,流贼西奔,尔南方尚未知京师确信,又无遗诏,擅立福王,其罪二;
    流贼为尔大仇,不思征讨,而诸将又各自拥众扰害良民,自生反侧,以启兵端,其罪三。
    惟此三罪,天下所共愤,王法所不赦。用是恭承天命,爰整六师,问罪征讨。凡各处文武官员率先以城池地方投顺者,论功大绪升一级。抗命不服者,本身受戮,妻子为俘。若福王悔悟前非,自投军前,当释其前罪,与明国诸王一体优待。其福王亲信诸臣,早知改过归诚,亦论功次大小,仍与禄养。
    ...
    晚明社会复杂混乱,政局动荡不定,派系变换,观念歧异,惶乱犹豫原是这一时代的特色;但正是清朝这类赦令文告中表现出的那种君临天下的口吻,大大消解了那种惶乱犹豫。尽管对南明官员的罪过施加了高压措施,这种声明中充分的自信却使许多人为之折服了。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南明为症候,清则为天刑,此赦令有如拉康笔下的“ 残渣”。不用提钱谦益和王铎的顺降声明了,如P391提到钱“‘以招抚江南为己任’的迷醉”。

    2018-03-19 11:40:37 回应
  • 第390页
    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在于“地方棍徒,四起抢劫”。在这样一场令人瞩目的军事胜利之后,如果他们的占领想要成功地话,大清统治者就必须避免单纯的军事行动,比如像刘良佐和李成栋一类难以管束的军阀的部队队平民的残害。他们必须转而依靠和平手段,特别是依靠地方绅士的自愿合作,以避免进一步的暴力破坏。这些是他们宣传工作的燃煤之急,因而也是满人要求正统合法性的主要凭借。

    满人以提供公共产品为合法性来源,南明以血统和君臣大义为合法性来源,原因在于P400:

    具有这种官方身份的人便可以在赋税册中把那块土地勾销,接受那块土地的地租,而对这块土地的旧日所有者(现在是他的佃户)来说,较之早先不得不交纳的赋税,他们也轻松了许多。因此,投靠”的基本意思,是为了获得某个官僚的保护而交出他的土地和劳动。这就是顾炎武在叙述江南的穷苦农民是如何寻求乡绅保护时使用的这个词的意思:“今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风,一登仕籍,此辈竞来门下,谓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

    而满人对旧精英的策动力则在于圈地封侯,对新本地精英的策动力则在于稳定的社会秩序,前者的价值也有赖后者实现。P402:

    江南乡村人口的20%~30%,已经通过“卖身”或“投靠”的方式,而依附了富户人家。其他许多农民成了富人的佃户,而且根据同样的当时材料,在满人征服时期,社会上下层间存在着严重的潜在阶级冲突。城中大户和乡村佃农相视若仇敌。...中介性市场城镇的扩大给乡村穷人提供了更为自由的城市环境,在那里他们成了“市井之徒”...城镇中的享乐逍遥,也引起了对中上层富裕阶级的嫉恨。因此,特别是在中国的中部和南部,晚明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事例,说那些佃户们在集市上,纪念15世纪福建人的起义及其领袖邓茂七,并且继承了他的旗号——铲平王。...在其他一些平均主义色彩不太强烈的事例中,则是市民们聚众抗议稻米的囤积、谷物的倒卖以及大秤小斗一类欺诈手段。...在中国南方出现的这种“义约”叫做“纲”,这是一个常常用来称呼手工艺人行会的字眼。由于遭到皇帝特令禁止,许多这类组织就像19世纪广东的秘密社团一样,变成了半军事化的秘密组织,人们都把它叫做“都”,有大小头目来领导。在中国北方,同类的原始武装有时叫做“会”,他可能模仿了富商的“会馆”(用于同乡人落脚的地方)。...在17世纪20年代,下层社会和“义绅”经常地联合起来,共同抵制中央政府以保卫城市特权。...在17世纪30到40年代由于社会上下层之间冲突更加尖锐化,所以绅士更加迫切地需要加强上下层之间的这种联盟。江南结为一体的乡绅家族,敏锐地察觉到维持亲族关系这种基本社会联系稳定的必要性,而且还要通过公共救济、自卫组织和其他乡绅领导的为社会从属者提供福利的各种团体,把乡村和城区组织起来,缩短社会上下层之间的距离。在江南的省地方志中,有很多这种温情脉脉而又有约束力的家长式统治的事例。...所有这些不断出现的努力,其目的是缩短贫富之间差距,以使一地的人们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在这种社会各个阶层共同协作的精神下,乡兵也被组织起来,以共同保卫家园。...在农村并不是十分有效的。当时中国的经济危机的恶性影响破坏了他们的企图,对外贸易的下降意味着白银输入的减少,紧接着就是相对于铜币而言的可怕的白银通货紧缩。在江南,1638~1640年之间的颚铜币贬值44%,在1640~1646年之间又贬值6%。...在1642年到1644年的松江地区,棉花的平均价格只相当于它正常价格的1/8。

    套利资格和权力等级的结合,导致如此,南明士大夫为此“制度”的延续,必然和稳定局势的暴力拥有者积极合作以促成暴力拥有者所持有暴力的政治目的。特别是晚明的通缩,导致利差加剧的社会经济背景下。P411:

    这些乡绅受到了逢迎,但也不是露骨的诱惑。如果这种逢迎过于粗俗的话,这些社会上层名流就会被迫拒绝合作,以避免公众的指责。逐渐地,江南的士绅家族找到了一些办法,既可以与清政府官员合作,以保护他们自己的社会利益,又可以满足清政府控制那个地区丰富的经济资源的要求。

    本朝则为了避免历史循环,而在政治合作之后进一步进行社会革命。

    2018-03-19 12:04:36 回应
  • 第681页
    在专制制度的历史中,专制君主常常通过组建一套官僚机构,摧毁贵族的封建特权,来建立自己的权力。但中国自10至11世纪,官僚作为占支配地位的阶层,取代了六朝及唐朝以来的大贵族家族,君主的最主要权力的竞争者,就已是科举出身的缙绅阶级本身了。虽然缙绅们的身份品位总是有皇帝授予的,但他们经常试图使自己临时性的特权成为永久的东西。然而,由于这最终得以开军事力量、政治上的正统地位以及皇帝所授予的合法权力,所以官僚缙绅阶级从未发展到使自己封建化的程度。...1660~1661年间对江南缙绅的影响深远的打击,就同时是满族本土主义与汉族地域主义的产物。

    而清末地域主义的再次兴起时,由于满族的腐化,从而带来了汉族本土主义的兴起,后续不表...满之所以得天下,在于汉军旗人(马上/红衣大炮+马下/治理技术),而汉军旗人经济和生活上长期近满远明,加以官爵,编以农战,易于驱使,倭寇如能在江浙闽建立有纵深的根据地,且没有值张居正掌朝,历史可能会有变化;清末新兴军功集团“入旗籍”受限,且厘金自助,加受满族不自信的牵制,即便赐以官爵,不能效死,且多有汉族能人志士远满近洋,形势较明末满洲局势反转,气数一同反转。

    2018-03-19 23:20:04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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